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王冉】
　　1968年生于北京。1986年，以交换生身份赴美留学。1991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任职于1991年在美国著名的考波里房地产管理公司。1993年获得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在全球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担任高级经理。1995年，创办北京东方华尔金融公司。1998年，在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全球并购部负责亚洲并购交易的操作。2000年，回国创办了易凯资本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在电影《梦想照进现实》中，徐静蕾用“拧巴”两个字诠释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王冉喜欢这部电影，但他却不这么认为。因为在他的38年的人生中，除了初中时当球星的梦想屈从了“教授的儿子当然要读大学”的现实外，读哈佛、回国做投行等，所有的光荣与梦想，总能和现实巧妙地结合起来，从未拧巴过。
　　1986年，王冉过完高二的暑假后，作为交换生赴美读高三，“为此我放弃了在国内保送读大学的机会，有点心疼”。
　　到美国后，王冉偶然地得到了从交换生成为正式生的机会，前提是他不能再修诸如“美国文化”和“打字”这种“软”课程，而必须开始苦读莎士比亚原著和美国历史。赴美第一年成了王冉记忆中最苦行僧的一年，“比读哈佛苦多了！”
　　
　　没念北大有遗憾
　　
　　一年后，王冉顺利拿到全额奖学金，并进入明尼苏达的马卡列斯特学院就读。两年后，他转入哈佛大学读大三，主攻经济学。1991年王冉本科毕业，工作两年后，重返哈佛拿下哈佛商学院的MBA学位。
　　但王冉并没把两张哈佛文凭放在心里：“文凭本身没有任何价值，不能当饭不能当药。要不是我老爸替我收着，我早不知道把它们扔哪儿去了。我在哈佛的最大收获，是开阔的视野，是追求人生的光荣与梦想的那份自信与执著，是一种对飞翔的渴望，对社会和产业变革与进步的参与感和使命感。当然，还有就是有机会亲耳聆听一批全球顶尖学者的教诲，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就曾经是我的教授。”
　　刚刚回国，王冉就引起了国内媒体注意——因为他是第一个回国创业的哈佛毕业生。
　　但现在王冉也为没去北大读书而遗憾：“北大有着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深厚历史积蕴和独树一帜的校园文化，不要说是现在风头正劲的港大等高校所不能比的，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在北大读书，同样也会是一种不可复制的人生体验。”
　　
　　会的歌比KTV还新
　　
　　王冉保持着一个“恶俗”爱好：卡拉OK，他的朋友披露说：“他这人心理素质极好，甭管当着多大腕的专业歌手或者制作人，没有他张不开嘴的时候。而且很邪门，很多新歌连钱柜KTV的曲库都还没收录呢，也不知道他就打哪儿学会了。”
　　王冉对于华语流行音乐的发烧从他在哈佛留学的时候就开始了。一个朋友说他是当时“唯一的一个读着美国哈佛却还听着国内排行榜的人”。对此，王冉的解释是：“流行音乐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发展的反映，做投行就要关注国情，关注国情完全可以从听流行歌曲做起。”说这话时，他的ipod里已有2000多首中文歌，他说最近自己听得最多的是南拳妈妈的《花恋蝶》。他每周都会在自己的新浪博客里推荐两三首最新的单曲，甚至有唱片公司主动找到他——不是为了融资或者上市，而是为了让旗下歌手的新作上他的推荐榜。
　　从未崇拜过任何财富大亨的王冉透露，自己的偶像是周杰伦的御用词作家方文山。“我觉得他的词真是出神入化，特别是那首《威廉古堡》。”而王冉自己有时在等飞机时也顺便写点歌词，其后现代程度和其“精神导师”有得一拼。爱唱歌，喜欢写词，和多家唱片、娱乐公司又是合作伙伴，王冉为什么不干脆自己当一把“超男”？“算了，我有自知之明。我还是在资本方面帮助明星的老板们更靠谱一点，玩票只能是业余爱好。”
　　
　　忠诚于ARMANI的运动健将
　　
　　见到王冉那天是一个星期五，按照投行业的“国际惯例”，这一天全体员工都不需西装革履。即使是便装，王冉仍然选择了阿玛尼的休闲西装、杰尼亚的衬衫和菲拉格慕的软底皮鞋。
　　“我穿衣服是很忠诚的，永远都是那几个牌子，买衣服很容易。对阿玛尼情有独钟也只是因为它穿起来感觉最舒服，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像LV我就一件都没有，因为穿着它我会有不是我的感觉。”
　　王冉除了健身和打高尔夫的时候几乎从来不穿运动装，他自己也承认“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穿运动装了，以前还差点成了专业球员呢。”
