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019智慧中国年会”在京召开，会上发布了第九届中国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估结果。这次年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等联合主办，评估则主要面向入选国家智慧城市和信息惠民试点的108个样本城市。在接受了包含智慧基础、智慧治理、智慧民生、数字经济、创新环境等5个一级指标及下属18个二级指标的考核后，深圳市以77.4分（满分100分）的成绩超过杭州、上海、北京等城市，连续第二年位列榜首。成绩背后，是深圳政府与本地企业多年来的共同努力和戮力革新。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19年，中国的城镇化率由17.92%升至60.60%，城镇常住人口由1.7亿增长到8.5亿。城市蓬勃发展的同时，城市公共政策、公共管理服务供给、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也亟待同步提升，传统技术和管理方法难以为继，城市智能化发展成为解题之钥。而对于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的深圳来说，加速智慧城市建设更是箭在弦上。
　　2018年4月3日，在全市智慧城市暨数字政府建设工作会议上，深圳市长陈如桂提出把智慧城市建设作为全年工作的重中之重，让智慧城市尽快取得明显成效。这次会议上，深圳希望到2020年要实现“六个一”建设目标（“一图全面感知、一键可知全局、一站创新创业、一号走遍深圳、一体运行联动、一屏智享生活”），建成国家新型智慧城市标杆市。
　　而作为与深圳共成长的本地企业，平安从蛇口招商路一间440平方米的办公室起步，见证并陪伴着深圳的每一次进击与爬坡。智慧城市的建设也同样如此。从2017年以来，平安智慧城市公司围绕“优政、惠民、兴业”，打造智慧政务、市民、企业三大一体化平台，全面赋能金融、医疗、交通、政务等领域，在深圳成功落地多个项目，共同推动了深圳智慧城市的建设。
　　平安于2018年发布的《智慧城市白皮书》数据显示，包括全国95%的副省级以上城市和超过76%的地级城市在内的五百多座城市，明确提出或正在建设智慧城市。从深圳出发，平安智慧城市如今已构建起“1 N 1”智慧城市平台体系，在全国118个城市及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推广和实施，支持各省市政府解决城市治理中存在的各方面痛点和难点，提升治理效率与成效，降低城市发展成本，提高市民满意度和获得感。
　　本篇试图将视线对准平安集团旗下最年轻的企业——平安智慧城市，希望以其成长为切口，一窥中国这个当下全球智慧城市建设最大试验场的发展，观察国家战略图景下的政企协同实践，并探讨推进个性化智慧城市建设的中国经验。

异军突起

　　2017年9月25日，时任平安科技首席运营官的胡玮刚刚结束一场演讲，打开手机后，发现了两通未接来电。电话来自集团CIO陈心颖，胡玮立刻回拨了过去。
　　原来，深圳市政府计划改善已经运行了两年的OA系统（自动化办公管理系统）。市政府办公厅希望平安能协助他们完成办公系统改造，在此之前，平安开发了内部办公软件“快乐平安”，可以满足集团150多万名员工98%的办公需求（包括签批、签报、订酒店、报销、考勤、绩效考核、电话视频会议、加密通话等）。作为“快乐平安”项目的总负责人，胡玮被要求第二天直接和集团党委书记陈克祥一起，赶往深圳市政府办公厅。
　　挂断电话，胡玮意识到自己正迎来职业生涯的一次重大转型。承接政府OA项目只是一个切入口，背后其实指向了平安自2017年初就考虑介入的智慧城市业务，这是平安内部审时度势后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距离那通电话一周后，2017年10月，平安科技公司迅速组建了智慧城市事业部，并在12月开始筹建智慧城市公司。
　　所谓智慧城市，是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事实上，智慧城市的概念最早诞生于十多年前。2008年11月，IBM率先提出“智慧地球”的概念，智慧城市建设应运而生。次年，IBM将这一概念引入中国。

