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论学校管理制度化的话题之前，必须先弄清什么是精神，什么是当下社会的大众精神这两个概念。管理是将理性认识付诸于有组织的行动，它是一种由人的思想到行为的过程，主体和客体都是人，而人的思想是一定政治、经济、社会习俗、文化积淀等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因此，探讨任何管理方法、制度的成因，都离不开对当时人的研究。根据《辞海》的解释，“精神”是一个哲学名词。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唯物主义者常把精神当作和意识同一意义的概念来使用，认为它是物质的最高产物。通俗言之，精神是遍及于一个民族的一代或许多代人、遍及于一个人成年之后的一生之中的良好的思维和行动的习惯。在当今的中国社会，现代精神肇始于西方文化中的理性精神，张扬于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成型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所涌来的中西文化交融，它的具体呈现形态是抛弃牺牲精神的享乐主义、重视世俗功利的现世主义、张扬自我的个人主义，这种现代精神大面积躁动于当下物欲膨胀的现实生活之中。和西方17世纪在理性精神观照下所产生的享乐主义、现世主义、个人主义所不同的是，当下中国的这种精神是在理性精神指导下科技和物质充分发达和繁荣之后的产物，它来不及在反叛旧有行为模式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品格，就被铺天盖地的物的诱惑所催生早产和彻底浸润。因此，受时代风气和人们心态的影响，学校管理与许多人文领域的管理一样，处处闪动着物的魅影，在所有的制度建构和执行的过程中，物质利益就像黑格尔哲学中的理性精神一样，“主宰了一切人类的生活”。几乎所有的学校管理制都直接体现了物质对人的活动的奖惩，甚至将物质的奖惩作为反思管理制度的唯一切入点，不断修订和完善制度的过程中永远追求责、权、利明确与细化，似乎个人的行为愈和物质的“利”联系紧密，管理便越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人们此时往往忽略了现实过程中存在的两个明显的现象：①同样的管理制度在不同的单位中运用，所达到的效果并不一样。②制度将个人的行为与物质奖惩愈联系得紧密、划分得越细。越容易在群体内部产生无谓而繁琐的争吵。以上两种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制度管理并不是达到管理预设目的的绝对保证。
　　当然，指出制度管理在目标实现过程中的缺陷，并不等于否定制度管理，恰恰相反，在对制度管理进行反思之前，必须首先充分肯定制度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哲学的角度而言，制度管理是自然理性在社会生活领域的有机移植。自然理性精神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有因必有果，任何现象背后都隐藏着相对应的本质，人们只要不断探求，总能找到问题的答案。这种理性精神和求知意志直接促进了西方社会文明和世界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为人类的今天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但是，这种理性精神在给人类带来丰厚的物质享受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正如一位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社会理性进步并没有相应带来人类奔向幸福目标的进步，而是相反，个人愈来愈感到焦虑、孤独、恐惧、痛苦。与人对造物(权力、金钱、知识)的热恋形成尖锐对照的是，人对人的恩义、情感、关切已经完全丧失，变得极其冷漠，甚至冷酷、残忍。人越来越成为一种政治、经济动物。话也许有点尖刻，但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种种不满。为什么理性精神在自然科学领域如鱼得水，成就辉煌，而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却捉襟见肘、举步维艰呢?学校制度管理如何才能取理性精神的优点，扬长避短呢?
