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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淞口是万里长江的出海口，是上海通向外界的海上门户。上海解放初期，其附近海域仍然被英美和国民党军残余所封锁，加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军在这里投下了大量水雷，造成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海上要道被切断，严重影响了上海的物资交流。1950年1月24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马寅初在上海发表广播讲话，描述了上海经济的滑坡状况：百货业多缺乏商品，有的筹集到了商品，也卖不出去，机械业濒临崩溃，纺织业凋敝，粮价上涨，其余物价也跟着上涨。长江口岸被封锁，不仅加剧了上海经济的滑坡，而且制约着新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久，上海市政府也向刚刚被任命为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的张爱萍通报了关于上海经济滑坡的状况，张爱萍对此感到极为焦虑，日夜苦思良策。
受命扫雷 研究方案
就在水雷成为威胁上海港和吴淞口过往船只的重大危害之时，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向张爱萍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华东军区海军要迅速组织力量扫除吴淞口水下的水雷，打通长江航道，打破敌人对长江的封锁。之后要迅速在舟山建立海军基地，加强战备，随时准备应付帝国主义可能扩大的战争。”上海市市长、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也指示张爱萍：务必尽快把敌人布置在吴淞口的水雷清除掉，打通制约上海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这个关键环节。
张爱萍深感责任重大，他立即指示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迅速制订打通吴淞口航道的实施方案。他说，这个方案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彻底扫除吴淞口的水雷；二是在完成这项任务后，要马不停蹄，迅即攻克吴淞口外的苏南各岛，保障我国领海主权的完整。根据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的作战方案，在张爱萍的亲自部署和直接指导下，1950年4月底，人民海军的第一支扫雷大队正式成立，由孙公飞任大队长兼政治委员，李兰森任副政治委员，大队下设2个中队，全部按建制实现了满编配制。部队建立后，迅速展开了扫雷的陆上保障和水上训练。孙公飞则带领几位机关干部和参谋人员，详细调查了敌人在吴淞口的布雷情况，并把调查结果向张爱萍作了汇报。他们查明，1950年1月，吴淞口水下的水雷大致分两种：一种是侵华日军在吴淞口布置的水雷，这些水雷在水下的时间已经比较久远；另一种是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在撤离上海前指挥布置的水雷。雷区主要分布在吴淞口南航道沙灯标至沉船浮标一带。张爱萍问孙公飞：“根据你们的准备情况，现在能不能马上开始扫雷工作？”孙公飞自信地回答说：“能！”张爱萍又转身问两位苏联顾问：“现在这样出去行不行，你们的意见呢？”苏联顾问也做了肯定的答复。
就在这时，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马寅初得知海军扫雷大队就要在吴淞口开始扫雷了，便与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几位领导对此事又进行了专门研究，他们认为，扫雷可以进行，但是不应对整个吴淞口实施戒严。理由是，解放后上海一直经济不景气，市场萧条，为了便于物资交流，繁荣市场，在吴淞口周围地区不宜实行全面戒严和军事管制。