　　概念导入期 ，国内最早一批从事智慧城市业务的企业多为国外软件系统集成商及部分国内传统IT服务商，主要以行业应用为主，产业力量较为单一，信息系统以单个部门、單个系统、独立建设为主要方式，形成了大量的信息孤岛。2012 年底，随着国家住建部启动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项目，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开始进入试点探索期。除重点项目建设外，开始出现了共享交换平台和协同型应用。国内外软件开发商、系统集成商、设备商等开始进驻产业各环节。
　　从大环境看，虽然经过几年探索后，行业基本形成了面向个人用户、企业客户和政府客户的商业模式，也完成了一定数量的城市覆盖，但彼时移动互联网的行业生态尚未成熟，企业在商业运营、流量变现上受限。同时，阶段性的政策侧重不同，相比应用开发，政府的财政支出更多倾注到了硬件基础建设领域。
　　转折发生在2016年前后，随着3G、4G等基础通信技术的日趋完善和移动终端产品的普及，智慧城市的发展迎来政策机遇期：先是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首次把智慧城市建设引入国家战略规划;接着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网信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发展电子政务，构建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而到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更是将发展新型智慧城市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工作之一。在政策利好和行业发展趋势等共同作用下，包括电信运营商、软件商、集成商、互联网企业在内，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开始投身智慧城市建设，生态日渐蓬勃。 　　在胡玮看来，平安选择将智慧城市领域作为一个战略方向，不仅在于打造智慧城市契合集团“服务国家，服务实体，服务大众”的责任和使命，更有关平安接下来十年的战略定位。
　　胡玮总结了平安自成立以来的战略演变，“第一个十年，主攻保险业务，要做精做深;第二个十年，开始发展综合金融，从保险拓展到银行、证券、信托、资产管理、不动产等，成为为数不多拿到全金融牌照的公司之一;第三个十年，继续深化综合金融，并探索 ‘金融 科技’，孵化了11家互联网公司;而迈向第四个十年，步入‘金融 生态’的新阶段，即‘科技赋能金融，科技赋能生态，生态赋能金融’。”
　　目前，平安约有两亿多客户、五亿多用户，基本上三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是平安用户，七个人里就有一个是平安客户。智慧城市的服务对象涵盖了政府、企业和市民，把住智慧城市服务的入口，不仅有利于强化用户粘性、拓展业务场景、增强品牌价值，也能进一步激活其他生态，产生协同效应。
　　在这一背景下，2017年10月，作为平安智慧城市的001号员工，胡玮从平安科技带了不到100人出来，埋头扎进这一全新生态的打造中。

从0到1：背水一战

　　加入平安前，胡玮效力于AIG（美国国际集团），担任亚洲区CTO。2013年，他加入平安，出任平安科技首席运营官，负责整个集团的IT基础架构、开发、运营和科技创新工作。在2017年被委任为平安智慧城市联席总经理兼CTO前，他在集团内部“战功显赫”。除了主导团队搭建起了“快乐平安”办公软件，他还用三年时间帮助平安达成新纪录——将全年运维重大事件次数降至0起，另外他还从零开始打造了金融行业最大的云平台（平安云）。
　　然而，要从零开始，打造起智慧城市的生态，胡玮面临着从做技术到做业务的大转型。再加上他之前主要分管集团运营，并没有多少跟政府打交道的经验，起步阶段压力颇大。
　　据国际数据公司IDC此前预测，2017-2021年，全球智慧城市相关投资平均增速将超过18%。而在国内，市场同样火热。智研咨询于2017年发布的《2018-2024年中国智慧城市市场深度调查及未来前景预测报告》的数据显示，预计2017到2021年，我国智慧城市IT投资规模的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31.12%。
　　平安的竞争对手里，不仅有在行业摸爬滚打十余年的传统IT服务商，还有包括阿里、腾讯、百度、华为等各路巨头。许多一线IT服务商在智慧城市建设的相关领域已有十几年的行业经验，在全国业务网络广阔。而对于互联网巨头，依托庞大的用户量、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既有的平台技术，涉足智慧城市更像是“互联网 ”概念下的顺势而为。
　　对于平安团队，入局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人设”。在很多人眼里，平安是一家以金融为主业的公司，在构建智慧城市的相关技术上敌不过互联网公司。要破除“人设”，平安急需一个让行业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啃下最难啃的一块骨头是胡玮的策略。在2017年末，毫无疑问，那块最难啃下的骨头便是深圳市计划开发的一款针对市民生活的APP，也就是后来的“i深圳”。
　　要想在智慧城市领域攻城略地，深圳是必争之地。胡玮明白，群雄环伺，要想说服政府在一众强敌中选择平安，不能光靠讲。在马明哲的支持下，胡玮决定先开发一个Demo版的市民服务平台，希望以此向客户展示平安的诚意，以及真实的产品、技术能力。

