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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文化界兴起了一股创办报刊的热潮。在当时众多报刊中，《晨报》及其副刊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晨报》的很多举措甚至引领了当时的潮流，比如开办“马克思研究”专栏、宣传十月革命、翻译介绍马列经典著作等。目前学术界对于《晨报》及其副刊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代表性成果有：耿春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典型文本研析——以〈晨报副刊〉为中心》;王宪明、杨琥《五四时期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阵地——〈晨报副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与意义》等。本文主要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探讨《晨报》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影响。
五四时期，中国报刊迎来了一个短暂的出版热潮。据学者周策纵估计，在1917年至1921年这5年间，全国新出的报刊有1000种以上。〔（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陈永明、张静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88、189页〕而据杜波在《五四時期期刊研究》一书统计，1915年至1923年9年间，共创办期刊约1800种。其中，上海创办期刊476种，北京创办期刊301种。（杜波：《五四时期期刊研究》，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03—105页）北京是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阵地。其间，北京地区涌现了大量新文化报刊，仅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就有三四十种。其中，《晨报》及其副刊是这些报刊中影响比较大的一份报纸。
《晨报》的前身是《晨钟报》，创刊于1916年8月15日，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进步党的机关报。《晨钟报》最初只有6版，自1917年8月17日开始，增加了第7版，内容包括小说、诗歌、演讲等。由李大钊任该版主编。1918年9月24日，因揭露段祺瑞政府向日本借款，《晨钟报》被迫停刊。同年12月1日复刊时，改名为《晨报》。
1919年2月7日，为了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晨报》第7版增加了“自由论坛”和“译丛”两个栏目。同一天，第7版刊登了李大钊的《战后之世界潮流》一文，指出：“在这回世界大战的烈焰中间，突然由俄国冲出了一派滚滚的潮流，把战焰的势子挫了一下。”“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虽然发轫于俄、德，蔓延于中欧，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01页）
五四运动爆发后，《晨报》对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给予了及时报道，并于1919年5月20日第2版刊登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罢课宣言》，提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等以此呼吁我政府，而号召我国民，盖亦数矣，而未曾有纤微之效，又增其咎。”这是当时报刊第一次使用“五四运动”一词。
由于复刊、改版之后的《晨报》关注新思潮，形式活泼，因此颇受青年人喜欢，内容也经常被其他报刊转载，影响一度呈上升趋势。1919年至1920年，其发行数量一直保持在5000至8000份。作为日报，能够达到并维持这样的发行量是很不容易的。
1920年7月，孙伏园接任《晨报》第7版主编。1921年10月21日，《晨报副刊》正式创刊。当时，《晨报副刊》又叫《晨报附刊》《晨报副镌》。关于三者之间的关系，孙伏园的回忆颇能说明问题。他说：“当时的《晨报》主持人蒲伯英先生，看见这稿件骤增的现象，主张把第七版学术栏扩充成为独立的四开一张的小报纸。既成了一张小报，随着大报刊行，报名便成为第一个必须处理的问题了。我左思右想，都想不出一个适当的名称，于是仍是蒲先生提议，由我去问问鲁迅先生，看他对于报名有什么意见。鲁迅先生也没有什么适当的名称，只就‘随着大报刊行’一点而言，他主张就用‘晨报附刊’四个字。我把鲁迅先生主张用‘晨报附刊’四个字的意见，口头告诉了蒲先生，并请他写一个报头。蒲先生把报头写好后送给我，却是古气盎然的四个篆文‘晨报副镌’。以后这个小报的名称，便有了三种写法：一个是鲁迅先生的原文‘晨报附刊’，小报的四个报眉上便是如此。一种是照着蒲先生的报头‘晨报副镌’，但连蒲先生自己也不严格照用。还有一种是在头两种各取一字作为‘晨报副刊’。这第三种的‘副刊’二字以后便成了同类刊物的通名。”（转引自吕晓英：《孙伏园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
《晨报副刊》创办后，刊登了大量引领时代潮流的文章，很快便声名鹊起，被誉为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之一。
《晨报》及其副刊创刊之后，在引领新思潮中的新举措，就是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给予了比较多的关注。据统计，自1918年12月至1925年9月，《晨报》刊登有关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138篇，其中包括李大钊（署名守常）发表的19篇，陈独秀发表的2篇，瞿秋白发表的通讯报道40余篇。
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比较早、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十月革命的情况。1917年11月10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仅3天，北京《晨钟报》就以《俄人弃绝克安司吉政府》为标题，进行了报道。1919年3月1日，《晨报》刊登了若愚（王光祈）的《俄罗斯研究》，呼吁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及其所倡导的主义。同年4月10日至26日，该报连载了《劳农政府治下之俄国》一文，详细介绍了俄国的教育方针、土地政策、政府组织构成、产业政策等。
