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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整体离婚率正逐年走高，但有一类人却执着地认为，他们所关注的目标群体，纵然遭受冷漠、疏离与背叛，也要千方百计保全婚姻。他们认定这是理智现实的举动，而他们要做的，则是说服更多人做出同样的选择。
这群人被称作小三劝退师，他们相信，婚姻早已不只是情感契约，更是资源、财富、利益的组合再分配，对于财富人群尤其如此。保全婚姻，不只是旧情尚存，更为谋求现实利益。为此，他们在丈夫、妻子、第三者之间反复周旋，以种种或明或暗的技巧手段达成延续婚姻的效果，并为此收取高昂佣金。错综复杂的多方角力中，爱情，这一被很多人认为是构筑婚姻基础的元素，在现实利益面前退居其次。
他们并不讳言，种种计谋总是直击人性软肋，并且常常是在对方不知情的前提下悄然实施。他们的行动往往负载着伪装、隐瞒甚至欺骗，游走于道德与法律问的灰色地带，但他们坚信自己行事目的正当，对重重争议不以为意。
《智族GQ》记者通过对小三劝退师与其所服务人群的持续跟访，探查劝退业务的各个环节，尝试去探寻，一出出因婚姻、爱情、亲情、财富、幻想、现实混杂而生的人性博弈因何而生，又将走向何处。
1
尽管70多岁的父母一再劝阻，但陈虹还是决定，每天下班后去医院照看躺在重症病房的周毅。尽管，对方已不再是她的丈夫。
3个月前，这场历时二十余年的婚姻宣告结束。对于陈虹而言，这是一场不曾预料的羞辱——一个工作日下午，身为一家科技公司老板的周毅打电话让她回家“商量点儿事情”。陈虹察觉他语气异样，问具体何事，对方含糊其词。陈虹心怀不安推开家门，发现屋里还有另一个人：丈夫以前的助理，一个大学毕业不到三年的女孩。
几分钟后，她含泪甩门而出。
那几分钟对她而言是场漫长的煎熬：长方形的餐桌，周毅和助理坐在一起，把她晾在另外一边。只比她女儿大5岁的助理用食指指着周毅的头不停质问：你给我的承诺呢？为什么还不离婚？我不想再等了，今天我们讨论出个结果。周毅低着头，默不作声。
此后一个月间，助理不断派人对陈虹施以恐吓威胁。出于恐惧，陈虹同意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但她并不认为这宣告出局——在周毅的眼神中，她察觉到几分无奈与不舍。或许，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结果，他可能是迫于压力，她暗自猜测。
签署离婚契约的那一刻，一场针对第三者的反击才刚刚拉开序幕。
这是环环相扣的计谋，去医院照料旧疾复发的周毅是其中一步。一天下午，陈虹到医院时带来一位与她年龄相仿的女士，说是多年朋友。女士与周毅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不时勾起他对往日夫妻情分的回忆。临走时，陈虹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发现周毅在擦拭眼泪。
就在陈虹唤回前夫心意时，助理却渐渐和周毅少了联系。不久后，她告诉周毅，自己爱上了别人，以后不再来往。妻离子散并非周毅想要的结果，对方主动离开，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一天下午，当陈虹再次到病床旁照料他时，他忍不住抱着她说道：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
几个月后，我在上海长宁区一幢高级写字楼里见到陈虹。这场历时约半年的婚姻保卫战此时已有了她想要的结果——她向我展示几天前与周毅重新办理的结婚证，回忆往事时心情起伏不停，从微笑到痛哭。
我同时见到的还有那位曾以陈虹多年好友身份去探望周毅的女士。实际上，当时她认识陈虹还不足一个月。她是这场计谋的操盘手，周毅助理的离开，乃是她精心安排的结果——一个年轻俊朗的男人假借洽谈业务之名，吸引走了助理的注意力。
这并非友情帮助之举，而是她赖以为生的职业。为这出计谋，陈虹向她支付了数十万元。我们见面之处，是一家名叫“维情国际婚姻医院”的机构，她叫明丽，头衔是“首席婚姻家庭咨询帅”。曾是初中语文老帅的她，专职从事此业已有15年。
比起这个略显官方的头衔，她更习惯另一个称呼：“小三劝退帅”。
回忆起当时客串陈虹朋友的情景，她不掩饰得意之情：“他能想到我是他老婆专门请来赶小三的吗？就算当场告诉他，他都不敢相信的。”
2
舒心，47岁，明丽的合伙人，“维情国际婚姻医院”院长。他递给我的名片上印有“维情”的五项核心业务：夫妻维情、婚姻维权、家庭维和、外遇矫治、危悄拯救。但带给他们最多利润的核心业务只有一项：分离第三者。
