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此时，空气闷热，仿佛随便一握手，一松开，手心就能流出水来。故乡，父亲建于30多年前的老屋里，地面泛着油亮的黑色，像某位撇脚的油漆工闭着眼睛，这里、那里，还有那里……刷上的一块一块黑色发亮的油漆。
　　那是水，从地底里，无言地潜滋暗长的水，或者说，是回南天独特的水，它昭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
　　远方，若有若无，不时地，传来单独的，和连成一小串的雷声，像个主人没给够钱、不怎么卖力的鼓手，分别于十点三十四分钟、十一点二十分钟，唤来了两场雨，先是密密匝匝、急急促促，但不到四五分钟，便泄气了，软耷了，没精打采；不到十分钟，便隐去了，悄悄然，逃了。
　　老屋里的湿气更重了，似乎每一缕空气中都夹杂着刚从雨中蔓延过来的水气，直冲上人的额头和背脊……
　　七十一岁的母亲，自我这几天回乡后，除被亲戚朋友当成客人邀请到他们家吃饭，还有，在自已家里做了四五餐饭，或者去菜园里撸菜外，其他时间，都坐在大门前穿灯泡。
　　每一串十八个节点，每个节点的灯泡朝向两个方向，每一串一毛钱，一天大约能穿五十串，可以挣五块钱。
　　这会儿，母亲脸色凝重、全神贯注，一张嘴还有点严肃地嘟着。我听见她说：“天热死（个）人，天热死（个）人……”
　　我很想面对面，与她对坐着，说些什么，或者聊点什么，但又觉得没什么可说。我只好装着轻松的样子，在屋里大厅与厨房里，彷徨了一个来回。我像是对自己，又像是对母亲说：“一场大暴雨要来，地上全是水……”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回到故乡第二天，我儿时的小伙伴陈才根对我说：“去年，一整年，出日头的日子，没有超过一百天，其他的，全是灰蒙蒙的、不下雨、又不出太阳的天气，田里缺水，晒场上没太阳晒谷子。”陈才根又说：“我认识一个人，在邻近的村庄承包了一千多亩地，年终才挣得一万多块钱，全是天气不正常造成的。”
　　当天早上，在田里与堂哥陈秋根聊天，他指着面前的地说：“这块一亩三分多的地，去年栽辣椒，收入才三千多块钱，而在收成好的年份，我挣过一万七千多块钱。这些年，天气都反常，人累死了，钱又不多，不值得。”
　　堂哥一边说，一边低着头，在田里忙碌。他面前，一株株辣椒，在阳光下，正绿意着、齐整着，热闹地生长着。我对他说：“收入低可以出去打工，或者到城里去带孙子呀。”陈秋根说：“我都五十多岁人了，年纪大，身体吃不消，不想出去打工，到城里去带过几个月孙子，连儿子都不许我吻孙子，他跟媳妇联合起来，说要我把烟戒了，才能抱孙子。现在，回到村里，没钱挣也要种地，不种地有啥（个）能做哦。”
　　只可惜，阳光短暂，清明前一天，也就是四月三日，日头又退进了云层，第二天，下起了连绵的雨。
　　因为下雨，陈才根无暇陪我聊天，他家十几亩地正是春耕之时。他说：“临近春播了，老婆这几天的脸色阴得很难看。”他得赶紧在这两天将稻田犁一遍。
　　陈才根背着老婆，私自交了五千多块钱到机动车驾校。他犁完田，要去考驾照。他跟我讲了四五年了，这一次，终于下定了决心。我知道，对于一向节俭的他，做出这个决定，一定是付出很大的勇气。他说：“村里像我这般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有一半多会开车，我也要学，哪怕将来买一辆二手的小货车过过瘾，也是好的。”
　　清明过后第二天，他犁完田，便奔波于邻近的八都乡，每天早上五点半准时从县城搭车去驾校，求爷爷告奶奶，希望在这个星期内把学习程序走完。“这几天晚上都睡不好，万一考试通不过，几千块钱都打水漂了？老婆骂还不算，田里的春播可能要耽搁了。”