这一时期，为了使中国人进一步了解十月革命及俄国社会的真相，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李宗武、俞颂华以《晨报》和《时事新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赴俄进行了专门采访。在旅居俄国的两年时间里，瞿秋白在《晨报》共计发表40余篇通讯报道。有的长篇通讯是多次连载。这些通讯报道澄清了人们的误解，使中国人对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真实情况有了详细了解。
在这些文章中，瞿秋白对十月革命的成功及俄国政府的各项政策表示肯定和赞扬，认为“你们——俄国的无产阶级是伟大导师马克思的光辉思想的第一批继承者和传播者，你们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正在首先实现这光辉的思想。”他也表达了学习效仿俄国革命的意愿和想法，指出：“中国人民按其心理状态来说是酷爱和平的，他时刻准备和那些愿为共同利益而改善国际局势的人民友好相处，而同那些怀有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意图的人民进行斗争。我们愿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人民也将能掌握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原则。”（瞿秋白：《致俄国工人和新闻工作者呼吁书》，《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173页） 在即将离开俄国时，瞿秋白在《赤俄之归途》中表明了自己对俄国的总体认识。他说：“我离开俄国，真正有些低徊不舍的感慨——那一种纯朴自然，新生的内力，活泼泼地向上的气象是有叫人留恋之处。虽然也有不少糊涂颟顸的蠢气，却不害其为世界第一新国——劳农的国家。”（瞿秋白：《赤俄之归途》，《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173页）
难能可贵的是，瞿秋白在《共产主义之人间化》中，初步提出共产主义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问题，认为“共产主义是‘理想’，实行共产主义的是‘人’，是‘人间的’”。在他看来，共产主义必须“人间化”，他指出：“人间化的程度愈深，愈见得共产主义之实行之可施”，“世界及社会实际状况的研究之洽切适用与否及‘民间去运动’之成熟与否，是社会改造过程第一步所必当注意的。这一层中国人亦应当用一用心，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呵”。（瞿秋白：《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第190、222、223页。）
《晨报》在追踪报道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之后苏俄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的同时，还十分注重从十月革命中汲取经验。1922年11月7日，恰好是十月革命五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晨报》刊登了李大钊的《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李骏的《俄国十月革命》等纪念文章。
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中，李大钊（署名“守常”）强调了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认为“在十月革命的火光里，诞生了劳农群众的国家和政府！这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文中还指出：“十月革命喊出来的口号是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用这种口号唤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唤起他们在世界革命的阵线上联合起来。”作者还阐明了十月革命对中国的深刻影响，认为要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应该借鉴十月革命的经验，“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结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李大钊：《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页）
李骏在《俄国十月革命》中主张借鉴俄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经验。他说：“十月革命以后的政治活动分子不消说是布尔扎维克党——俄国共产党——了，他们在革命前的活动与革命后的努力处处皆足为我们借鉴。”（李骏：《俄国十月革命》，《晨报》1922年11月7日）
在此前后，《晨报》及其副刊还刊登了《俄国革命之马克斯主义的基础》（竞人）、《俄国革命纪念日杂感》（伏庐）、《俄罗斯革命第六周年纪念》（武止戈）等文，宣传十月革命，从而加深了人们对十月革命及其意义的认识。
为了使中国人更加深入地了解马克思主义，1919年4月1日至4日，《晨报》连载了渊泉（陈溥贤）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一文，对马克思的生平及其思想发展进行了概括，认为马克思的“奋斗生涯，即献身著述之生涯，而著述中以《资本论》为不朽名著”。对于马克思早年的成就，作者深表钦佩，认为马克思年仅30岁就写出了“历史上学问上最有价值之《共产党宣言》”。
1922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为了纪念马克思，《晨报》刊登了《我们纪念马克斯的意义》《马克思传》《俄国革命之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等文，对马克思的生平和思想作了进一步介绍。
在《我们纪念马克斯的意义》《俄国革命之马克斯主义的基础》中，作者“竞人”提出，马克思不仅是社会革命家、思想家、社会经济学家，而且还是劳动运动的“实行家”。他说：“人人都知道马克斯是《资本论》的著者，他一生著了许多历史的、经济的书。但还是很少的认识他是实行家——第一工人国际的创造者。自马克斯以来，工人才有国际的运动，工人国际的运动才有真正实际的效果。”他认为，马克思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主张社会主义是由劳动阶级实现的，他的方法是组织劳动者，教育劳动者，引导劳动者向政治的斗争。”（竞人：《我们纪念马克斯的意义》，《晨报》1922年5月5日）他还肯定了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认为“俄国是世界上马克斯主义能保存本来面目而发达又最迅速的国家”（竞人：《俄国革命之马克斯主义的基础》，《晨报》1922年5月5日）。