15年前这家机构刚成立时，情况并非如此。尽管中国社会整体离婚率逐年走高，但舒心却另有一番见解——他声称“维情”所瞄准的财富阶层中，离婚率正变得越来越低：十几年前，遭遇丈夫出轨的女客户80%会为维护尊严而坚决离婚，而如今，形势已然逆转。他认为这正是“维情”生意赖以生存壮大的根本。
不愿离婚，有时是旧情尚存，有时为谋求现实利益。舒心将其理解为“务实”：婚姻不只是感情契约，更是资源、财富、利益的组合再分配，对于财富人群尤其如此。“家庭越来越像是公司，保卫家庭就是保卫公司资产。现在这个社会，有财产才可能有幸福感。”
他的工作核心就是说服客户将注意力从夫妻感情转移到共同财产上。为此他总结出一组口诀：“保位子”、“保面子”、“保票子”。
某种意义上，“小三劝退帅”的存在是切中了道德与法律的缝隙。一位妻子向我阐述重金购买“维情”服务的理由：“找心理咨询帅，当时心情确实好受些了，可是之后呢？老公继续出轨，我还是受伤害。去找律帅，一上来就教你清算财产、抢孩子、抢房子。就算抢到了，可是人没了，我后半辈子靠谁呢？”
来到这里的富太太们时常显露出微妙复杂的情绪：一方面，她们为丈夫的背叛脑怒不已，但另一方面，她们也不时流露出自豪之情——丈夫有能力在外面养小三，说明他有实力、有地位，同时也证明自己眼光不错。
随着中国社会财富的急剧增长，包养情人的确成了部分富人找寻自信、证明自身价值的方式之一。舒心相信，在巨额财富面前，受到伤害的妻子们愿意听从他的劝解，“包容”、“忍耐”以保全婚姻，自己的生意也可以因此长盛不衰。“只要婚姻制度还在，我的公司就可以一路发达下去。” 尽管有人批评这是典型的男权思维，代表着对女性地位的轻视，但他的劝说却往往可以奏效，因为他觉得自己切中了现实要害。“不管别人怎么说，对她们来讲，这就是现实，我必须要提醒她们面对现实。”
一天下午，一位在北方城市任公务员的女士L来到“维情”咨询，舒心向我展示了他的说服能力。不久前，L察觉做医生的丈夫有出轨迹象，调动在当地公共系统积累的人脉查询丈夫过去一年间的行踪，将丈夫情人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双方开房记录等查得一清二楚，令她一度精神崩溃。
L与舒心交谈了两个半小时，为此她需要支付每小时2000元的咨询费。15年前“维情”刚成立时，收费标准是每小时30元，随后一路上涨。明丽对我说，高价格对应着令人信赖的高价值：“如果价格很低，这些有钱人会觉得靠谱吗？”
成立“维情”前，舒心曾在《上海法制报》撰写婚姻情感专栏。凭借着每周一个整版的持续高产，他在上海滩渐有名气，却在很长时间内未曾嗅到背后的商机。改变他的是一位台湾富商的妻子，她向舒心倾诉不幸的婚姻经历，希望他能够帮自己排解烦恼，并付给他1000元现金，以示酬谢。
那是1999年，1000元不算小数目。舒心敏锐地意识到，自己或许可以顺势挖掘一座“金矿”。他拉上助理明丽一道，“维情”就此诞生。
L最初表露出的想法是决定离婚，希望舒心予以心理疏导，减轻伤痛。但微笑着听完L的倾诉后，舒心开始劝说她延续婚姻，驱逐第三者。“假若真的离婚，孩子的感受你怎么考虑？你自己又怎么生活？这个年龄段经历第二次婚姻，遇到的各种烦恼很可能让你比现在更难受。”
L陷入沉默，不停搓动双手，流露出进退两难的情绪。舒心顺势提出为她量身定制一套劝退小三的计划，团队作业3个月至半年，收费30万元。他特意强调，整个计划将在L的丈夫和其情人均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
L露出为难的表情。她委婉表示，价格远超她的心理预期。舒心不紧不慢地为她做起利害分析：“你丈夫一年赚多少钱？他离退休还有二十年，就算一直不加薪，你算算是多少钱？你现在只需要30万就可以保住这些钱。好好一只绩优股，干吗让给别人？”
持续劝说下，L的心理防线宣告失守。经过几番议价，双方最终在20万元的价码上成交。附加条件是，L要动用当地资源解决劝退师团队的全部差旅开销。
这家机构并非如一些自称为“二奶杀手”的类似组织一样，挥舞道德的棍棒对第三者施以驱逐。在原配面前，他们是为其驱赶威胁的斗士，在小三面前，他们是为之争取利益的盟友。他们更习惯在矛盾各方之间巧妙周旋，令大家各自满足，皆大欢喜。
“说到底，小三无非就是两种心态，要么要钱，要么要人，大部分都是前者。”舒心说，“只要能用钱解决的问题，总是可以想办法。”
他会强调“二奶”与“小三”的区别：前者并无篡位之心，后者则试图对原配取而代之。然而，在舒心眼中，大部分婚外情是男人要性，女人要钱，真正两情相悦的情况少之又少。女人一旦另有所图，超出了男人的承受范畴，就由新欢演变成了麻烦，乃至必须割除的毒瘤。
由此便不难理解，“维情”的客户除了想挽救婚姻的发妻，也不乏想甩掉情人的男人。他们大多是富商、官员、高级知识分子，这些“成功男人”时常花心，但并不愚蠢。离婚要损失一半财产，还有可能留下声誉污点，他们不愿接受。
