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厚有余：张厚余
　　厚余与我大学同窗五年，留下的印象是名如其人，忠厚有余。最为鲜明的记忆有两个。第一，为人善良得有点天真，很容易被感动。大学一年级冬天，我们几个人，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当时在王府井北边）看夜场《雷雨》，明知晚上九点多结束，公共汽车只开到西直门，要步行到北大还有十几公里，我们仍旧奋然步行，寒风刺骨，不在话下。张毓茂嫌棉袍碍事，把前摆拉起来，覆盖在前胸。一个个脚下生风，只有张厚余赶不上，老是落后，只好不时停下来等待。他气喘吁吁，鼻子里冒着白气，用那山西口音反复说“哎呀，对不起你们啦，害你们久等了。”他那傻乎乎的神态给我一种又土又可爱的感觉。以后模仿山西口音的“对不起你们啦”几乎成了他的外号。
　　第二个记忆，是他喜欢鲁迅。直至现在，我还是觉得，以气质而论，他应该喜欢王维、李清照、契诃夫、乔治·桑、屠格涅夫才是，鲁迅的作品中有那么多的冷峻、严酷，那么多的绝望，和他的忠厚应该是格格不入的。那时，喜欢鲁迅的同学很多，他也许并不是太突出的一个。我也有点喜欢，但是，觉得既然这么多的人喜欢，也就不少我一个。再加上密友张毓茂，私下里对我说，不要看到处都有的书，要看离开北大就看不到的书。在他的影响下，我就更把鲁迅暂且放在一边了。大学五年，只读了《呐喊》《彷徨》中最有名的几篇，《故事新编》《野草》《朝花夕拾》只是草草翻翻。倒是鲁迅的译文，如关于苏俄文艺论战、托洛茨基的文章，看了不少，读得最认真的是鲁迅译的《苦闷的象征》。那时课堂上的文艺理论太枯燥了，以苏联一个不知几流的文艺理论家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为图腾。但是，传到中国来的，又是他的一个末流弟子毕达可夫。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北大中文系可能是中国语言文学界权威教授最为集中的地方。但是，在文艺理论方面似乎没有信心，就请来了这位“苏联专家”。没有想到竟是一个讲师。当时苏联专家的薪资高得惊人，我们的讲师才九十到一百多元，苏联专家一般是一两千。这位讲师，在卫国战争中，断了一只胳膊。派他来中国，可能就是给他那失去的胳膊的补偿。苏联当局的这种大国沙文主义，也许有可原谅之处。可当局对苏联讲师却视若神明，把全国高校的文艺理论骨干教师都调来听课。所幸，等到我进入大学的时候，这位讲师已经黄鹤杳然了。但是，他留下的讲授套路，就是课堂上几乎全是语录，马恩列斯毛以外，就是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高尔基，有时加上一点鲁迅。和课堂上的教条相比，《苦闷的象征》中那种弗洛伊德式的文艺理论，完全是崭新的思想空间。鲁迅的译文很难读，但我抠得很细，还做了整整一本笔记。直至张厚余被打成“右派”，我才知道他对鲁迅着迷。好像是他的日记，或者是文章，被拿出来批判的时候，我才发现他的文章（或者是日记）用的是鲁迅的笔法，有些句法，学得还真有点像。当时我有点唯美主义倾向，并没有意识到正是某种鲁迅式的洞察使他看到了我所没有关注的黑暗。但是，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我一直以为，鲁迅那种尖锐，那种刻薄，或者用王晓明的话来说，那种“毒”，他是永远也不可能学得像的。他是太善良了，太容易被感动了，他的气质和鲁迅应该是格格不入的。他很少意气用事，似乎从来没有和同学吵过架，红过脸。讨论问题时，时时显出可爱的呆气。
　　二十多年后，他平反了，我们相见数度，除了老了些，好像没有多大变化，山西式的普通话如故，容易被感动如故。二十年的苦难历程，并没有使他变得老成持重，或者心理陰暗，书生本色不改，说起当年的遭遇却没有多少怨气，没有一点锋芒。他长期在《太原日报》副刊主事，从事文学文化批评多年。总觉得他的气质，和从事理论批评并不一定相合。我坚信钱钟书先生的话，说话尖刻的人，比较适合做批评。像他这样的个性，写散文也许会更轻松。这个想法，藏在我心头可能有二三十年了，可是这回读他的文学评论集却动摇了我的观念。
　　在他的评论里，出现了另外一个张厚余，他的尖锐和勇敢，其用笔之锋利，其用语之尖锐，其情绪之激烈，实在令我惊讶。士别多年，当刮双目一看再看。在这样的文章中，他的风格再不是我印象中的忠厚有余，而是义正词严、横眉冷对。这种文风，以批评我的朋友韩石山为代表。韩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鲁迅在1927年以后“已经落伍了”，已经不是作家了。韩先生无疑是有学问的，他的学术著作可为证明，但是，韩先生的文风往往带点文人气，好做翻案文章，好唱反调，不免有时也说话走火。这在当今的文坛，已经是司空见惯。我有时想，中国这么大个文坛，过去，控制太严苛，造成胡风所说的“舆论一律”，改革开放了，有些怪人、怪事、怪论，舆论不一律，才热闹，才活跃。即使对于非常离谱的言论，也该以上帝或佛祖的眼光视芸芸众生然，见怪不怪，一笑置之。但是，厚余却不然，这在他看来，不啻是一种亵渎，引起了他的义愤。这种义愤，对我说来，应该是一种警策。
　　当然，如果厚余仅仅是义愤，就不是厚余了，他的义愤和他的学养，可谓相得益彰。如他驳韩先生之论，虽为报刊评论，旁征博引之广，却有一点学院味。引了鲁迅的文章，还引用韩先生所敬重的李欧梵先生的论断：“鲁迅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最具个人主义色彩的一位作家。”其作品最具普遍意义的是“肯定自我”，其核心意象是个人与世界之间的疏离与冲突。这还不算，又引用了鲁迅致许广平的信，说自己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起伏，故忽而爱人，忽而憎人”等等，都说明其义愤非浅陋之徒之发泄，而是有学术底气的。故其虽然锋芒毕露，但是其逻辑却颇为雄辩。
　　他的批判的视野并不限于文学，时时介入到当前文化热点，如电视、戏剧等领域中去。对于大众文化甚嚣尘上的世俗之见，如歪曲历史的戏说，对于皇权主义的奴隶式崇拜，他的批判是成套的，从汉代文景武三世，到唐朝的骨肉相残，他都怀着某种难得的清醒加以分析。所有这一切，他断言要害不仅在歪曲历史，更为严重的是“违背五四精神”。在这方面，他对一些年轻学人，对五四新诗的成就一笔抹杀，轻率地否定新文学的成就，为之书写“悼词”之类，他的文章，就不是坚决反驳可以概括的，其不容置疑的姿态，其不留余地的口气、义无反顾的精神，跃然纸上。从这里，我看到的不再是几十年来所熟悉的忠厚有余、慈眉善目的老同学，而是摆出论战的架势，必胜的自信，显示出某种鲁迅式的横眉冷对。此时我才体悟到，鲁迅式的爱憎分明渗透到他的血液中了，忠厚学子和义无反顾的战士，在我心目中统一起来，刚柔相济，出落得这样鲜明，在阅读他的评论文集前，绝对无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