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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论中国近代机制钱币时,英国伯明翰造币厂是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但相关细节在泉刊书籍上通常仅约略论及,缺乏完整的叙述,因此许多资料上出现矛盾、甚至于错误的说法。1981年伯明翰造币厂出版一本由美国学者史威尼(James O. Sweeny)在参访该厂后所著之A NUMISMATIC HISTORY OF THE BIRMINGHAM MINT,书内第78-85页有段与中国往来的记载,现将全文译出并加注解,供读者参考。
张之洞,无疑是本世纪初改良中国造币业的倡导者,被誉为是中国现代造币之父。他比其他人更杰出的贡献是他将中国传统的用浇铸法铸币变革为新的应用机械压印的造币技术。这一过程开始于1884年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之后。1887年张之洞决定向伯明翰造币厂①定购了全套造币设备,在广州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省办造币厂。自此以后,省办造币厂很快就遍及全中国。从现有的材料表明,在此期间,伯明翰造币厂在中国众多的造币机构中起着指导作用,它制造的造币设备也被多家造币厂选中并使用。这些资料,很多是清晰、明确的,但仍有众多记录斟需整理,分类。下面的记录既包括实际记载的,也有根据现有资料的推测,但这些推测相信不久会被证实。
广东省
1887年4月,喜敦厂接到一份在广州建立一个完整造币厂(译注:即广东钱局)的定货单。定单上所拟造币厂规模巨大,其每天的铜币产量高达260万枚,同时还生产10万枚银币。这需要配置90台印花机,加上数量众多的造币辅助设备,它无疑是当时乃至此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世界上国营或私营中最大的造币厂。喜敦厂作为项目的承包商,负责建厂的整体规划,包括厂房建造、设备制造、启用和职工培训。
广东钱局的厂房规模达657英尺×424英尺,由伯明翰市的Edwin C. Middleton先生设计,按照当时双方签订的合同,喜敦厂在18个月的时间内,完成全部设备制造。虽有若干工期的延迟,该厂于1889年初正式投产,当年的产量大约为6000万枚铜币。
在以后的许多年,广东钱局的定货单持续不断,除造币设备外,定货品种还有如割草机,两轮手拉消防车等众多项目。1904年该厂又定了另外12台印花机及一个新的轧制车间。广东钱局的最初建厂定单大概是有史以来造币机器设备所接到的最大定单,当然是喜敦厂所承揽过最大的项目。
湖北省
1889年,张之洞调任为管辖湖南、湖北两省的湖广总督。1893年他在湖北的武昌筹建了首家银币厂,又在1898年筹建了一家铜币厂,这两家造币厂分别由德国马格德堡的甘拿秘 (Knape Heim) 厂和美国的汉立克纳浦(Ferracute)机器厂筹划②。但是,两厂的设备和印模则主要由伯明翰造币厂提供。1897—1898年,武昌造币厂又添置了新的轧制车间和辅助设备,并定制了新的1元、50分、20分、10分钢制印模。在此后的七年间,这两家造币厂还补充了19台铜币印花机和2台银币印花机以及一些其他设备。
在扬子江和汉江交会处有武昌、汉阳和汉口三个城区,当时它们均以其造币厂闻名。1905年初,一个配备齐全包括12台印花机的造币厂发运至汉阳兵工厂。除此之外,1903—1913年间,伯明翰造币厂还向汉口发出6台印花机和各种其他设备。
江苏省
1894年,张之洞调任管辖江西、江苏、安徽三省的两江总督(江苏、安徽原统称为江南省)。由于有建立广东钱局的成功经验,张之洞在江苏省会南京也筹建了一家造币厂。研究中国货币的专家耿爱德(Eduard Kann)在其著作中特别提到江苏省内有四个造币厂分别设在南京、苏州、清江和上海(从1933年开始生产)。