　　四月五日，似乎有点风了，身上有种凉爽通透的感觉。夹在村中间的马路上，人声鼎沸，村民们都尽量地将音量冲到最高的地方。其实，也不是谁理弱谁理强，仔细听听，他们总是在叙述某件事情，而且，很多时候，总像是在重复一些事情，一些鸡毛蒜皮、不值得一提的事情，但对于他们，却是大事，绕不过去的大事，津津乐道的大事。
　　2
　　经打听，故乡的天气，这几年大抵如此：气温整体升高，雨下得总不是时候，规律难以捉摸，让老一辈子看不懂、看不透。故乡的天气越来越跟小县城、大城市一模一样了。
　　如今，村中社会主义新农村样板路上，挂着不同地方牌照的轿车往来穿梭，其尾气杂揉着乡间的尘土，漫卷天空。
　　这种被城市人称为“雾霾”的东西，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像张牙舞爪的狮子，悄无声息，一路从天际的那一头冲到这一头来，覆盖了整片天空。
　　在村里住了八九天，有三四天，早上七点起床，逛到村口，见不到太阳，也看不见一两百米远的另一座村庄。以前在那里生活的时候，我们只称它为“雾”，水气与尘土夹杂在一起的雾，我绝不会像陈才根那样，说出后面那个字。
　　陈才根是村里少数几个高中毕业后一直生活在村里的人，算是村里的高学历者。他满腹才气，不时有文章发表，却拒绝用电脑打字，所以很难适应现在报刊的投稿要求，不然，他或许有更多的文章发表；他每天上凤凰网、新浪网浏览新闻，却不会用QQ、微信；他每次用手机发给我的短信都是一篇有思想、有情感、精彩绝伦的百字小品文，却不肯多花一两百块钱去换一部人工智能手机。
　　他将“雾”与“霾”很自然地同时说出来，我相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甚至是在像一位知己，倾吐一种双方都心知肚明的观点或情绪。他只是将这种观点或情绪很坚定地抛出来，然后列数：哪里哪里的田，几十亩、上百亩，都填掉了，都建房了。“办不到土地使用证？认罚呗，像以前的计划外生育。有了这笔罚款，可供乡镇干镇发工资，特别是在现在这种生态环境下，这类罚款更显重要。”
　　四月二日，我搭他的摩托车去县城，经过一座黄土山坡，他指着眼前一片黄黄的山坡说：“你可能还记得，这里原来是一片树林的，全是树，种的是松树，以前每次路过这里，如果是一个人，会觉得阴森森的，有点怕呢，现在，所有的树都砍掉了，露出了黄黄的土山坡，改成了什么淮山种植基地。” 　　放眼望去，光秃秃的黄土坡上，见不到一丝绿，只见一根根水管，灰色的水管，说是将来浇灌淮山用的。只是，不知淮山长出来，能有多高呢？它能取代原来的绿意吗？它能保持水土不流失吗？如果一阵狂风刮起，那片百亩山坡将卷起一片怎样的尘土，附近的村庄将被笼罩在一片怎样的尘土之中？
　　清明节前一天，堂弟陈兵根因为怕误了生意，提前回温州了。我担心婶婶一个人不敢去扫墓，因为叔叔葬在密林深处，那里人迹罕至，树木参天，遮天蔽日。婶婶说：“现在，那里的树都砍完了，都烧光了，所有的树，听说卖了三四十万块钱呢……”
　　村里清明聚会那天，总共有六桌，其中，有三桌是三十至五十岁的壮年人，有村民、从工作地赶回来的教师、生意人等；有两桌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妇女仅占一桌。——大抵每年如此。
　　陈氏祠堂外，细雨蒙蒙，身上粘乎乎的，衣服穿也不是，脱也不是。总是穿了脱，脱了穿。如此几次，嗓子已哑，鼻涕微流，却不发烧，是早期感冒症状。
　　每个人都是宗亲，惟恐落得个不孝不敬的骂名，只有不停地主动或被动地喝酒，往返酒席与洗手间之间，脚下踩着稀泥的声音，“叽叽叭叭”作响；皮鞋上，总是粘着一层黑色的稀泥，有的还跃上鞋面，星星点点。
