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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今年是中国新闻学百年，也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为国家不断输送优秀的新闻人才，您能否简单地为我们回顾一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
张昆：在西方社会，其早期历史上的行吟诗人，可以说是最早的传媒人和历史学家。在荷马史诗中，既有历史故事的陈述，也有当时最近新闻的报道。罗马帝国时期手抄新闻作者的新闻职业特征已經十分鲜明。在中国，新闻传播的早期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宫廷中的史官就承担着记录新闻和历史的职责。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发达的信息社会，而支撑、维系这个社会的就是信息传播系统。当信息传播与工业社会彼此互动，从而加速了社会历史的进程时，近代的新闻传播教育便应运而生了。中国的新闻教育和高等教育一样，比欧美大学起步晚，有的欧洲大学可能拥有几百年的历史，甚至有上千年的历史。但是中国现代大学，最多不过一百多年。西方的新闻传播教育诞生得也比较晚，在20世纪初，从美洲大陆到欧洲大陆，在不同的国家相继出现了大学新闻教育，并且形成了不同的传媒人才培养模式，而这些模式又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借鉴，乃至吸收。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我们国家新闻教育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蔡元培先生担任会长，由留美归国的徐宝璜教授和著名记者邵飘萍任导师，同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开设了新闻学讲座，这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起步的标志性日子，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诞生之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培养了当时一批重要的新闻人。但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还并不是一个正规的专业，只是一个面向大学生和职工的社团组织。
中国正规的新闻专业教育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1920—1926年，全国高校共创办了12个新闻系（科），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但是总体来讲，1949年以前的中国新闻教育还不发达，只是在少数的几个国立高校，或是一些私立大学开办，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也开办了一些新闻短训班，但不是学历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1949—1970年之间，大学新闻教育也只在少数的几个院校展开，如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南昌大学和天津师范大学等。还有些学校因为媒体需要，偶尔办一些大专班。
中国新闻教育的大发展应该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其中最大原因是传媒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其次是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开始从精英教育变成了大众教育，高校不断地扩招，从过去每年只招收十来万人，到现在的每年数百万人。与之相匹配的专业也需要扩充，各种专业也百花齐放，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必然会拉动新闻教育的发展;再次是社会转型的需要。网络技术的发展使整个传媒生态、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如今社交媒体流行，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来采制新闻、发布消息，不少重大新闻都不是专业记者报道的，一个普通公众拍下来就可能会引起轰动。因此，新闻专业知识不仅仅只是传媒行业需要，其他的行业也需要，企业需要、政府需要、非政府组织需要，普通的公众也需要。
问：2006年6月，中国新闻史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同意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筹备组建“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会”，当时的筹备工作是怎样进行的？
张昆：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会源起于中国新闻史学会2006年的学术年会。当时我是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同时也是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副会长，我和前任院长兼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吴廷俊教授，主动向时任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的赵玉明教授提出，中国新闻学术界自新闻史学会成立以后，一直没有二级学会。新闻史学会本身需要发展，需要进一步地裂变，向新闻传播学全领域渗透。有关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的许多东西需要研究总结，需要有一个全国性的交流沟通平台。