　　人类文化有三种原精神，一是古希腊传统的人类求知原精神；一是希伯莱传统的信仰原精神；一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仁爱原精神。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这三种文化原精神都曾创造过灿烂的文明。理性精神是古希腊传统的求知原精神的发展，由于它在自然科学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而逐渐成为一种强势的价值标准在全世界推行，并对另两种人类原精神日益排斥以至淹没。其结果是人类科学的进步与人类生活的幸福并不成同步增长的态势。相反，在许多情况下，物质的丰富和物欲的膨胀给人们带来了许多精神的困苦。
　　学校管理制度建设无疑是理性精神在这一领域的呈现，它不可避免地带有理性精神在社会生活领域中所存在的种种不如人意的地方，补救办法并不是一味不断追求制度的完善和细化，而是根据学校管理针对人、培养人的特点，在管理制度建设和实施的过程中，让理性精神融合信仰精神与仁爱精神，使学校管理由制度化走所带来的科学化走向理性与信仰、仁爱融合所产生的合理化。
　　学校管理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管理制度化，包括现已存在的各种完善的教育管理制度、学校管理制度，等等。一是管理的合理化，一般的学校管理大多只停留在追求制度更趋科学的层面，而往往忽略合理化的追求。什么是学校管理的合理化呢?它应该是三种精神的有机统一，即规范过程中的理性精神；事业追求中的信仰精神；日常生活中的仁爱精神。
　　中国传统哲学中有一个核心概念是“一”。认为世界不是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相加的堆积物，而是互相包含了的一个整体。在对事物本质追寻的过程中，忽略具体细致的探索而重“顿悟”，所谓“闲观静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育冥”，“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这种对个人思维意识活动的推崇与世界一体的整体宇宙观相结合而产生的思维方式，使人们容易对外部世界和具体事物产生一种“混沌”、“大同”、“玄妙”的认识观，因此具体行动过程中预设目标的实现不是诉诸于具体的制度约束，而是求之于“德”——即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理性的求知精神恰好能起到一种补偏的作用，它以制度条文的形式规范着不同人们在同一行动过程中的行为，借助外部约束的力量，集合不同个体实现预设目标。
　　在任何管理过程中，制度条文的约束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实现预期目标的一种重要手段，但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制度条文只是实现目标的一个条件，在主体和客体、产品都是人的特殊的学校管理过程中，光有制度还不行，甚至最完善的制度都不能保证管理预设目标的顺利实现，教学校管理还必须拥有两种不可缺少的东西，那就是事业追求中的信仰精神和日常生活中的仁爱精神。
　　源于西伯莱传统的信仰原精神在西方文化中表现为基督信仰，这种信仰随着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西方近代哲学对上帝存在的不停追问，色彩越来越淡，终于由坚持“重估一切价值”的尼采宣告：“上帝死了。”其实，人类文化中的信仰精神远不止于西方的基督信仰，也远不止于宗教信仰。但即使是在远古的蒙昧的信仰时代，对天国幸福的追求，对善恶因果轮回的敬畏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起到了稳定人类社会生活的有益作用。当下社会中，在宗教信仰约束力消失、传统世俗道德约束力缺位的情况下，从哪里寻找和建立起人们的信仰精神?事业。一项有价值的事业当它的价值被人们充分认识后，便能凝聚起众多的力量。这种力量从根本上有别于制度所产生的外部约束力， 它是来自个体内部的一种主观能动的奉献精神和创造的欲望。虽然中西文化冲突的过程中，西方价值观凭借物的优越性而在对话中呈现出一种强势，但是中国儒家文化中的使命感、责任感、忧患意识和力行实践的行为方式的文化传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神圣使命感极容易留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意识之中，一旦他们认定了事业的意义，便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奉献精神与创造欲望。除文化传统外，现代心理学研究也很好地揭示了事业对个体具有巨大凝聚力的心理根源。现代心理学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实现自己社会价值的欲望，当然，实现的途径和形式多种多样。但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物欲无涯而人生苦短，局囿于教育天地的大多数人不可能在物的方面有充裕的便利，如此，一项有意义的事业便成了大多数人实现个人社会价值的理想选择。因此，学校管理制度实施的过程中，优秀的管理者必须充分认识事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将事业的谋划、宣传和认同放在与管理制度建设同等甚至更重要的位置。
　　社会学家安德鲁，沃克对社会支持结构的分析有利于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正确掌握各种成分的大、小比例。安德鲁·沃克认为，工人对企业的依赖程度，取决于工人的需要有多大比例，从企业中得到满足和企业之外是否存在替代资源。在当今社会中，个人对单位的依赖程度和单位外替代资源的优劣及可能性的大小影响到人们对单位的个人投入。学校管理必须看到自己所拥有的社会支持结构的变化：1、聘任制为个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2、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工作者的双轨并存。当单位外的替代资源没有达到优于本单位的程度时，人员流动的可能不大；当单位外替代资源没有在很大程度上优于本单位时，公立学校人员向私立学校流动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当外在的可替代资源远远优于现有所得时，人员流动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评价资源优劣的主要依据是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个人社会价值实现的可预见性可以减轻人们对物的重视程度。
　　理性精神在社会生活领域移植的直接结果是管理领域日益完善和细致的制度建设，以致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要想实现管理目标，就必须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生活与制度化管理相结合。又使人们产生了另外一种错觉：制度建设的目的就是不断明确个体的责、权、利，物的驱动力是制度执行、目标实现的根本保证。以致使科学理性逐渐成为一种以‘排斥性’为特征的寡头人文主义。这种偏差在建设和谐社会大背景下的今天，必须从理论和观念上得到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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