在《马克思传》中，作者“雁汀”用中国人的视角对马克思的生平作了评价。通过分析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他断言“马克思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人，所以他能做革命事业，能为人们牺牲”。通过分析马克思在贫困交加之际仍然坚持撰写《资本论》的经历，他对马克思的人格赞叹不已，称赞“这样高尚的人格，坚毅的意志，是不死的，是永生的，是我们黑夜的‘灯光’，沙漠的‘云头’”（雁汀：《马克思传》，《晨报》1922年5月5日）。
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过程中，《晨报》的最大贡献在于率先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时间是1919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01周年之际。以此为开端，《晨报》自5月至11月，几乎每天都刊登马克思主义及相关研究的译作。这些译作为五四时期进步知识分子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和线索。“马克思研究”专栏的开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五四时期时代潮流的发展趋向。随后，《新青年》《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报刊也相继开辟专栏，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总之，《晨报》对十月革命及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吸引了很多人，使他们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五四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普遍喜欢订阅《晨报》。1923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在其建校25周年之际，曾进行过一次民意测验。在投票“现在中国的‘日刊’‘周刊’，你最喜爱哪种”时，《晨报》共得到56票，仅次于上海《民国日报》（78票），其中35人表示喜欢读《晨报副刊》（朱务善：《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之“民意测量”（二续）》，《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3月6日第2版）。凭借其影响力，《晨报》在五四时期当之无愧地成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阵地。其中，《晨报》及其副刊的一些作者和读者，后来甚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和早期党员，比如李大钊、高君宇、瞿秋白等。瞿秋白在谈五四时期的报刊时，就将《晨报》列为最受欢迎的报刊之首。他说：“現在中国的报纸杂志都在从事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这种报刊的数目正日益增加。其中最受欢迎的有《晨报》《时事新报》、《青年》报（即《新青年》），以及《解放与改造》和《人道》等杂志。这些报刊很注意工人问题，很同情中国工人农民的处境。”（瞿秋白：《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页）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能够广泛传播并非偶然，除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偏好等因素外，新兴报刊等大众传媒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之由涓涓细流汇聚成洪波巨浪，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五四时期《晨报》的创办和发展
五四时期，中国报刊迎来了一个短暂的出版热潮。据学者周策纵估计，在1917年至1921年这5年间，全国新出的报刊有1000种以上。〔（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陈永明、张静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88、189页〕而据杜波在《五四時期期刊研究》一书统计，1915年至1923年9年间，共创办期刊约1800种。其中，上海创办期刊476种，北京创办期刊301种。（杜波：《五四时期期刊研究》，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03—105页）北京是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阵地。其间，北京地区涌现了大量新文化报刊，仅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就有三四十种。其中，《晨报》及其副刊是这些报刊中影响比较大的一份报纸。
《晨报》的前身是《晨钟报》，创刊于1916年8月15日，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进步党的机关报。《晨钟报》最初只有6版，自1917年8月17日开始，增加了第7版，内容包括小说、诗歌、演讲等。由李大钊任该版主编。1918年9月24日，因揭露段祺瑞政府向日本借款，《晨钟报》被迫停刊。同年12月1日复刊时，改名为《晨报》。
1919年2月7日，为了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晨报》第7版增加了“自由论坛”和“译丛”两个栏目。同一天，第7版刊登了李大钊的《战后之世界潮流》一文，指出：“在这回世界大战的烈焰中间，突然由俄国冲出了一派滚滚的潮流，把战焰的势子挫了一下。”“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虽然发轫于俄、德，蔓延于中欧，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01页）
五四运动爆发后，《晨报》对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给予了及时报道，并于1919年5月20日第2版刊登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罢课宣言》，提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等以此呼吁我政府，而号召我国民，盖亦数矣，而未曾有纤微之效，又增其咎。”这是当时报刊第一次使用“五四运动”一词。
由于复刊、改版之后的《晨报》关注新思潮，形式活泼，因此颇受青年人喜欢，内容也经常被其他报刊转载，影响一度呈上升趋势。1919年至1920年，其发行数量一直保持在5000至8000份。作为日报，能够达到并维持这样的发行量是很不容易的。