　　事实上，直到2001年王冉还是足球场上的追风少年。而他踢前锋的历史要追溯到他13岁进北京市少年宫队的时候，当时在他身后为他传球的正是后来红极一时的国脚宫磊。“要不是我妈死活不同意我走踢球那条道，我还真没准儿就一直踢下去了，不过那样也许中国队连上次世界杯也进不去了，哈哈！”在一场比赛中，王冉客串门将，因为一次侧扑动作而导致踝关节错位后，业余球星王冉宣布正式挂靴。
　　此后，王冉的运动爱好便只剩下了跑步。“其实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周顶多也就去两次亚历山大，因为实在没有时间。运动是件好事情，但如果成了负担就没必要了。不过我身体素质还不错，一小时能在跑步机上跑8.5公里左右，中间只快走10分钟。”但王冉一直惭愧的是他严重缺乏公认的贵族运动高尔夫球的天赋，“我从1994年就开始打了，但现在的成绩还是110杆。所以我一般不打，除非推不掉的重大邀请，一年也就丢个四五回人吧。”
　　
　　


　　常回家看看的钻石王老五
　　
　　王冉还是财富圈里公认的才子，他的才华不仅表现在其投行专业上，同时还是非常优秀的专栏作家。他在《财经》《中国企业家》《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产业发展、企业战略和资本市场的文章，在业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文如其人，干净、清新、富于节奏，逻辑严谨，也不乏浪漫感性，而每每以视野独特、思想新颖赢得读者，其中不乏美眉。“他的男性魅力并不直接来自于生理性，而是在随和、幽默、自然中体现骨子里的宽容和绅士风度。”一位女性仰慕者“博粉”给王冉的博客留言道。
　　但王冉本人至今仍保持着钻石王老五的身份。“我这人比较独立，连生病的时候也没觉得身边必须要有个人照顾什么的。而且我也受不了眼前有一个自己不那么喜欢的人整天晃来晃去。”王冉3年前曾经和一位著名主持人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恋情，当时他甚至去看过了戒指。最近一次热恋据他说是去年年底，现在的他一身轻松。“每次失恋后没觉得生活从此黑暗了。我的好几个前女友都成了哥们儿！”对没有女朋友的王冉来说，公寓已经完全成了旅馆，每天回家就是睡个觉，剩下的时间不是工作就是见人谈事；当然，周五周六的晚上，他的身影也会偶尔出现在钱柜、唐会、美丽会、Coco。“我喜欢蹦迪！”王冉说。
　　王冉还是圈中有名的孝子，不管工作多忙，只要身在北京，周末一定会陪父母吃一顿饭。“我现在一沾饭局就头大，多贵的饭都没什么兴趣。还是妈妈做的菜最好吃，哪怕就是白菜豆腐。”尽管是常回家看看，王冉却很少和父母谈工作的事。“以前他们还担心我的公司能不能发展起来，现在这个担心没有了，估计让他们操心的事也就剩我的个人问题了，所以每到五一、十一长假都得和我谈一次话，劝我别挑了差不多就行了。不过他们还是很通情达理的，最后通常都会说反正是你自己的事还是你自己看着办吧，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下一个长假把同样的事拿出来再说一遍，这就是父母啊！”（编辑/赵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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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行梦”的前世今生
　　中国第一个回国创业的哈佛毕业生的身份，天然地给这位易凯少帅贴上了一个特别标签。王冉说这是源自他从就读哈佛商学院开始就有的一个梦想，这一梦想并未因十余年现实的锤炼有所改变。在那个阳光明媚的周五下午，捧着一天里的第二杯星巴克拿铁咖啡，王冉和笔者聊起了他的“梦想照进现实”。
　　
　　昨天：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记者：你是哪一年回国创业的？
　　王冉：1995年。
　　记者：一下子放弃近10年的的美国生活，就没有一点的不舍？
　　王冉：没有，我在美国前后一共待了12年。第一次回国的时候，连一下飞机就能闻到的郊区农民烧麦秆的焦糊味都让我觉得亲切。还是家好！”
　　记者：你当时是抱着什么样的理想回国创业的？
　　王冉：很简单，就是做中国的高盛和摩根斯坦利，做一家顶级的投资银行。
　　记者：哦？你从那时的中国经济中嗅到了什么商机？
　　王冉：应该说是当时中金公司的成立让我兴奋了一把，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内地投资银行业的真正开始。于是，我和合伙人成立了东方华尔公司，为国内中小企业做私募融资和并购的财务顾问业务。但现在看来，我们那时对国情还不是很了解。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王冉：因为我忽略了一点——中金公司之所以当时能够做下去，是因为有大量的大型国企需要海外上市、融资，这是特殊的政府资源，是我们所不具备的。而作为私人投行生命线的民营、外资公司，在那时还远未成熟。整体上看，当时在中国开展投行业务整体的客户基础还没有形成，这是致命的。
　　记者：这就是说你的第一次回国创业并不成功是吗？