首次扫出的不是水雷，而是被水雷炸沉的商船
6月19日，华东军区海军扫雷大队以“中”字号111舰为指挥舰，以10艘排水量25吨的登陆艇为扫雷艇，组成扫雷编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吴淞口南航道。这是人民海军成立后的首次扫雷行动，全体指战员的心情格外激动，个个摩拳擦掌，决心早日把敌人布下的各种水雷全部扫除干净。正当这个大队的多艘扫雷艇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来回不停地清扫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颗水雷“轰”的一声爆炸了，激起了一个又粗又高的水柱，过了一会儿，大家才发现，这次爆炸炸坏了停在附近的一艘名叫“伏虎”号的巴拿马籍商船。看到这种惨状，扫雷大队长孙公飞立即命令大家停止扫雷作业，转而组织多艘扫雷艇迅速对这艘巴拿马籍货船展开营救。经过紧张的营救，落水的19名船员全部被救了上来，但这艘商船却很快沉到了江底。
孙公飞极力控制住自己沉重的心情，指挥扫雷大队继续清扫活动。6月20日，正在大队进行扫雷作业的时候，突然又一颗水雷被引爆了，把附近一艘叫“香山”号的商船给炸沉了。第一次扫雷行动就这样以失败告终，扫雷大队指战员们的心情都很沉重。
扫雷编队刚刚回到码头，张爱萍就带着华东军区海军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兼技术部部长曾国晟来到了扫雷大队，召集大队的干部查找失败的原因。经过仔细分析，大家发现，这次失败有三条主要原因：第一，长江口风浪很大，水流湍急，25吨的小登陆艇在江中犹如一片树叶，在水中摇摇晃晃，无法进行正常作业。第二，由我国自己制造的3号扫雷绳索过细，拉不动水雷，总共4条拉雷的钢索拉断了3条，非但没能把水雷拉上来，反而导致水雷在不该爆炸的时间和地点爆炸了。第三，我们的士兵虽然革命热情很高，但是多是由陆军转行而来的，没有扫雷经验，又缺乏这方面的专业技术和严格训练，仓促上阵。
当张爱萍和扫雷大队的干部正在总结第一次扫雷失败教训的时候，周恩来从北京打来电话，询问扫雷的情况。得知第一次扫雷受挫，他鼓励大家不要气馁，争取扫雷作业的新胜利。陈毅、粟裕、萧劲光等领导也打来电话，要求大家认真总结教训，周密部署，继续彻底清扫吴淞口地区的水雷。张爱萍说：“这次扫雷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也有不少收获，总结起来有三点：第一，我们的扫雷大队熟悉了长江航道和雷区的情况，摸清了水深、流向、流速和雷区的位置。第二，我们对扫雷的组织指挥和现有的扫雷技术状况进行了一次练兵，从中吸取了教训，这促使我们提高了对掌握科学扫雷技术的认识，要求我们迅速进行有针对性的周密的训练。第三，经过分析和研究，我们打消了一些人的思想顾虑，使大家看到了成功的希望。他继续说：“只要我们认真研究以上三条教训和三条收获，认真做好准备，我们的扫雷工作就一定能够成功。”听到这些鼓励的话，大家又有信心了，重新憋足了劲，纷纷表示一定要迅速展开有针对性的训练，攻克各种技术难关，完成党交给的这项光荣任务。
再次扫雷，张爱萍慎重部署
就在扫雷大队进行第二次扫雷准备的时候，在吴淞口又发生了3起轮船触雷事件：1950年7月20日，“新宁”号海轮触雷沉没；8月16日，“济南”号触雷，船体严重受损；21日，“捷喜”号触水雷沉没。吴淞口的水雷，已经成了过往船只正常航行的严重威胁，必须尽快将其扫除。
在第二次扫雷行动即将开始的时候，张爱萍专程前往华东军政委员会，他对马寅初说：“为了防止再次发生轮船触雷事件，华东军区海军准备暂时封闭吴淞口水域，禁止所有船只通航。”张爱萍还提出了在这一水域实现全面戒严的理由：“自从上次扫雷以来，由于没有对相关的地区实行全面戒严，致使这里又接连发生了3起轮船触雷事件，现在如果再不实行戒严，可能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张爱萍接着说：“我们是不得已而为之，请马副主席再考虑一下，我回去后也和军区海军的其他领导同志再做进一步研究。”
