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纸上的熟面孔 |

　　2017年，一个叫马克的德国人看报，恰好看到了一篇文章的配图，上面印着一位教授的照片。这对他而言是老面孔，他小时候就认识这个人。报纸上说这位名为赫尔穆特·肯特勒的教授是德国知名性学家，这令马克大吃一惊。报纸上还说，有人对所谓提倡性自由的“肯特勒实验”进行了调查，并提交了报告。从60年代末起，肯特勒就有意将无人照顾的儿童寄养在恋童男性家里，认为他们这样能够各取所需。实验是德国参议院点头同意的，并且，参议院还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1988年，肯特勒向参议院递交实验报告，称实验“大获成功”。
　　马克在寄养家庭长大，养父常常带他去肯特勒家做客。如今，他已经34岁了，还有一个1岁的女儿。
　　马克放下报纸，还是无法忘记文章的内容。文章出自哥廷根大学政治学学者特雷莎·南特维格笔下。几个月后，马克找到了作者的电话。他按下号码，心里既好奇又羞耻。电话通了以后，他称自己是受害者，还提到他的养父每周都会跟肯特勒通电话。肯特勒是心理学家，同时还是汉诺威大学的社会教育学教授，但这么一个人，似乎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
　　南特维格本以为肯特勒的实验早在70年代就结束了，但马克是21岁才离开养父家的，那会儿已经2003年了。马克小时候觉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很正常，他告诉自己：“生活中就是会发生这样的事，世界的法则就是吃与被吃。”如他所说：“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政府一直在暗中观察。”
　　几周后，马克拨通了养兄弟斯文的电话。他们一起在养父亨克尔家住了十几年。马克很喜欢斯文，但他们并不怎么处得来，二人从未真正交心聊过。他告诉斯文，他们是实验品，但斯文似乎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我们在寄养家庭生活那么多年，都没有思考的习惯了。”马克说。

| 从街头到寄养家庭 |

　　马克小时候非常活泼，有时会一个人在柏林街头瞎逛。1988年，5岁的他一个人过马路，被车撞了。他伤得不重，但这场意外引起了柏林青年福利局的关注。福利局的社工经过调查，发现马克的母亲好像“无法给他提供足够的情感支持”。她是卖香肠的，一个人带孩子很吃力。她的前夫，也就是马克的父亲，是巴勒斯坦难民。马克还有一个哥哥，他们白天被母亲送到日间托儿所，一待就是11个小时，身上的衣服也总是脏兮兮的。社工建议给马克找一个有家庭氛围的寄养家庭。一名社工说，马克很招人喜爱，虽然皮了点，但“可塑性很强”。
　　之后，马克就被送到了亨克尔家。亨克尔是一名47岁的单身男性，平日里靠修自动点唱机等电子设备赚钱。马克是亨克尔的第八个养子。早在1973年，亨克尔就开始收养男孩。一位老师表示：“亨克尔总是在寻找男孩。”六年后，一名社工怀疑亨克尔与某个养子有同性恋关系。公诉人对此展开调查，但肯特勒很快介入，称自己一直在给亨克尔提供指导。与亨克尔有关的卷宗有800页之厚，翻阅卷宗可以发现，一有调查，肯特勒就会介入。作为知名的学者以及几部性教育及教育专著的作者，肯特勒的话经常被德国各大报纸及电视栏目引用。德国《时代周报》称其为“德国性教育领域的主要权威”。肯特勒写了一封专家意见信，称亨克尔是称职的养父，并点名批评一位心理学家，称她“乱作推断”，侵犯了亨克爾家中的隐私，调查也因此中断了。
　　马克在亨克尔家住了一年半后，斯文搬了进来。警察是在柏林地铁站碰到斯文的，当时他以乞讨为生，还患有肝炎。福利局为他在柏林寻找寄养家庭，最后找到了亨克尔。
　　两个男孩在新家中的表现截然不同，斯文是听话的那一个，马克则有些反叛。不过，晚上亨克尔去马克房间等他或者抱他，他也不会反抗。“我出于孝心，便接受了。”马克说，“我当时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好事，但我认为这是正常的，可能有点像食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口味，性也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取向。”斯文的门有时是敞开的，但人却不在里面，马克很清楚他在哪儿，但两个男孩从不讨论亨克尔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这是绝对的禁忌。”马克说。
　　一天夜里，马克从厨房取了一把刀，放在了枕头下。亨克尔上床后看到刀刃，很快就出去了。他紧忙拨通肯特勒的号码，并将电话递给了马克。“墙后藏着恶魔。”马克解释道。肯特勒说世界上根本没有恶魔，马克最后按他的指示，交出了厨刀。

