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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干部不出村,若只种自家承包地,农业收入就远低于进城务工的收入。这样一来,村干部成为村中最穷的人,说不起话,办不成事,当然也就很难当好村干部。
一般来说,村干部虽然不脱产,却不可以脱岗,即他们不可以随便离开村庄进城务工经商。因为村干部误工补贴太低,很多村干部都不愿再当下去。因此,湖北省决定提高村干部报酬,主要是提高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的报酬,省委省政府要求地方按乡镇副职的待遇来支付村主职干部的报酬。具体来讲,在提高待遇前,误工补贴一般每年1万元以内;现在按乡镇副职待遇,其报酬可以达到接近4万元/年。
到秭归调研后发现,秭归方面的考虑是,提高了村主职干部的报酬,不可能不提高副职待遇。初步方案是按主职干部的70%-80%来安排副职干部的报酬。问题是,这样一来,全县一年仅村干部报酬就要增加数千万元。
提高村干部报酬,不仅仅是为了留住现在的村干部,而且是为了建设一个更加正规有力的基层组织。从当前湖北省村级组织建设的情况来看,这个正规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坐班制。村干部拿了高报酬也就是工资,就必须坐班;二是村民办事不出村,村部设农民办事大厅,村干部为农民提供各种办事办证服务;三是村务工作规范化,尤其是规范村务记录,规范决策程序,各种复杂制度上墙。河南邓州发明的“四议两公开”制度成为基本的制度模式。这样一来,之前主要由不脱产干部所构成的村干部队伍,逐步脱产化、正规化、规范化了。
现在的问题是,农村事务是不规则的,很多事务的处理都需要借助民间权威,而不是正式科层体制,这就可能使得这个正规化的村级组织很难应对不规则的细小琐碎的基层事务。甚至,这个脱产的村干部群体,因为脱产,而越来越成为专门的村干部,而不再有能力做其他的事情。
基层治理本身的不规则性、季节性、综合性,以及事务的稀薄性和利益的稀薄性,尤其适合动员性的群众路线,而不适合科层体制。前面已经讲过,科层体制是以大量事务的规则发生为基础的,因此需要以分工来高效应对。在乡镇以上,科层制有条件,且越上级行政部门越是需要科层体制来应对大量发生的各种专门事务。现在的问题是,在要达到底线治理目标的村一级,需要科层体制吗?
当然,仅仅靠误工补贴,现在的村干部收入完全无法支撑他们在农村的基本生存。不能外出务工又缺少自家承包地以外任何收入的村干部是當不下去的。不过,村干部这个岗位并非是技术含量特别高的只能由某些人当而其他人不能当的,实际上,当前农村中仍然有大量的主要收入在农村、他们不离村就可以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的“中农”,比如适度规模经营的农户、专业养殖户、农资供销户、农业经纪人、农机服务户、小作坊主等等,这样一些可以在农村获得收入的“中农”,正是村干部的最好人选,他们兼任不脱产的村干部,还是可以做自己的农业。当了村干部不影响他们的收入,他们就有意愿和能力当村干部。
其实,当前中国农村,村干部几乎都通过各种办法“中农”化了,其中最典型的是村干部都当起了农资经纪人,正是村干部的“中农化”,使当前基层治理中可能出现的村干部贫困化与边缘化没有出现。当然,有一些村干部中农化的不成功,他们也就不当村干部了。这是村干部的正常流动,没必要大惊小怪。
一般来说,村干部虽然不脱产,却不可以脱岗,即他们不可以随便离开村庄进城务工经商。因为村干部误工补贴太低,很多村干部都不愿再当下去。因此,湖北省决定提高村干部报酬,主要是提高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的报酬,省委省政府要求地方按乡镇副职的待遇来支付村主职干部的报酬。具体来讲,在提高待遇前,误工补贴一般每年1万元以内;现在按乡镇副职待遇,其报酬可以达到接近4万元/年。
到秭归调研后发现,秭归方面的考虑是,提高了村主职干部的报酬,不可能不提高副职待遇。初步方案是按主职干部的70%-80%来安排副职干部的报酬。问题是,这样一来,全县一年仅村干部报酬就要增加数千万元。
提高村干部报酬,不仅仅是为了留住现在的村干部,而且是为了建设一个更加正规有力的基层组织。从当前湖北省村级组织建设的情况来看,这个正规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坐班制。村干部拿了高报酬也就是工资,就必须坐班;二是村民办事不出村,村部设农民办事大厅,村干部为农民提供各种办事办证服务;三是村务工作规范化,尤其是规范村务记录,规范决策程序,各种复杂制度上墙。河南邓州发明的“四议两公开”制度成为基本的制度模式。这样一来,之前主要由不脱产干部所构成的村干部队伍,逐步脱产化、正规化、规范化了。
现在的问题是,农村事务是不规则的,很多事务的处理都需要借助民间权威,而不是正式科层体制,这就可能使得这个正规化的村级组织很难应对不规则的细小琐碎的基层事务。甚至,这个脱产的村干部群体,因为脱产,而越来越成为专门的村干部,而不再有能力做其他的事情。
基层治理本身的不规则性、季节性、综合性,以及事务的稀薄性和利益的稀薄性,尤其适合动员性的群众路线,而不适合科层体制。前面已经讲过,科层体制是以大量事务的规则发生为基础的,因此需要以分工来高效应对。在乡镇以上,科层制有条件,且越上级行政部门越是需要科层体制来应对大量发生的各种专门事务。现在的问题是,在要达到底线治理目标的村一级,需要科层体制吗?
当然,仅仅靠误工补贴,现在的村干部收入完全无法支撑他们在农村的基本生存。不能外出务工又缺少自家承包地以外任何收入的村干部是當不下去的。不过,村干部这个岗位并非是技术含量特别高的只能由某些人当而其他人不能当的,实际上,当前农村中仍然有大量的主要收入在农村、他们不离村就可以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的“中农”,比如适度规模经营的农户、专业养殖户、农资供销户、农业经纪人、农机服务户、小作坊主等等,这样一些可以在农村获得收入的“中农”,正是村干部的最好人选,他们兼任不脱产的村干部,还是可以做自己的农业。当了村干部不影响他们的收入,他们就有意愿和能力当村干部。
其实,当前中国农村,村干部几乎都通过各种办法“中农”化了,其中最典型的是村干部都当起了农资经纪人,正是村干部的“中农化”,使当前基层治理中可能出现的村干部贫困化与边缘化没有出现。当然,有一些村干部中农化的不成功,他们也就不当村干部了。这是村干部的正常流动,没必要大惊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