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1935年的改革理论家刘吉从不把自己定义为自由派或者左派，他只认为自己是邓小平改革的拥护派。而在外界看来，他不仅是中国改革道路的出色鼓呼者和坚定捍卫者，还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行动派。
　　从1958年清华大学毕业到1978年，“机电工业部上海内燃机研究所历任技术员、工程师、研究室主任”，职位的变更涵盖了20年的记忆，但这些，都不过是一个传统理科生最稳妥的发展路径。
　　“你知道吗？我还是清华大学最早一批搞汽车工程研究的毕业生。”从纳智捷 MASTER CEO下来时，刘吉这样告诉我们。
　　1978年，历史的机遇降临劫后重生的中国，刘吉没有回到自己原来的专业领域，开始了其他方向的探索。中国科学学领域的研究成为他的第一个突破。“知识分子将是未来新社会的创造者。”刘吉的言论在当时独树一帜，具有相当的超前意识。
　　他的首创精神得到了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的欣赏，但是在现实的决策中却受到了层层阻碍。于是，他的研究开始转向领导科学，在当时，这不仅需要理智清醒的头脑，更需要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1983年，他成为了上海科学技术协会专职副主席。此后十年，他分别出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在意识形态最为敏感的80年代末与经济形态最为模糊的90年代初，刘吉被放置在时代中心的潮流中，等待历史的检验。令人称道的是，他在任期间的举措完成了他研究领导科学的期许。他坚持决策民主化、领导科学化，在经济重镇上海把住了一道关，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坚定拥护者。
　　1993年，他出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继续为中国未来的改革之路出谋划策，因此他被外国媒体称为国家领导人的政治锦囊。“总共有一百多万字吧。”刘吉说，那几年，他经常就一些具体的改革政策向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建言献策，“当然也有许多不同意见。”
　　2000年，65岁的刘吉离开北京，担任中国和欧盟联合创建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中方执行院长，开始了教书育人的生涯。从谏言者到授教者，刘吉笑言自己依然是一介书生。“如果称我教授，我就很感谢了。最好是叫老刘，78岁的老刘。”
　　如今的刘吉虽然已不再身处庙堂，但即使漂于江湖，“以知识报国”的夙愿也一直留存于心。他准备写一本书，叫《历史正在远去》，来记录中国几十年时代变迁的面貌以及自己几十年来作为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就没有进步，没有未来，没有发展，没有生命力。”在刘吉的《碰撞三十年》的自序中，他如是写道，“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就是社会前进的基本规律。”
　　大师点评
　　作为中国最早学汽车工程的一批，我对车很关注，纳智捷Master CEO这车不错，乘坐很舒服，坐上是一种享受，价位可以更高一点才符合这车的价值和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