　　策略易定，壓力难扛。“为了开发这个Demo版，我们投入了一百多人，几千万资金，做了大半年。如果最后不被认可，那就是打水漂了。很多互联网公司不愿意这么深入去做，就是因为资金、资源投入大，容易陷入人力陷阱。”但胡玮觉得这一步势在必行，“马总（平安董事长马明哲）的主张一贯是，情愿多花钱，不要走错路。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他过规划。我们愿意承担风险，除了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更因为我们认定，不深入业务流程，就没法帮助政府部门解决实际问题，也就没法真正带来价值。”
　　如果说拿下“i深圳”，对于平安，意味着拿下第一个标杆性产品，那么对于胡玮，则是背水一战。他向自己立下“军令状”，如果‘i深圳’没拿下，就去请马明哲换帅。
　　赵瑛英对当时团队面临的各种困难记忆犹新。她曾就职于腾讯，于2014年加入平安，2017年担任平安智慧城市智慧生活事业部高级产品总监，负责“i深圳”产品设计工作。
　　赵瑛英是胡玮最初从平安科技抽调到智慧城市事业部的一百多人之一。“起步阶段，从我们执行层面来看，既然确立了这个目标，我们就先不去提问题或是困难，只要想怎么去达成。”
　　最初的团队成员大多有互联网公司背景，对政务业务缺乏了解。要“入门”，没有捷径，必须深入到政府一线。包括马明哲在内的各级管理层也在想方设法帮大家牵线搭桥。“一开始，团队能接触到的政府部门比较少，但大家珍惜每一次机会去学习。团队里也不分你我，只要有机会，无论是去交流，还是帮他们做一些业务梳理和流程设计，大家都是二话不说就往前顶上去。”赵瑛英介绍。
　　面对全新的领域，整个团队处于迅速学习阶段。越是深扎一线，越觉得要补的课太多。那时，团队在办公室专门设置了一个书柜，围绕一线需求和规划需要，每个人都采购了大量国内外的相关书籍。部门内部还会定期组织交流会，分享读书和学习心得。
　　因为每个人都可能面对政府部门，为了在宣讲时更加契合政府叙事，这群互联网公司出身的产品经理往往会反复调整脚本，之后在内部多番演练，不仅要讲顺，还需要背很多FAQ（常见问题解答）。那是赵瑛英加入平安集团三年来压力最大的时期，这种压力更多来自于要在新业务方向上有所突破。 　　据2020年5月出版的《无止之境：中国平安成长之路》（以下简称《无止之境》）记录，2017年9月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马明哲几乎每周都在拜访或接待各地相关部门，介绍“平安智慧城市的方案”。很多方案都是他亲手修改的，会细致到字和标点。“那段时间，只要有政府领导到平安调研，都会看到三样东西的展示：一是移动办公平台（政务通）;二是市民生活的Demo平台（市民通）;三是‘全视通’，也就是大数据展示平台，用于展示全市的各种数据。”
　　2018年9月15日，平安智慧城市迎来了成立以来的首个里程碑——中标“i深圳”项目。
　　不过，在孔茉莉看来，平安得以从互联网巨头手中夺下深圳项目，不仅在于专业和付出，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平安抱定了和政府部门共建的心态。孔茉莉曾就职于阿里巴巴，2013年加入中国平安，2017年由胡玮从平安科技抽调至平安智慧城市，出任智慧生活事业部总经理。
　　“一方面，腾讯、阿里做的都是流量入口，无论是云还是小程序，他们是希望通过智慧城市的相关业务来推自有平台，而平安的思路则是帮助政府打造一个公立平台。在我们看来，渠道可以多样化，但是服务平台由政府来主导才是最安全和稳固的，才不会受商业环境的变化而影响投入和维护;另一方面，平安也更加兼容开放，不会像其他巨头一样设置一些排斥竞争对手的合作条款;最后，智慧城市并非直接面向C端用戶，更多是通过服务政府客户，去打造面向C端的用户平台（G to C）。客户和用户是不一样的，这项业务会更契合平安的基因。”
　　平安的中标让团队大半年来憋在胸中的一口气得以舒展。“那时，团队已历经了一番迭代，一些人熬不住，选择离开，而一些人选择继续坚守。得知拿下‘i深圳’项目的那一刻，每个人都非常激动。”赵瑛英回忆道。
　　“i深圳”中标的2018年，成立一年的智慧城市上升为平安生态战略核心之一，和金融、医疗、汽车、房产并列组成平安五大生态圈。