　　在城里时，不时会收到陈才根的短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对故乡天气变化无常发的牢骚。他每述说一次，我都拿这种牢骚跟城里比。我发现，他反映的问题，也刚好是城里的问题：什么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什么天空灰蒙蒙不见太阳；什么好久没下雨，以前可不是这样；什么连续下了一个月的雨，好几年没有如此……有时，我站在单位办公楼阳台上，仰望天空，情景竟是惊人的相似。
　　我生活在城市里的优越感没有了。我工作、生活的地方是获得“联合国人居环境奖”的亚热带气候的省会城市呀，现在，也就是二〇一五年冬天，这里竟然下起了雪，连续一个多月的寒冷天气，让人怀疑这座城市的经度与纬度。
　　下雪的那天，凌晨六点起床的妻子，在微信上急不可待地写出了雨夹雪打在她雨衣上的感觉。我在别人的微信上，看见她故乡、市郊灵马镇竟然大雪纷飞，这段足足有五分钟长的视频，让我分不清真假。
　　那天上午十点多钟，我神情寡然地唤起睡懒觉的儿子，带他到小区一棵铁树旁，看夹在叶子间那坨鸡蛋大小的白。儿子没有太多惊喜，靠近了过去，取了一点，拿了回来，放在阳台单车座骑上。他也许从来没有如此冰冷地体验这种从天而降的东西拿到手上的感觉吧？我在南宁生活了将近二十五年，我也没有过。
　　那几天，网上还流传着一张南宁青秀山风景区漫画式的照片：几百位市民，围着一堆斗笠般大小的雪，两三个警察阻挡着、守护着，不让市民们靠近，以免把雪拿走了、踩烂了……
　　那几天，从深圳、广州都传来下雪的消息，人称“瑞雪兆丰年”，我却在微信里称之为“天下凶年”。之前，看过广西气象志，书中说：南宁有下雪记载，是在隋朝末年，连续两年下了两场大雪……算算，距今已隔多少年了？
　　要是在往年，清明回故乡，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节目”，就是看油菜花。往年，车到湖南境内，油菜花便一路扑入眼帘。湖南、江西的油菜花与广西不同，湖南与江西的油菜花个高、粗壮、花多。记得有一年，车到湖南响水，下来小憩，服务区屋后，有三四畦油菜花，与人齐高，一米六五左右的男人，走进油菜花地，便没了头顶。一路上，油菜花如油彩泼青山，如黄金撒屋前，醇香、耀眼，在车窗里沿途贪婪地浏览，总有不大不小的惊喜撞击心胸。
　　三月三十日，我第一次坐上开往故乡的高铁。之前，在网上得知：现在，坐高铁到离故乡最近的一个车站新余北站，只需七个小时十几分钟，就像以前从南宁坐汽车去桂林，就像一趟省内旅游，对故乡的牵挂因速度冲淡了许多。
　　3
　　一九九二年，我从江西吉安到广西南宁工作，回故乡时，在火车的旅途上，先后经历了二十四个小时、十七个小时、十五个小时，到现在，突然缩短成了七个多小时。好像根本没有心理过渡，好像天气也没有过渡，短短的几个小时，就历经了三个省，每个地方的天气变化，都来不及细细体会，就过去了。就像“东边日出西边雨”，总觉得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是在同一座城市。
　　速度的加快，也让城乡之间的物质交换空前加快。城里有的，农村也有。倒是越来越多的城里人认为：农村有的，他们没有。越来越多的城里人觉得他们很可怜，农村山坡上奔跑的任何一只动物，菜园里生长的任何一株植物、田野上盛开的任何一朵花，都会让他们羡慕不已，城里人称之为：原生态，难得的原生态。而如今，城里的楼房再高，恐怕也引不起农村人的尖叫。越来越多的农村人都去过大城市一两趟，他们越来越见多识广。
　　只一个多小时，高铁就闯进了“烟雨江南”的画廊中，《广西日报》文艺副刊部罗劲松老师看了我微信上的九幅即拍即发的照片，问：“那是在什么地方？”我想了想，自己也觉得疑惑：这是在来宾？广西的来宾？可，这真的是在来宾吗？以前无数次地经过这里，怎么从没见过如此开阔的农田、如此“烟雨江南”式的景色？这样的烟，这般的雾，如此的雨，那样铺满水的田，不是一马平川的江南之地才会有的吗？
　　顺着罗劲松老师的疑问，我竟想了很多很多，直至车过湖南，我才下决心收回思绪，想着要全心全意预备欣赏清明前最后金黄一瞬的油菜花了。哪怕一小片也行，哪怕一小簇亦可。我觉得，按照时令，此时看油菜花天经地义。
