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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注定是个分水岭。
中国在过去30多年以吸引外资为主的局面，已经成为过去时。2014年底，中国对外投资的数量超过1200亿美元，超过实际吸引外资的数量。这也意味着，中国企业花了30年时间，逐渐从“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
在新一轮战略布局的排兵布阵中，装备制造业被推到最前台。今年初，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铁路、核电、建材生产线等中国装备“走出去”。4月初，李克强再次主持召开中国装备“走出去”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座谈会，提出“装备走出去倒逼提高企业竞争力”。
与此相关的顶层设计也在加紧推进。有消息称，国家发改委正在牵头制定《关于加快装备走出去的指导意见》，目前初稿已完成。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近日也表示，推进中国装备“走出去”，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将是中国今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走出去”的概念形成于1997年前后，其早期的思想根源可追溯至胡耀邦提出的“两个市场、两种资源”。2002年，在党的第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方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真正实施则是从2003年中央政府机构调整开始。当时合并了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国内贸易部后，成立了商务部，下设的25个职能机构中，对外经济合作司的主要职能第一条即明确为组织、协调实施“走出去”战略。
而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对外投资基本停留在概念层面。对企业来说，尽管改革开放已经推进了20年，但国有企业受固有制度和思维束缚严重，自身实力与国际企业差距悬殊，而民营企业基本还处于偷偷摸摸的生存状态。
对外投资开闸真正开始于2001年底加入WTO之后。2002年，上海汽车斥巨资购入大宇汽车的股份;紧接着，中国网通与亚洲全球电信达成收购协议，成为首家并购海外公司的中国电信服务营运商。
这一年，中国公司海外投资达25亿美元。而在此之前的十余年间，累计对外投资只有70多亿美元。这一时期，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经典案例，是而发生在2004年的联想“蛇吞象”收购IBM。彼时，联想集团以12.5亿美金收购IBM的全球PC业务。
2005年初，各国依WTO规定全面取消对中国纺织品限额，中国纺织品自此开始“走出去”。两年后，中国第一个境外园区——越美纺织工业园在尼日利亚投资建设。不过，在这个时代，有个说法曾经广为流传，即“中国只有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空客380”，这成了当时的生动写照。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看来，这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1.0时代，其特点就是“仅靠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很低”。“这一时期是探路出去，还没有完全走出去。”陈凤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时，中国领导人出访国外，也会签署贸易项目，但买多卖少。可以拿出手推销的东西，也大都是服装、鞋帽等低附加值产品。
另一个向外输出的则是劳动力。从1980年至1990年，在中国的建筑、轻工业等很多领域，都出现了一批“海外务工”人员，廉价的劳动力决定了这一阶段低端劳务输出的特点。此后，以劳动密集型的施工总承包开始越来越普遍，以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但经济附加值仍然很低。
直到2000年以后，中国建设类企业的技术优势才开始显现，自主承建项目越来越多，EPC（交钥匙）、BOT（建设、经营、转让）等高层次、高技术含量、高经济附加值的大型项目也逐年增加。
而真正出海投资的，基本集中在资源型企业。“上世纪90年代，国家已经到了工业化中期的阶段，当时所有的矿产资源，都要依靠大量进口。资源企业去海外投资就是为了保障国内的资源安全，并不是为了拓展市场。”陈凤英说，这一时期，国家把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五矿等企业纷纷往外推，“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才开始调整”。