这场围绕现实利益的多方博弈中，爱情，这一被多数人认为是构筑婚姻基础的要素，显得不那么重要。舒心称他接触过的一个最极端的案例是一位身家数十亿的房企老板在外包养8个情人，5个为他生下孩子，最大的孩子已经接近成年。“他有一颗帝王心，很享受这种众星拱月的感觉，因为小时候过了太多苦日子。”
而他的妻子对此长年予以默许，只要不离婚，一切好说。
3
舒心声称，历经15年的摸索，“维情”如今已总结出三十余种小三劝退术，足以解开形形色色的情感纠葛，这一世上最微妙复杂的难题。他屡次提起一起成功案例，以证明劝退术的灵活丰富。
案例的主人公是一位来自西部省份的煤老板M，因小三的再三施压决定与妻子离婚。妻子哀求无果，绝望之下找到“维情”。舒心与其反复交谈后得知，对方性格傲慢封闭，不易信任他人，运用常规手段很难与之接近。但他还有另一个性格特征：非常迷信。
不久后，M上五台山烧香拜佛，并请一位信奉多年的“大师”为他测算命理。对方告诉他：你切忌离婚，你妻子命里主财，你离了她，便是离了财。
从此之后，M绝口不提离婚之事，并与情人渐渐断了联系。但他并不知道，舒心事先根据他妻子提供的情报，花费重金买通了那位“大师”。
这样的故事令听者感到荒诞离奇，舒心却视为平常之事。他并不讳言，种种计谋总是直击人性软肋，并且常常是在对方不知情的前提下悄然实施。他认为这是情势所致——丈夫、妻子、第三者之间的纠葛纷争，待到其中一方心生绝望前来求助时，已因怀疑猜忌演化为解不开的死局，外力的贸然介入只会令问题继续恶化。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第三者在这场情感博弈中，因无婚姻契约的保障，居于天然弱势地位。但舒心觉得这一局面早已改变，小三们理直气壮的情形不胜枚举：一位妻子和丈夫的情人在酒吧见面谈判。在礼仪学校做老师的年轻女孩开了一瓶红酒，为两人各倒一杯，缓缓举杯道：“这杯酒为了爱情，我干杯，你随意。”言下之意是：我和他之间拥有爱情，而你没有。在真爱面前，一纸婚约又算得了什么？
无论第三者们如何鼓舞自己，这仍是一个天然缺乏正当性与安全感的群体，常会出于本能构筑起心理防线。“原配是生活在阳光下的人，小三是生活在月光下的人，生怕见到太阳。”舒心因此相信，悄然介入，才有可能化解困局。
尽管，由此产生的行为往往意味着伪装、隐瞒甚至欺骗，游走于道德与法律间的灰色地带。
我来到“维情”的第三天，明丽带着我和几位小三劝退师与一位上市公司高管的妻子吃午饭。不久前，她发现丈夫的女下属成了他的情人。饭桌上，明丽与她商量起劝退方案。一番讨论后，双方决定双管齐下：一边安排男劝退师打着商谈生意的旗号接近丈夫，另一边安排女劝退师去这家公司应聘，成为情人的同事。待取得信任后，再进一步设置计谋，以达成令双方互不信任乃至相互厌恶的效果。 少则两三人，多则七八人，每当接到类似的订单，“维情”常会出动—支团队进行协同作业。他们在不同环节扮演不同角色，通过劝服、施压、离间、利诱等手段劝退小三。这样一套流程往往要经历3～6个月甚至更久，收费30万-60万元。
舒心将团队成员定义为“演员”，并为每一位“演员”精心设计剧本、出场场景、台词、表演风格。“我们的开价看起来很高，但是利润并没有多少，大部分钱都是操作成本。”他解释说，小三们已经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只有表现出与之匹配的经济实力，才有可能获取信任。
多数情况下，舒心会派出“女演员”接近第三者，因为同性之间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接近的方式五花八门：如果小三在家中无所事事，她就是新搬来的邻居；如果小三是美容院主人，她就是上门洽谈加盟的女老板；如果小三喜欢健身，她就是在游泳池偶遇的运动达人。一旦建立起联系，“演员”们并不吝惜花费向委托人收取的费用，陪小三吃喝玩乐，甚至一同饮食起居，以此建立女人问的友谊。一个例证是，—位“演员”曾送过小三一条一万多元的丁字裤。
与此同时，往往还有其他“演员”接触男方，在这场感情纷争的两端同时发力。在获取对方信任之后，“演员”们将交流主题引向感情问题。“无论是男人还是小三，这种感情带来的苦恼平时只能压在心里。如果遇到一个可以信任的人，他们会毫无保留地倾诉出来。”舒心说。
对方站在明处袒露弱点，劝退师们便在暗处施以难以察觉的劝服。有时，他们编造出自己出轨备受伤害的经历，令对方心生恐惧；有时，他们传递一些令对方难以忍受的有关清人的信息，让他们彼此厌恶。
很多时候，这种劝服还需要金钱的力量在背后加以推动。曾有一位富商在小三反复逼迫他离婚后感到厌烦，提出送她—套房子，之后再不来往，却遭到激烈质问：你觉得我是用钱可以打发的人吗？这不是玷污我的感情吗？
