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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保卫的人生故事中有一种从容不迫的力量感。这位生于黄河之滨，长于闽西山区的革命后人，自确立新闻理想的少年时代开始，无论其后是迂回辗转还是大道通途，竟不悔初衷地“一路都在圆梦，一路都在坚持”，这也是一位七旬学者对往事满怀诚意的娓娓道来之下最令人起敬的难忘印象。
从事遂人愿考取新闻学本科，到柳暗花明攻读新闻理论硕士，再到矢志不渝迈上新闻教学科研之路，从兢兢业业参与创建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到满腔热情执教新成立的中国新闻学院，再到几近耳顺之年重返母校中国人民大学迎来学术生涯新高峰，郑保卫坦言自己一直都“奔走在新闻追梦的路上”。而对于一位年逾古稀的学者来说，支撑这一路圆梦的力量，既有对理想百折不挠的坚守，也有对命运永不止步的倔强;既有对际遇乐天知命的珍惜，也有对未来时不我待的使命;既有对家国社会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更有一种难以言尽的时代情怀与精神信仰。真源无味，真水无香，郑保卫的学术思想如同他的学术人生，一经展卷，虽平实质朴，却耐人寻味、隽永悠长。
一、“我出生在苦难的战争年代”
“1945年农历二月，我出生在山东省高青县的一个农村家庭。我的家乡距离黄河只有18公里，在旧中国，那里不是涝就是旱，老百姓的日子很不好过，当时许多穷苦人都投奔了革命，我的父亲也参加了八路军，我的孩童时代是在苦难的战争环境中度过的。”郑保卫回忆道，“在我们家乡的郑氏家族中，我是‘保’字辈的，当时已经参加八路军的父亲给我取名‘保卫’，是希望我将来能够加入到保卫民族、保卫国家的战斗中去。好在我出生不到半年，日本就投降了，家乡人民都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然而好景不长，国民党很快又挑起了内战。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父亲依然在外打仗，母亲和家乡的父老乡亲都投入到支援前线的工作中。这些经历使我从小就痛恨战争，向往和平。”郑保卫真情坦言：“后来家乡解放了，实行土改时家里还分到了土地，乡亲们破天荒地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大家都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因为出身在革命家庭，父母亲给我的都是传统的革命教育，所以从小就培养了我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情感，纵使日后遇到怎样的曲折和磨难，这种情感也始终不曾动摇。”在谈及父母亲对自己最大的影响时，他说：“父亲教给我更多的是政治方面的教育，比如要有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干工作要有政治头脑和政治眼光，要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工作。记得父亲在晚年还戴着老花镜给我写信，叮嘱我在工作中一定要把握好政治方向，那时的我已经担任了中国新闻学院研究生部主任。而母亲给我的更多的是道德方面的教育，即教我如何待人和处事。她总是叮咛我要有爱心，要讲诚信，要懂得感恩，要学会宽容等。父母亲对我的这些教育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
1952年，7岁的郑保卫跟随母亲离开山东老家，前往福建去找随军南下并留在永安工作的父亲。“我和母亲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先后在永安、漳平、永定、龙岩等地生活，我也依次在这些地方从小学一年级一直读到高中毕业，整整12年时间，由童年到少年，再到青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它给我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记忆！也正因为此，我总是自豪地把福建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说到此，郑保卫的话语中充满留恋与感怀。
家庭与乡情的影响涵养了郑保卫忠诚坦荡的品格，颠沛辗转的成长岁月锤炼了他达观耐劳的意志，这位从齐鲁农家走出来的少年很快便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并从此开始了对一份情怀的执着追求。
二、“当记者是我最大的理想”
“当记者一直是我的理想。记得1961年初中毕业那年，中考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理想》，我写的就是想当记者。在作文中，我阐述的理由有两条：一是我喜欢走南闯北，喜欢旅行，所以新闻工作很适合我;二是新闻工作可以为老百姓说话，为社会与民众伸张正义。那篇作文得分很高，在那时的我看来，分数本身就是对理想的一种肯定。”郑保卫记忆犹新，“上高中后，我负责全校的黑板报工作，这不仅使我的写作水平大有长进，还积累了一些宣传工作经验，培养了我对做新闻宣传工作的感情。”他感慨道：“1964年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那年我从福建省漳平一中高中毕业。在选报高考志愿时，我填写的第一志愿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经历了苦苦的等待以后，我终于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如愿以偿考上了梦寐以求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从此，我开始跨入新闻专业之门，踏上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新闻追梦之路。”
幸运的是，1965年，新华社投资20万元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创办新闻摄影专业，郑保卫和徐光春、赵伟等20名同学成为人大新闻系历史上第一批新闻摄影专业的学生。然而，随后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却一下子改变了他们原本平静的求学生涯。“当时按照学校与新华社达成的协议，我们20个人是作为新华社代培生培养的，毕业后本可以安排进入新华社工作，正当我们憧憬着成为新华社摄影记者的美好未来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使我们的大学生活忽然间脱离了原先的正常轨道，我们稀里糊涂地就被卷入了‘革命’之中。”在闹哄哄的“文化大革命”中，郑保卫转眼间到了该毕业的1969年（当时为五年学制），然而等待这些急盼早日离校工作的毕业生的却是推迟毕业的通知，他们被要求同1970届（即“文化大革命”前招收的最后一届1965级学生）一起留校继续搞“斗、批、改”。“总算熬到了1970年，可令我们失望的是，这时毕业分配已经不能按正常程序进行。根据那时的规定，凡中央直属单位一律不接收大学毕业生。留北京，进新华社或其他新闻单位是不可能了，同学们都分到了外地，我被分到了辽宁大连。而当时辽宁省又有‘文理科毕业生必须当教师’的规定，于是我被分配到了大连市第56中学当教师。没想到这一干就是8年。”