　　可是，直至终点站，我也没看到半朵油菜花。我像个被相思熬成疯子的不正常人，心里在抓狂。到了村里。陈才根说：“去年雨水太多，油菜花刚一开，就被打掉了。”
　　两天后，我终于在故乡一处准备犁掉的农田里，发现了一截长约一米的油菜花，散散乱乱，高低不齐，斜着身子，病病恹恹，像个颓废的寡妇。我将它拍了下来，放在微信上，我配上了一句话：“无奈风吹雨打，故乡难觅黄花。”
　　去故乡的前一个星期，我要妻子在手机上查看故乡近期天气情况。妻子在这方面内行、细心。她根据我的需求，将故乡所在地区未来十五天的天气情况都调了出来。她一边翻阅着手机，一边念着天气情况，她突然惊讶地说：“手机里不但有你们县里的天气情况，还有你们乡里的天气预报呢！” 　　这我信。当今这个社会，这没有什么值得太大惊小怪。我神情淡定地听妻子念着故乡的天气情况。妻子总结说：“未来几天，那边的天气跟南宁差不多，气温也差不多，穿这里的衣服去就可以了。”我略为沉吟了一下，想：南宁的天气怎么能跟江西的天气一样呢？
　　在故乡的土地上生活了二十一年，我很清楚地记得：以前，故乡的天气是很有规律的，有很多与天气有关的谚语，如同那里的风雷雨电一样，深深地烙刻在我的记忆里。比如：“有雨山戴帽，没雨山没腰”呀；比如：“天上鱼片鳞，地下雨淋淋”呀；再比如：“燕子低，披蓑衣”呀，等等等等。那时，没有电视机，没有收音机，更没有手机，村民们也很少看报纸，他们靠的就是几百年、几千年祖辈积累下来的“看功”，对未来天气状况作出判断。
　　出门是带雨衣，还是戴草帽，全靠在门外望一望天空，他们往往能很准确地预测出天气的变化。其实，也不是全因为村民观察得有多仔细，有时，他们也会结合往年的此时天气状况作出对比。那时的天气，很多年份，就像“复制”的一样，寒来暑往，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天气随着农作物的生长转，农作物的生长跟着天气走。相辅相成，相生相依，年年复始，月月轮回。
　　印象中，有一年，家里建房子，父母自制的土坯放在稻田里没有收。父亲晚饭时看了天空，说晚上不会下雨。谁想，凌晨两三点钟，下起了小雨。我被父母唤醒，一家三口到稻田里去抢收土坯。母亲一边收，一边怪父亲没看准天气。
　　“双抢”季节，最怕的，就是突如其来的大雨，将晒场上的谷子打湿。乡亲们便分外留意天上的云的变化，并且保持着十二分警惕。如果遇到看不准时，他们便会相互交流意见与看法。这时，往往岁数大的人一句话，便成了比今天电视里天气预报员还权威的人物，最后，大家都以他（她）的结论为准。那时的天气，都能精准到让村民们每一年都在相同的那三四天浸种、稻种都是在那三四天发芽、哪几天犁田、哪几天耙田，哪几天播种，哪几天收成……每年都像走程序一样，不缓不急，很有规律。村民们不急不躁，井然有序，将农闲与农忙安排得从从容容。
　　母亲最得意、最常说的一句农谚是：“有三十过年晴荡荡，没三十过年雨哗哗”。意思是，如果一年里农历最后一天是三十，那一年的除夕一定是晴空万里，阳光明媚；如果最后一天是二十九，那一年的除夕一定是阴雨天气。
　　记忆中，想一想，真的从未挣脱过母亲的“魔咒”。当然，这并不是母亲的“魔咒”，而说在几百、上千年乡亲们共同总结出来的“魔咒”。
　　到城里最初几年，我总是拿这句农谚来证明除夕的天气，但很少灵验，所以，总是遭到妻子嘲笑，她认为是迷信，我也只能哑口无言。
　　现在，我回故乡时，也偶尔会与村里人说起这句农谚，他们也笑我迷信，说现在的天气，也不灵验。如今，故乡的人很少拿农谚与天气较量。大不了，实在斗不过这天气，就跑到城里去打工。
　　不是说农村的政策不好，不是说种田太累，也不是说农药化肥价钱太高，而是天气越来越不可捉摸，增加了土地上收获的不确定性，种田的风险越来越高了。与到城里打工挣钱比，其稳定性远远高于看天种田。而有点手艺的农民，如今也重操旧业，到周边的村庄或县城里去做木匠、泥水匠，种田倒成了“副业”。