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史的研究在国内是走在前列的，我们院有很扎实的基础，有独特的优势。我们学院就有两个新闻史学会的副会长，我又兼学院的院长，可以充分支持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会的建立，我们为学会配备了专门的办公房间，并划拨了10万元启动经费。在此基础上，筹备组向上级有关部门提出申请，报请教育部、湖北省民政厅批复同意，并由中国新闻史学会报请国家民政部批准，同意成立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会。这样在200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90周年的大会上，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会正式宣告成立，由吴廷俊教授出任首任会长。
问：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会是为了联络、团结全国新闻传播教育史专家，推动新闻传播教育史的研究和发展而建立的，您能具体介绍一下学会现在的主要工作吗？
张昆：学会目前的工作，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最核心的工作是编纂《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简称《年鉴》），这是一本大型的、连续性的、权威性的工具书，主要内容是把过去一年里新闻界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完整、系统地记录下来，每年出一本，作为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记录和档案汇总。2016年出版第一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不只是记录当年的新闻教育活动，而且还要“还历史欠账”。基于此，这本年鉴既梳理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从创办到发展的历史，追述了已故著名教育家的新闻教育活动和新闻教育思想，对著名新闻院校的老院长进行了口述史研究，也记录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现状;既有全景式扫描，也有近景式呈现，更有特写式剖析。不仅让大家了解到过去一年我们所做的工作，还能把全国的先进院系、优秀师长的创新做法或有益经验拿出来让大家分享;同时也能够为新闻教育提供“他山之石”，还收录了与新闻传播教育紧密相关的重要文件和权威的统计数据。年鉴编纂是学会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
第二，组织新闻教育界的专家、学者推进新闻传播教育史的研究。学会自成立以来，一直特别重视集结对新闻传播教育有兴趣、有经验、有思考的各方同仁，通过专题研讨会的形式，就新闻传播教育领域的重大课题展开多角度、多层面的深入探讨，交流切磋、建立共识，切实推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我们的新闻教育行业较大，几百所大学新闻院系、二三十万在校的学生，七八千教师，还有一些著名院系的办学传统、办学经验和著名的新闻教育家都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第三，努力为新闻教育界的同仁提供一个学习、研讨、切磋的平台。现在全国有几百所学校办了新闻教育，每个学校里面都有一个新闻系主任或者一个新闻学院院长，有一群教授，有资历深厚的学院，也有刚刚起步的院系，年轻的院系需要了解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怎样办学、怎样进行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怎样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一般的学校和重点院校不一样，专业大学不能和综合大学相比，省屬高校和部属高校也不尽相同。所以我们要努力为新闻院系的负责人业务的提高，提供一个学习、研讨、切磋的平台，明年学会准备和兰州大学、河西学院合作，在兰州和张掖举办一个全国性的新闻院系院长（主任）研讨班。总的来说，学会通过这些主要工作为新闻教育服务，把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会办成一个新闻教育工作者的精神家园。
问：看来学会每年的工作都在不断与时俱进，请您再仔细说说您提到的研讨班是怎么回事？又是怎样开办的呢？
张昆：由我们来主办全国新闻院系院长（主任）研讨班还是有条件的，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学会的会员大多数都是各个学院的院长、系主任，所以在新闻教育界活跃的教育专家都是我们学会的座上宾，我们有比较大的号召力，也有比较充足的能力配置相应的师资。我们可以请到很有资历、很好的新闻学院的院长、主任或者教授，来担任研讨班的主讲教师。将要开办的第一期研讨班会有上百位来自不同院系的院长、系主任参加，学会将会安排拥有足够资历和丰富经验的专家来给这些院长（系主任）授课，还会组织学员进行研讨。
这个研讨班我们将持续办下去，每年举办一期，每年的主题都会不一样，我们邀请的老师也不一样。比如，明年我们的主题有关专业建设，后年可能是课程建设，还有国际学术交流等，根据不同的主题选配最好的师资进行指导。全国新闻院系院长（主任）研讨班面向国内所有的高校服务，大家对研讨班的开办也充满期待。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会作为全国性新闻传播教育的学术机构，是新闻传播教育工作者的精神家园，为大家搭建相互交流的平台，让所有的新闻教育工作者拥有归属感和团队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是我们的应尽之责。
问：学会现在做出了哪些重大成绩？
张昆：重大成绩谈不上，但是有几件事情我们确实做得不错。