关键跨越：验证可复制性

　　在平安，管理层通常会基于四项原则来衡量新的业务方向——第一是价值，对客户是否有价值，对平安是否有价值;第二是门槛，行业的准入门槛必须足够高;第三是规模，市场规模必须足够大;第四是可复制性，标杆项目可复制，商业模式才成立。
　　拿下“i深圳”项目，战略意义不言而喻。它不仅成为外界重新评价平安在智慧城市方面能力的一扇窗，平安也得以借此构建起一套平台化、标准化的技术体系。但这只是个开始，要跑通商业模式，就要验证其可复制性。
　　中间的不确定性至少有三点：一来，作为首个标杆性产品，深圳的大部分项目，平安都是亏钱做，有的项目可能招投标金额还不足投入成本的五分之一，企业要完成经营目标，就必须尽快复制到全国其他地方;二来，包括深圳在内，全国只有四个一线城市，智慧城市业务大量应对的还是二三四线城市，各地既有的信息化水平参差不齐，这套为深圳量身打造的市民服务平台能否在非一线城市复用，以什么样的形式复用，还有待摸索;三来，在向其他城市复用的过程中，如何在保证交付质量的基础上，提升交付速度，降低交付成本，也是很大的挑战。
　　“i深圳”是在2019年1月11日正式上线的。刚上线时，平台的数据和影响力还有待提升，客户挖掘主要依靠平安遍布各地的“智慧办”。“智慧办”平时主要负责平安旗下所有业务的本地合作，既包括银行保险，也包括智慧城市。“智慧办”一旦探明本地有一些好的项目机会，就会把信息传回位于深圳的平安智慧城市总部。接着，方案团队会根据预先收集的信息准备一套预案，然后深入当地，做细致的调研和沟通。
　　江苏盐城是平安智慧城市拿下的第二个政府项目。在孔茉莉眼中，拿下第二城的难度和意义丝毫不亚于攻克首城。“当时盐城的客户就提出了疑问，深圳的信息化基础好，‘i深圳’产品套用到盐城到底可不可行？”平安能否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同样事关业务生死。
　　打消客户顾虑的，是平安团队开发的一套开放平台标准。其实，这套产品逻辑早在做深圳项目时就已经确立，那时团队已经考虑到可能出现的信息化程度和能力参差不齐等情况。这不仅体现在不同的城市之间，也体现在同一城市的不同部门之间，即便是在信息化基础较好的深圳，也并不是所有部门都能达到税务和公安部门那样高的信息化程度，有的部门相对落后，就会形成数据孤岛。
　　“开放平台标准的核心价值在于，当信息化水平参差不齐时，这套通用标准可以让客户只要做很少量的改造，就可以顺利上线平台。”据孔茉莉介绍，这在当时属于平安的首创。这套标准不仅能有效地解决数据孤岛的问题，还能更好地赋能客户。既往智能城市服务商大多采用交付制。这种服务模式更像是一锤子买卖。而平安的开放平台模式，让客户得以把握更多的主动性，政府客户既可以选用平安的服务，也可以在平台上对接智慧城市产业生态的其他企业。“相比挣快钱，平安更希望能为客户提供一个长远的规划方案，能落地、见效果。”
　　2019年6月，平安凭借出色的产品和规划能力最终中标“我的盐城”APP平台建设项目。
　　虽然拿下了项目，但要真正跑通一条能在二三四线城市复用的模板，千头万绪皆要重头梳理。为了尽快打造出继“i深圳”后的又一个标杆产品，那段时间，项目经理定了条规矩：所有项目组成员一个月只准从盐城回深圳一次。
　　如果说“i深圳”帮助平安搭建起了智慧城市的基座，那么随着盐城以及后面南通项目的成功交付，平安才算真正趟出一条智慧城市的发展路径。虽然每个城市的定位、规划、发展重点、项目资金各异，但借助一套模块化架构的方案，平安在不同的城市进行复制的灵活性很高，各地客户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去配置增值服务。
　　如今，如果有其他城市的客户需要实地考察样本城市，团队往往会带他们参观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一线城市标杆深圳，另一个便是盐城。
　　2019年9月，“我的盐城”APP正式上线，首期接入全市三十多个部门273项公共服务事项，覆盖政务服务、社会保障、交通出行、医疗健康、智慧教育、房产服务等重要民生领域，包含全流程医疗、全方位智慧教育等特色创新服务和实时公交、社保缴费、求职招聘等高频服务。截至目前，上线一年的“我的盐城”共搭载了四百余项服务，累计注册用户达到144万， 累计访问量（PV）达到1.5亿。