　　4
　　现在，我是一位体弱多病的人。右肩肩周炎，将我整条右臂牵扯得时时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痛感。我涂了各种药水，贴了各种药膏，找了很多江湖郎中，请了几位按摩师，都无济于事。这种痛感述说着我以前的劳动史：曾经将百分之九十九的担子都压在了右肩，几十年用右手握笔写作，就连运动，都是右手执拍打羽毛球。终于要付出代价了，紧接着，坐骨神经痛、腰椎劳损等也出现了，但与母亲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比，在时间持续长与疼痛程度比，可说是小巫见大巫。
　　母亲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记忆中，在我的童年与少年时代，只要是农忙，母亲几乎都不穿鞋而下田。特别是每年春播时的倒春寒天气，往往气温从前一天的三十多摄氏度，骤降到零下几度，甚至飘起雪花，母亲照样打着赤脚，把裤腿卷得高高，在田里干活。
　　有一年倒春寒，我站在田里冷得哭了。我一边哭，一边看着母亲忧郁的眼神。她虽然没说话，但我很清楚：在母亲眼里，我成了那块土地上最儒弱、最无能、最没出息的孩子。
　　其实，故乡的所有乡亲，一代又一代，在那个时候，不管天气如何，只要是农忙，都没有穿鞋的习惯。他们认为：穿鞋是不能干活的。他们裸露的肌肤，在天气的流转中历数着季节的变幻，他们以坦荡的态度应对着同样坦荡的大自然。
　　方圆十来里，我们村的人均耕地面积是最多的，每人合到了将近四亩地。不是特别勤快的女孩，不敢嫁到我们村里来。听说，在附近村里，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说我们村里的人，在农忙时，睡觉都不洗脚。意思是，躺两三个钟头，就要摸黑去田里干活，所以，干脆不洗脚，和衣在床上眯一眼。
　　传说虽有些过分，但倒也看出村里打赤脚的时间何其多也。二十一年在农村生活的阅历，如今，我身上的疼痛都似乎与那一段经历有关。但我不怪它，我情愿归结为在城里有几年纵情打羽毛球、过度运动有关。
　　有位朋友，自称“神医”，包治各种疑难杂症。他摸了一下我肩上那块隆起的包，神秘而严肃地对我说：“我能发功将这颗肿瘤小下去，但要完全消失不可能。”我听了，格登一下，“肿瘤”——这个词给我太多恐怖的回忆。我语气沉重地问他：“要它变小，大约需要多长时间？”他回答：“两个月左右，需要天天晚上到我诊所来，用药推拿。”
　　我算了算，在时间安排上，几乎不可能。但从此，警惕与紧张如影随形。单位去统一体检时，我特地跟医生说，要他的仪器重点向那个隆起的部位游弋。冰凉的感觉在我的肩上弥漫。“没发现有什么肿瘤啊”。“医生，请您再仔细检查一下。”仪器又一次向我肩上走过来。医生还是说没看见什么异常。
　　最初七八年，每次从城里回故乡探望母亲，经常听到她喊“痛”。我知道，在农村，在成年人身上，已经喊出来的疼痛，那是真痛，非常的痛。我能想像得出，我不在她身边时，母亲抱着两条膝盖，其扭曲的表情下，经受着怎样的折磨。 　　母亲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其疼痛的程度与天气的变化休戚相关。快要下大雨时，特别的痛。有一次，一个潮湿而乌云密布的中午，我带她到县城郊外一位老中医那里去诊治。看着医生将一根两三寸度的针管扎进她的膝盖里，母亲的喊叫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不要了，不要了，宁肯把两条腿斩掉！”
　　医生说：“这种类风湿性关节炎与长期不注意防护有关，受寒受热，听之任之，久而久之，它就不请自来，想要根治，非常非常难。”