　　王冉：我们当了“先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95年东方华尔成立，1996年底才拿到第一笔业务。佣金你猜多少钱？才30万元人民币！1998年公司关门，业务收入竟然连100万都不到。为了发工资，我们一群做投行的当时甚至还去编书卖。
　　记者：那你后悔当时的冲动么？
　　王冉：我从不后悔。为什么要后悔呢？人生的路是一块砖一块砖地码出来的，那一次的经历起码让我认清了什么是梦想，什么是现实。只要你善于总结和学习，教训就是比经验还要宝贵的财富。当年选择了错误的时间回国，碰了钉子，所以后来在选择回国二次创业的时候就会对时机的把握更加谨慎，也更加准确。
　　
　　今天：行走在新传媒时代的易凯资本
　　记者：那你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创办了现在著名的易凯了呢？
　　王冉：我1998年回到了当时的大通银行（现在的摩根大通）全球并购部工作，其间参与了包括韩国电信、大宇电子、真露啤酒在内的多项亚洲大型并购交易。虽然每天都很繁忙，生活条件也很优越，但是做“中国的摩根斯坦利”的梦想还是让我不能释怀。2000年，互联网经济在中国的火热让我再度看到了机会。于是，在和几个合伙人一起制定了详细的商业计划后，我再次回国创办了易凯。
　　记者：看来你的第二次回国创业是苦尽甘来了。
　　王冉：其实中间也经历了很多危机和挫折，天底下哪有没有危机和挫折的事啊！我们最早进入市场的时候看准了互联网经济的蓬勃，新浪、网易这些客户也让我们尝到过甜头。但后来互联网泡沫破裂，也让我们陷入了一段长时间的危机。2002年是最艰难的一年，当时几乎可以说是内外交困，合伙人全年不拿一分钱工资。不过好在我们坚持下来了。
　　记者：难怪你公司的英文名叫China eCapital，原来和互联网经济有很大的关系……
　　王冉：可以这么说吧，虽然我们今天的业务早已超越出互联网行业，但我们不会忘记在最早的时候支持过我们的新浪、网易、易趣，没有它们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因此这个名字一直保留下来了。
　　记者：那在你看来，易凯做投行的优势在哪里？
　　王冉：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做了6年，目前还在做，并且越来越壮大。做投行是一个熬白头发的行业，必须有足够的经验积累，一家存在了6年的公司一定比一家只有两三年历史的公司更有说服力。6年来，我们服务过的客户包括微软、西门子、SK电信、湖南卫视、新京报、光线传媒、李宁、好孩子等，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和对行业的深入了解。我一直和员工说，虽然我们的名字还没有高盛、摩根响亮，但是我们给客户（特别是我们所侧重行业中的客户）拿出的建议和方案一定要做到比那些大银行更有价值、更符合客户的实际情况。
　　记者：我看到你的公司一共才十几个人，即使都是精兵强将，也略显单薄了些。在人们印象中，“摩根斯坦利”应该是个庞然大物才对啊。
　　王冉：没错，所以说我们今天还远不是摩根斯坦利，我们还是一家不到20人的投行精品店。但是其实在中国的私有投行里面，我们已经算有一定规模和品牌的了。现在我们有很多找上门来的项目我们都是往外推的。我们一直在寻找从分析员到合伙人各个层面上的优秀投行人才。
　　记者：那你作为CEO，时间是怎么分配的呢？
　　王冉：我现在大概是40%的时间用来发展新的大客户，20%的时间用来维护重要客户的客户关系，20%的时间用来寻找新的合伙人和高级董事，20%的时间用来参与项目执行。在未来，我希望我能用30%的时间来寻找新人，只用10%的时间参与项目执行。我们的团队成长得很快，今天在很多交易的具体执行环节上他们已经完全可以独立运作了。不过，一些特别重要的谈判我还是必须亲历亲为的。
　　
　　明天：做成百年老店
　　记者：有没有考虑过自己去投资，比如和你的客户湖南卫视、天娱一起做大“超女”蛋糕？
　　王冉：现在有很多国外的基金找到我们，希望和我们一起投资中国的传媒娱乐项目。我们不会轻易迈出那一步，因为这里面有着尖锐的利益冲突。你又做财务顾问又投资，价格你到底是往高了谈还是往低了谈？对我们来说，声誉比什么都重要，因此决不会做任何损害客户利益的事。
　　记者：但实际上在中国投行界，很多公司却不是这么想的。像他们找到一些便宜的上市“壳”资源，再倒手卖掉多赚钱啊……
　　王冉：我只能说人各有志，我们喜欢走正道。这样空手套白狼的做法掘到第一桶金当然有可能，但随着市场规则的不断完善，这种空子会越来越少，不可能长久存在。而市场的完善会让越来越多的大企业需要投行的规范服务，我们走正道成功的机会一定更高。
　　记者：你会考虑卖掉易凯吗？
　　王冉：（笑）不是有句广告语吗——一切皆有可能！也许我自己没当过父母吧，不太能理解国内很多企业家把企业当孩子养的心态。我不是要通过做企业来证明自己什么，对我来说，做企业就是人生的一种经历，从中得到满足、得到快乐、得到报酬，同时为客户、为股东、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就足够了。
　　记者：既然养大了也可能要卖，那和“百年老店”的目标岂不是自相矛盾么？
　　王冉：店还是要做百年老店，但是这家店的股权是可以流动的。流动产生美，世界上很多的成功企业不都是这样的吗?（编辑/赵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