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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是“大义灭亲”，还是“亲亲相隐”？这势必要面对强烈的法律和伦理冲突……在现代社会中，作为具有最重要价值取向的“社会正义”，必须得到充分地彰显;而“亲亲相隐”虽然有其价值，而只能作为一种在部分条件下适用的权利，而不能作为一种义务。这样，才能充分有效地保障社会和谐文明、持续健康地发展。
关键词：大义灭亲;亲亲相隐;亲情伦理;社会正义;
中图分类号：D034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1-00-02
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惴惴焉似过街老鼠。
逃犯的命运大都是相似的。而“9.2”杀警脱逃案主犯高玉伦的命运，则显得尤为不幸。据说，9月11日下午4点多，高玉伦蹿进侄女婿涂建国（化名）家时，第一眼见到这个“瘦得都看不清楚了”的高玉伦时，他竟然没认出来。还是高的侄女高宜（化名）叫出声：“这不是我二大爷吗？”后来，亲家高父给小儿子递了一个眼色，二人用塑料绳子将高玉伦捆住。当时，高玉伦一怒，踹了涂建国的父亲一脚说：“连你都出卖我！”至此，亡命近十天的“延寿县杀警越狱”案的最后一名案犯终于落网了。
“连你都出卖我！”从高玉伦的这句话可以看出，令高玉伦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本以为可以凭借自己平素疼爱有加的侄女亲戚家的帮忙，而亡命天涯，苟延残喘，最后竟落得这样一个尴尬的下场！
其实，这不仅是高玉伦的迷糊之处，更是他的可悲之处。在他的潜意识里，也许压杆儿就缺乏根深蒂固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观念，以至于头脑一热，不经意间就拿刀捅死了“发小”李德月。而后来为了活命，阴谋杀警越狱，也就更显得“顺理成章”了。
值得庆幸的是，高家的亲家没有手软，先是报了警，而后毅然决然地把高玉伦捆绑了起来。全国人民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地了！就连高母在与大儿子通电话时也说：“抓了好，外头哪那么容易？天又冷，晚一天不如早一天，省得受罪。”可谓天下父母心！
据透露出来的消息称，因为脑梗，高母已经在柳河镇卫生院住了十天院。在此期间，她闻听了儿子高玉伦杀警越狱的消息，又气又急，“成宿睡不着觉，心里一直咯噔咯噔。”她反复对身边的人说：“为了抓他，国家费了多少钱财啊！他不应该。”她还在电话中叮嘱大儿子说：“咱不恨（涂家），他（高玉伦）犯了事儿。”
从以上高母的言论来看，她确实不容易，可谓明晓大义，然而又情何以堪！因为涂家的所作所为，毕竟捍卫了法律的尊严。
然而，涂家的义举，还是引发了不少的争议。有网友就这么写道：“难于想象，自己的亲人被自己亲手举告，以至于身陷囹圄，甚至有性命之虞，此时的这位‘大义灭亲’者，将是如何心境？时至今日，纵然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然而中华民族世代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家庭观念和伦理亲情，却从未断绝或改变。大概可以说，通过法律手段强迫亲属互相举告犯罪，一定是最为令人不堪的‘强人所难’了。”
在该网友看来，这种“泯灭亲情”的行为，是被法律逼出来的。而更多的网友则认为，如果涂家窝藏、包庇高玉伦，则将触犯刑法，因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那么，关于以上的情况，法律是如何界定的呢？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同时，《刑法》第305条规定了“伪证罪”，即“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310条还明确规定了“窝藏，包庇罪”，即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蔽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除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作为证人可以不强制到庭作证”这点外，是人人应当遵守的。我国法律的确不存在“亲亲相隐”的特权。亲戚作伪证、窝藏或者包庇罪犯，有可能受到刑事处罚。