跑马圈地：高筑护城河

　　对于平安来说，做智慧城市1.0阶段是看“政府要什么”，2.0阶段则是“能主动帮助政府提高些什么”。

　　林承是平安智慧城市智慧生活事业部高级方案总监，2018年加入平安前，曾就职于神州数码，在电子政务建设、市民融合服务运营领域深耕细作十余年。在平安，方案团队的主要工作分为四大块：编制解决方案、方案宣讲、沟通协调和招投标。林承用作战场景打比方，“方案团队相当于参谋或者军师，其对外的核心工作就是快速识别和预判战场，制定作战计划，打赢战争。”
　　作为公司参与攻城略地的关键力量，方案背后比拼的是平台的定位、建设的策略，以及是否能够拿出足够有亮点的应用。在林承眼中，“如今政府客户都很有想法，不再满足于先抄后超，而是一开始就要看到特色和创新。” 区块链在政务领域的应用就是平安团队创新的一个典型案例。
　　2019年10月24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提出，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要抓住区块链技术融合、功能拓展、产业细分的契机，发挥区块链在促进数据共享、优化业务流程、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协同效率、建设可信体系等方面的作用。
　　“在新的政策命题下，各地政府都面临着同样的疑问——如何在政务领域更好地应用区块链技术？”林承介绍，业内通常的操作流程是，通过跟客户交流和实地考察，了解应用场景和痛点，然后据此做优化和创新，让流程更顺，效率更高。但是要将区块链技术运用到政务领域，谁都没有经验，在客户本身缺乏认知的情况下，要快速抢占市场，就要对方案团队提出更高的要求。
　　10月，政策信号刚刚释放，林承团队就察觉到背后的商机和趋势。林承的策略是集中资源在深圳之外拿下一个最具战略意义的项目，第一时间带队前往北京寻找市、区两级客户。北京作为智慧城市发展的先导区和示范区，已经是群雄割据，不仅有百度、阿里、腾讯等量级互联网巨头，还有浪潮、太极、北京首信等一批根基深厚的综合IT服务商和本土企业。
　　为了拿出更具竞争力的方案，林承带领方案团队在北京市密集攻坚，通过每周和客户碰头，不断地提出想法、思路，并调研和验证，历时两个月，彻底吃透客户方所涉及的17套系统，最终成功地落地“区块链 电子证照”的标杆案例。目前，除了成功案例的复制推广外，林承团队还在积极地结合区块链推进可信政务大数据、可信账户、可信应用等创新业务的落地。
　　事实上，在平安智慧生活，早在一年前，就有人在思考如何利用区块链技术解决政务业务的瓶颈。这个人就是蓝勇辉，目前担任平安智慧城市智慧生活事业部高级研发总监。在2018年7月加入平安前，他一直在深圳通等公司从事技术研究和管理工作。
　　在技术团队和方案团队反复交流后，北京成了蓝勇辉将先前的预演性工作真正实现场景化落地的试验场。“由于部门管理模式差异、信息安全、数据资产所有权等问题，跨委办局、跨地域的数据互通共享，十几年来一直困扰着智慧城市建设，而基于分布式、可追溯、不可篡改等特性的区块链技术，正是有效解决跨组织协同问题的灵药。”
　　在蓝勇辉带领的技术团队的努力下，平安智慧生活发挥 BCID区块链技术（注：基于区块链技术，后台可完成可信身份证明的调取）特性，从明确政府部门数据职责和有效保护社会公众数据权益等出发，经共享的数据会以“可用不可见”的方式，通过查询接口、加密传输实现链上核验。这样一来，要完成“无证办事”，既无需对原本存储在各政府部门的身份信息数据做任何修改，也不用将之全部拷贝出来，且数据核验交易过程在区块链上均会留下记录，能保证数据安全和共享过程不可篡改。
　　另一方面，办事人仅需通过APP“刷脸”授权，或在政务服务大厅综合窗口“扫码刷脸”授权，办事企业只需通过电子营业执照授权，即可办理政务服务事项，无需再提交身份证、户口本、营业执照等已上链证照材料（相关证照从区块链电子证照平台获取，随时获取、随时使用）。
　　在林承看来，能否帮助客户解决实际问题是考验方案的重要因素，“一份能让客户满意的政务服务方案，要求服务商站在客户的角度，了解他们的实际诉求，以及工作中的痛点难点，甚至其他省市的建设情况等。同时，也要求服务商对政务服务的相关政策、未来发展动向有及时深刻的把握，这样才能设计出解决方案引领行业和客户的发展。”
　　今年6月，平安成为这场“20进3、3进1”淘汰赛的胜利者，成功在北京连续落地多个“区块链 电子证照”标杆案例。除了北京，平安智慧生活团队还将BCID区块链技术运用到了深圳、成都、绵阳、泰州等城市数字政府的搭建中，在多地实现了“区块链 电子证照”应用。
　　在孔茉莉看来，经过三年的历练，平安智慧城市已经形成了一条宽阔的护城河。“首先是流量的门槛，以‘i深圳’為代表的一系列政务服务APP使平安得以把住一些关键流量入口，这些入口是生态战略得以运转的关键;其次是技术门槛，比如依托平安BCID区块链、市民服务智库AskBob（注：智能语音实时交互服务）等技术，推出了区块链电子证照、AI智能客服、无感申办、千人千面、秒批服务等创新模块，许多技术应用场景都是全国首个，甚至唯一。”
　　如今，深圳市统一政务服务APP “i深圳”已汇聚7700余项政务生活服务，累计下载数超1800万，累计访问量（PV）超11亿，在2019、2020年省级政府和重点城市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调查评估中连续排名榜首，同时获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19年新型智慧城市十大典型示范案例。依托沉淀的“深圳经验”，平安智慧城市积极向全国各地赋能，业界标杆影响力逐步辐射全国。