受富商的委托，明丽逐步接近小三，获得了她的信任。谈论她的感情问题时，她反复强调：我们之间是真爱。明丽发出一串连珠炮似的质问：你以为他和他妻子之间没有过真爱吗？他们有孩子，有共同财产，有几十年的婚姻，如果这么大的承诺都能背叛，对你的几句甜言蜜语又算得了什么？如果他离婚，他妻子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对方沉默了片刻后问她：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毕竟耗费了好几年的青春。
“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她想放手，但前提是得到补偿。”明丽随即告诉富商，可以再次提出补偿，但要比上次多一些。富商提出除房子外还可以再补偿200万元现金，对方欣然接受。
明丽向我分析道：“她对那个男人有感情吗？肯定有，但并没有强到非他不可的程度，用钱是可以抵消的。人都会不自觉地粉饰自己，只是她自己不愿意承认。我们要做的就是撕破这层幌子，让她露出最真实的欲望。”明丽说。
有时，遇到一些“特殊”案例，维情团队会通过“特殊”方式予以解决。最典型的情况之一，是小三怀了孩子，妻子或夫妻双方都不愿孩子降生。孩子，对小三而言是最有力的筹码，对原配而言是最致命的威胁。
接到一位太太要求阻止小三腹中胎儿出生的委托后，“维情”团队先匿名向计生办举报小三“未婚先孕”，促使政府出面要求对方补办准生证，并去当地医院做产检。随后，通过种种不愿向我细谈的手段，小三被告知婴儿极有可能畸形，“维情”成员假扮的医生说服她放弃孩子。
种种情形，都逃不脱同一种路径：以信任为开端，以欺骗为结局。
当我将这个问题抛给明丽时，她并不认为这有何不妥：“如果我有机会跟最高领导人面谈半个小时，他一定会大力支持我们这个行业。家庭就是社会的细胞，如果每个家庭都很美满，社会发展一定很好。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好事。”
她一脸严肃地说：“我们这是构建和谐社会，弘扬正能量。”
4
一天下午，送走了一位怀着双胞胎，丈夫却和情人住在一起已经3个月不回家的妻子后，明丽拿起自己的手机，向我展示一张甜蜜的合影。照片上，一个留着乌黑长发、面孔可人的年轻女孩双手紧紧搂住一个帅气男人的胳膊，两人面颊贴在一起，满脸幸福之情。
这并非一对夫妻或是情侣，女孩是“维情”团队受一位妻子委托将要劝退的第三者，而她并不知道，自己搂着的这个男人，是明丽派来吸引她注意力的“演员”。
“小三无非是三种心态：要钱、要性、要人。”明丽说自己曾经对过去15年处理的案例进行过详细的数据分析，结论是以谋取钱财为目的的第三者占80%以上，但也有少数人会投入真清。对“维情”团队而言，处理这类案例的难度要大出许多。
但她声称这也并非难题，解决这类案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转移小三的注意力，让她把目光转向其他的男人。而这一任务，往往会由“维情”团队派出的“演员”完成。她将其概括为“移情疗法”。
38岁的虞若尘常常被安排执行此类任务。他身高170左右，外形条件并不出众，但他认为自己拥有一种成熟男人独具的魅力，容易获取女人的信任。“我结过两次婚，谈情说爱比较有经验，而且我好像天生就有这方面的悟性。”
虞若尘引以为豪的一起案例，是去年曾劝退一个已经为男方生下孩子的第三者H。男方曾买下一座幼儿园送给她，让她担任园长。尽管男方妻子多次派人对她殴打辱骂，但她仍不愿放手。
受男方妻子的委托，舒心先后几次安排劝退师接近小三，均以失败告终。由于经常遭遇威胁，她平日两点一线，回避与陌生人的接触。
经过两个月的摸索后，虞若尘假扮成一家传统文化协会的干事，打着推广传统文化的旗号，走进了H主持的幼儿园。他主动开出为幼儿园承担50%水电费的筹码，以此换取在幼儿园教授传统文化公益课程。在现实利益的吸引下，H同意与他合作。
随着双方信任的加深，交流的话题逐步延伸到了H的私生活。虞若尘展示出俘获女人内心的能力，一面向她不停渲染这段感情的悲观前景，一面对她施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体贴。久而久之，H对他的依赖感逐渐加强，两人距离也越走越近。H曾面露羞涩地问他：你现在结婚了吗？ 此时，男方妻子传递来的信息是，H已经很久没有和丈夫联系过。虞若尘判断，劝退任务已接近完成，自己到了该脱身的时刻。他以要出国进修为名，离开了这座南方小城，从此不与H联系。
执行此类任务时，他总会迎来一个抽身离去的节点，否则可能会将自己卷入不必要的麻烦。毕竟，他有妻子，还有两个孩子。常用的理由包括去外地工作、出国进修、身患重病，甚至是无法生育。
他并不否认，这可能会给劝退目标带来新的困扰。“用我们的术语来说，这叫作二次伤害。有时候，我们也很难做到十全十美，虽然对她可能有一些伤害，但如果能帮她脱离一个更大的困境，终归还是件好事。”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过程中涉及隐瞒、欺骗，显得不那么正当？”我问他。