然而，“知情不举”并不为罪。所谓知情不举，是指明知他人犯罪，而不去主动告发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即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行为之后，跑到自己家中，而同犯罪分子一起居住的人也知道犯罪分子已经实施了犯罪行为，但就犯罪分子而言，行为人既不给予其逃跑或者隐藏的任何便利或帮助，也不举报或揭发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这种情形就是典型的“知情不举”。“知情不举”表面看来与“窝藏”有相似之处，但“知情不举”仅仅是不举报、不告发，是一种消极的不作为。这“种不作为对公安、司法机关正常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并没有产生消极的影响和负面的作用。而窝藏都是以积极的作为方式实施的。因此，只要行为人本身并没有窝藏犯罪分子的主观意图，“知情不举”并不是窝藏。
从理论上来说，高玉伦来到涂家填饱肚子然后离去，涂家如果装作不知道，就算后来被发现也算不上窝藏。
据涂建国的反映，高玉伦平时跟他家联系还比较多。有时他家有活，高玉伦会过来帮忙。高玉伦的妻子过世之后，高宜常去帮高玉伦洗衣服，逢年过节也会带些礼物给他。因此，举报高玉伦让高宜面临很大的压力，她感觉是自己把高玉伦又送进了监狱，以至整个晚上都在掉泪。好些日子，高宜没能从这种激动的情绪中缓过劲来。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正是涂家“大义灭亲”而违背人性的依据。甚至还有人认为涂家此举是为了15万元的奖金，更增添了不义的理由。关于其“义举”的动机，當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不过，考虑当时的情形，这种指责并不公允。首先，当时整个村子已经严密布控，高玉伦进得来却未必走得了，而且当时涂家多人聚餐，想隐瞒也容易走漏风声;其次，前者虽然提到“知情不举”不算犯法，但一般人对“知情不举”和“窝藏”很难做出区分，生怕连累自己的担忧也不难理解;最后，如涂家父亲所说，“我知道她（高玉伦侄女）心疼，但得服从法律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其果敢的嫉恶如仇的“义举”过程和所产生的震慑犯罪分子的良好结果来看，更显得无可厚非。 事实上，这里的关键在于，亲情是有距离的。涂家不过是高玉伦的亲家，没有血缘关系。他们抓获高玉伦，是可以理解的理性选择，伦理冲突也并不强烈。
高玉伦在逃跑过程中，曾给自己的儿子打过电话。不妨假设，高玉伦回到的是自己的家，想吃顿饱饭，他自己的儿子又该如何选择？是“大义灭亲”，还是“亲亲相隐”？这势必要面对强烈的法律和伦理冲突。
毋庸讳言，面对这种情况，“亲亲相隐”这种孔孟时期就传下来的价值取向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也是应然的选择。因为强迫犯罪人的亲属中的知情者来举告其罪行，这必然会破坏人与人之间最为真诚和可靠的信任与关怀，进而对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可怕的隐患。面对犯罪的亲属，尽己所能，为其隐匿罪行、摆脱刑罚，是人之天性使然。我国古代法律对此往往也予以肯定，不予处罚。如汉宣帝地节四年的诏令上所言：“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自今子首匿父母，皆勿坐.”而在文革时期，，夫妻、父子相互告发的惨痛记忆，也让人们更理解“亲亲相隐”的价值，对“大义灭亲”则颇为怀疑。
即便是当今社会，这种理念也的确还有其价值。有这样一个具体的案例：一位十二岁的少年，在发现父亲的盗窃行为后，毅然向公安机关举报。父亲被逮捕后，少年同时也失去了生活来源。他的母亲恨他，把他拒之门外;亲戚、邻居反感他把自己的父亲送进监狱的行为，拒绝提供帮助。公安部门只好与当地政府协商，由政府提供给他生活费直至成年。由此可见，“大义灭亲”往往是有其极高成本的。因而，不少的人更愿意选择遵循“亲亲相隐”，也就是这个缘故。
但必须指出的是，“亲亲相隐”也只能在部分情形下被视为权利，并不代表不违法，更不可视之为“义务”。而将中国古代这种“亲亲相隐”的行为认定为犯罪是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规定。
究其原因，首先在于，“亲亲相隐”具备严重社会危害性这一犯罪的本质特征。它多表现为给予涉罪亲属出逃资金、提供隐蔽场所或者帮助其毁灭证据、处理赃物等行为方式，是积极作为型的犯罪。它无疑妨碍了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导致司法成本增加，案件侦破时间延长，被害人受损的权利难以得到恢复等结果。而被害人的权利长期得不到保护，受损的社会关系长期得不到修复，容易引起新的社会问题。