张爱萍回到华东军区海军机关后，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讨论，大家认为，对扫雷活动涉及的相关水域实行全面戒严如果行不通，可以考虑采取一个折中的方案。就在这个时候，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的领导打来电话，建议在扫雷大队实施第二次清扫的时候，可以在吴淞口采取部分戒严的办法，对已经测定的雷区实行军事管制，禁止任何船只通行，其余航道宁肯冒些风险也要让商船通航，这样对促进上海的经济恢复有利。张爱萍立即组织大家对这一建议展开讨论，一致认为这是目前的最佳方案。于是，会议开始论证半戒严状态下的扫雷作业的可能性问题，经过研究，大家形成了这样的共识：第一，如果我们在上海封港一个月，不但影响财政收入，而且可能造成这里的物价波动，损失可能会更大；第二，鉴于华东地区贸易部在香港采购了一批物资，由于朝鲜战争已经爆发，英国扬言要冻结这批物资，因此必须尽快运回，我们就更应该在吴淞口采取部分戒严的做法；第三，北京也有大批物资急需往上海运，部分戒严有利于外地货物进上海；第四，如果我们在排雷期间全面封锁航运，渔民的生计也将陷入困境。综合以上分析后，最终形成了在部分水域实施戒严的方案。会后，张爱萍把这个方案报告给了在北京的周恩来。周恩来对此表示支持。
在对吴淞口实行部分戒严期间，张爱萍指示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认真进行扫雷的准备工作，争取尽快疏通吴淞口附近水域的通道；二是要加强武装巡逻，严禁各种大型船只进入雷区，还要防止敌特利用水雷进行破坏活动；三是在扫雷期间，要另辟一条新的航道，位置在吴淞口南航道以南，水深为3.5米，在潮涨时可达9米，一般的船只可以自由通航，这样就可以基本保证各种商船活动的有序进行。
扫雷大队在4个雷区往返清扫
张爱萍决定第二次扫雷行动仍由“中”字111号担任指挥舰，将4艘步兵登陆舰“古田”号、“周村”号、“枣庄”号、“张店”号改装成扫雷舰，以代替原来的小型扫雷艇。改装后的扫雷舰，排水量均为380吨，比原来有了明显的增大。扫雷大队的技术骨干还在每只扫雷舰的尾部装上了锚机，可用于收放扫雷索。这时，由苏联援助的10条扫雷索运到了上海，这些扫雷索比我们自己制造的扫雷索要粗得多，官兵们立刻将这些扫雷索安装完毕。接着，他们又根据雷区的水文地质情况，检查了第二次扫雷准备工作的各种细节，扫雷大队领导还请苏联顾问和技术骨干对指战员进行了针对性极强的清扫训练。考虑到在实施扫雷期间可能出现的某些技术问题，华东军区海军与江南造船厂、上海航道测量局进行了协调，抽调了一批技术人员随扫雷大队来到了吴淞口扫雷水域。
为了确保我海军在扫雷的过程中不被美、英和国民党残余势力骚扰破坏，张爱萍又报请华东军区批准，出动部队控制了位于吴淞口水域的佘山岛，并由陆军驻守，以配合我海军的扫雷行动。
一切准备就绪后，1950年9月11日，华东军区海军首长张爱萍、林遵、袁也烈和赵启明共同签署了第二次扫雷的命令。9月21日，华东军区海军把雷区分为甲、乙、丙、丁4个区段，由扫雷大队长兼政委孙公飞率领扫雷大队进入扫雷区。这4艘扫雷舰都使用MT-3型扫雷工具，把扫雷索定深为6.7米，以梯次队形在4个雷区往返清扫。各艘扫雷艇先是用密集队形在4个雷区清扫了两次，然后又用疏散队形再进行清扫。
就在华东军区海军组织新的扫雷作业的时候，美国和英国的飞机开始在附近空中盘旋，国民党海军的舰艇也在吴淞口外海游弋，只是因为我方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敌人的飞机和军舰才不敢靠近我方扫雷作业区进行骚扰。9月29日，扫雷大队正在作业时，突然在乙区水面冒出了一个黑咕隆咚的家伙，仔细一看，是一枚水雷，沉默了片刻之后，大家欢呼雀跃起来了：“成功了，我们胜利了！” 10月11日，我海军扫雷大队又在丁区扫到一颗水雷，接着又扫到第3枚、第4枚，直到扫出20多枚。这些水雷，多数与过去我海军打捞到的断索漂雷型号相同，是日本制造的“九三”式锚雷，已经相当陈旧，水雷的表面带有斑斑锈痕。另外，还有一些国民党海军撤离吴淞口时新近布置的水雷也被打捞了上来。华东军区海军和扫雷大队的领导经研究后决定，除了留下一枚水雷用作研究外，其余都由爆破组拖到外海实施了引爆。