第一，我们推出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尽管国内目前每年都有一二十种与传媒业有关的年鉴、蓝皮书出版，但专门聚焦于新闻传播教育领域的年度回顾性工具书还没有。学会自创办之初就希望能通过出版年鉴，来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现状及进行历史回顾，但当时各方面的条件都还不够成熟。2015年，学会第二届理事会联合多位会员群策群力，正式启动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的编撰工作，首次推出的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6）》。年鉴的编撰是一个不盈利的公益事业，服务于整个新闻传播教育界，得到了很多老专家和院系领导们的充分肯定。年鉴的出版不仅会促进新闻传播教育史的研究、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而且还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第二，为了编撰年鉴，我们还培养出来了一批新闻教育研究者。虽然我们编委会成员只有40余人，但是每年参与编纂年鉴的足足有一两百人，这是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很多细节和数据的支持，以及撰稿者和编辑部的共同努力，仅仅在武汉参与编撰年鉴的就有十来人，这样培养出了一批新闻教育的爱好者、新闻教育史研究者。学会的不少会员都是新闻教育方面的研究专家，自学会成立以来，不断有重量级的研究成果推出。比如，学会首任会长吴廷俊教授一直是新闻传播教育孜孜不倦的研究者与勇于开拓的实践者。我也在2012年出版了专著《新闻教育改革论》，内容涉及新闻人才培养、新闻教学改革、新闻学科建设等多个方面;在2017年出版了《三思新闻教育》，收录了我这30年来所从事的新闻教育中关于人才培养、教学改革、学科建设等层面的思考。在学会的副会长中，上海大学的李建新教授是新闻传播教育史方面的研究专家。在学会创办后，他重点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为配合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撰写，他收集了不少资料，已先期完成中国主要新闻院系近30年情况的个案简介，并写作了数位当代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名家的小传。因此，关于新闻教育史的研究也成了学术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推出了不少成果。
第三，我们推动了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交流、讨论的平台搭建。学会每年召开两个会议，一个是编委会，这是一个中小型的会议;一个是学术年会，这是一个大规模的学术论坛，参加论坛的新闻史专家和各院系的院长（系主任）达到上百人，新闻传播教育领域的专家都聚在一起，切磋讨论新闻教育的相关问题。学会的历次学术研讨会都注重三个结合：一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二是理想与现实相结合;三是境内与境外相结合。密切联系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实际，确立前沿、重大的会议主题。集合学会内外的有识之士，围绕会议主题展开充分交流，深入探讨，以达成共识，相互激发。所以每年的研讨会都是新闻教育界的盛会，大家很关注这件事情，也实实在在解决了不少我们新闻教育界所面临的问题。
问：您刚刚也提到，学会的成立也是因为新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需要，现在新闻传播出现了很多变化和新的趋势，那您觉得现在对新闻教育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张昆：正如大家所知，当今时代有两大特征：全球化和信息化。从历史上看，全球化始自15、16世纪，经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电子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世界的物理空间大大压缩。至于信息化，由于网络技术的突破，传统媒体在与新兴网络媒体的较量中渐处下风，基于网络的社会信息系统的变化正在重构我们的社会。时空的压缩，使得新闻传播教育的环境顷刻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其服务的传播业界发生了变化、业界对传播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可是，新闻传播教育界本身的办学格局却一如旧制，培养模式、课程体系、人才规格、办学理念、研究方向等，与社会变化和行业需求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脱节。计算机网络技术催生了网络时代，其迅猛增长的潜力已经并将继续颠覆人类现有的传播格局。可以说，很少有哪一个社会领域的历史发展，能够像新闻传播这样，呈现出加速度的发展态势。整个信息传播系统、传播生态在加速革新的传播技术的推动下，实现了从程序到流程到岗位的颠覆性改变。如今传媒行业的岗位设置与30年前完全不同，过去按照报纸、广播、电视、电影、杂志、出版社等不同传播介质来划分生产流程和岗位，不同的媒体之间有不容逾越的鸿沟。现在就不一样了，大数据平台和高速传输网络实现了各种不同介质的融合。 过去新闻传播的专业划分是按照媒体的介质进行的，现在传播生态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型，可是学校里的专业设置与现在的传媒生态还存在着不对应、不对接的情况，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落后于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正因为专业不对接，其伴随的课程体系、培养方案、教学模式也可能陈旧了。随着媒体融合产生了很多新的岗位，比如，现在的视觉总监、产品设计师等，这些新出现的岗位所需要的人才必须具备相应的特殊技能。