其次，定罪体现了法律对“亲亲相隐”持否定性态度。原因在于，“亲亲相隐”所反映的毕竟是人性中“损人利己”的一面。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法律对其立场本应是限制，只是基于事实上根本无法限制或限制不了，所以只能规定一些不予鼓励的原则性规定，或者无为一点，不予规定。而不能从无为走向肯定，将“包庇、窝藏犯罪亲属、帮助转移赃物、伪造证据”等行为合法化。“法无禁止即自由”，如若“亲亲相隐”不为罪，等于在鼓励“损人利己”，鼓励人性中“恶”的进一步蔓延，进而起到鼓励犯罪的作用。
因此，多数情况下，“亲亲相隐”都是被视为违法的，而把“亲亲相隐”视为一种义务，则彻底违背了现代的法律观。
那么，关于亲情、天性的问题该怎么处置呢？按照现代的法律观念，“亲亲相隐”只能是在部分情况下被视为一种权利。比如，不少西方国家规定可以在亲人犯罪的问题上拒绝作证。又比如，我国司法解释规定“偷拿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的财物，获得谅解的，一般可以不认定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酌情从宽。”以及前述的“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作為证人可以不强制到庭作证”等等。
至于父亲是杀人逃犯，儿子到底应不应该告发？这不应该有必然的答案。告发违背“亲情伦理”，但不告发则违背“社会正义”，而“社会正义”无疑是最重要的价值取向。比如，孔子虽然曾经说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的话，但在《春秋》中，石碏为了维护正统而打死自己的儿子，孔子也称他是大义灭亲。由此可见，当不同的价值取向在发生冲突时，是可以进行取舍的。因而，法律规定“知情不报”不为罪，给了儿子一个选择权。那么，无论他作何选择，只要不明显违法，都是可以理解的。
总之，在现代社会中，作为具有最重要价值取向的“社会正义”必须得到充分地彰显;而“亲亲相隐”虽然自有其价值，也只能作为一种在部分条件下适用的权利，而不能作为一种义务。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威慑犯罪分子，使之无以遁形于天下，从而充分有效地保障社会和谐文明、持续健康地发展。
作者简介：段天福，1963年3月出生，男，汉族，江西省余干县人，在江西省万年师范工作，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文教育教学，学前教育，法学。
关键词：大义灭亲;亲亲相隐;亲情伦理;社会正义;
中图分类号：D034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1-00-02
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惴惴焉似过街老鼠。
逃犯的命运大都是相似的。而“9.2”杀警脱逃案主犯高玉伦的命运，则显得尤为不幸。据说，9月11日下午4点多，高玉伦蹿进侄女婿涂建国（化名）家时，第一眼见到这个“瘦得都看不清楚了”的高玉伦时，他竟然没认出来。还是高的侄女高宜（化名）叫出声：“这不是我二大爷吗？”后来，亲家高父给小儿子递了一个眼色，二人用塑料绳子将高玉伦捆住。当时，高玉伦一怒，踹了涂建国的父亲一脚说：“连你都出卖我！”至此，亡命近十天的“延寿县杀警越狱”案的最后一名案犯终于落网了。
“连你都出卖我！”从高玉伦的这句话可以看出，令高玉伦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本以为可以凭借自己平素疼爱有加的侄女亲戚家的帮忙，而亡命天涯，苟延残喘，最后竟落得这样一个尴尬的下场！
其实，这不仅是高玉伦的迷糊之处，更是他的可悲之处。在他的潜意识里，也许压杆儿就缺乏根深蒂固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观念，以至于头脑一热，不经意间就拿刀捅死了“发小”李德月。而后来为了活命，阴谋杀警越狱，也就更显得“顺理成章”了。
值得庆幸的是，高家的亲家没有手软，先是报了警，而后毅然决然地把高玉伦捆绑了起来。全国人民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地了！就连高母在与大儿子通电话时也说：“抓了好，外头哪那么容易？天又冷，晚一天不如早一天，省得受罪。”可谓天下父母心！
据透露出来的消息称，因为脑梗，高母已经在柳河镇卫生院住了十天院。在此期间，她闻听了儿子高玉伦杀警越狱的消息，又气又急，“成宿睡不着觉，心里一直咯噔咯噔。”她反复对身边的人说：“为了抓他，国家费了多少钱财啊！他不应该。”她还在电话中叮嘱大儿子说：“咱不恨（涂家），他（高玉伦）犯了事儿。”