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国内环境深刻变化，尤其是近几年，“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概念提出，国际投资要服务于国内经济转型。“现在已经基本结束、但不能完全结束‘引进来’这个过程，而中国的剩余产能、优质产能，必须要走出去。”陈凤英认为，现在已经进入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升级版，即2.0版，“现在刚开始，正在推进，也在融合推进一些具有3.0版特征的金融服务走出去，但真正的3.0版是高级形态，现在还达不到。”
不少研究者认为，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特点，从中国领导人出访议题的变化中，也能有所显现。改革开放之初，探讨的是吸引外资、吸引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聚焦的是经贸往来，促进更便捷的贸易;加入WTO之后，主议题变为深化与世界各国在重点领域的战略合作;如今，促进中国资本、中国制造“走出去”，成为新亮点。
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值规模突破20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超过三分之一，居世界首位。其中，高端装备制造业产值在装备制造业中的比重已超过10%。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装备工业研究所所长左世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近几年，我国对外投资步伐明显加快，呈现出几个特点，一是以工程总承包、援建项目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配套走出去不断增多，通过投资建厂、建立境外工业园、设立分支机构、成立合资公司等全球布局发展趋势越来越快。另外，工程机械、发电设备、航空、机床、农机等行业企业通过收购国外知名企业，迅速跻身行业国际领先地位。目前，我国装备制造企业海外并购交易金额已占到制造业海外并购交易总额的45%左右。
随着全球网络的布局，企业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也显著提升。左世全研究发现，一些装备企业通过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研发中心，成立合资公司和跨国并购等方式，迅速接近了一些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山东潍柴动力收购全球第二叉车企业德国凯傲公司，获得了全球领先的高端液压元件生产技术和工艺。沈阳机床在2004年收购德国希斯集团，吸收其先进技术与管理理念，成立了希斯研发中心。 在他看来，装备行业“走出去”发力迅猛，得益于经过几十年练内功，一些优势已经逐步显现，“高铁、电力、通信等装备在国际市场具有高性价比的竞争优势，对于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周边国家而言，中国装备总体上较为先进，质优价廉。再者，由于具备很强的工程建设与施工能力，通过工程总承包等项目建设，可带动中国装备成链‘走出去’。”
根据世界银行计算，中国高铁造价仅为海外高铁整体造价的29%～37%。中国有庞大的外汇储备，能够为海外铁路项目提供融资便利。核电方面，第三代国产化技术基本成熟，国内企业已掌握适用于12英尺和14英尺燃料组件的控制棒驱动系统关键技术。国际原子能机构预计，未来10年，除中国外，全球约有60～70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建设，海外核电市场空间将达1万亿元。2015年1月，中国和巴基斯坦签署340亿美元投资协议，将在大规模核电厂等方面开展合作。由中广核集团、中核集团共同参与的英国欣克利角核电项目也有望取得重要突破。
左世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根据行业内的预测，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以及亚投行等国际银行的设立，中国装备“走出去”的步伐将会明显加快。预计到2020年，重点领域装备出口规模有望翻一番。
不过，在陈凤英看来，目前中国制造出海，仍然处于从低端到中端发展的阶段，“‘走出去’的产业，一定是国内产业的延伸，这是普遍的国际规律，美国、日本都是如此。国内目前已经是重化工业的中后期，但延伸到国外的产业还处于初、中阶段，最核心的技术永远在国内。”
与以往国家战略中把“走出去”作为长期发展备选项不同的是，这一轮主动“走出去”其实也有些“形势所迫”的意味。
中国制造的整体产能已经明显过剩。以产能过剩最典型的钢铁行业为例，2014年，河北钢铁公司宣布，将会把500万吨的钢铁年产能（占其当前总产能11%）向海外转移至南非的一处生产设施。向南非转移的产能相当于南非本国在2014年度钢铁总产能的近三分之二，同时也相当于整个非洲钢铁产能的三分之一。除了钢铁之外，其他受到国内经济转型调控影响的产业，如水泥和玻璃等，也会逐步开始向海外转移。
对于追求利润的企业而言，与其在国内纠结，走向国际市场是当前唯一的选项。虽然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鼓励企业“走出去”，但直到现在，“走出去”才逐渐脱离了口头上的口号成为了现实中的选择。
“国内产能淘汰退出与严控也意味着成套装备和生产线要进行更新淘汰。”左世全认为，通过加快中国装备“走出去”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相当于为这些领域的装备产品提供了一条疏解的途径，“变过去的淘汰和严控的‘堵’向‘疏’转变，就像当年的大禹治水一样。”