　　那几年，我到处买药，买各种各样的药，给母亲寄去，回故乡时，给她带去。也不知是哪种药起了作用，这两年，母亲的膝关节疼痛有所减弱，不再叫喊疼痛了。
　　类风湿性关节炎不是母亲的“专利”，现在，与母亲同代的村里人，很多人都有这种病。住在我家门前的陈接福，与住在我家后门的陈接瑞，年轻时，他们走起路来虎虎生风，现在，只能拄着拐杖走路。快要下雨时，他们就喊“痛”。天气的变化，像藏于唐三藏内心深处的那个紧箍咒，不念出来，照样会产生痛彻心扉的作用。所以，患有关节炎的村民经常会诅咒天气。
　　此时，是二〇一六年四月七日的下午，清明过后的第三天，上午，粗心大意地，刚刚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雨；下午，又漫不经心、毫不负责地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雨。
　　早上，我从号称全县最豪华的大酒店中走出来，冒着若有若无的雨点，听从母亲的吩咐，在菜市场买了四手菜秧，每手一块五毛钱，总共六块钱。那些菜秧，被卖主轻柔的手托了起来，除了浓浓的绿意，也托起了泛着亮光的湿湿黑黑的泥土。之前，母亲说：“那块地就这么长。”说着，她伸展了她的双臂，又说：“买三手就够了。”
　　我怕不够，买了四手，一手才一块五毛钱，不贵。从种子到发芽，到长到现在两寸长，需多少时日呀，尤其是在这样的天气下，需付出多少心力呀。
　　菜秧买回来，母亲表扬了我，说这四手菜秧买得好，尖形的叶子。但她又心疼买了四手，而且，买贵了。我不跟她辩解，我只希望她能尽快地栽到地里去，而且，我希望能跟母亲到菜地里去走走。
　　二十多年了，自从我去了城里，再次回到乡村，这期间，我没去过一次菜地里。我只是偶尔问到：以前的菜地哪块还在？母亲说，哪块被水淹了，哪块送人了，哪块还在。我想到以前熟悉的那几块菜地去走走。我以前只是条件反射般地吃着母亲从菜地里撸来的、各种各样的菜，不问栽种的过程，不问其中的艰辛。
　　母亲说：“你是要跟我到菜地里去走走。”雨一直在陆陆续续地下，母亲一边干着手里的活，一边时不时侧着眼睛看着门外。下午四点多钟了，母亲喃喃：“看来，今年下午这雨是不会停了，菜秧栽不下去了。”邻居陈接瑞说：“今天不栽，明天也可以栽，菜秧放一天不会坏。”我说：“今天不栽，明天会烂掉的。”母亲说：“今天不栽，晚上菜秧放在哪里？老鼠会一根根搬掉。”
　　雨更频繁地下了起来，屋檐下开始有声音了，雨点砸下来，盛开出一朵朵花儿，“啪啪”作响。当水花不溅时，我以为雨停了，探出头，看门外，仍有雨丝，一根根，坚硬、结实，射在地上，虽没有声音，但极锐利，极有耐心。
　　母亲等不及了，说：“还是我一个人去吧，我骑三轮车去。”说着，她将锄头与菜秧放在三轮车里，又去梁柱上取了斗笠，穿上雨靴，将三轮车推到门外。母亲看了看天，又折回，拿了一块塑料布，披上，才骑上三轮车。
　　5
　　四月二日，距离清明节还有两天，天气炙热。母亲说：“过两天可能要下大雨，你还是下午去把墓扫了吧。”
　　吃了早饭，我匆匆赶往县城，买了东西。我浑身是汗，当天下午，去了父亲坟前，烧了一些纸钱与衣物。当时，现场温度有三十多度，坟四周很多不知是谁砍倒的杂草，此时苍白枯槁，一点就着。
　　我小心将周围那些杂草清除干净，沿坟墓一圈，锄出一条微湿的红土来。母亲在我来之前，特别叮嘱我：“不要烧着了山，不要发生火灾，要等火全熄再走人。”
　　此时，山中就我一人，周围全是树，松树、小乔木、小灌木，还有荆棘丛。一点声音都没有，一座座坟墓，肃立着，死寂着。只有我，自已听着自已的呼吸，自己听着自己的脚步。
　　我拿起锄头之后，听到了松针叶与杂草的呻吟，我挥动了十几下锄头，就已气喘吁吁、浑身乏力了。
　　我的右臂尤其痛，但是那种可以忍受的痛。我现在只怪天气太炎热，好像没跟我商量，就一直肆无忌惮地热。我点着纸钱与衣物，在这树木繁茂而又空寂无声的山中，燃烧祭品的温度助虐周围的气温，将我包裹得喘不过气来。我满头大汗，狼狈不堪，带去的鞭炮也懒得放了，直接丢进燃烧的火中，让它自我宣泄。