谈及这段经历，郑保卫心情复杂，“这期间，我教过语文、政治，当过共青团书记，最后还做了副校长，被评为市、区优秀教育工作者。但即使这样，我内心深处对新闻的热爱与追求却始终没有改变。我一直盼望着有一天能有机会重新实现我的新闻理想”。 很快，已过而立之年的郑保卫竟再次迎来了他人生的转折。“粉碎‘四人帮’后，母校的老师给我提供了一个信息：自1973年人大新闻系停办，成建制地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之后建立起来的新闻专业要开始招收研究生了。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我好几天没睡好觉，我想抓住这个机会，于是开始了考研准备。”难能可贵的是，1978年，不忘初衷、执着求索的郑保卫不仅如愿以偿金榜题名，并且正好赶上了当年人大复校，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重新回归人大新闻系，他因而又成为人大复校后招收的首届108名研究生中的一员。时隔8年，郑保卫再次筑梦人大，并由此开启了一段全新的人生篇章。回顾这一段经历，郑保卫无限感慨，“那一年，我和童兵、贾培信、林良旗、俞家庆、谷长岭、张涛、冯迈8人有幸被录取，而我和童兵又一起成了甘惜分老师的研究生，研究方向是新闻理论。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成了我后来几十年始终不渝的专业方向和事业追求”。1981年10月，郑保卫在顺利完成了学位论文答辩之后，又面临毕业分配的几种选择：“一是去中央机关从政，二是到新闻媒体做业务，三是到新闻院校搞教学和科研。经过反复考虑，我最终选择了第三条路。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和甘惜分老师的建议有着很大关系。他对我说，你都30多岁了，学的又是新闻理论，再去当记者已经没有多大意义，还是搞新闻理论教学和研究好。我自己也想，当记者只是去实现个人的新闻理想，当教师则可以帮助成百上千的学生去圆他们的‘新闻梦’。因此，我最后选择了到大学教书，迈上了新闻教育的讲台。”回顾起这一番抉择，他推心置腹，也掷地有声。
三、“三所院校的教学科研经历，是我特有的财富”
自1981年正式走上新闻学教学科研之路至今，郑保卫已经度过了近35个辛劳寒暑，“这35年的新闻教学科研是我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一段经历，因为它是我朝着中学时代所确立的新闻理想奋力前行、逐步圆梦的过程。从1981年我研究生毕业到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当老师开始，到1986年任教于中国新闻学院，再到2002年调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我在这三所培养目标和办学特色各异的院校里所得到的锻炼和收获也不一样。这些经历都是我特有的财富”。
郑保卫于1981年任教的国际政治学院，是公安部于1978年创办的第一所正规普通高校，其新闻系的办学方向很明确，就是要培养适合公安系统新闻宣传工作需要的新闻人才。郑保卫介绍道：“我到国际政治学院时，新闻系还在初创时期，教学和日常工作困难很多。我们几个新分去的研究生，同从全国各地新闻单位调入的教师一起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在全系老师和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下，短短几年时间，新闻系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明显进展，而且在社会上获得了很好的声誉和影响，毕业生在公安口和新闻界都很受欢迎。我本人在1984年初被任命为新闻系副主任，后来又主持系里工作，同系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克服各种困难，一起创业、奋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因为种种原因，学校于1986年停止了新闻系的招生，蒸蒸日上的事业不得不戛然而止。恰逢此时，由新华社新创办的中国新闻学院又向郑保卫发出了工作邀请，经双方协商，这年年底郑保卫离开了已经更名为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的原单位，正式调入中国新闻学院开始了新的教研生涯。
郑保卫继续聊道：“中国新闻学院也是个新成立的学校，由于其背靠新华社这棵大树，有其独有的办学优势。”确如其所言，成立于1986年的中国新闻学院由时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亲自兼任院长，他为学院确立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办学方针，这就使得学校的发展能够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并直接受益于新华社在人、财、物等方面的有力支持。郑保卫坦言：“到中国新闻学院任教，对我个人业务和理论素养的提高帮助很大，特别是这期间学校安排我到新华社国内部当记者，使我对如何从宏观上认识新闻工作，如何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如何实现新闻宣传工作的改革与创新，有了许多实际感受和体会，增长了很多知识和经验。这对我后来从事新闻理论教学和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都大有裨益。”不仅如此，1992年，郑保卫还担任了学校研究生部负责人，从此投入了更多精力进行教学管理和学生工作。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这样一个有着鲜明特色和明显优势，正处在发展高峰期，在国内已很有影响，在国际上也有了一定知名度的学校，新华社却因故于1998年决定停办，并于2002年正式结束了它短暂的历史。对于这段经历，郑保卫满怀感情地谈道：“在中国新闻学院工作的16年，是迄今为止我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段。我很珍惜这段经历，因为它给了我很多锻炼的机会，为我后来的发展积累了很多经验和资源。特别是使我对一家新闻媒体如何自办新闻院校、其优势和特点是什么、问题和困难又在哪里等问题，有了很多切身的感受和体会。”
2002年春天，在中国新闻学院正式停办后，57岁的郑保卫作为引进人才从新华社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由此开始了他学术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学校聘我担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为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科研平台，使我得以登上新闻学术的高地。”郑保卫满怀珍惜地介绍道，“这些年，我借助这个平台，组织校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新闻学术研究如何为促进学科建设、传媒改革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咨询服务和舆论支持这一中心任务开展科研工作，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不但扩大了新闻学的学术影响，也提升了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发展。我想，我之所以能够在人民大学取得一些成绩和进步，个人的努力是一个方面，而更重要的是人民大学和人大新闻学院这两个平台本身的地位和影响力，这使它具有了其他高校所不具备的综合优势。”