最后，课程教学由老师来承担，老师也是按照传统的知识体系进行培养的，老师们学的是传统知识，受教育的学生却要适应现在的传媒生态，导致学校所能和社会所需拉开了差距。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师们面临着一种转型和自我革命的压力，否则有可能无法扮演好教书育人的角色。新闻传播学的老师要转型，其他专业的老师更要转型。新闻院系还面临着实践和实验环节需要大量投入的难题，很多人觉得新闻不就是画画写写就行了，但实际上我们是需要高技术设备的，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入。一个实验室做起来，没有几百万、上千万做不了。重点大学在这方面没有多大问题，但是一般的学校就满足不了。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还是比较大的，如果不能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就有可能会误人子弟。
问：您对新闻传播教育未来的发展趋势有怎样的预测呢？
张昆：传播与社会同生共存。正如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传播的社会，我们同样也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新闻传播教育的传播业。社会的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传媒的教育肯定会继续发展，而且规模还会水涨船高，当然传媒教育在信息化的时代可能会产生两极化。一方面，是全民媒介素养的提升，现在经常发生网络诈骗的案件，甚至很多教授都中招了，这说明并不是学历高就不会上当，而是因为缺少信息传播方面的训练，无法辨别真假信息。我们置身在一个信息社会里，信息像空气一样，怎样甄别吸取有用的信息，摆脱虚假的信息，这些基本的媒介素养我们的传媒教育应该提供。另一方面，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这个社会更需要有专业的、有操守和水准的专业媒体。在大家都能发声的时候，权威、理性、专业的声音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专业的信息是一种稀缺的资源，更会受到人们的推崇。那么，这些权威的媒体人从哪里来呢？肯定需要新闻院系培养，所以只要是人类社会存在下去，只要是信息化的进程还在持续，对高水平、高质量的传媒教育的需求就不会减弱。
人是社会动物，我们通过物质联系和精神联系组成一个共同体。物质联系靠物质的交换，通过劳动交换自己所得来形成一个循环;精神联系靠彼此的精神交流、意見交换、信息交换，最后形成一种情感的认同，所以只要社会存在就必然需要媒体，需要传播与沟通。社会规模越大，信息化程度越高，对传播的需求就越高。信息传播作为维系社会共同体的黏合剂，将分散的个体聚合成彼此相依、不可须臾分离的有机体。信息弥漫于人类生活的全部空间，渗透到社会系统的每个角落、各个层面。在社会系统的延续发展中，传播不仅在守望着社会、传承着文化、维系着社群，而且其本身就构成了人类生存的环境。作为人类环境的信息传播，不仅制约着人类的思维空间及其生存与发展的物理空间，而且决定了人类的精神境界。如果把人类社会比喻成一个超级有机体，那么这个有机体有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系统。脑就是由神经系统来支配的，我们新闻传播系统就是社会的神经系统，每一个传媒人就是社会的神经末梢，有句话叫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在任何时候，信息传播系统都是少不了的，信息化的程度越高，越需要高品质的传播。
【特约编辑：纪海虹;责任编辑：李林】
张昆：在西方社会，其早期历史上的行吟诗人，可以说是最早的传媒人和历史学家。在荷马史诗中，既有历史故事的陈述，也有当时最近新闻的报道。罗马帝国时期手抄新闻作者的新闻职业特征已經十分鲜明。在中国，新闻传播的早期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宫廷中的史官就承担着记录新闻和历史的职责。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发达的信息社会，而支撑、维系这个社会的就是信息传播系统。当信息传播与工业社会彼此互动，从而加速了社会历史的进程时，近代的新闻传播教育便应运而生了。中国的新闻教育和高等教育一样，比欧美大学起步晚，有的欧洲大学可能拥有几百年的历史，甚至有上千年的历史。但是中国现代大学，最多不过一百多年。西方的新闻传播教育诞生得也比较晚，在20世纪初，从美洲大陆到欧洲大陆，在不同的国家相继出现了大学新闻教育，并且形成了不同的传媒人才培养模式，而这些模式又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借鉴，乃至吸收。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我们国家新闻教育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蔡元培先生担任会长，由留美归国的徐宝璜教授和著名记者邵飘萍任导师，同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开设了新闻学讲座，这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起步的标志性日子，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诞生之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培养了当时一批重要的新闻人。但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还并不是一个正规的专业，只是一个面向大学生和职工的社团组织。
中国正规的新闻专业教育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1920—1926年，全国高校共创办了12个新闻系（科），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但是总体来讲，1949年以前的中国新闻教育还不发达，只是在少数的几个国立高校，或是一些私立大学开办，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也开办了一些新闻短训班，但不是学历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1949—1970年之间，大学新闻教育也只在少数的几个院校展开，如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南昌大学和天津师范大学等。还有些学校因为媒体需要，偶尔办一些大专班。