扫雷大队的水兵发现，在扫到的第一枚水雷上，还缠着第一次扫雷时使用的3号细扫雷索，显然，这是第一次扫雷时拉断后缠在水雷上面了。这充分说明，张爱萍和扫雷大队领导关于第一次使用的扫雷索太细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的分析是正确的。
马寅初听到扫雷大队在吴淞口扫雷大获全胜的消息后，立即打来电话表示热烈祝贺和谢意。至此，上海的海上门户被打开了，过往的各种船只可以安全地航行了，海军官兵为上海乃至全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他们并没有陶醉在已经取得的胜利中，而是人不歇脚，马不停蹄，驾驶战舰继续扬帆勇进，出吴淞口过外海，投入了解放苏南诸岛、维护新中国海权的新的战斗之中。
受命扫雷 研究方案
就在水雷成为威胁上海港和吴淞口过往船只的重大危害之时，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向张爱萍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华东军区海军要迅速组织力量扫除吴淞口水下的水雷，打通长江航道，打破敌人对长江的封锁。之后要迅速在舟山建立海军基地，加强战备，随时准备应付帝国主义可能扩大的战争。”上海市市长、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也指示张爱萍：务必尽快把敌人布置在吴淞口的水雷清除掉，打通制约上海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这个关键环节。
张爱萍深感责任重大，他立即指示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迅速制订打通吴淞口航道的实施方案。他说，这个方案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彻底扫除吴淞口的水雷；二是在完成这项任务后，要马不停蹄，迅即攻克吴淞口外的苏南各岛，保障我国领海主权的完整。根据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的作战方案，在张爱萍的亲自部署和直接指导下，1950年4月底，人民海军的第一支扫雷大队正式成立，由孙公飞任大队长兼政治委员，李兰森任副政治委员，大队下设2个中队，全部按建制实现了满编配制。部队建立后，迅速展开了扫雷的陆上保障和水上训练。孙公飞则带领几位机关干部和参谋人员，详细调查了敌人在吴淞口的布雷情况，并把调查结果向张爱萍作了汇报。他们查明，1950年1月，吴淞口水下的水雷大致分两种：一种是侵华日军在吴淞口布置的水雷，这些水雷在水下的时间已经比较久远；另一种是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在撤离上海前指挥布置的水雷。雷区主要分布在吴淞口南航道沙灯标至沉船浮标一带。张爱萍问孙公飞：“根据你们的准备情况，现在能不能马上开始扫雷工作？”孙公飞自信地回答说：“能！”张爱萍又转身问两位苏联顾问：“现在这样出去行不行，你们的意见呢？”苏联顾问也做了肯定的答复。
就在这时，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马寅初得知海军扫雷大队就要在吴淞口开始扫雷了，便与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几位领导对此事又进行了专门研究，他们认为，扫雷可以进行，但是不应对整个吴淞口实施戒严。理由是，解放后上海一直经济不景气，市场萧条，为了便于物资交流，繁荣市场，在吴淞口周围地区不宜实行全面戒严和军事管制。
首次扫出的不是水雷，而是被水雷炸沉的商船
6月19日，华东军区海军扫雷大队以“中”字号111舰为指挥舰，以10艘排水量25吨的登陆艇为扫雷艇，组成扫雷编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吴淞口南航道。这是人民海军成立后的首次扫雷行动，全体指战员的心情格外激动，个个摩拳擦掌，决心早日把敌人布下的各种水雷全部扫除干净。正当这个大队的多艘扫雷艇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来回不停地清扫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颗水雷“轰”的一声爆炸了，激起了一个又粗又高的水柱，过了一会儿，大家才发现，这次爆炸炸坏了停在附近的一艘名叫“伏虎”号的巴拿马籍商船。看到这种惨状，扫雷大队长孙公飞立即命令大家停止扫雷作业，转而组织多艘扫雷艇迅速对这艘巴拿马籍货船展开营救。经过紧张的营救，落水的19名船员全部被救了上来，但这艘商船却很快沉到了江底。