回忆这几段人生旅程，郑保卫数度坦言：“能在这三个不同类型的新闻院校从事新闻教学和科研工作，应该是我人生中特有的一笔财富。”
四、“重回人民大学，助我登上学术高地”
毫无疑问的是，在郑保卫35年的教研生涯中，阔别母校多年后的重返，是他厚积薄发、学术人生达到一个更高境界的关键阶段。正是在这十余年间，郑保卫的学术成果和影响力开始绽放，在追梦的道路上，谱写了一段段精彩的华章。 举其大者，在科研方面，郑保卫先后承担了《中国共产党80年新闻思想研究》《新形势下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研究》《中国新闻传播法制建设研究》《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等一系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省部级重大课题，先后出版专著、编著、译著和教材20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内容涉及新闻学与传播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实践、传媒改革、新闻教育、新闻法制、新闻伦理、民族地区新闻传播、气候传播等多个领域，一些论文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教学方面，郑保卫主编的《新闻学导论》《当代新闻理论》《新闻理论新编》《新闻法制学概论》等著作和教材，亦被多所新闻院校选定为教学用书，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其主讲的新闻理论课，更是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和国家精品课程。
郑保卫进一步介绍道：“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方面，我作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学教材编写专家组成员和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学科首席专家，参与编辑和主编了多部教材，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论著导读》《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等著作。”而最值得一提的是，由郑保卫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2004年出版）一书，首次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80多年来新闻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全面总结了党的新闻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不仅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空白，受到学界的积极评价，而且于2007年荣获了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科优秀奖。“最近，我又受聘为首席专家，承担由中宣部和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材的编写任务。”言及此，郑保卫自感责任重大。
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曾经以“保卫新闻学”著称的郑保卫，却在执着坚守传统新闻学领地的同时也开始了与国际传播学前沿接轨的尝试，为中国气候传播研究的启动和推进立下了汗马功劳。“近年来我主持的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项目，从新闻与传播的角度介入气候变化研究，在中国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我们从跟踪研究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政府、媒体、NGO的传播效果开始，形成了一系列成果。自2010年起，我们先后在墨西哥的坎昆、南非的德班、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卡塔尔的多哈、波兰的华沙和秘鲁的利马举办过多场国际边会，就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及策略问题展开研讨，并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气候传播专著《气候传播理论与实践》（中英文对照），在国际舞台上表达了中国学者和民间社会在此领域的立场和观点，受到了国际和国内该领域专家的认同和肯定，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2013年，我们又与美国耶鲁大学在北京共同主办了世界上首届规模最大的‘气候传播国际会议’，把气候传播研究推向了国际前沿，起到了引领作用。2014年，我受中欧社会论坛的委托，作为中方总指导和主持人，同中山大学的团队一起起草了《中欧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共识文本》。此文本已在2014年年底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获得通过，并提交给了在利马举办的第2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希望能够为国际社会所期待的2015年巴黎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成功举办发挥一些积极作用。”说到这些，郑保卫如数家珍，不掩兴奋。