通过推动装备“走出去”和国际产能合作来化解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已经在国家战略层面有了清晰的思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4月3日主持召开的中国装备“走出去”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座谈会上对此作了清晰表述：当前中国要顶住经济下行压力，必须用“双引擎”来助力“双中高”。一是打造新引擎，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二是改造传统引擎，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但‘双引擎’不能关起门来打造，必须要着眼全球。”李克强说，“现在看，支持中国装备‘走出去’，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产能要素、开拓产能市场，可以为中国经济中高速发展增力减负。”
在陈凤英看来，还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过去中国依靠“世界工厂”地位建立起来的对外商品贸易模式也难以为继，“商品贸易依然还是很重要，商品在国际上的市场份额还是要占有，因为全球化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市场依然在扩大当中，但是以投资来发展贸易，这可能是一个新的变化。”
但是挑战却甚于以往。“困难和挑战甚至比‘入世’还更大，因为WTO毕竟有争端解决机制，可以去论真论伪。但目前中国制造要下海游泳，这个国际体系和规则不是我们的，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陈凤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规则已经制定，不可能推倒重来，“只能修修补补地往前走”。
左世全则认为，这种挑战甚至可能是全方位的。装备制造业“走出去”主要以低端产品出口为主，产品附加值低、竞争力不强，集中在亚非拉地区，市场风险较大。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也特别突出，“我国银行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分支机构网点少、规模小、海外综合服务实力差，装备制造企业面临着较高的融资成本，高筹资成本抵消了企业在产品成本方面的优势。”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竞争也处于粗放的失序状态，这在业界和学界都引起很多批评。一些装备制造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时，将低价竞争作为主要手段，甚至存在恶意竞价、商业贿赂、串通投标、相互诋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造成恶果。“比如低价竞争行为就容易引发国外反倾销调查，危及行业整体出口。”左世全解释，就高铁、核电等大型项目而言，由于缺乏政府营销及联合体竞标等有序组织，单一企业往往难以承担大型项目的政策、资源、技术和财务等风险。
标准体系滞后也是一个明显短板。“我国缺乏权威性的装备制造类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绝大多数装备制造行业和工程技术标准无完整外文版本，与国际标准‘对标’不足。”左世全认为，标准国际化的滞后使得我国相关装备产品出口往往还需反复申请多国认证，不仅增加了出口成本，还易受美欧等发达国家掌握技术标准、专利、知识产权和行业发展方向的跨国企业的制约。
“如果要数，可以数出无数个风险。但如果不进去，风险就永远是风险。”陈凤英坦言，以早期资源型企业“走出去”为例，开拓的市场是风险最大的地方，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并不愿意去，“但这条路20多年已经趟过来了，所以现在国际能源格局完全变了。如果这条路不趟，还不知道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为了让企业“放开手脚闯世界”，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也呼之欲出。有消息称，今年围绕稳定工业增长及转型升级，将有多项政策出台，而重点则是《中国制造2025》。这一被称为中国版工业4.0政策，作为中国成为制造强国的阶段性目标和各项指标的纲领性规划，将包括高技术产业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产业、高技术船舶、轨道交通装备等十个重点领域。
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工信部参与制定的《关于加快装备走出去的指导意见》预计也将于年内出台，意见将支持铁路、核电、建材生产线、钢铁、有色、建材、 轻纺等产业“走出去”。
“企业出去以后会带动一批人员出去，资金也会跟着出去，贸易往来会更加密切。”陈凤英说，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合作就是典型范例，最开始是能源合作，现在已经成为全面合作了，“企业‘走出去’，最终会促成人员交流和社会融通，这就是全面融合的开始。”