“这要看怎么理解。虽然有些具体的方式看上去不那么光明正大，但我们的出发点是为了让双方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还男方一个完整的家庭，给女方创造一个拥有正常感情的机会。从最终目的来看，这是一件好事。”
他告诉我，这个过程让他充满快感，也令他热爱自己的工作，理由则是，“我是改写别人人生轨迹的人，把她带到正确的轨道上。”
尽管，这种“改写”往往是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的。
有关H的故事的后续进程是，她伤心失落之际，“维情”派出另一位“演员”接近她，并为她介绍新的男友。急需得到抚慰的H经历几次约会后，与一个曾经离异的男人建立起了恋爱关系。但她并不知道，她约见过的几个男人，都是“维情”委托当地婚介机构找来的。
明丽告诉我，这才是“移情疗法”的精髓所在，只有帮助第三者找到新的情感依靠，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她声称经过在婚姻咨询领域十几年的积累，她手头有着“取之不尽”的资源，可供她们选择。“我要是开一个婚介所，一定全上海滩没有对手。可是我没时间，小三劝退的业务实在是太火了。”
“可是她们毕竟曾经做过第三者，男方会介意吗？”我问她。
“不会，这是个人隐私，可以不告诉对方。我曾经跟很多男人说过，你跟一个人谈婚论嫁，你看重的是她的过去吗？你应该关注的是她的现在和未来。否则你就不要谈。”
她又搬出惯用的那一套现实主义逻辑：“何况，现在的人都很现实。很多人连离异有孩子的女人都能接受，这些女孩又年轻、又漂亮，还带着男人补偿她的一大笔资产，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
正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明丽的手机响了起来。她低头看了一眼，皱着眉头点开一条微信语音。
手机里传来了陈虹的哭泣声。类似的声音我在一周之前曾经听到过，只不过，那一次她是因为与周毅复婚喜极而泣，而这一次，流下的则是痛苦的眼泪——她发现周毅和小三又有了联系。
这群人被称作小三劝退师，他们相信，婚姻早已不只是情感契约，更是资源、财富、利益的组合再分配，对于财富人群尤其如此。保全婚姻，不只是旧情尚存，更为谋求现实利益。为此，他们在丈夫、妻子、第三者之间反复周旋，以种种或明或暗的技巧手段达成延续婚姻的效果，并为此收取高昂佣金。错综复杂的多方角力中，爱情，这一被很多人认为是构筑婚姻基础的元素，在现实利益面前退居其次。
他们并不讳言，种种计谋总是直击人性软肋，并且常常是在对方不知情的前提下悄然实施。他们的行动往往负载着伪装、隐瞒甚至欺骗，游走于道德与法律问的灰色地带，但他们坚信自己行事目的正当，对重重争议不以为意。
《智族GQ》记者通过对小三劝退师与其所服务人群的持续跟访，探查劝退业务的各个环节，尝试去探寻，一出出因婚姻、爱情、亲情、财富、幻想、现实混杂而生的人性博弈因何而生，又将走向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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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70多岁的父母一再劝阻，但陈虹还是决定，每天下班后去医院照看躺在重症病房的周毅。尽管，对方已不再是她的丈夫。
3个月前，这场历时二十余年的婚姻宣告结束。对于陈虹而言，这是一场不曾预料的羞辱——一个工作日下午，身为一家科技公司老板的周毅打电话让她回家“商量点儿事情”。陈虹察觉他语气异样，问具体何事，对方含糊其词。陈虹心怀不安推开家门，发现屋里还有另一个人：丈夫以前的助理，一个大学毕业不到三年的女孩。
几分钟后，她含泪甩门而出。
那几分钟对她而言是场漫长的煎熬：长方形的餐桌，周毅和助理坐在一起，把她晾在另外一边。只比她女儿大5岁的助理用食指指着周毅的头不停质问：你给我的承诺呢？为什么还不离婚？我不想再等了，今天我们讨论出个结果。周毅低着头，默不作声。
此后一个月间，助理不断派人对陈虹施以恐吓威胁。出于恐惧，陈虹同意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但她并不认为这宣告出局——在周毅的眼神中，她察觉到几分无奈与不舍。或许，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结果，他可能是迫于压力，她暗自猜测。
签署离婚契约的那一刻，一场针对第三者的反击才刚刚拉开序幕。