| 被迫隐身的亲生父母 |

　　马克的母亲和哥哥基本上一个月只能探视他一次，但亨克尔常常在最后一刻拒绝让他们相见，理由是他们会打扰马克的生活。马克有时候会尿床，上课也无法集中注意力，肯特勒将此归咎于马克和母亲共处的几个钟头。马克的父亲完全无权探视自己的儿子。肯特勒称马克被父亲打出了心理阴影，一在马路上看到阿拉伯人，就神经紧张。
　　马克的老师建议他看心理医生，一周两小时。心理医生说，亨克尔把马克当成犯人，每次治疗都会坐在隔壁屋。有一次，心理医生在没有告知亨克尔的情况下，直接跟马克谈了起来，亨克尔随后直接冲进屋，对着医生的脸来了一拳。后来，轮到斯文接受心理测试，亨克尔坚决不同意。
　　肯特勒在一封信中表示，如果非要做心理评估，可以由他做。在另一封信中，他承认亨克尔看上去有些粗暴。不过，他接着写道：“能带这样的孩子，已经说明他不简单了。政府应该信任、保护他才是。”
　　马克9岁时，他母亲向法院提出申请，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和孩子待在一起。马克的父亲也向福利局提出质疑，并对亨克尔提出了多项指控。
　　1992年3月，法院举行了听证会。法官希望和马克单独谈话，但亨克尔还是站在门外，大声对马克说：“他们要是敢威胁你，你就大声喊出来！”马克的话好像是别人事先灌输进去的。他说养父很爱自己，生父却不爱自己。法官问他希望多久和母亲见一次，他说偶尔见见就成，最好一年一次，并且养父一定要在场。他还说自己很怕生父，如今和养父住在一起，就不用担惊受怕了。但他又加一句：“晚上有时会怕。”听证会后，肯特勒给法官写了封信：“为孩子着想，我认为接下来两年，还是不要让孩子和原生家庭接触为妙。” 　　马克母亲的申请被驳回了，她和原来一样，一个月才能见一次儿子。听证会后，母子第一次相见，马克就跟母亲说自己不想见她，理由是她和养父关系不和。三周后，母子再次相见，他拒绝接受母亲送的钢笔和纸张，母亲提问，他也一律不答。他反复让她走，母亲最后只得离开。
　　一年半以后，马克的父親联系福利局，说自己要搬到叙利亚，希望离开前跟儿子告个别。福利局档案里没有任何回复的记录。马克从亨克尔和肯特勒那里听到了关于亲生父母的大量负面评价。在他的想象中，母亲是一个天天吃香肠的懒女人，父亲则是个暴君。多年后他才意识到，父母一直在试图走进他的世界。

　　肯特勒为恋童癖男性亨克尔背书：“能带这样的孩子，已经说明他不简单了。政府应该信任、保护他才是。”

| 心爱的弟弟 |

　　马克11岁时，亨克尔又领养了一个男孩，名叫马塞尔·克莱默。克莱默有着一对小酒窝，牙齿不怎么齐，笑起来非常灿烂。这个比马克小一岁半的男孩患有痉挛性四肢瘫，没法走路、说话、自己吃饭。马克和斯文成了他的保姆，用勺子一口一口喂他草莓味牛奶，用抽吸管帮他清理肺部粘液。克莱默的出现让马克第一次体验到了爱一个人是怎样一种感受。
　　马克忍受亨克尔多年，进入青春期后对他萌生了恨意。为保护自己，他每天会花一小时举重。一天夜里，亨克尔将手伸向马克，反倒被马克狠狠地打了一下。亨克尔看上去很吃惊，但他没说什么，便离开了。自此以后，他不再性骚扰马克，但会刻意惩罚马克。
　　按理说，马克18岁那年就可以离开亨克尔家了，但不知为什么，他并没有离开。有一天，克莱默患上了流感，接下来两天，他呼吸越来越困难，但亨克尔就是不叫医生，等医生赶到，已经回天乏术了。马克一直守在克莱默身边，亲眼看着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 重获新生 |

　　2003年，亨克尔关停寄养家庭，马克这才搬了出去，此时他已经21岁了。之后，他和亨克尔有过两次接触，一次是在他25岁的时候，亨克尔突然打来电话，问他是否记得喂兔子，亨克尔似乎老年痴呆了。另一次是2015年，他听说亨克尔癌症晚期，住进了安养院，他到安养院一看，亨克尔确实不行了。
　　隔天，亨克尔便去世了。马克听到消息，一下子哭了出来，但他的泪水是为克莱默流的。弟弟去世那天，他并没有哭，亨克尔去世了，封堵他情感的瓶塞才就此拔出，他的悲痛也才随之倾泻而出。马克这才意识到，自己当初没有搬出去，是因为弟弟。如他所说：“我不能丢下他一个人。”
　　几周后，马克慢慢拥有了对生活的渴望。他说：“我头一次意识到我的生活拥有无限可能。我可以做任何事。我的信念越来越强，我告诉自己：‘不必按他教给我的方式生活，我可以继续前行。’”
　　[编译自美国《纽约客》]
　　编辑：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