孙公飞极力控制住自己沉重的心情，指挥扫雷大队继续清扫活动。6月20日，正在大队进行扫雷作业的时候，突然又一颗水雷被引爆了，把附近一艘叫“香山”号的商船给炸沉了。第一次扫雷行动就这样以失败告终，扫雷大队指战员们的心情都很沉重。
扫雷编队刚刚回到码头，张爱萍就带着华东军区海军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兼技术部部长曾国晟来到了扫雷大队，召集大队的干部查找失败的原因。经过仔细分析，大家发现，这次失败有三条主要原因：第一，长江口风浪很大，水流湍急，25吨的小登陆艇在江中犹如一片树叶，在水中摇摇晃晃，无法进行正常作业。第二，由我国自己制造的3号扫雷绳索过细，拉不动水雷，总共4条拉雷的钢索拉断了3条，非但没能把水雷拉上来，反而导致水雷在不该爆炸的时间和地点爆炸了。第三，我们的士兵虽然革命热情很高，但是多是由陆军转行而来的，没有扫雷经验，又缺乏这方面的专业技术和严格训练，仓促上阵。
当张爱萍和扫雷大队的干部正在总结第一次扫雷失败教训的时候，周恩来从北京打来电话，询问扫雷的情况。得知第一次扫雷受挫，他鼓励大家不要气馁，争取扫雷作业的新胜利。陈毅、粟裕、萧劲光等领导也打来电话，要求大家认真总结教训，周密部署，继续彻底清扫吴淞口地区的水雷。张爱萍说：“这次扫雷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也有不少收获，总结起来有三点：第一，我们的扫雷大队熟悉了长江航道和雷区的情况，摸清了水深、流向、流速和雷区的位置。第二，我们对扫雷的组织指挥和现有的扫雷技术状况进行了一次练兵，从中吸取了教训，这促使我们提高了对掌握科学扫雷技术的认识，要求我们迅速进行有针对性的周密的训练。第三，经过分析和研究，我们打消了一些人的思想顾虑，使大家看到了成功的希望。他继续说：“只要我们认真研究以上三条教训和三条收获，认真做好准备，我们的扫雷工作就一定能够成功。”听到这些鼓励的话，大家又有信心了，重新憋足了劲，纷纷表示一定要迅速展开有针对性的训练，攻克各种技术难关，完成党交给的这项光荣任务。
再次扫雷，张爱萍慎重部署
就在扫雷大队进行第二次扫雷准备的时候，在吴淞口又发生了3起轮船触雷事件：1950年7月20日，“新宁”号海轮触雷沉没；8月16日，“济南”号触雷，船体严重受损；21日，“捷喜”号触水雷沉没。吴淞口的水雷，已经成了过往船只正常航行的严重威胁，必须尽快将其扫除。
在第二次扫雷行动即将开始的时候，张爱萍专程前往华东军政委员会，他对马寅初说：“为了防止再次发生轮船触雷事件，华东军区海军准备暂时封闭吴淞口水域，禁止所有船只通航。”张爱萍还提出了在这一水域实现全面戒严的理由：“自从上次扫雷以来，由于没有对相关的地区实行全面戒严，致使这里又接连发生了3起轮船触雷事件，现在如果再不实行戒严，可能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张爱萍接着说：“我们是不得已而为之，请马副主席再考虑一下，我回去后也和军区海军的其他领导同志再做进一步研究。”
张爱萍回到华东军区海军机关后，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讨论，大家认为，对扫雷活动涉及的相关水域实行全面戒严如果行不通，可以考虑采取一个折中的方案。就在这个时候，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的领导打来电话，建议在扫雷大队实施第二次清扫的时候，可以在吴淞口采取部分戒严的办法，对已经测定的雷区实行军事管制，禁止任何船只通行，其余航道宁肯冒些风险也要让商船通航，这样对促进上海的经济恢复有利。张爱萍立即组织大家对这一建议展开讨论，一致认为这是目前的最佳方案。于是，会议开始论证半戒严状态下的扫雷作业的可能性问题，经过研究，大家形成了这样的共识：第一，如果我们在上海封港一个月，不但影响财政收入，而且可能造成这里的物价波动，损失可能会更大；第二，鉴于华东地区贸易部在香港采购了一批物资，由于朝鲜战争已经爆发，英国扬言要冻结这批物资，因此必须尽快运回，我们就更应该在吴淞口采取部分戒严的做法；第三，北京也有大批物资急需往上海运，部分戒严有利于外地货物进上海；第四，如果我们在排雷期间全面封锁航运，渔民的生计也将陷入困境。综合以上分析后，最终形成了在部分水域实施戒严的方案。会后，张爱萍把这个方案报告给了在北京的周恩来。周恩来对此表示支持。