这是环环相扣的计谋，去医院照料旧疾复发的周毅是其中一步。一天下午，陈虹到医院时带来一位与她年龄相仿的女士，说是多年朋友。女士与周毅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不时勾起他对往日夫妻情分的回忆。临走时，陈虹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发现周毅在擦拭眼泪。
就在陈虹唤回前夫心意时，助理却渐渐和周毅少了联系。不久后，她告诉周毅，自己爱上了别人，以后不再来往。妻离子散并非周毅想要的结果，对方主动离开，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一天下午，当陈虹再次到病床旁照料他时，他忍不住抱着她说道：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
几个月后，我在上海长宁区一幢高级写字楼里见到陈虹。这场历时约半年的婚姻保卫战此时已有了她想要的结果——她向我展示几天前与周毅重新办理的结婚证，回忆往事时心情起伏不停，从微笑到痛哭。
我同时见到的还有那位曾以陈虹多年好友身份去探望周毅的女士。实际上，当时她认识陈虹还不足一个月。她是这场计谋的操盘手，周毅助理的离开，乃是她精心安排的结果——一个年轻俊朗的男人假借洽谈业务之名，吸引走了助理的注意力。
这并非友情帮助之举，而是她赖以为生的职业。为这出计谋，陈虹向她支付了数十万元。我们见面之处，是一家名叫“维情国际婚姻医院”的机构，她叫明丽，头衔是“首席婚姻家庭咨询帅”。曾是初中语文老帅的她，专职从事此业已有15年。
比起这个略显官方的头衔，她更习惯另一个称呼：“小三劝退帅”。
回忆起当时客串陈虹朋友的情景，她不掩饰得意之情：“他能想到我是他老婆专门请来赶小三的吗？就算当场告诉他，他都不敢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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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心，47岁，明丽的合伙人，“维情国际婚姻医院”院长。他递给我的名片上印有“维情”的五项核心业务：夫妻维情、婚姻维权、家庭维和、外遇矫治、危悄拯救。但带给他们最多利润的核心业务只有一项：分离第三者。
15年前这家机构刚成立时，情况并非如此。尽管中国社会整体离婚率逐年走高，但舒心却另有一番见解——他声称“维情”所瞄准的财富阶层中，离婚率正变得越来越低：十几年前，遭遇丈夫出轨的女客户80%会为维护尊严而坚决离婚，而如今，形势已然逆转。他认为这正是“维情”生意赖以生存壮大的根本。
不愿离婚，有时是旧情尚存，有时为谋求现实利益。舒心将其理解为“务实”：婚姻不只是感情契约，更是资源、财富、利益的组合再分配，对于财富人群尤其如此。“家庭越来越像是公司，保卫家庭就是保卫公司资产。现在这个社会，有财产才可能有幸福感。”
他的工作核心就是说服客户将注意力从夫妻感情转移到共同财产上。为此他总结出一组口诀：“保位子”、“保面子”、“保票子”。
某种意义上，“小三劝退帅”的存在是切中了道德与法律的缝隙。一位妻子向我阐述重金购买“维情”服务的理由：“找心理咨询帅，当时心情确实好受些了，可是之后呢？老公继续出轨，我还是受伤害。去找律帅，一上来就教你清算财产、抢孩子、抢房子。就算抢到了，可是人没了，我后半辈子靠谁呢？”
来到这里的富太太们时常显露出微妙复杂的情绪：一方面，她们为丈夫的背叛脑怒不已，但另一方面，她们也不时流露出自豪之情——丈夫有能力在外面养小三，说明他有实力、有地位，同时也证明自己眼光不错。
随着中国社会财富的急剧增长，包养情人的确成了部分富人找寻自信、证明自身价值的方式之一。舒心相信，在巨额财富面前，受到伤害的妻子们愿意听从他的劝解，“包容”、“忍耐”以保全婚姻，自己的生意也可以因此长盛不衰。“只要婚姻制度还在，我的公司就可以一路发达下去。” 尽管有人批评这是典型的男权思维，代表着对女性地位的轻视，但他的劝说却往往可以奏效，因为他觉得自己切中了现实要害。“不管别人怎么说，对她们来讲，这就是现实，我必须要提醒她们面对现实。”
一天下午，一位在北方城市任公务员的女士L来到“维情”咨询，舒心向我展示了他的说服能力。不久前，L察觉做医生的丈夫有出轨迹象，调动在当地公共系统积累的人脉查询丈夫过去一年间的行踪，将丈夫情人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双方开房记录等查得一清二楚，令她一度精神崩溃。
L与舒心交谈了两个半小时，为此她需要支付每小时2000元的咨询费。15年前“维情”刚成立时，收费标准是每小时30元，随后一路上涨。明丽对我说，高价格对应着令人信赖的高价值：“如果价格很低，这些有钱人会觉得靠谱吗？”