中国在过去30多年以吸引外资为主的局面，已经成为过去时。2014年底，中国对外投资的数量超过1200亿美元，超过实际吸引外资的数量。这也意味着，中国企业花了30年时间，逐渐从“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
在新一轮战略布局的排兵布阵中，装备制造业被推到最前台。今年初，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铁路、核电、建材生产线等中国装备“走出去”。4月初，李克强再次主持召开中国装备“走出去”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座谈会，提出“装备走出去倒逼提高企业竞争力”。
与此相关的顶层设计也在加紧推进。有消息称，国家发改委正在牵头制定《关于加快装备走出去的指导意见》，目前初稿已完成。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近日也表示，推进中国装备“走出去”，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将是中国今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走出去2.0版
“走出去”的概念形成于1997年前后，其早期的思想根源可追溯至胡耀邦提出的“两个市场、两种资源”。2002年，在党的第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方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真正实施则是从2003年中央政府机构调整开始。当时合并了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国内贸易部后，成立了商务部，下设的25个职能机构中，对外经济合作司的主要职能第一条即明确为组织、协调实施“走出去”战略。
而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对外投资基本停留在概念层面。对企业来说，尽管改革开放已经推进了20年，但国有企业受固有制度和思维束缚严重，自身实力与国际企业差距悬殊，而民营企业基本还处于偷偷摸摸的生存状态。
对外投资开闸真正开始于2001年底加入WTO之后。2002年，上海汽车斥巨资购入大宇汽车的股份;紧接着，中国网通与亚洲全球电信达成收购协议，成为首家并购海外公司的中国电信服务营运商。
这一年，中国公司海外投资达25亿美元。而在此之前的十余年间，累计对外投资只有70多亿美元。这一时期，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经典案例，是而发生在2004年的联想“蛇吞象”收购IBM。彼时，联想集团以12.5亿美金收购IBM的全球PC业务。
2005年初，各国依WTO规定全面取消对中国纺织品限额，中国纺织品自此开始“走出去”。两年后，中国第一个境外园区——越美纺织工业园在尼日利亚投资建设。不过，在这个时代，有个说法曾经广为流传，即“中国只有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空客380”，这成了当时的生动写照。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看来，这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1.0时代，其特点就是“仅靠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很低”。“这一时期是探路出去，还没有完全走出去。”陈凤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时，中国领导人出访国外，也会签署贸易项目，但买多卖少。可以拿出手推销的东西，也大都是服装、鞋帽等低附加值产品。
另一个向外输出的则是劳动力。从1980年至1990年，在中国的建筑、轻工业等很多领域，都出现了一批“海外务工”人员，廉价的劳动力决定了这一阶段低端劳务输出的特点。此后，以劳动密集型的施工总承包开始越来越普遍，以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但经济附加值仍然很低。
直到2000年以后，中国建设类企业的技术优势才开始显现，自主承建项目越来越多，EPC（交钥匙）、BOT（建设、经营、转让）等高层次、高技术含量、高经济附加值的大型项目也逐年增加。
而真正出海投资的，基本集中在资源型企业。“上世纪90年代，国家已经到了工业化中期的阶段，当时所有的矿产资源，都要依靠大量进口。资源企业去海外投资就是为了保障国内的资源安全，并不是为了拓展市场。”陈凤英说，这一时期，国家把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五矿等企业纷纷往外推，“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才开始调整”。
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国内环境深刻变化，尤其是近几年，“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概念提出，国际投资要服务于国内经济转型。“现在已经基本结束、但不能完全结束‘引进来’这个过程，而中国的剩余产能、优质产能，必须要走出去。”陈凤英认为，现在已经进入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升级版，即2.0版，“现在刚开始，正在推进，也在融合推进一些具有3.0版特征的金融服务走出去，但真正的3.0版是高级形态，现在还达不到。”