从以上高母的言论来看，她确实不容易，可谓明晓大义，然而又情何以堪！因为涂家的所作所为，毕竟捍卫了法律的尊严。
然而，涂家的义举，还是引发了不少的争议。有网友就这么写道：“难于想象，自己的亲人被自己亲手举告，以至于身陷囹圄，甚至有性命之虞，此时的这位‘大义灭亲’者，将是如何心境？时至今日，纵然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然而中华民族世代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家庭观念和伦理亲情，却从未断绝或改变。大概可以说，通过法律手段强迫亲属互相举告犯罪，一定是最为令人不堪的‘强人所难’了。”
在该网友看来，这种“泯灭亲情”的行为，是被法律逼出来的。而更多的网友则认为，如果涂家窝藏、包庇高玉伦，则将触犯刑法，因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那么，关于以上的情况，法律是如何界定的呢？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同时，《刑法》第305条规定了“伪证罪”，即“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310条还明确规定了“窝藏，包庇罪”，即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蔽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除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作为证人可以不强制到庭作证”这点外，是人人应当遵守的。我国法律的确不存在“亲亲相隐”的特权。亲戚作伪证、窝藏或者包庇罪犯，有可能受到刑事处罚。
然而，“知情不举”并不为罪。所谓知情不举，是指明知他人犯罪，而不去主动告发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即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行为之后，跑到自己家中，而同犯罪分子一起居住的人也知道犯罪分子已经实施了犯罪行为，但就犯罪分子而言，行为人既不给予其逃跑或者隐藏的任何便利或帮助，也不举报或揭发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这种情形就是典型的“知情不举”。“知情不举”表面看来与“窝藏”有相似之处，但“知情不举”仅仅是不举报、不告发，是一种消极的不作为。这“种不作为对公安、司法机关正常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并没有产生消极的影响和负面的作用。而窝藏都是以积极的作为方式实施的。因此，只要行为人本身并没有窝藏犯罪分子的主观意图，“知情不举”并不是窝藏。
从理论上来说，高玉伦来到涂家填饱肚子然后离去，涂家如果装作不知道，就算后来被发现也算不上窝藏。
据涂建国的反映，高玉伦平时跟他家联系还比较多。有时他家有活，高玉伦会过来帮忙。高玉伦的妻子过世之后，高宜常去帮高玉伦洗衣服，逢年过节也会带些礼物给他。因此，举报高玉伦让高宜面临很大的压力，她感觉是自己把高玉伦又送进了监狱，以至整个晚上都在掉泪。好些日子，高宜没能从这种激动的情绪中缓过劲来。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正是涂家“大义灭亲”而违背人性的依据。甚至还有人认为涂家此举是为了15万元的奖金，更增添了不义的理由。关于其“义举”的动机，當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不过，考虑当时的情形，这种指责并不公允。首先，当时整个村子已经严密布控，高玉伦进得来却未必走得了，而且当时涂家多人聚餐，想隐瞒也容易走漏风声;其次，前者虽然提到“知情不举”不算犯法，但一般人对“知情不举”和“窝藏”很难做出区分，生怕连累自己的担忧也不难理解;最后，如涂家父亲所说，“我知道她（高玉伦侄女）心疼，但得服从法律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其果敢的嫉恶如仇的“义举”过程和所产生的震慑犯罪分子的良好结果来看，更显得无可厚非。 事实上，这里的关键在于，亲情是有距离的。涂家不过是高玉伦的亲家，没有血缘关系。他们抓获高玉伦，是可以理解的理性选择，伦理冲突也并不强烈。
高玉伦在逃跑过程中，曾给自己的儿子打过电话。不妨假设，高玉伦回到的是自己的家，想吃顿饱饭，他自己的儿子又该如何选择？是“大义灭亲”，还是“亲亲相隐”？这势必要面对强烈的法律和伦理冲突。