成立“维情”前，舒心曾在《上海法制报》撰写婚姻情感专栏。凭借着每周一个整版的持续高产，他在上海滩渐有名气，却在很长时间内未曾嗅到背后的商机。改变他的是一位台湾富商的妻子，她向舒心倾诉不幸的婚姻经历，希望他能够帮自己排解烦恼，并付给他1000元现金，以示酬谢。
那是1999年，1000元不算小数目。舒心敏锐地意识到，自己或许可以顺势挖掘一座“金矿”。他拉上助理明丽一道，“维情”就此诞生。
L最初表露出的想法是决定离婚，希望舒心予以心理疏导，减轻伤痛。但微笑着听完L的倾诉后，舒心开始劝说她延续婚姻，驱逐第三者。“假若真的离婚，孩子的感受你怎么考虑？你自己又怎么生活？这个年龄段经历第二次婚姻，遇到的各种烦恼很可能让你比现在更难受。”
L陷入沉默，不停搓动双手，流露出进退两难的情绪。舒心顺势提出为她量身定制一套劝退小三的计划，团队作业3个月至半年，收费30万元。他特意强调，整个计划将在L的丈夫和其情人均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
L露出为难的表情。她委婉表示，价格远超她的心理预期。舒心不紧不慢地为她做起利害分析：“你丈夫一年赚多少钱？他离退休还有二十年，就算一直不加薪，你算算是多少钱？你现在只需要30万就可以保住这些钱。好好一只绩优股，干吗让给别人？”
持续劝说下，L的心理防线宣告失守。经过几番议价，双方最终在20万元的价码上成交。附加条件是，L要动用当地资源解决劝退师团队的全部差旅开销。
这家机构并非如一些自称为“二奶杀手”的类似组织一样，挥舞道德的棍棒对第三者施以驱逐。在原配面前，他们是为其驱赶威胁的斗士，在小三面前，他们是为之争取利益的盟友。他们更习惯在矛盾各方之间巧妙周旋，令大家各自满足，皆大欢喜。
“说到底，小三无非就是两种心态，要么要钱，要么要人，大部分都是前者。”舒心说，“只要能用钱解决的问题，总是可以想办法。”
他会强调“二奶”与“小三”的区别：前者并无篡位之心，后者则试图对原配取而代之。然而，在舒心眼中，大部分婚外情是男人要性，女人要钱，真正两情相悦的情况少之又少。女人一旦另有所图，超出了男人的承受范畴，就由新欢演变成了麻烦，乃至必须割除的毒瘤。
由此便不难理解，“维情”的客户除了想挽救婚姻的发妻，也不乏想甩掉情人的男人。他们大多是富商、官员、高级知识分子，这些“成功男人”时常花心，但并不愚蠢。离婚要损失一半财产，还有可能留下声誉污点，他们不愿接受。
这场围绕现实利益的多方博弈中，爱情，这一被多数人认为是构筑婚姻基础的要素，显得不那么重要。舒心称他接触过的一个最极端的案例是一位身家数十亿的房企老板在外包养8个情人，5个为他生下孩子，最大的孩子已经接近成年。“他有一颗帝王心，很享受这种众星拱月的感觉，因为小时候过了太多苦日子。”
而他的妻子对此长年予以默许，只要不离婚，一切好说。
3
舒心声称，历经15年的摸索，“维情”如今已总结出三十余种小三劝退术，足以解开形形色色的情感纠葛，这一世上最微妙复杂的难题。他屡次提起一起成功案例，以证明劝退术的灵活丰富。
案例的主人公是一位来自西部省份的煤老板M，因小三的再三施压决定与妻子离婚。妻子哀求无果，绝望之下找到“维情”。舒心与其反复交谈后得知，对方性格傲慢封闭，不易信任他人，运用常规手段很难与之接近。但他还有另一个性格特征：非常迷信。
不久后，M上五台山烧香拜佛，并请一位信奉多年的“大师”为他测算命理。对方告诉他：你切忌离婚，你妻子命里主财，你离了她，便是离了财。
从此之后，M绝口不提离婚之事，并与情人渐渐断了联系。但他并不知道，舒心事先根据他妻子提供的情报，花费重金买通了那位“大师”。
这样的故事令听者感到荒诞离奇，舒心却视为平常之事。他并不讳言，种种计谋总是直击人性软肋，并且常常是在对方不知情的前提下悄然实施。他认为这是情势所致——丈夫、妻子、第三者之间的纠葛纷争，待到其中一方心生绝望前来求助时，已因怀疑猜忌演化为解不开的死局，外力的贸然介入只会令问题继续恶化。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第三者在这场情感博弈中，因无婚姻契约的保障，居于天然弱势地位。但舒心觉得这一局面早已改变，小三们理直气壮的情形不胜枚举：一位妻子和丈夫的情人在酒吧见面谈判。在礼仪学校做老师的年轻女孩开了一瓶红酒，为两人各倒一杯，缓缓举杯道：“这杯酒为了爱情，我干杯，你随意。”言下之意是：我和他之间拥有爱情，而你没有。在真爱面前，一纸婚约又算得了什么？
无论第三者们如何鼓舞自己，这仍是一个天然缺乏正当性与安全感的群体，常会出于本能构筑起心理防线。“原配是生活在阳光下的人，小三是生活在月光下的人，生怕见到太阳。”舒心因此相信，悄然介入，才有可能化解困局。
尽管，由此产生的行为往往意味着伪装、隐瞒甚至欺骗，游走于道德与法律间的灰色地带。
