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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制度影响到文章，有前汉“承秦”与后汉“继周”的差异，两汉赋家的创作与批评亦然，东汉赋家以其渊雅特征改变西汉盛世赋的雄肆风格，正内含着赋体由对经义的依附转向对历史的思考。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与当时儒学渐次当路及西汉言语侍从地位衰落有关，其创作则以京都赋的礼德宗旨与纪行赋的历史沉思最为典型。从赋学批评的意义来看，东汉赋的历史化又凸显了赋体展示两汉学风之不同，最突出的是西汉赋重《诗》、东汉赋重《礼》，西汉赋依经立义偏于小学，东汉则偏于礼学，故而前者重赋之“讽”，后者则重赋之“颂”，赋风也由“奇谲”转向“雅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