不仅如此，作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的副理事长，郑保卫还与新闻学院的同事一道，联合全国十几个少数民族地区新闻院校的教师，搭建起了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研究的平台，并通过举办研讨会、出版《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丛》和编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报告》等，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为组建中国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团队和形成中国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学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最难能可贵的是，近些年来，作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和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郑保卫还在维护新闻学学科地位，促进新闻学学科发展，以及在促进新闻教学、学术研究、新闻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和推动传媒改革、新闻法制与伦理规范等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受到了有关部门和学界的关注与好评，被称为“保卫新闻学学者”。另外，郑保卫还陆续承担了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记协等单位委托的多项科研项目，如《中国媒体格局变化及传媒竞争力研究》《北京奥运会舆情分析与宣传报道对策研究》《全国广播电视系统职业道德和行业作风状况及对策研究》《新闻传播硕士专业学位设置论证》《中国新闻从业人员资质及准入标准研究》等，其调查报告及研究结论为中央有关部门提供了有力的决策参考和理论支持。近些年，他还受教育部委托主持了《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十二五”战略规划研究报告》的撰写工作，倡导并创建了“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发展论坛”，为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搭建起了全国性的研究平台，组建起了全国性的学术共同体。作为一个学者，郑保卫做到了经世致用，知行合一。
可以说，这些年郑保卫极其忙碌，而这份忙碌的背后却是一份乐此不疲的使命与担当。他热爱他的事业，忠诚于他的理想，当回顾往事时，他心中丝毫没有劬劳的怨尤，有的只是越发轻盈的憧憬与期待。
五、“我们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一代人”
当谈及如何评价同时代学者的学术使命与学术贡献时，郑保卫的回答给人以真诚且厚重的感觉：“我们这些40年代出生的人，大都经历过旧中国的苦难，对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历史与传统有着更深的体验和认知。而作为学者，我们大都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得以进入高校和研究机构工作的，是30多年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因此属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一代人。作为这一代新闻学者，我们比较了解新中国新闻业和新闻学发展的历史过程，知道其中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所留下的资源和财富。因此，我们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作为一个新闻学者所应承担的学术使命和学术责任，会更加自觉地从对历史经验的回顾中去总结和传承以往新闻业和新闻学科发展中所形成的理论与传统，也会更加自觉地从对历史教训的反思中去分析和革除以往那些阻碍新闻业和新闻学科发展的障碍与弊端。回看历史，在改革开放之初，立于新闻改革前沿，走在新闻改革前列，或者说领新闻改革风气之先的主力，正是以这个年龄段为主体的一批学者。我们当时所做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果，对新闻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改革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正是这一代人为我国新闻业和新闻学的创新发展所作的历史性贡献。” 郑保卫继续坦言：“谈到这一代新闻学者的学术遗憾，我想最大的遗憾还是年龄和阅历给我们带来的局限。当新媒体、新技术以令人难以预计甚至无法想象的速度出现，并且给整个媒体格局和新闻传播带来颠覆性变化的时候，能不能尽快适应并掌握这些新事物、新知识、新技术，从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到生活方式都迅即做出调整，而且作为思想者还能不能继续发挥学术引领作用，对这一代新闻学者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此，只有更加勤奋、更加努力、更加谦虚地学习新理论、新知识和新技术，才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才不会成为落伍者。”
在问及“这一代新闻学者所表现出的集体特征是什么”时，郑保卫毫不讳言地说：“我想应该是具有高度的学术使命感和学术责任感，有继承传统的鲜明意识，也有改革创新的强烈愿望，在关键时刻，他们能够更好地把握新闻学术研究的正确方向，更加深刻地揭示当前新闻现象的本质特征，因而他们应该是我国新闻学术队伍中的中坚力量。当然，这代人还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充电、不断提高，尽可能跟上时代步伐，做到不掉队、不落伍，同时要注意做好‘传帮带’，辅助年轻一代学者尽快成长、成才。”
谈到自己所表现出的个性特征时，郑保卫说道：“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作为这一代新闻学者中的一员，大家身上的集体特征我大体都有，无论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当然，由于每个人的经历、阅历都不太一样，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也不尽相同，总是会表现出自己的个性特征。我想我的个性特征主要表现在：考虑问题会更理性和宏观些，建设性意识会更强些，学术观点会更稳定些，这和我本身是搞新闻理论研究的有关。这几十年来我积累了较为扎实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基础，又在新华社工作过十几年，特别是还在新华社国内部当过记者，因此会更加习惯于从国家层面来思考问题，从党的新闻工作的历史传统来认识问题。当然，我也愿意接受新事物、新知识、新技术，愿意思考一些前沿的理论热点问题。我有一个这些年来一直坚持的理念或是原则，即‘该坚持的原则要坚持，该解放的思想要解放’，就是说我会毫不动摇地坚持那些我认为应该坚持的新闻工作和新闻学术研究的传统和原则;我也会以完全开放的姿态接受一切新事物、新理念、新知识和新技术，决不把传统当成包袱阻碍自己前进。例如我提出的‘保卫新闻学、发展新闻学’，前者指的是新闻学要坚持原则、维护传统，后者则强调新闻学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另外，这些年我投入很多精力的气候传播研究就是一个全新的学术和实践领域，是需要用新的思维和方法来驾驭的。”言及于此，他自信却淡然。
这就是古稀之年的郑保卫驻足回望时的赤子心路。面对理想与事业，他竭心尽力，热情而虔诚;面对亲人与师长，他满怀珍惜，敬畏亦感恩;面对自己，他不激不随，精准且冷静。“总之，不忘传统，不断创新，努力尽责，完成使命，这就是我们这代新闻学者始终要坚持的。”郑保卫悦色和颜，云淡风轻。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1）