首先是南京造币厂,1896年筹建时的计划产量是每天100万枚铜币和10万枚银币。这是一张非常大的定货单,估计需要37台印花机和所有的辅助设备。南京造币厂的第一次扩大生产是在1903年,伯明翰造币厂提供了全部所需设备,包括6台附加的印花机。1905年,南京造币厂第二次扩增,由伯明翰厂在江南兵工厂内装备一家配备完全、有45台印花机的铜币厂。这两家造币厂规模相加,基本等同于广东钱局,可称是世界上第二大造币厂。
1903年,伯明翰造币厂接到苏州造币厂的定单,内容包括2台印花机、裁剪机和常规轧制设备。由定单看该厂设备仅用于生产铜币。
1905年,在清江建造的江苏第三家造币厂投产铜币,该厂设备也都由伯明翰造币厂配备,开始仅安装6台铜币印花机,但该厂的目的一定是为了成为一家重要的铜币生产厂。因为1904年伯明翰造币厂收到的定货单上列有足够配备54台印花机的轴、轴承等所有必要的传动装置。然而这份记录并不能显示清江另外48台印花机及其附加设备是在伯明翰造币厂定购的。
湖南省
1898年,当伯明翰造币厂收到要一台裁剪机、一台光边机、一台手扳式翻模机、一台轧边机,一元和五十分硬币的母模和子模③的定单时,在长沙已经有一家兵工造币厂在运作了。不管相配的关联设备由谁制造,这些设备在任何造币厂都是通用的。但在1925年的《中国经济周刊》④上表明了长沙机器都来自大不列颠。因此,伯明翰造币厂可能先前供应过的定单没有记录⑤。
陕西省
有一份1899年3月17日,托运一整套银币制造设备自英国发往西安的记录。内容包括5种面额的银币的母模、子模和一台硬币压印机。但是,西安从未有过造币的记录,这些设备的去向也没有了解到。东方钱币专家伟德认为这些设备被运到了武昌⑥。另一个合理的可能是机器按原计划运到了陕西,但是被义和团毁坏了。在1899年的义和团运动中,那些人用破坏性的行动来发泄对外国人的仇恨。
北京
也许北京造币厂建厂的整个过程永远无法弄清楚。事实上,由于伯明翰造币厂在此事件上的卷入更增加了它的神秘性。
事情的原委如下:1899年,北京政府安排将设立不久的杭州造币厂内德国制造的整套造币设备拆迁到北京,成立京局造币厂。但是,在这家造币厂还未开工之前,义和团暴动的发生,导致该厂被彻底摧毁。上述这些情况发生在1899年底和1900年8月之间,京局造币厂被破坏是在1900年6月至8月⑦。
据伯明翰造币厂的资料显示:1900年3月6日,驻英国公使罗丰禄⑧签署了一个向京局供应造币设备的合同。总价为3,502英镑,其中在签定合同时付款一半。合同内容包括1台蒸汽发动机、6台造币轧片机、10台车床(1900年6月6日更改为16台车床)、1台4号硬币压印机和各种有关备件。合同要求1900年8月6日装船,若延时交付则要支付罚金。尽管这批物资按时装运,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可以得出结论。它们不可能到达北京,因为那时京局已遭摧毁。这批物资的实际去向,只能是一个猜测,可能是放进了天津的库房,用于1902年在那里重建的造币总厂。
浙江省
耿爱德特别提到浙江在1896至1987年生产过10分和20分银币,可能来自杭州的一个兵工造币厂。因为杭州在1898年才开设第一家用德国设备的正规造币厂。并于1899年拆迁至北京(见上文)。在1902年的一份定单上,伯明翰造币厂向杭州提供了整套造币机械,规模是每天5万枚银币或铜币的产量。内容包括两台硬币压印机和全套辅助设备。杭州的第二家造币厂建立于1905年,但它的设备不是由伯明翰造币厂所提供。
安徽省
安徽省于1897年在安庆建立了一家造币厂,但该厂设备在1899年被拆除后装运至武汉。此后,1902年又设立了一个新的铜币厂,并在1903年添置了两台轧机。在1904年6月向伯明翰造币厂定购并规定在同年装运的全套造币设备的记录上,没有记载硬币压印机的数量。但从以后定购的备件数量猜测,可能定有6到10台压印机。
其他省份
除了前面所述的有明确目的地的定单外,另外还有加起来总数令人有深刻印象的设备定单没有指明去向,主要的记录如下:
1903年5月14日5台硬币压印机和2台冲床,10文铜币用。
1904年6月22日12台硬币压印机,直径28mm 10文铜币用。
1904年12月21日 5台硬币压印机,直径28mm 光边10文铜币用。