中国新闻教育的大发展应该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其中最大原因是传媒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其次是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开始从精英教育变成了大众教育，高校不断地扩招，从过去每年只招收十来万人，到现在的每年数百万人。与之相匹配的专业也需要扩充，各种专业也百花齐放，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必然会拉动新闻教育的发展;再次是社会转型的需要。网络技术的发展使整个传媒生态、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如今社交媒体流行，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来采制新闻、发布消息，不少重大新闻都不是专业记者报道的，一个普通公众拍下来就可能会引起轰动。因此，新闻专业知识不仅仅只是传媒行业需要，其他的行业也需要，企业需要、政府需要、非政府组织需要，普通的公众也需要。
问：2006年6月，中国新闻史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同意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筹备组建“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会”，当时的筹备工作是怎样进行的？
张昆：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会源起于中国新闻史学会2006年的学术年会。当时我是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同时也是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副会长，我和前任院长兼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吴廷俊教授，主动向时任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的赵玉明教授提出，中国新闻学术界自新闻史学会成立以后，一直没有二级学会。新闻史学会本身需要发展，需要进一步地裂变，向新闻传播学全领域渗透。有关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的许多东西需要研究总结，需要有一个全国性的交流沟通平台。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史的研究在国内是走在前列的，我们院有很扎实的基础，有独特的优势。我们学院就有两个新闻史学会的副会长，我又兼学院的院长，可以充分支持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会的建立，我们为学会配备了专门的办公房间，并划拨了10万元启动经费。在此基础上，筹备组向上级有关部门提出申请，报请教育部、湖北省民政厅批复同意，并由中国新闻史学会报请国家民政部批准，同意成立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会。这样在200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90周年的大会上，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会正式宣告成立，由吴廷俊教授出任首任会长。
问：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会是为了联络、团结全国新闻传播教育史专家，推动新闻传播教育史的研究和发展而建立的，您能具体介绍一下学会现在的主要工作吗？
张昆：学会目前的工作，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最核心的工作是编纂《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简称《年鉴》），这是一本大型的、连续性的、权威性的工具书，主要内容是把过去一年里新闻界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完整、系统地记录下来，每年出一本，作为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记录和档案汇总。2016年出版第一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不只是记录当年的新闻教育活动，而且还要“还历史欠账”。基于此，这本年鉴既梳理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从创办到发展的历史，追述了已故著名教育家的新闻教育活动和新闻教育思想，对著名新闻院校的老院长进行了口述史研究，也记录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现状;既有全景式扫描，也有近景式呈现，更有特写式剖析。不仅让大家了解到过去一年我们所做的工作，还能把全国的先进院系、优秀师长的创新做法或有益经验拿出来让大家分享;同时也能够为新闻教育提供“他山之石”，还收录了与新闻传播教育紧密相关的重要文件和权威的统计数据。年鉴编纂是学会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