毋庸讳言，面对这种情况，“亲亲相隐”这种孔孟时期就传下来的价值取向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也是应然的选择。因为强迫犯罪人的亲属中的知情者来举告其罪行，这必然会破坏人与人之间最为真诚和可靠的信任与关怀，进而对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可怕的隐患。面对犯罪的亲属，尽己所能，为其隐匿罪行、摆脱刑罚，是人之天性使然。我国古代法律对此往往也予以肯定，不予处罚。如汉宣帝地节四年的诏令上所言：“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自今子首匿父母，皆勿坐.”而在文革时期，，夫妻、父子相互告发的惨痛记忆，也让人们更理解“亲亲相隐”的价值，对“大义灭亲”则颇为怀疑。
即便是当今社会，这种理念也的确还有其价值。有这样一个具体的案例：一位十二岁的少年，在发现父亲的盗窃行为后，毅然向公安机关举报。父亲被逮捕后，少年同时也失去了生活来源。他的母亲恨他，把他拒之门外;亲戚、邻居反感他把自己的父亲送进监狱的行为，拒绝提供帮助。公安部门只好与当地政府协商，由政府提供给他生活费直至成年。由此可见，“大义灭亲”往往是有其极高成本的。因而，不少的人更愿意选择遵循“亲亲相隐”，也就是这个缘故。
但必须指出的是，“亲亲相隐”也只能在部分情形下被视为权利，并不代表不违法，更不可视之为“义务”。而将中国古代这种“亲亲相隐”的行为认定为犯罪是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规定。
究其原因，首先在于，“亲亲相隐”具备严重社会危害性这一犯罪的本质特征。它多表现为给予涉罪亲属出逃资金、提供隐蔽场所或者帮助其毁灭证据、处理赃物等行为方式，是积极作为型的犯罪。它无疑妨碍了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导致司法成本增加，案件侦破时间延长，被害人受损的权利难以得到恢复等结果。而被害人的权利长期得不到保护，受损的社会关系长期得不到修复，容易引起新的社会问题。
其次，定罪体现了法律对“亲亲相隐”持否定性态度。原因在于，“亲亲相隐”所反映的毕竟是人性中“损人利己”的一面。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法律对其立场本应是限制，只是基于事实上根本无法限制或限制不了，所以只能规定一些不予鼓励的原则性规定，或者无为一点，不予规定。而不能从无为走向肯定，将“包庇、窝藏犯罪亲属、帮助转移赃物、伪造证据”等行为合法化。“法无禁止即自由”，如若“亲亲相隐”不为罪，等于在鼓励“损人利己”，鼓励人性中“恶”的进一步蔓延，进而起到鼓励犯罪的作用。
因此，多数情况下，“亲亲相隐”都是被视为违法的，而把“亲亲相隐”视为一种义务，则彻底违背了现代的法律观。
那么，关于亲情、天性的问题该怎么处置呢？按照现代的法律观念，“亲亲相隐”只能是在部分情况下被视为一种权利。比如，不少西方国家规定可以在亲人犯罪的问题上拒绝作证。又比如，我国司法解释规定“偷拿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的财物，获得谅解的，一般可以不认定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酌情从宽。”以及前述的“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作為证人可以不强制到庭作证”等等。
至于父亲是杀人逃犯，儿子到底应不应该告发？这不应该有必然的答案。告发违背“亲情伦理”，但不告发则违背“社会正义”，而“社会正义”无疑是最重要的价值取向。比如，孔子虽然曾经说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的话，但在《春秋》中，石碏为了维护正统而打死自己的儿子，孔子也称他是大义灭亲。由此可见，当不同的价值取向在发生冲突时，是可以进行取舍的。因而，法律规定“知情不报”不为罪，给了儿子一个选择权。那么，无论他作何选择，只要不明显违法，都是可以理解的。
总之，在现代社会中，作为具有最重要价值取向的“社会正义”必须得到充分地彰显;而“亲亲相隐”虽然自有其价值，也只能作为一种在部分条件下适用的权利，而不能作为一种义务。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威慑犯罪分子，使之无以遁形于天下，从而充分有效地保障社会和谐文明、持续健康地发展。
作者简介：段天福，1963年3月出生，男，汉族，江西省余干县人，在江西省万年师范工作，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文教育教学，学前教育，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