1905年1月17日3台硬币压印机,10文铜币用。
伯明翰造币厂广泛地参与了中国造币厂的现代化改造或许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中国最早并且最大的广东钱局有成效的运作,充分证明了伯明翰造币厂所造设备的优良品质,第二,伯明翰造币厂幸运地在当时的中国拥有一个积极并且有能力的代理人。1893年1月2日和1905年4月22日伯明翰造币厂和上海瑞生洋行(Buchheister & Co.)公司签了一份代理协定,委托该公司作为在中国销售设备的代理商,但广东钱局例外。这些协定包括将伦敦的约翰.帕尔梅公司(John Palmer Junior & Co.)作为副代理商,因而,所有来自代理商瑞生洋行的定单都经约翰•帕尔梅再转交伯明翰。并且所有在中国销售的设备上都有瑞生洋行的铭牌,推测是用其取代了制造业厂的名称⑨,这种方式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安排。
译后记
伯明翰造币厂生产的印花机超过355台,售至中国的在270台以上。但这家有百年辉煌的造币厂熬不过时代的变迁,现已停业。原因有二:首先是自1923年英国皇家造币厂也开始接受其他国家委托造币后,伯明翰厂的商机即逐渐减少;加之二次大战后民族意识抬头,各国纷纷自主造币,使该厂业务改以供应币胚为主。二乃其最主要的客户英国皇家造币厂于2001年取消双方四十年长期合约⑩,造成伯明翰厂业务急遽萎缩,即使后来争取到欧元的部分订单及以裁员应对,仍无法渡过流动资金不足的窘境。在2003年3月歇业后找不到买家接办,最后在2003年5月22日董事会决定永久停业,正式谱出了休止符。伯明翰造币厂后来由该郡的JFT Law & Co. Limited及Stirchley Machine Tools Ltd 两家公司接手,前者是拍卖公司,后者是买卖机器设备的公司。曾闻有原址改建成博物馆之议,但至目前以网站搜寻时虽仍声称接受委托制作纪念章,惟并无其他进一步的叙述。
注释:
① 该厂与广东钱局签约时的名称是喜敦(Heaton),在1889年改名为伯明翰造币厂(The Mint, Birmingham),习惯上两者并用。
② 汉立克纳浦厂参与中国造币之资料参考《中国钱币》2007/4期3-9页。
③ 原文matrices and punches为较少见的用语,较常见的用语是master dies and hubs。
④ 《中国经济周刊》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1920年代在上海发行的英文经济期刊。
⑤ 据1882年出版的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当时许多海外交易合约,除双方各自记帐并无书面协议,也未盖印或立证,但从未发生故意违约事件(原文见p.96,中译见《广州番鬼录》第十六章,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在今日来看,早期资料缺失应是常态,事过境迁后常无案可查。
⑥ 李察•伟德:Some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Origins of the Milled Coinage of Imperial China(深入探讨中华帝国机制币的来源) ,《Numismatic Chronicle》,1974。原注。
⑦ 史威尼后来考证出京局是在1900年6月22日义和团攻打使馆区时焚毁,撰文发表于1995年《东亚泉志》(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Numismatics, Vol. II, No. 2/3),译文见《中国钱币》1998/3期32-36页。
⑧ 罗丰禄(1850年-1901年),字稷臣, 福建人。1896年,以二品顶戴记名海关道赏四品京卿,升任太仆寺卿,出任驻英、意、比三国钦差大臣。同年底,出任驻英公使兼驻意、比公使。