　　四月三日晚上，风与雨提前来了，我躲在酒店里，门窗紧闭，“一心只读圣贤书”。高中的同班同学邓晓刚一催再催，要我赶到“江南菜肴”参加同学聚会。我撑一把雨伞，出得酒店，雨雾一下子把我包围了。我淌着没入鞋跟的积水，一路惊惶失措，寻找出租车，却没有一辆车经过。我打电话给另一位同学，要他开车来接我，手机里，他的回答被耳边的风雨声刮得支离破碎，他的意思是：正在打麻将，抽不开身。
　　只好继续前行，努力找车。走了五六分钟，穿过了两三条马路，不经意地，仰起头，看见自己身处一个又一个楼盘之中，左右两个售楼部，一个叫“财富中央城”，一个是“天成中央馆”，明明是在县城一个车马罕至的偏僻之处，为何都自称为“中央”？
　　在故乡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县城里，我被风雨阻拦在这个地方。我突然想到，昨天，堂姐陈大英好像跟我说起，她大儿子好像在财富中央城买了一套房子，不错，说的就是这里。
　　堂姐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开大货车跑运输，听说能挣一些钱；二儿子在广东一家电子厂打工，老实本分，每个月工资两千七百多块钱。堂姐两个媳妇都在家，各自生了两个孩子。“七八个人挤在一起，总要有人搬出去过。”堂姐说。
　　她决定先资助大儿子在县里买房，“明年肯定要给第二个崽一笔钱，要他建房了。”堂姐说。
　　现在，村里都是这种风气，有点钱的年轻人都要到县里买一套房子，或者花五六十万，在村里建一幢三四层的楼房，你不买，或不建，别人就看不起你。很多人买了或建了房，继续出去打工，将父母与儿子留在家里。那些房子，虽然富丽堂皇，但都冰冷寂寥，没有人气。
　　写下上面这些文字时，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两条新闻。两条新闻放在一起，耐人寻味。
　　一条新闻说：受厄尔尼诺的影响，近日，巴基斯坦连下暴雨，洪水成灾，一些桥梁倒塌，一些道路冲毁，已造成九十九人死亡。
　　另一条新闻说：近日，印度迎来了连续高温天气，很多地方气温已四十多摄氏度，已造成六十二人死亡。据称，印度最热的月份还远未到来，在七月份，气温将达到五十多摄氏度。去年，印度就曾因高温天气，热死上千人。气象专家提醒：印度在将来，会越来越热……
　　岁月流转，晨昏更替。天气是我们每天都要关注的事情，也与我们的生活联系最为紧密。天气，有的是纯自然的，有的则是社会性的；有的是中国的，有的则是世界性的；有时是局部的，有时则是整体的。
　　天气与空气，连着每个人的呼吸，在天地间循环往复，生生不灭。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天气状况以一种不可重复、不可预测、没有规律、捉摸不定的形式，神秘莫测、变幻无常、来去无踪、不期而至，让人防不胜防、措手不及。
　　任何天气的产生，都离不开一些必然的因素，只是，这些因素被我们忽视，或者，熟视无睹，又或者被故意亵渎。我们在时间的流沙里，聚积成了一座座暗黑的巨塔，和一座座沉重的墓碑。——这是我们在相当长一段岁月里，无法挪开的十字架。
　　四月十日，我离开故乡舍陂村，天气终于温和，雨终于停了，还微微透着凉意，但依然不见太阳。
　　车到湖南界，大雨一路下，不停地下，砸在车玻璃上，像喋喋不休、生涩坚硬的谎言。我们的前路越来越荒凉，开车的朋友点燃一支烟，皱着眉头说：“刚才雨大，没看清楚，路牌一闪，可能就过去了，我们走错了，肯定走错了……”
　　我们，作为暂居于故乡的游子，放慢行驶，奔向未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