突破边界，探索不止

　　作为曾经的行业后来者，在过去的三年里，平安后来居上，硬趟出了一条又一条智慧城市的通路，打造了一個又一个烙有平安印记的创新模板。然而，从行业发展的纵向上看，作为当前的行业领军者，平安同样面临打通行业瓶颈、拓展行业边界的挑战。
　　对于平安智慧生活团队来说，这不仅要求深入一线，下沉到业务，还必须穿透迷雾，洞悉瓶颈和边界背后隐藏的桎梏，并以科技企业之力，携产业和生态伙伴，共寻一条破局之道。
　　2018年，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在“互联网 政务”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包括北京、广西、重庆、浙江、河南、福建、贵州、山东、安徽等多个省市设置了大数据管理机构，整合相关部门数据资源管理、信息化，以及大数据应用和产业发展等职责。机构改革完成后，平安智慧生活对接的部门大多为各地的大数据局、政务服务局，或者行政审批局，后者的一项关键职能就是做数据打通。
　　“以前，业务系统的数据大多分布在各个委办局，要打通数据就要靠行政命令。”孔茉莉就曾听过有地方领导为了推动不同政府部门的数据打通，只能放下狠话，要么交数据，要么交乌纱帽。
　　“人的惯性是很难克服的，要让委办局有动力改变长久养成的工作习惯，就得靠价值、结果导向。”胡玮介绍当时平安的思路是将原来的“按事项办事”调整为“按主题办事”，“比如之前大学毕业生要在深圳落户，需要去各个委办局跑各种流程，现在我们通过流程再造，改为一表通办，毕业生一次性填好后，在线上做统一认证。这样一来审批时间和流程就极大地简化，居民办事体验也因此极大提升。”