⑨ 由书中的照片得知,该代理商铭牌是在机器的右测,制造厂标志在中央的位置,请参考附图。
⑩ 欧洲在2000年统一货币,由于改制须大量新欧元硬币,故英国皇家造币厂进行大规模扩建,未料竞标没有得到足够订单,在产能过剩下取消与伯明翰造币厂的长期合约,伯明翰厂虽诉诸法院但无法挽回。
(责任编辑 于 放)
张之洞,无疑是本世纪初改良中国造币业的倡导者,被誉为是中国现代造币之父。他比其他人更杰出的贡献是他将中国传统的用浇铸法铸币变革为新的应用机械压印的造币技术。这一过程开始于1884年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之后。1887年张之洞决定向伯明翰造币厂①定购了全套造币设备,在广州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省办造币厂。自此以后,省办造币厂很快就遍及全中国。从现有的材料表明,在此期间,伯明翰造币厂在中国众多的造币机构中起着指导作用,它制造的造币设备也被多家造币厂选中并使用。这些资料,很多是清晰、明确的,但仍有众多记录斟需整理,分类。下面的记录既包括实际记载的,也有根据现有资料的推测,但这些推测相信不久会被证实。
广东省
1887年4月,喜敦厂接到一份在广州建立一个完整造币厂(译注:即广东钱局)的定货单。定单上所拟造币厂规模巨大,其每天的铜币产量高达260万枚,同时还生产10万枚银币。这需要配置90台印花机,加上数量众多的造币辅助设备,它无疑是当时乃至此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世界上国营或私营中最大的造币厂。喜敦厂作为项目的承包商,负责建厂的整体规划,包括厂房建造、设备制造、启用和职工培训。
广东钱局的厂房规模达657英尺×424英尺,由伯明翰市的Edwin C. Middleton先生设计,按照当时双方签订的合同,喜敦厂在18个月的时间内,完成全部设备制造。虽有若干工期的延迟,该厂于1889年初正式投产,当年的产量大约为6000万枚铜币。
在以后的许多年,广东钱局的定货单持续不断,除造币设备外,定货品种还有如割草机,两轮手拉消防车等众多项目。1904年该厂又定了另外12台印花机及一个新的轧制车间。广东钱局的最初建厂定单大概是有史以来造币机器设备所接到的最大定单,当然是喜敦厂所承揽过最大的项目。
湖北省
1889年,张之洞调任为管辖湖南、湖北两省的湖广总督。1893年他在湖北的武昌筹建了首家银币厂,又在1898年筹建了一家铜币厂,这两家造币厂分别由德国马格德堡的甘拿秘 (Knape Heim) 厂和美国的汉立克纳浦(Ferracute)机器厂筹划②。但是,两厂的设备和印模则主要由伯明翰造币厂提供。1897—1898年,武昌造币厂又添置了新的轧制车间和辅助设备,并定制了新的1元、50分、20分、10分钢制印模。在此后的七年间,这两家造币厂还补充了19台铜币印花机和2台银币印花机以及一些其他设备。
在扬子江和汉江交会处有武昌、汉阳和汉口三个城区,当时它们均以其造币厂闻名。1905年初,一个配备齐全包括12台印花机的造币厂发运至汉阳兵工厂。除此之外,1903—1913年间,伯明翰造币厂还向汉口发出6台印花机和各种其他设备。
江苏省
1894年,张之洞调任管辖江西、江苏、安徽三省的两江总督(江苏、安徽原统称为江南省)。由于有建立广东钱局的成功经验,张之洞在江苏省会南京也筹建了一家造币厂。研究中国货币的专家耿爱德(Eduard Kann)在其著作中特别提到江苏省内有四个造币厂分别设在南京、苏州、清江和上海(从1933年开始生产)。
首先是南京造币厂,1896年筹建时的计划产量是每天100万枚铜币和10万枚银币。这是一张非常大的定货单,估计需要37台印花机和所有的辅助设备。南京造币厂的第一次扩大生产是在1903年,伯明翰造币厂提供了全部所需设备,包括6台附加的印花机。1905年,南京造币厂第二次扩增,由伯明翰厂在江南兵工厂内装备一家配备完全、有45台印花机的铜币厂。这两家造币厂规模相加,基本等同于广东钱局,可称是世界上第二大造币厂。