（陈娜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后）
编校：赵 亮
从事遂人愿考取新闻学本科，到柳暗花明攻读新闻理论硕士，再到矢志不渝迈上新闻教学科研之路，从兢兢业业参与创建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到满腔热情执教新成立的中国新闻学院，再到几近耳顺之年重返母校中国人民大学迎来学术生涯新高峰，郑保卫坦言自己一直都“奔走在新闻追梦的路上”。而对于一位年逾古稀的学者来说，支撑这一路圆梦的力量，既有对理想百折不挠的坚守，也有对命运永不止步的倔强;既有对际遇乐天知命的珍惜，也有对未来时不我待的使命;既有对家国社会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更有一种难以言尽的时代情怀与精神信仰。真源无味，真水无香，郑保卫的学术思想如同他的学术人生，一经展卷，虽平实质朴，却耐人寻味、隽永悠长。
一、“我出生在苦难的战争年代”
“1945年农历二月，我出生在山东省高青县的一个农村家庭。我的家乡距离黄河只有18公里，在旧中国，那里不是涝就是旱，老百姓的日子很不好过，当时许多穷苦人都投奔了革命，我的父亲也参加了八路军，我的孩童时代是在苦难的战争环境中度过的。”郑保卫回忆道，“在我们家乡的郑氏家族中，我是‘保’字辈的，当时已经参加八路军的父亲给我取名‘保卫’，是希望我将来能够加入到保卫民族、保卫国家的战斗中去。好在我出生不到半年，日本就投降了，家乡人民都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然而好景不长，国民党很快又挑起了内战。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父亲依然在外打仗，母亲和家乡的父老乡亲都投入到支援前线的工作中。这些经历使我从小就痛恨战争，向往和平。”郑保卫真情坦言：“后来家乡解放了，实行土改时家里还分到了土地，乡亲们破天荒地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大家都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因为出身在革命家庭，父母亲给我的都是传统的革命教育，所以从小就培养了我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情感，纵使日后遇到怎样的曲折和磨难，这种情感也始终不曾动摇。”在谈及父母亲对自己最大的影响时，他说：“父亲教给我更多的是政治方面的教育，比如要有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干工作要有政治头脑和政治眼光，要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工作。记得父亲在晚年还戴着老花镜给我写信，叮嘱我在工作中一定要把握好政治方向，那时的我已经担任了中国新闻学院研究生部主任。而母亲给我的更多的是道德方面的教育，即教我如何待人和处事。她总是叮咛我要有爱心，要讲诚信，要懂得感恩，要学会宽容等。父母亲对我的这些教育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
1952年，7岁的郑保卫跟随母亲离开山东老家，前往福建去找随军南下并留在永安工作的父亲。“我和母亲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先后在永安、漳平、永定、龙岩等地生活，我也依次在这些地方从小学一年级一直读到高中毕业，整整12年时间，由童年到少年，再到青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它给我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记忆！也正因为此，我总是自豪地把福建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说到此，郑保卫的话语中充满留恋与感怀。
家庭与乡情的影响涵养了郑保卫忠诚坦荡的品格，颠沛辗转的成长岁月锤炼了他达观耐劳的意志，这位从齐鲁农家走出来的少年很快便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并从此开始了对一份情怀的执着追求。
二、“当记者是我最大的理想”
“当记者一直是我的理想。记得1961年初中毕业那年，中考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理想》，我写的就是想当记者。在作文中，我阐述的理由有两条：一是我喜欢走南闯北，喜欢旅行，所以新闻工作很适合我;二是新闻工作可以为老百姓说话，为社会与民众伸张正义。那篇作文得分很高，在那时的我看来，分数本身就是对理想的一种肯定。”郑保卫记忆犹新，“上高中后，我负责全校的黑板报工作，这不仅使我的写作水平大有长进，还积累了一些宣传工作经验，培养了我对做新闻宣传工作的感情。”他感慨道：“1964年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那年我从福建省漳平一中高中毕业。在选报高考志愿时，我填写的第一志愿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经历了苦苦的等待以后，我终于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如愿以偿考上了梦寐以求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从此，我开始跨入新闻专业之门，踏上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新闻追梦之路。”
幸运的是，1965年，新华社投资20万元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创办新闻摄影专业，郑保卫和徐光春、赵伟等20名同学成为人大新闻系历史上第一批新闻摄影专业的学生。然而，随后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却一下子改变了他们原本平静的求学生涯。“当时按照学校与新华社达成的协议，我们20个人是作为新华社代培生培养的，毕业后本可以安排进入新华社工作，正当我们憧憬着成为新华社摄影记者的美好未来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使我们的大学生活忽然间脱离了原先的正常轨道，我们稀里糊涂地就被卷入了‘革命’之中。”在闹哄哄的“文化大革命”中，郑保卫转眼间到了该毕业的1969年（当时为五年学制），然而等待这些急盼早日离校工作的毕业生的却是推迟毕业的通知，他们被要求同1970届（即“文化大革命”前招收的最后一届1965级学生）一起留校继续搞“斗、批、改”。“总算熬到了1970年，可令我们失望的是，这时毕业分配已经不能按正常程序进行。根据那时的规定，凡中央直属单位一律不接收大学毕业生。留北京，进新华社或其他新闻单位是不可能了，同学们都分到了外地，我被分到了辽宁大连。而当时辽宁省又有‘文理科毕业生必须当教师’的规定，于是我被分配到了大连市第56中学当教师。没想到这一干就是8年。”谈及这段经历，郑保卫心情复杂，“这期间，我教过语文、政治，当过共青团书记，最后还做了副校长，被评为市、区优秀教育工作者。但即使这样，我内心深处对新闻的热爱与追求却始终没有改变。我一直盼望着有一天能有机会重新实现我的新闻理想”。 很快，已过而立之年的郑保卫竟再次迎来了他人生的转折。