1920年7月，孙伏园接任《晨报》第7版主编。1921年10月21日，《晨报副刊》正式创刊。当时，《晨报副刊》又叫《晨报附刊》《晨报副镌》。关于三者之间的关系，孙伏园的回忆颇能说明问题。他说：“当时的《晨报》主持人蒲伯英先生，看见这稿件骤增的现象，主张把第七版学术栏扩充成为独立的四开一张的小报纸。既成了一张小报，随着大报刊行，报名便成为第一个必须处理的问题了。我左思右想，都想不出一个适当的名称，于是仍是蒲先生提议，由我去问问鲁迅先生，看他对于报名有什么意见。鲁迅先生也没有什么适当的名称，只就‘随着大报刊行’一点而言，他主张就用‘晨报附刊’四个字。我把鲁迅先生主张用‘晨报附刊’四个字的意见，口头告诉了蒲先生，并请他写一个报头。蒲先生把报头写好后送给我，却是古气盎然的四个篆文‘晨报副镌’。以后这个小报的名称，便有了三种写法：一个是鲁迅先生的原文‘晨报附刊’，小报的四个报眉上便是如此。一种是照着蒲先生的报头‘晨报副镌’，但连蒲先生自己也不严格照用。还有一种是在头两种各取一字作为‘晨报副刊’。这第三种的‘副刊’二字以后便成了同类刊物的通名。”（转引自吕晓英：《孙伏园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
《晨报副刊》创办后，刊登了大量引领时代潮流的文章，很快便声名鹊起，被誉为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之一。
二、宣传十月革命
《晨报》及其副刊创刊之后，在引领新思潮中的新举措，就是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给予了比较多的关注。据统计，自1918年12月至1925年9月，《晨报》刊登有关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138篇，其中包括李大钊（署名守常）发表的19篇，陈独秀发表的2篇，瞿秋白发表的通讯报道40余篇。
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比较早、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十月革命的情况。1917年11月10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仅3天，北京《晨钟报》就以《俄人弃绝克安司吉政府》为标题，进行了报道。1919年3月1日，《晨报》刊登了若愚（王光祈）的《俄罗斯研究》，呼吁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及其所倡导的主义。同年4月10日至26日，该报连载了《劳农政府治下之俄国》一文，详细介绍了俄国的教育方针、土地政策、政府组织构成、产业政策等。
这一时期，为了使中国人进一步了解十月革命及俄国社会的真相，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李宗武、俞颂华以《晨报》和《时事新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赴俄进行了专门采访。在旅居俄国的两年时间里，瞿秋白在《晨报》共计发表40余篇通讯报道。有的长篇通讯是多次连载。这些通讯报道澄清了人们的误解，使中国人对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真实情况有了详细了解。
在这些文章中，瞿秋白对十月革命的成功及俄国政府的各项政策表示肯定和赞扬，认为“你们——俄国的无产阶级是伟大导师马克思的光辉思想的第一批继承者和传播者，你们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正在首先实现这光辉的思想。”他也表达了学习效仿俄国革命的意愿和想法，指出：“中国人民按其心理状态来说是酷爱和平的，他时刻准备和那些愿为共同利益而改善国际局势的人民友好相处，而同那些怀有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意图的人民进行斗争。我们愿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人民也将能掌握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原则。”（瞿秋白：《致俄国工人和新闻工作者呼吁书》，《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173页） 在即将离开俄国时，瞿秋白在《赤俄之归途》中表明了自己对俄国的总体认识。他说：“我离开俄国，真正有些低徊不舍的感慨——那一种纯朴自然，新生的内力，活泼泼地向上的气象是有叫人留恋之处。虽然也有不少糊涂颟顸的蠢气，却不害其为世界第一新国——劳农的国家。”（瞿秋白：《赤俄之归途》，《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173页）
难能可贵的是，瞿秋白在《共产主义之人间化》中，初步提出共产主义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问题，认为“共产主义是‘理想’，实行共产主义的是‘人’，是‘人间的’”。在他看来，共产主义必须“人间化”，他指出：“人间化的程度愈深，愈见得共产主义之实行之可施”，“世界及社会实际状况的研究之洽切适用与否及‘民间去运动’之成熟与否，是社会改造过程第一步所必当注意的。这一层中国人亦应当用一用心，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呵”。（瞿秋白：《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第190、222、223页。）
《晨报》在追踪报道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之后苏俄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的同时，还十分注重从十月革命中汲取经验。1922年11月7日，恰好是十月革命五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晨报》刊登了李大钊的《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李骏的《俄国十月革命》等纪念文章。
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中，李大钊（署名“守常”）强调了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认为“在十月革命的火光里，诞生了劳农群众的国家和政府！这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文中还指出：“十月革命喊出来的口号是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用这种口号唤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唤起他们在世界革命的阵线上联合起来。”作者还阐明了十月革命对中国的深刻影响，认为要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应该借鉴十月革命的经验，“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结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李大钊：《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页）