1903年,伯明翰造币厂接到苏州造币厂的定单,内容包括2台印花机、裁剪机和常规轧制设备。由定单看该厂设备仅用于生产铜币。
1905年,在清江建造的江苏第三家造币厂投产铜币,该厂设备也都由伯明翰造币厂配备,开始仅安装6台铜币印花机,但该厂的目的一定是为了成为一家重要的铜币生产厂。因为1904年伯明翰造币厂收到的定货单上列有足够配备54台印花机的轴、轴承等所有必要的传动装置。然而这份记录并不能显示清江另外48台印花机及其附加设备是在伯明翰造币厂定购的。
湖南省
1898年,当伯明翰造币厂收到要一台裁剪机、一台光边机、一台手扳式翻模机、一台轧边机,一元和五十分硬币的母模和子模③的定单时,在长沙已经有一家兵工造币厂在运作了。不管相配的关联设备由谁制造,这些设备在任何造币厂都是通用的。但在1925年的《中国经济周刊》④上表明了长沙机器都来自大不列颠。因此,伯明翰造币厂可能先前供应过的定单没有记录⑤。
陕西省
有一份1899年3月17日,托运一整套银币制造设备自英国发往西安的记录。内容包括5种面额的银币的母模、子模和一台硬币压印机。但是,西安从未有过造币的记录,这些设备的去向也没有了解到。东方钱币专家伟德认为这些设备被运到了武昌⑥。另一个合理的可能是机器按原计划运到了陕西,但是被义和团毁坏了。在1899年的义和团运动中,那些人用破坏性的行动来发泄对外国人的仇恨。
北京
也许北京造币厂建厂的整个过程永远无法弄清楚。事实上,由于伯明翰造币厂在此事件上的卷入更增加了它的神秘性。
事情的原委如下:1899年,北京政府安排将设立不久的杭州造币厂内德国制造的整套造币设备拆迁到北京,成立京局造币厂。但是,在这家造币厂还未开工之前,义和团暴动的发生,导致该厂被彻底摧毁。上述这些情况发生在1899年底和1900年8月之间,京局造币厂被破坏是在1900年6月至8月⑦。
据伯明翰造币厂的资料显示:1900年3月6日,驻英国公使罗丰禄⑧签署了一个向京局供应造币设备的合同。总价为3,502英镑,其中在签定合同时付款一半。合同内容包括1台蒸汽发动机、6台造币轧片机、10台车床(1900年6月6日更改为16台车床)、1台4号硬币压印机和各种有关备件。合同要求1900年8月6日装船,若延时交付则要支付罚金。尽管这批物资按时装运,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可以得出结论。它们不可能到达北京,因为那时京局已遭摧毁。这批物资的实际去向,只能是一个猜测,可能是放进了天津的库房,用于1902年在那里重建的造币总厂。
浙江省
耿爱德特别提到浙江在1896至1987年生产过10分和20分银币,可能来自杭州的一个兵工造币厂。因为杭州在1898年才开设第一家用德国设备的正规造币厂。并于1899年拆迁至北京(见上文)。在1902年的一份定单上,伯明翰造币厂向杭州提供了整套造币机械,规模是每天5万枚银币或铜币的产量。内容包括两台硬币压印机和全套辅助设备。杭州的第二家造币厂建立于1905年,但它的设备不是由伯明翰造币厂所提供。
安徽省
安徽省于1897年在安庆建立了一家造币厂,但该厂设备在1899年被拆除后装运至武汉。此后,1902年又设立了一个新的铜币厂,并在1903年添置了两台轧机。在1904年6月向伯明翰造币厂定购并规定在同年装运的全套造币设备的记录上,没有记载硬币压印机的数量。但从以后定购的备件数量猜测,可能定有6到10台压印机。
其他省份
除了前面所述的有明确目的地的定单外,另外还有加起来总数令人有深刻印象的设备定单没有指明去向,主要的记录如下:
1903年5月14日5台硬币压印机和2台冲床,10文铜币用。
1904年6月22日12台硬币压印机,直径28mm 10文铜币用。
1904年12月21日 5台硬币压印机,直径28mm 光边10文铜币用。
1905年1月17日3台硬币压印机,10文铜币用。