全产业链助推中国制造“走出去”
不少研究者认为，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特点，从中国领导人出访议题的变化中，也能有所显现。改革开放之初，探讨的是吸引外资、吸引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聚焦的是经贸往来，促进更便捷的贸易;加入WTO之后，主议题变为深化与世界各国在重点领域的战略合作;如今，促进中国资本、中国制造“走出去”，成为新亮点。
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值规模突破20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超过三分之一，居世界首位。其中，高端装备制造业产值在装备制造业中的比重已超过10%。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装备工业研究所所长左世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近几年，我国对外投资步伐明显加快，呈现出几个特点，一是以工程总承包、援建项目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配套走出去不断增多，通过投资建厂、建立境外工业园、设立分支机构、成立合资公司等全球布局发展趋势越来越快。另外，工程机械、发电设备、航空、机床、农机等行业企业通过收购国外知名企业，迅速跻身行业国际领先地位。目前，我国装备制造企业海外并购交易金额已占到制造业海外并购交易总额的45%左右。
随着全球网络的布局，企业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也显著提升。左世全研究发现，一些装备企业通过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研发中心，成立合资公司和跨国并购等方式，迅速接近了一些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山东潍柴动力收购全球第二叉车企业德国凯傲公司，获得了全球领先的高端液压元件生产技术和工艺。沈阳机床在2004年收购德国希斯集团，吸收其先进技术与管理理念，成立了希斯研发中心。 在他看来，装备行业“走出去”发力迅猛，得益于经过几十年练内功，一些优势已经逐步显现，“高铁、电力、通信等装备在国际市场具有高性价比的竞争优势，对于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周边国家而言，中国装备总体上较为先进，质优价廉。再者，由于具备很强的工程建设与施工能力，通过工程总承包等项目建设，可带动中国装备成链‘走出去’。”
根据世界银行计算，中国高铁造价仅为海外高铁整体造价的29%～37%。中国有庞大的外汇储备，能够为海外铁路项目提供融资便利。核电方面，第三代国产化技术基本成熟，国内企业已掌握适用于12英尺和14英尺燃料组件的控制棒驱动系统关键技术。国际原子能机构预计，未来10年，除中国外，全球约有60～70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建设，海外核电市场空间将达1万亿元。2015年1月，中国和巴基斯坦签署340亿美元投资协议，将在大规模核电厂等方面开展合作。由中广核集团、中核集团共同参与的英国欣克利角核电项目也有望取得重要突破。
左世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根据行业内的预测，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以及亚投行等国际银行的设立，中国装备“走出去”的步伐将会明显加快。预计到2020年，重点领域装备出口规模有望翻一番。
不过，在陈凤英看来，目前中国制造出海，仍然处于从低端到中端发展的阶段，“‘走出去’的产业，一定是国内产业的延伸，这是普遍的国际规律，美国、日本都是如此。国内目前已经是重化工业的中后期，但延伸到国外的产业还处于初、中阶段，最核心的技术永远在国内。”
“双引擎”助力“双中高”
与以往国家战略中把“走出去”作为长期发展备选项不同的是，这一轮主动“走出去”其实也有些“形势所迫”的意味。
中国制造的整体产能已经明显过剩。以产能过剩最典型的钢铁行业为例，2014年，河北钢铁公司宣布，将会把500万吨的钢铁年产能（占其当前总产能11%）向海外转移至南非的一处生产设施。向南非转移的产能相当于南非本国在2014年度钢铁总产能的近三分之二，同时也相当于整个非洲钢铁产能的三分之一。除了钢铁之外，其他受到国内经济转型调控影响的产业，如水泥和玻璃等，也会逐步开始向海外转移。
对于追求利润的企业而言，与其在国内纠结，走向国际市场是当前唯一的选项。虽然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鼓励企业“走出去”，但直到现在，“走出去”才逐渐脱离了口头上的口号成为了现实中的选择。
“国内产能淘汰退出与严控也意味着成套装备和生产线要进行更新淘汰。”左世全认为，通过加快中国装备“走出去”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相当于为这些领域的装备产品提供了一条疏解的途径，“变过去的淘汰和严控的‘堵’向‘疏’转变，就像当年的大禹治水一样。”