“粉碎‘四人帮’后，母校的老师给我提供了一个信息：自1973年人大新闻系停办，成建制地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之后建立起来的新闻专业要开始招收研究生了。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我好几天没睡好觉，我想抓住这个机会，于是开始了考研准备。”难能可贵的是，1978年，不忘初衷、执着求索的郑保卫不仅如愿以偿金榜题名，并且正好赶上了当年人大复校，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重新回归人大新闻系，他因而又成为人大复校后招收的首届108名研究生中的一员。时隔8年，郑保卫再次筑梦人大，并由此开启了一段全新的人生篇章。回顾这一段经历，郑保卫无限感慨，“那一年，我和童兵、贾培信、林良旗、俞家庆、谷长岭、张涛、冯迈8人有幸被录取，而我和童兵又一起成了甘惜分老师的研究生，研究方向是新闻理论。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成了我后来几十年始终不渝的专业方向和事业追求”。1981年10月，郑保卫在顺利完成了学位论文答辩之后，又面临毕业分配的几种选择：“一是去中央机关从政，二是到新闻媒体做业务，三是到新闻院校搞教学和科研。经过反复考虑，我最终选择了第三条路。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和甘惜分老师的建议有着很大关系。他对我说，你都30多岁了，学的又是新闻理论，再去当记者已经没有多大意义，还是搞新闻理论教学和研究好。我自己也想，当记者只是去实现个人的新闻理想，当教师则可以帮助成百上千的学生去圆他们的‘新闻梦’。因此，我最后选择了到大学教书，迈上了新闻教育的讲台。”回顾起这一番抉择，他推心置腹，也掷地有声。
三、“三所院校的教学科研经历，是我特有的财富”
自1981年正式走上新闻学教学科研之路至今，郑保卫已经度过了近35个辛劳寒暑，“这35年的新闻教学科研是我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一段经历，因为它是我朝着中学时代所确立的新闻理想奋力前行、逐步圆梦的过程。从1981年我研究生毕业到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当老师开始，到1986年任教于中国新闻学院，再到2002年调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我在这三所培养目标和办学特色各异的院校里所得到的锻炼和收获也不一样。这些经历都是我特有的财富”。
郑保卫于1981年任教的国际政治学院，是公安部于1978年创办的第一所正规普通高校，其新闻系的办学方向很明确，就是要培养适合公安系统新闻宣传工作需要的新闻人才。郑保卫介绍道：“我到国际政治学院时，新闻系还在初创时期，教学和日常工作困难很多。我们几个新分去的研究生，同从全国各地新闻单位调入的教师一起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在全系老师和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下，短短几年时间，新闻系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明显进展，而且在社会上获得了很好的声誉和影响，毕业生在公安口和新闻界都很受欢迎。我本人在1984年初被任命为新闻系副主任，后来又主持系里工作，同系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克服各种困难，一起创业、奋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因为种种原因，学校于1986年停止了新闻系的招生，蒸蒸日上的事业不得不戛然而止。恰逢此时，由新华社新创办的中国新闻学院又向郑保卫发出了工作邀请，经双方协商，这年年底郑保卫离开了已经更名为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的原单位，正式调入中国新闻学院开始了新的教研生涯。
郑保卫继续聊道：“中国新闻学院也是个新成立的学校，由于其背靠新华社这棵大树，有其独有的办学优势。”确如其所言，成立于1986年的中国新闻学院由时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亲自兼任院长，他为学院确立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办学方针，这就使得学校的发展能够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并直接受益于新华社在人、财、物等方面的有力支持。郑保卫坦言：“到中国新闻学院任教，对我个人业务和理论素养的提高帮助很大，特别是这期间学校安排我到新华社国内部当记者，使我对如何从宏观上认识新闻工作，如何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如何实现新闻宣传工作的改革与创新，有了许多实际感受和体会，增长了很多知识和经验。这对我后来从事新闻理论教学和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都大有裨益。”不仅如此，1992年，郑保卫还担任了学校研究生部负责人，从此投入了更多精力进行教学管理和学生工作。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这样一个有着鲜明特色和明显优势，正处在发展高峰期，在国内已很有影响，在国际上也有了一定知名度的学校，新华社却因故于1998年决定停办，并于2002年正式结束了它短暂的历史。对于这段经历，郑保卫满怀感情地谈道：“在中国新闻学院工作的16年，是迄今为止我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段。我很珍惜这段经历，因为它给了我很多锻炼的机会，为我后来的发展积累了很多经验和资源。特别是使我对一家新闻媒体如何自办新闻院校、其优势和特点是什么、问题和困难又在哪里等问题，有了很多切身的感受和体会。”
2002年春天，在中国新闻学院正式停办后，57岁的郑保卫作为引进人才从新华社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由此开始了他学术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学校聘我担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为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科研平台，使我得以登上新闻学术的高地。”郑保卫满怀珍惜地介绍道，“这些年，我借助这个平台，组织校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新闻学术研究如何为促进学科建设、传媒改革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咨询服务和舆论支持这一中心任务开展科研工作，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不但扩大了新闻学的学术影响，也提升了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发展。我想，我之所以能够在人民大学取得一些成绩和进步，个人的努力是一个方面，而更重要的是人民大学和人大新闻学院这两个平台本身的地位和影响力，这使它具有了其他高校所不具备的综合优势。”