李骏在《俄国十月革命》中主张借鉴俄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经验。他说：“十月革命以后的政治活动分子不消说是布尔扎维克党——俄国共产党——了，他们在革命前的活动与革命后的努力处处皆足为我们借鉴。”（李骏：《俄国十月革命》，《晨报》1922年11月7日）
在此前后，《晨报》及其副刊还刊登了《俄国革命之马克斯主义的基础》（竞人）、《俄国革命纪念日杂感》（伏庐）、《俄罗斯革命第六周年纪念》（武止戈）等文，宣传十月革命，从而加深了人们对十月革命及其意义的认识。
三、比较早地介绍马克思主义
为了使中国人更加深入地了解马克思主义，1919年4月1日至4日，《晨报》连载了渊泉（陈溥贤）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一文，对马克思的生平及其思想发展进行了概括，认为马克思的“奋斗生涯，即献身著述之生涯，而著述中以《资本论》为不朽名著”。对于马克思早年的成就，作者深表钦佩，认为马克思年仅30岁就写出了“历史上学问上最有价值之《共产党宣言》”。
1922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为了纪念马克思，《晨报》刊登了《我们纪念马克斯的意义》《马克思传》《俄国革命之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等文，对马克思的生平和思想作了进一步介绍。
在《我们纪念马克斯的意义》《俄国革命之马克斯主义的基础》中，作者“竞人”提出，马克思不仅是社会革命家、思想家、社会经济学家，而且还是劳动运动的“实行家”。他说：“人人都知道马克斯是《资本论》的著者，他一生著了许多历史的、经济的书。但还是很少的认识他是实行家——第一工人国际的创造者。自马克斯以来，工人才有国际的运动，工人国际的运动才有真正实际的效果。”他认为，马克思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主张社会主义是由劳动阶级实现的，他的方法是组织劳动者，教育劳动者，引导劳动者向政治的斗争。”（竞人：《我们纪念马克斯的意义》，《晨报》1922年5月5日）他还肯定了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认为“俄国是世界上马克斯主义能保存本来面目而发达又最迅速的国家”（竞人：《俄国革命之马克斯主义的基础》，《晨报》1922年5月5日）。
在《马克思传》中，作者“雁汀”用中国人的视角对马克思的生平作了评价。通过分析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他断言“马克思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人，所以他能做革命事业，能为人们牺牲”。通过分析马克思在贫困交加之际仍然坚持撰写《资本论》的经历，他对马克思的人格赞叹不已，称赞“这样高尚的人格，坚毅的意志，是不死的，是永生的，是我们黑夜的‘灯光’，沙漠的‘云头’”（雁汀：《马克思传》，《晨报》1922年5月5日）。
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过程中，《晨报》的最大贡献在于率先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时间是1919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01周年之际。以此为开端，《晨报》自5月至11月，几乎每天都刊登马克思主义及相关研究的译作。这些译作为五四时期进步知识分子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和线索。“马克思研究”专栏的开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五四时期时代潮流的发展趋向。随后，《新青年》《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报刊也相继开辟专栏，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总之，《晨报》对十月革命及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吸引了很多人，使他们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五四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普遍喜欢订阅《晨报》。1923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在其建校25周年之际，曾进行过一次民意测验。在投票“现在中国的‘日刊’‘周刊’，你最喜爱哪种”时，《晨报》共得到56票，仅次于上海《民国日报》（78票），其中35人表示喜欢读《晨报副刊》（朱务善：《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之“民意测量”（二续）》，《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3月6日第2版）。凭借其影响力，《晨报》在五四时期当之无愧地成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阵地。其中，《晨报》及其副刊的一些作者和读者，后来甚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和早期党员，比如李大钊、高君宇、瞿秋白等。瞿秋白在谈五四时期的报刊时，就将《晨报》列为最受欢迎的报刊之首。他说：“現在中国的报纸杂志都在从事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这种报刊的数目正日益增加。其中最受欢迎的有《晨报》《时事新报》、《青年》报（即《新青年》），以及《解放与改造》和《人道》等杂志。这些报刊很注意工人问题，很同情中国工人农民的处境。”（瞿秋白：《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页）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能够广泛传播并非偶然，除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偏好等因素外，新兴报刊等大众传媒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之由涓涓细流汇聚成洪波巨浪，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