第二，组织新闻教育界的专家、学者推进新闻传播教育史的研究。学会自成立以来，一直特别重视集结对新闻传播教育有兴趣、有经验、有思考的各方同仁，通过专题研讨会的形式，就新闻传播教育领域的重大课题展开多角度、多层面的深入探讨，交流切磋、建立共识，切实推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我们的新闻教育行业较大，几百所大学新闻院系、二三十万在校的学生，七八千教师，还有一些著名院系的办学传统、办学经验和著名的新闻教育家都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第三，努力为新闻教育界的同仁提供一个学习、研讨、切磋的平台。现在全国有几百所学校办了新闻教育，每个学校里面都有一个新闻系主任或者一个新闻学院院长，有一群教授，有资历深厚的学院，也有刚刚起步的院系，年轻的院系需要了解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怎样办学、怎样进行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怎样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一般的学校和重点院校不一样，专业大学不能和综合大学相比，省屬高校和部属高校也不尽相同。所以我们要努力为新闻院系的负责人业务的提高，提供一个学习、研讨、切磋的平台，明年学会准备和兰州大学、河西学院合作，在兰州和张掖举办一个全国性的新闻院系院长（主任）研讨班。总的来说，学会通过这些主要工作为新闻教育服务，把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会办成一个新闻教育工作者的精神家园。
问：看来学会每年的工作都在不断与时俱进，请您再仔细说说您提到的研讨班是怎么回事？又是怎样开办的呢？
张昆：由我们来主办全国新闻院系院长（主任）研讨班还是有条件的，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学会的会员大多数都是各个学院的院长、系主任，所以在新闻教育界活跃的教育专家都是我们学会的座上宾，我们有比较大的号召力，也有比较充足的能力配置相应的师资。我们可以请到很有资历、很好的新闻学院的院长、主任或者教授，来担任研讨班的主讲教师。将要开办的第一期研讨班会有上百位来自不同院系的院长、系主任参加，学会将会安排拥有足够资历和丰富经验的专家来给这些院长（系主任）授课，还会组织学员进行研讨。
这个研讨班我们将持续办下去，每年举办一期，每年的主题都会不一样，我们邀请的老师也不一样。比如，明年我们的主题有关专业建设，后年可能是课程建设，还有国际学术交流等，根据不同的主题选配最好的师资进行指导。全国新闻院系院长（主任）研讨班面向国内所有的高校服务，大家对研讨班的开办也充满期待。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会作为全国性新闻传播教育的学术机构，是新闻传播教育工作者的精神家园，为大家搭建相互交流的平台，让所有的新闻教育工作者拥有归属感和团队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是我们的应尽之责。
问：学会现在做出了哪些重大成绩？
张昆：重大成绩谈不上，但是有几件事情我们确实做得不错。
第一，我们推出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尽管国内目前每年都有一二十种与传媒业有关的年鉴、蓝皮书出版，但专门聚焦于新闻传播教育领域的年度回顾性工具书还没有。学会自创办之初就希望能通过出版年鉴，来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现状及进行历史回顾，但当时各方面的条件都还不够成熟。2015年，学会第二届理事会联合多位会员群策群力，正式启动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的编撰工作，首次推出的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6）》。年鉴的编撰是一个不盈利的公益事业，服务于整个新闻传播教育界，得到了很多老专家和院系领导们的充分肯定。年鉴的出版不仅会促进新闻传播教育史的研究、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而且还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第二，为了编撰年鉴，我们还培养出来了一批新闻教育研究者。虽然我们编委会成员只有40余人，但是每年参与编纂年鉴的足足有一两百人，这是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很多细节和数据的支持，以及撰稿者和编辑部的共同努力，仅仅在武汉参与编撰年鉴的就有十来人，这样培养出了一批新闻教育的爱好者、新闻教育史研究者。学会的不少会员都是新闻教育方面的研究专家，自学会成立以来，不断有重量级的研究成果推出。比如，学会首任会长吴廷俊教授一直是新闻传播教育孜孜不倦的研究者与勇于开拓的实践者。我也在2012年出版了专著《新闻教育改革论》，内容涉及新闻人才培养、新闻教学改革、新闻学科建设等多个方面;在2017年出版了《三思新闻教育》，收录了我这30年来所从事的新闻教育中关于人才培养、教学改革、学科建设等层面的思考。在学会的副会长中，上海大学的李建新教授是新闻传播教育史方面的研究专家。在学会创办后，他重点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为配合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撰写，他收集了不少资料，已先期完成中国主要新闻院系近30年情况的个案简介，并写作了数位当代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名家的小传。因此，关于新闻教育史的研究也成了学术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推出了不少成果。
第三，我们推动了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交流、讨论的平台搭建。学会每年召开两个会议，一个是编委会，这是一个中小型的会议;一个是学术年会，这是一个大规模的学术论坛，参加论坛的新闻史专家和各院系的院长（系主任）达到上百人，新闻传播教育领域的专家都聚在一起，切磋讨论新闻教育的相关问题。学会的历次学术研讨会都注重三个结合：一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二是理想与现实相结合;三是境内与境外相结合。密切联系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实际，确立前沿、重大的会议主题。集合学会内外的有识之士，围绕会议主题展开充分交流，深入探讨，以达成共识，相互激发。所以每年的研讨会都是新闻教育界的盛会，大家很关注这件事情，也实实在在解决了不少我们新闻教育界所面临的问题。