　　在孔茉莉看来，纯粹靠行政命令去推动是非常困难的，企业必须给客户一些抓手，也就是通过应用服务来倒逼各委办局。“以i深圳为例，我们的APP上已经集合了全市六十多个委办局的7700余项服务。我们会实时监控服务运行情况和质量，如果有市民投诉哪个局的服务不好用，或者哪个局的某个功能宕机了，我们就会及时跟进，和相关部门一起做优化和改造;相反，如果市民表扬哪个局的线上服务特别便利，我们也会跟进做一些包装。”孔茉莉认为，相比过去政府做数据底层治理，居民无法直接感受到实效，如今有了政务服务平台，市民的意见会倒逼各政府部门去不断提升服务，也就使得数据共享、数据交换、数据服务得以形成一个良性闭环。
　　在赵瑛英看来，要真正实现更高程度的跨部门数据打通，特别是要动员那些长期垂管垂办的委办局，除了依靠落地应用来倒逼动员，通过区块链等技术保障数字产权和数字安全，还需要从合作共赢的角度去考量。
　　如何“共赢”，同样体现在另一个重要面向。虽然从商业模式的角度上，产品讲究复用，但落到实际，各地对于政务平台的想法也不同。有的城市希望搭建一个非常单纯的政务服务平台，而有的地方则因为城市发展阶段以及所处的财政环境不同，会关注平台的后续造血能力。对于平安来说，也同样如此，团队并不满足于建设和运营的传统收入，也希望借此探索下持续分润的收入模式，以丰富未来的收入来源和生态纵深。
　　对于赵瑛英带领的产品团队来说，这是机会也是挑战。“在盐城的项目上，我们就提了一些方案，比如我们在上面引入了一些银行理财类的金融产品、一些景区门票等旅游产品、一些本地家政服务的生活服务类产品，通过这些产品帮助平台逐步产生一些经济效益。”
　　截至9月7日，“我的盐城”APP下载量已突破200万。也就是说，大约每4个盐城人中，就有一个下载了“我的盐城”APP。今年疫情期间，由智慧生活开放运营平台打造的消费券预约系统助力盐城发放了千万消费券，加速了盐城旅游消费市场整体回暖。同时，该系统也在“最珠海”平台上线，帮助珠海市发放1亿元消费券活动，累计发放420万张消费券，拉动珠海经济消费5.4亿元，超10万家商户参与。
　　“在平安之前，虽然包括神州数码、浪潮、万达都曾制定了百城计划，并希望同各地政府探索市民服务平台的商业模式，但至今还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把这件事情做成。”孔茉莉认为如何提升共建平台的造血能力是团队今明两年的一个重要挑战。