回忆这几段人生旅程，郑保卫数度坦言：“能在这三个不同类型的新闻院校从事新闻教学和科研工作，应该是我人生中特有的一笔财富。”
四、“重回人民大学，助我登上学术高地”
毫无疑问的是，在郑保卫35年的教研生涯中，阔别母校多年后的重返，是他厚积薄发、学术人生达到一个更高境界的关键阶段。正是在这十余年间，郑保卫的学术成果和影响力开始绽放，在追梦的道路上，谱写了一段段精彩的华章。 举其大者，在科研方面，郑保卫先后承担了《中国共产党80年新闻思想研究》《新形势下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研究》《中国新闻传播法制建设研究》《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等一系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省部级重大课题，先后出版专著、编著、译著和教材20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内容涉及新闻学与传播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实践、传媒改革、新闻教育、新闻法制、新闻伦理、民族地区新闻传播、气候传播等多个领域，一些论文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教学方面，郑保卫主编的《新闻学导论》《当代新闻理论》《新闻理论新编》《新闻法制学概论》等著作和教材，亦被多所新闻院校选定为教学用书，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其主讲的新闻理论课，更是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和国家精品课程。
郑保卫进一步介绍道：“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方面，我作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学教材编写专家组成员和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学科首席专家，参与编辑和主编了多部教材，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论著导读》《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等著作。”而最值得一提的是，由郑保卫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2004年出版）一书，首次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80多年来新闻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全面总结了党的新闻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不仅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空白，受到学界的积极评价，而且于2007年荣获了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科优秀奖。“最近，我又受聘为首席专家，承担由中宣部和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材的编写任务。”言及此，郑保卫自感责任重大。
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曾经以“保卫新闻学”著称的郑保卫，却在执着坚守传统新闻学领地的同时也开始了与国际传播学前沿接轨的尝试，为中国气候传播研究的启动和推进立下了汗马功劳。“近年来我主持的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项目，从新闻与传播的角度介入气候变化研究，在中国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我们从跟踪研究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政府、媒体、NGO的传播效果开始，形成了一系列成果。自2010年起，我们先后在墨西哥的坎昆、南非的德班、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卡塔尔的多哈、波兰的华沙和秘鲁的利马举办过多场国际边会，就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及策略问题展开研讨，并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气候传播专著《气候传播理论与实践》（中英文对照），在国际舞台上表达了中国学者和民间社会在此领域的立场和观点，受到了国际和国内该领域专家的认同和肯定，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2013年，我们又与美国耶鲁大学在北京共同主办了世界上首届规模最大的‘气候传播国际会议’，把气候传播研究推向了国际前沿，起到了引领作用。2014年，我受中欧社会论坛的委托，作为中方总指导和主持人，同中山大学的团队一起起草了《中欧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共识文本》。此文本已在2014年年底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获得通过，并提交给了在利马举办的第2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希望能够为国际社会所期待的2015年巴黎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成功举办发挥一些积极作用。”说到这些，郑保卫如数家珍，不掩兴奋。
不仅如此，作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的副理事长，郑保卫还与新闻学院的同事一道，联合全国十几个少数民族地区新闻院校的教师，搭建起了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研究的平台，并通过举办研讨会、出版《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丛》和编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报告》等，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为组建中国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团队和形成中国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学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最难能可贵的是，近些年来，作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和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郑保卫还在维护新闻学学科地位，促进新闻学学科发展，以及在促进新闻教学、学术研究、新闻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和推动传媒改革、新闻法制与伦理规范等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受到了有关部门和学界的关注与好评，被称为“保卫新闻学学者”。