伯明翰造币厂广泛地参与了中国造币厂的现代化改造或许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中国最早并且最大的广东钱局有成效的运作,充分证明了伯明翰造币厂所造设备的优良品质,第二,伯明翰造币厂幸运地在当时的中国拥有一个积极并且有能力的代理人。1893年1月2日和1905年4月22日伯明翰造币厂和上海瑞生洋行(Buchheister & Co.)公司签了一份代理协定,委托该公司作为在中国销售设备的代理商,但广东钱局例外。这些协定包括将伦敦的约翰.帕尔梅公司(John Palmer Junior & Co.)作为副代理商,因而,所有来自代理商瑞生洋行的定单都经约翰•帕尔梅再转交伯明翰。并且所有在中国销售的设备上都有瑞生洋行的铭牌,推测是用其取代了制造业厂的名称⑨,这种方式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安排。
译后记
伯明翰造币厂生产的印花机超过355台,售至中国的在270台以上。但这家有百年辉煌的造币厂熬不过时代的变迁,现已停业。原因有二:首先是自1923年英国皇家造币厂也开始接受其他国家委托造币后,伯明翰厂的商机即逐渐减少;加之二次大战后民族意识抬头,各国纷纷自主造币,使该厂业务改以供应币胚为主。二乃其最主要的客户英国皇家造币厂于2001年取消双方四十年长期合约⑩,造成伯明翰厂业务急遽萎缩,即使后来争取到欧元的部分订单及以裁员应对,仍无法渡过流动资金不足的窘境。在2003年3月歇业后找不到买家接办,最后在2003年5月22日董事会决定永久停业,正式谱出了休止符。伯明翰造币厂后来由该郡的JFT Law & Co. Limited及Stirchley Machine Tools Ltd 两家公司接手,前者是拍卖公司,后者是买卖机器设备的公司。曾闻有原址改建成博物馆之议,但至目前以网站搜寻时虽仍声称接受委托制作纪念章,惟并无其他进一步的叙述。
注释:
① 该厂与广东钱局签约时的名称是喜敦(Heaton),在1889年改名为伯明翰造币厂(The Mint, Birmingham),习惯上两者并用。
② 汉立克纳浦厂参与中国造币之资料参考《中国钱币》2007/4期3-9页。
③ 原文matrices and punches为较少见的用语,较常见的用语是master dies and hubs。
④ 《中国经济周刊》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1920年代在上海发行的英文经济期刊。
⑤ 据1882年出版的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当时许多海外交易合约,除双方各自记帐并无书面协议,也未盖印或立证,但从未发生故意违约事件(原文见p.96,中译见《广州番鬼录》第十六章,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在今日来看,早期资料缺失应是常态,事过境迁后常无案可查。
⑥ 李察•伟德:Some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Origins of the Milled Coinage of Imperial China(深入探讨中华帝国机制币的来源) ,《Numismatic Chronicle》,1974。原注。
⑦ 史威尼后来考证出京局是在1900年6月22日义和团攻打使馆区时焚毁,撰文发表于1995年《东亚泉志》(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Numismatics, Vol. II, No. 2/3),译文见《中国钱币》1998/3期32-36页。
⑧ 罗丰禄(1850年-1901年),字稷臣, 福建人。1896年,以二品顶戴记名海关道赏四品京卿,升任太仆寺卿,出任驻英、意、比三国钦差大臣。同年底,出任驻英公使兼驻意、比公使。
⑨ 由书中的照片得知,该代理商铭牌是在机器的右测,制造厂标志在中央的位置,请参考附图。
⑩ 欧洲在2000年统一货币,由于改制须大量新欧元硬币,故英国皇家造币厂进行大规模扩建,未料竞标没有得到足够订单,在产能过剩下取消与伯明翰造币厂的长期合约,伯明翰厂虽诉诸法院但无法挽回。
(责任编辑 于 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