通过推动装备“走出去”和国际产能合作来化解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已经在国家战略层面有了清晰的思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4月3日主持召开的中国装备“走出去”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座谈会上对此作了清晰表述：当前中国要顶住经济下行压力，必须用“双引擎”来助力“双中高”。一是打造新引擎，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二是改造传统引擎，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但‘双引擎’不能关起门来打造，必须要着眼全球。”李克强说，“现在看，支持中国装备‘走出去’，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产能要素、开拓产能市场，可以为中国经济中高速发展增力减负。”
在陈凤英看来，还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过去中国依靠“世界工厂”地位建立起来的对外商品贸易模式也难以为继，“商品贸易依然还是很重要，商品在国际上的市场份额还是要占有，因为全球化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市场依然在扩大当中，但是以投资来发展贸易，这可能是一个新的变化。”
但是挑战却甚于以往。“困难和挑战甚至比‘入世’还更大，因为WTO毕竟有争端解决机制，可以去论真论伪。但目前中国制造要下海游泳，这个国际体系和规则不是我们的，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陈凤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规则已经制定，不可能推倒重来，“只能修修补补地往前走”。
左世全则认为，这种挑战甚至可能是全方位的。装备制造业“走出去”主要以低端产品出口为主，产品附加值低、竞争力不强，集中在亚非拉地区，市场风险较大。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也特别突出，“我国银行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分支机构网点少、规模小、海外综合服务实力差，装备制造企业面临着较高的融资成本，高筹资成本抵消了企业在产品成本方面的优势。”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竞争也处于粗放的失序状态，这在业界和学界都引起很多批评。一些装备制造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时，将低价竞争作为主要手段，甚至存在恶意竞价、商业贿赂、串通投标、相互诋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造成恶果。“比如低价竞争行为就容易引发国外反倾销调查，危及行业整体出口。”左世全解释，就高铁、核电等大型项目而言，由于缺乏政府营销及联合体竞标等有序组织，单一企业往往难以承担大型项目的政策、资源、技术和财务等风险。
标准体系滞后也是一个明显短板。“我国缺乏权威性的装备制造类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绝大多数装备制造行业和工程技术标准无完整外文版本，与国际标准‘对标’不足。”左世全认为，标准国际化的滞后使得我国相关装备产品出口往往还需反复申请多国认证，不仅增加了出口成本，还易受美欧等发达国家掌握技术标准、专利、知识产权和行业发展方向的跨国企业的制约。
“如果要数，可以数出无数个风险。但如果不进去，风险就永远是风险。”陈凤英坦言，以早期资源型企业“走出去”为例，开拓的市场是风险最大的地方，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并不愿意去，“但这条路20多年已经趟过来了，所以现在国际能源格局完全变了。如果这条路不趟，还不知道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为了让企业“放开手脚闯世界”，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也呼之欲出。有消息称，今年围绕稳定工业增长及转型升级，将有多项政策出台，而重点则是《中国制造2025》。这一被称为中国版工业4.0政策，作为中国成为制造强国的阶段性目标和各项指标的纲领性规划，将包括高技术产业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产业、高技术船舶、轨道交通装备等十个重点领域。
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工信部参与制定的《关于加快装备走出去的指导意见》预计也将于年内出台，意见将支持铁路、核电、建材生产线、钢铁、有色、建材、 轻纺等产业“走出去”。
“企业出去以后会带动一批人员出去，资金也会跟着出去，贸易往来会更加密切。”陈凤英说，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合作就是典型范例，最开始是能源合作，现在已经成为全面合作了，“企业‘走出去’，最终会促成人员交流和社会融通，这就是全面融合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