在对吴淞口实行部分戒严期间，张爱萍指示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认真进行扫雷的准备工作，争取尽快疏通吴淞口附近水域的通道；二是要加强武装巡逻，严禁各种大型船只进入雷区，还要防止敌特利用水雷进行破坏活动；三是在扫雷期间，要另辟一条新的航道，位置在吴淞口南航道以南，水深为3.5米，在潮涨时可达9米，一般的船只可以自由通航，这样就可以基本保证各种商船活动的有序进行。
扫雷大队在4个雷区往返清扫
张爱萍决定第二次扫雷行动仍由“中”字111号担任指挥舰，将4艘步兵登陆舰“古田”号、“周村”号、“枣庄”号、“张店”号改装成扫雷舰，以代替原来的小型扫雷艇。改装后的扫雷舰，排水量均为380吨，比原来有了明显的增大。扫雷大队的技术骨干还在每只扫雷舰的尾部装上了锚机，可用于收放扫雷索。这时，由苏联援助的10条扫雷索运到了上海，这些扫雷索比我们自己制造的扫雷索要粗得多，官兵们立刻将这些扫雷索安装完毕。接着，他们又根据雷区的水文地质情况，检查了第二次扫雷准备工作的各种细节，扫雷大队领导还请苏联顾问和技术骨干对指战员进行了针对性极强的清扫训练。考虑到在实施扫雷期间可能出现的某些技术问题，华东军区海军与江南造船厂、上海航道测量局进行了协调，抽调了一批技术人员随扫雷大队来到了吴淞口扫雷水域。
为了确保我海军在扫雷的过程中不被美、英和国民党残余势力骚扰破坏，张爱萍又报请华东军区批准，出动部队控制了位于吴淞口水域的佘山岛，并由陆军驻守，以配合我海军的扫雷行动。
一切准备就绪后，1950年9月11日，华东军区海军首长张爱萍、林遵、袁也烈和赵启明共同签署了第二次扫雷的命令。9月21日，华东军区海军把雷区分为甲、乙、丙、丁4个区段，由扫雷大队长兼政委孙公飞率领扫雷大队进入扫雷区。这4艘扫雷舰都使用MT-3型扫雷工具，把扫雷索定深为6.7米，以梯次队形在4个雷区往返清扫。各艘扫雷艇先是用密集队形在4个雷区清扫了两次，然后又用疏散队形再进行清扫。
就在华东军区海军组织新的扫雷作业的时候，美国和英国的飞机开始在附近空中盘旋，国民党海军的舰艇也在吴淞口外海游弋，只是因为我方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敌人的飞机和军舰才不敢靠近我方扫雷作业区进行骚扰。9月29日，扫雷大队正在作业时，突然在乙区水面冒出了一个黑咕隆咚的家伙，仔细一看，是一枚水雷，沉默了片刻之后，大家欢呼雀跃起来了：“成功了，我们胜利了！” 10月11日，我海军扫雷大队又在丁区扫到一颗水雷，接着又扫到第3枚、第4枚，直到扫出20多枚。这些水雷，多数与过去我海军打捞到的断索漂雷型号相同，是日本制造的“九三”式锚雷，已经相当陈旧，水雷的表面带有斑斑锈痕。另外，还有一些国民党海军撤离吴淞口时新近布置的水雷也被打捞了上来。华东军区海军和扫雷大队的领导经研究后决定，除了留下一枚水雷用作研究外，其余都由爆破组拖到外海实施了引爆。
扫雷大队的水兵发现，在扫到的第一枚水雷上，还缠着第一次扫雷时使用的3号细扫雷索，显然，这是第一次扫雷时拉断后缠在水雷上面了。这充分说明，张爱萍和扫雷大队领导关于第一次使用的扫雷索太细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的分析是正确的。
马寅初听到扫雷大队在吴淞口扫雷大获全胜的消息后，立即打来电话表示热烈祝贺和谢意。至此，上海的海上门户被打开了，过往的各种船只可以安全地航行了，海军官兵为上海乃至全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他们并没有陶醉在已经取得的胜利中，而是人不歇脚，马不停蹄，驾驶战舰继续扬帆勇进，出吴淞口过外海，投入了解放苏南诸岛、维护新中国海权的新的战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