中国路径

　　赵瑛英习惯了将压力视作前进的动力。“凭借着团队三年来的努力，如今平安智慧城市的品牌影响力已经形成，产品也开始逐渐走向成熟，更大的挑战来自于如何平衡标准化和个性化，如何不断突破，不断去契合整个未来发展的趋势。”
　　只有敏锐准确地把握趋势，才能先人一步，确立标准，成为市场和行业的引领者。进入2020年，在防疫工作的推进和城市数字化建设深化等背景下，各地智慧城市建设开始步入快车道，这也让行业的竞争日渐白热化。
　　在蓝勇辉看来，国内的智慧城市建设虽然已有十几年的历史，但在近三四年的政策支持下，才开始走上发展新阶段，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大家都还处于不断摸索和调整方向的过程中，这是一条互相合作、协同演进的道路。
　　为了更好地驱动智慧城市的发展，今年以来，蓝勇辉团队花了大量时间在平台的优化迭代上。在他看来，智慧城市本质上是以新兴技术驱动的，技术既是智慧生活业务的基础保障，又是其创新突破的驱动和支点。他希望在2020年能帮助更多城市实现“一码通城”（居民不再需要带任何证件）、“一网通办”（不用关心办事流程的建设目标）。
　　而对于林承来说，今年的硬仗只会更多。秉持着“客户在哪我们在哪”的原则，他一年在外出差的时间超过200天。今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上半年团队的业绩已经超过了去年整年的水平。当行业处于快速成长期时，无论是客户还是竞争对手都在迅速进步，要攻城略地，就要求对行业的研究更深入，更有前瞻性。“就像买股票，只有能辨清大趋势，才能做到提前进场，在每个节点都能先人一步。” 　　他最新关注的政策是“跨省通办”。9月11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要深化“放管服”改革，“服要服出便利、服出實惠”，并提出要推动更多事项集成办理和“跨省通办”。林承和团队已经开始着手研究，“我们必须紧跟政策方向和行业变动，不断推进业务创新。”
　　在行业深耕细作了十几年，林承认为自己对建设智慧城市的感情早已超越了工作，上升为一种情怀。他还记得十几年前，行业发展初期，和同事一起为推广市民服务网站，上街发王老吉做地推的场景。“这份工作的意义在于能真正推动城市的发展和进步，一步一步，以企业的力量帮助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型。这在我看来，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这份情怀，赵瑛英感同身受。两年多前，她曾参与过一次公司内部的职级评审，当时她被问到，“做智慧城市以来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在她看来，多年后的今天，那份答案依然受用——“以前，总觉得城市离我很远。但当我从事这份工作后，无论是优政、兴业还是惠民，自己的每一分努力都是在为这个城市的发展做贡献，这种成就感是其他工作很难给予的。当你在车上无意间看到一个陌生人正在打开你参与开发的产品来解决问题时，你会觉得所有的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
　　智慧城市的建设不会一蹴而就，必然会经历一个学习创新、打磨完善的过程，而在当下，包括平安在内的各市场主体也成为中国特色智慧城市的共建者和开拓者。
　　打造智慧城市早已成为全球共识，然而城市的建设和改造往往需要考虑到不同的国情社情、政治体制、宗教文化等因素，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会有不同的切入角度和推进路径。比如北欧国家的智慧城市建设主要体现在智慧交通系统，以斯德哥尔摩为例，该市在通往市中心的道路上设置了数十个路边监视器，利用射频识别、激光扫描和自动拍照等技术，可实现各类车辆的自动识别。借助这些设备，该市在周一至周五6时30分至18时30分之间对进出市中心的车辆收取拥堵税，得以有效降低交通拥堵水平和温室气体排放量。
　　西班牙巴塞罗那则在城市内铺设了大量的无线传感器和路由器，着重发展物联网。在该市高新技术中心的试验区内，草地上铺设有湿度传感器，可通过感知地面温度确定最佳浇水时段;铺设在垃圾箱上的传感器则能检测到垃圾箱是否装满，上面还设有气味传感器，可分辨出垃圾箱内气味是否超标。
　　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东北部的巴塞罗那不仅是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也被评为欧洲智慧城市的标杆。其前副市长维夫斯（Antoni Vives）曾负责该城的开发和管理。在2013年底举办的智慧城市展上，维夫斯对到会的数千家科技公司公开表示，“如果你们只是想卖给我们更多的设备，在这里开展所谓的‘实验项目’，那就免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设备、仪器、工具，这些零敲碎打并不会改善全体市民的生活。” 维夫斯强调，城市转型是一项长期工程，必须让每个市民感受到生活品质的改善。
　　“国外在数据分析、智能化方面做得很好，”巴塞罗那的经验给了胡玮很多启发，他曾去那里实地考察。不过在他看来，相比在国内智慧城市建设中政府发挥的关键作用，国外政府大多起引导作用，这背后是不同国情的差异——“小社会、大政府”和 “大社会、小政府”。
　　“在巴塞罗那，城市被划分为一个个‘100米×100米’的方块，整个城市就是由无数个1万平方米的‘豆腐块’构成。每个‘豆腐块’内部推行社会化承包，其中约1/3的面积会用于公共服务类建设，比如建图书馆或教学楼，剩余2/3可由承包商开发，社会化运营程度很高。不过，任何的设施规划，只要有一户居民不同意，项目就没法推进。很可能出现因为1%的居民利益而损害99%的居民诉求的情况。”
　　胡玮还曾向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率领的新加坡代表团介绍平安智慧城市方案。“他们先后有三批团队来平安交流学习。”中新国情同样差异明显，“代表团成员告诉我，因为对个人隐私的高度保护，在新加坡，政府各部门间的数据是无法共享的，这一局限性就让他们很难像国内一样做到‘最多跑一次就办成某项政府服务事项’。”
　　然而，随着智慧城市业务的推进，隐私数据的利用和保护成了不得不谈、常谈常新的话题。在胡玮看来，在数据化时代，数据的生产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在加快数据立法的同时，区块链技术等数据加密手段也能更好地助力居民信息隐私的保护。
　　“隐私保护是把双刃剑。以深圳近年来持续推进的‘雪亮工程’（注：到 2020 年，深圳一类摄像头数量将突破 10 万个，二三类摄像头 190 万个，各类摄像头多达 200 万个左右）为例，这些摄像头虽然涉及隐私，却为社会治安带来了很大的保障。目前涉及平安智慧城市项目的所有居民数据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如何更好地使用这个数据给社会提供价值，又不妨碍个人的隐私，值得讨论。”
　　从2017年9月那两通未接来电起步，胡玮带领平安智慧城市团队迈过了荆棘密布而又硕果累累的三年，团队从平安科技的几张办公桌，搬到了前海湾旁一座34层的独栋大楼，员工数从曾经的一百多人，迅速壮大到了如今的三千多人。而对于未来的三年，胡玮也有了更多的期待。
　　“从企业自身来看，无论是技术还是业务，我希望团队能更加的专业，能从实操的角度为客户创造切切实实的价值;从行业的角度，我们也将始终秉持开放的心态，积极和行业里更多顶尖企业建立合作共赢的关系，帮助更多中国城市迈向智慧生活的新时代。”胡玮对未来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