问：您刚刚也提到，学会的成立也是因为新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需要，现在新闻传播出现了很多变化和新的趋势，那您觉得现在对新闻教育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张昆：正如大家所知，当今时代有两大特征：全球化和信息化。从历史上看，全球化始自15、16世纪，经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电子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世界的物理空间大大压缩。至于信息化，由于网络技术的突破，传统媒体在与新兴网络媒体的较量中渐处下风，基于网络的社会信息系统的变化正在重构我们的社会。时空的压缩，使得新闻传播教育的环境顷刻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其服务的传播业界发生了变化、业界对传播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可是，新闻传播教育界本身的办学格局却一如旧制，培养模式、课程体系、人才规格、办学理念、研究方向等，与社会变化和行业需求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脱节。计算机网络技术催生了网络时代，其迅猛增长的潜力已经并将继续颠覆人类现有的传播格局。可以说，很少有哪一个社会领域的历史发展，能够像新闻传播这样，呈现出加速度的发展态势。整个信息传播系统、传播生态在加速革新的传播技术的推动下，实现了从程序到流程到岗位的颠覆性改变。如今传媒行业的岗位设置与30年前完全不同，过去按照报纸、广播、电视、电影、杂志、出版社等不同传播介质来划分生产流程和岗位，不同的媒体之间有不容逾越的鸿沟。现在就不一样了，大数据平台和高速传输网络实现了各种不同介质的融合。 过去新闻传播的专业划分是按照媒体的介质进行的，现在传播生态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型，可是学校里的专业设置与现在的传媒生态还存在着不对应、不对接的情况，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落后于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正因为专业不对接，其伴随的课程体系、培养方案、教学模式也可能陈旧了。随着媒体融合产生了很多新的岗位，比如，现在的视觉总监、产品设计师等，这些新出现的岗位所需要的人才必须具备相应的特殊技能。
最后，课程教学由老师来承担，老师也是按照传统的知识体系进行培养的，老师们学的是传统知识，受教育的学生却要适应现在的传媒生态，导致学校所能和社会所需拉开了差距。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师们面临着一种转型和自我革命的压力，否则有可能无法扮演好教书育人的角色。新闻传播学的老师要转型，其他专业的老师更要转型。新闻院系还面临着实践和实验环节需要大量投入的难题，很多人觉得新闻不就是画画写写就行了，但实际上我们是需要高技术设备的，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入。一个实验室做起来，没有几百万、上千万做不了。重点大学在这方面没有多大问题，但是一般的学校就满足不了。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还是比较大的，如果不能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就有可能会误人子弟。
问：您对新闻传播教育未来的发展趋势有怎样的预测呢？
张昆：传播与社会同生共存。正如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传播的社会，我们同样也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新闻传播教育的传播业。社会的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传媒的教育肯定会继续发展，而且规模还会水涨船高，当然传媒教育在信息化的时代可能会产生两极化。一方面，是全民媒介素养的提升，现在经常发生网络诈骗的案件，甚至很多教授都中招了，这说明并不是学历高就不会上当，而是因为缺少信息传播方面的训练，无法辨别真假信息。我们置身在一个信息社会里，信息像空气一样，怎样甄别吸取有用的信息，摆脱虚假的信息，这些基本的媒介素养我们的传媒教育应该提供。另一方面，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这个社会更需要有专业的、有操守和水准的专业媒体。在大家都能发声的时候，权威、理性、专业的声音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专业的信息是一种稀缺的资源，更会受到人们的推崇。那么，这些权威的媒体人从哪里来呢？肯定需要新闻院系培养，所以只要是人类社会存在下去，只要是信息化的进程还在持续，对高水平、高质量的传媒教育的需求就不会减弱。
人是社会动物，我们通过物质联系和精神联系组成一个共同体。物质联系靠物质的交换，通过劳动交换自己所得来形成一个循环;精神联系靠彼此的精神交流、意見交换、信息交换，最后形成一种情感的认同，所以只要社会存在就必然需要媒体，需要传播与沟通。社会规模越大，信息化程度越高，对传播的需求就越高。信息传播作为维系社会共同体的黏合剂，将分散的个体聚合成彼此相依、不可须臾分离的有机体。信息弥漫于人类生活的全部空间，渗透到社会系统的每个角落、各个层面。在社会系统的延续发展中，传播不仅在守望着社会、传承着文化、维系着社群，而且其本身就构成了人类生存的环境。作为人类环境的信息传播，不仅制约着人类的思维空间及其生存与发展的物理空间，而且决定了人类的精神境界。如果把人类社会比喻成一个超级有机体，那么这个有机体有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系统。脑就是由神经系统来支配的，我们新闻传播系统就是社会的神经系统，每一个传媒人就是社会的神经末梢，有句话叫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在任何时候，信息传播系统都是少不了的，信息化的程度越高，越需要高品质的传播。
【特约编辑：纪海虹;责任编辑：李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