另外，郑保卫还陆续承担了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记协等单位委托的多项科研项目，如《中国媒体格局变化及传媒竞争力研究》《北京奥运会舆情分析与宣传报道对策研究》《全国广播电视系统职业道德和行业作风状况及对策研究》《新闻传播硕士专业学位设置论证》《中国新闻从业人员资质及准入标准研究》等，其调查报告及研究结论为中央有关部门提供了有力的决策参考和理论支持。近些年，他还受教育部委托主持了《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十二五”战略规划研究报告》的撰写工作，倡导并创建了“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发展论坛”，为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搭建起了全国性的研究平台，组建起了全国性的学术共同体。作为一个学者，郑保卫做到了经世致用，知行合一。
可以说，这些年郑保卫极其忙碌，而这份忙碌的背后却是一份乐此不疲的使命与担当。他热爱他的事业，忠诚于他的理想，当回顾往事时，他心中丝毫没有劬劳的怨尤，有的只是越发轻盈的憧憬与期待。
五、“我们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一代人”
当谈及如何评价同时代学者的学术使命与学术贡献时，郑保卫的回答给人以真诚且厚重的感觉：“我们这些40年代出生的人，大都经历过旧中国的苦难，对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历史与传统有着更深的体验和认知。而作为学者，我们大都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得以进入高校和研究机构工作的，是30多年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因此属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一代人。作为这一代新闻学者，我们比较了解新中国新闻业和新闻学发展的历史过程，知道其中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所留下的资源和财富。因此，我们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作为一个新闻学者所应承担的学术使命和学术责任，会更加自觉地从对历史经验的回顾中去总结和传承以往新闻业和新闻学科发展中所形成的理论与传统，也会更加自觉地从对历史教训的反思中去分析和革除以往那些阻碍新闻业和新闻学科发展的障碍与弊端。回看历史，在改革开放之初，立于新闻改革前沿，走在新闻改革前列，或者说领新闻改革风气之先的主力，正是以这个年龄段为主体的一批学者。我们当时所做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果，对新闻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改革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正是这一代人为我国新闻业和新闻学的创新发展所作的历史性贡献。” 郑保卫继续坦言：“谈到这一代新闻学者的学术遗憾，我想最大的遗憾还是年龄和阅历给我们带来的局限。当新媒体、新技术以令人难以预计甚至无法想象的速度出现，并且给整个媒体格局和新闻传播带来颠覆性变化的时候，能不能尽快适应并掌握这些新事物、新知识、新技术，从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到生活方式都迅即做出调整，而且作为思想者还能不能继续发挥学术引领作用，对这一代新闻学者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此，只有更加勤奋、更加努力、更加谦虚地学习新理论、新知识和新技术，才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才不会成为落伍者。”
在问及“这一代新闻学者所表现出的集体特征是什么”时，郑保卫毫不讳言地说：“我想应该是具有高度的学术使命感和学术责任感，有继承传统的鲜明意识，也有改革创新的强烈愿望，在关键时刻，他们能够更好地把握新闻学术研究的正确方向，更加深刻地揭示当前新闻现象的本质特征，因而他们应该是我国新闻学术队伍中的中坚力量。当然，这代人还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充电、不断提高，尽可能跟上时代步伐，做到不掉队、不落伍，同时要注意做好‘传帮带’，辅助年轻一代学者尽快成长、成才。”
谈到自己所表现出的个性特征时，郑保卫说道：“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作为这一代新闻学者中的一员，大家身上的集体特征我大体都有，无论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当然，由于每个人的经历、阅历都不太一样，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也不尽相同，总是会表现出自己的个性特征。我想我的个性特征主要表现在：考虑问题会更理性和宏观些，建设性意识会更强些，学术观点会更稳定些，这和我本身是搞新闻理论研究的有关。这几十年来我积累了较为扎实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基础，又在新华社工作过十几年，特别是还在新华社国内部当过记者，因此会更加习惯于从国家层面来思考问题，从党的新闻工作的历史传统来认识问题。当然，我也愿意接受新事物、新知识、新技术，愿意思考一些前沿的理论热点问题。我有一个这些年来一直坚持的理念或是原则，即‘该坚持的原则要坚持，该解放的思想要解放’，就是说我会毫不动摇地坚持那些我认为应该坚持的新闻工作和新闻学术研究的传统和原则;我也会以完全开放的姿态接受一切新事物、新理念、新知识和新技术，决不把传统当成包袱阻碍自己前进。例如我提出的‘保卫新闻学、发展新闻学’，前者指的是新闻学要坚持原则、维护传统，后者则强调新闻学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另外，这些年我投入很多精力的气候传播研究就是一个全新的学术和实践领域，是需要用新的思维和方法来驾驭的。”言及于此，他自信却淡然。
这就是古稀之年的郑保卫驻足回望时的赤子心路。面对理想与事业，他竭心尽力，热情而虔诚;面对亲人与师长，他满怀珍惜，敬畏亦感恩;面对自己，他不激不随，精准且冷静。“总之，不忘传统，不断创新，努力尽责，完成使命，这就是我们这代新闻学者始终要坚持的。”郑保卫悦色和颜，云淡风轻。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1）
（陈娜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后）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