我来到“维情”的第三天，明丽带着我和几位小三劝退师与一位上市公司高管的妻子吃午饭。不久前，她发现丈夫的女下属成了他的情人。饭桌上，明丽与她商量起劝退方案。一番讨论后，双方决定双管齐下：一边安排男劝退师打着商谈生意的旗号接近丈夫，另一边安排女劝退师去这家公司应聘，成为情人的同事。待取得信任后，再进一步设置计谋，以达成令双方互不信任乃至相互厌恶的效果。 少则两三人，多则七八人，每当接到类似的订单，“维情”常会出动—支团队进行协同作业。他们在不同环节扮演不同角色，通过劝服、施压、离间、利诱等手段劝退小三。这样一套流程往往要经历3～6个月甚至更久，收费30万-60万元。
舒心将团队成员定义为“演员”，并为每一位“演员”精心设计剧本、出场场景、台词、表演风格。“我们的开价看起来很高，但是利润并没有多少，大部分钱都是操作成本。”他解释说，小三们已经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只有表现出与之匹配的经济实力，才有可能获取信任。
多数情况下，舒心会派出“女演员”接近第三者，因为同性之间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接近的方式五花八门：如果小三在家中无所事事，她就是新搬来的邻居；如果小三是美容院主人，她就是上门洽谈加盟的女老板；如果小三喜欢健身，她就是在游泳池偶遇的运动达人。一旦建立起联系，“演员”们并不吝惜花费向委托人收取的费用，陪小三吃喝玩乐，甚至一同饮食起居，以此建立女人问的友谊。一个例证是，—位“演员”曾送过小三一条一万多元的丁字裤。
与此同时，往往还有其他“演员”接触男方，在这场感情纷争的两端同时发力。在获取对方信任之后，“演员”们将交流主题引向感情问题。“无论是男人还是小三，这种感情带来的苦恼平时只能压在心里。如果遇到一个可以信任的人，他们会毫无保留地倾诉出来。”舒心说。
对方站在明处袒露弱点，劝退师们便在暗处施以难以察觉的劝服。有时，他们编造出自己出轨备受伤害的经历，令对方心生恐惧；有时，他们传递一些令对方难以忍受的有关清人的信息，让他们彼此厌恶。
很多时候，这种劝服还需要金钱的力量在背后加以推动。曾有一位富商在小三反复逼迫他离婚后感到厌烦，提出送她—套房子，之后再不来往，却遭到激烈质问：你觉得我是用钱可以打发的人吗？这不是玷污我的感情吗？
受富商的委托，明丽逐步接近小三，获得了她的信任。谈论她的感情问题时，她反复强调：我们之间是真爱。明丽发出一串连珠炮似的质问：你以为他和他妻子之间没有过真爱吗？他们有孩子，有共同财产，有几十年的婚姻，如果这么大的承诺都能背叛，对你的几句甜言蜜语又算得了什么？如果他离婚，他妻子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对方沉默了片刻后问她：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毕竟耗费了好几年的青春。
“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她想放手，但前提是得到补偿。”明丽随即告诉富商，可以再次提出补偿，但要比上次多一些。富商提出除房子外还可以再补偿200万元现金，对方欣然接受。
明丽向我分析道：“她对那个男人有感情吗？肯定有，但并没有强到非他不可的程度，用钱是可以抵消的。人都会不自觉地粉饰自己，只是她自己不愿意承认。我们要做的就是撕破这层幌子，让她露出最真实的欲望。”明丽说。
有时，遇到一些“特殊”案例，维情团队会通过“特殊”方式予以解决。最典型的情况之一，是小三怀了孩子，妻子或夫妻双方都不愿孩子降生。孩子，对小三而言是最有力的筹码，对原配而言是最致命的威胁。
接到一位太太要求阻止小三腹中胎儿出生的委托后，“维情”团队先匿名向计生办举报小三“未婚先孕”，促使政府出面要求对方补办准生证，并去当地医院做产检。随后，通过种种不愿向我细谈的手段，小三被告知婴儿极有可能畸形，“维情”成员假扮的医生说服她放弃孩子。
种种情形，都逃不脱同一种路径：以信任为开端，以欺骗为结局。
当我将这个问题抛给明丽时，她并不认为这有何不妥：“如果我有机会跟最高领导人面谈半个小时，他一定会大力支持我们这个行业。家庭就是社会的细胞，如果每个家庭都很美满，社会发展一定很好。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好事。”
她一脸严肃地说：“我们这是构建和谐社会，弘扬正能量。”
4
一天下午，送走了一位怀着双胞胎，丈夫却和情人住在一起已经3个月不回家的妻子后，明丽拿起自己的手机，向我展示一张甜蜜的合影。照片上，一个留着乌黑长发、面孔可人的年轻女孩双手紧紧搂住一个帅气男人的胳膊，两人面颊贴在一起，满脸幸福之情。
这并非一对夫妻或是情侣，女孩是“维情”团队受一位妻子委托将要劝退的第三者，而她并不知道，自己搂着的这个男人，是明丽派来吸引她注意力的“演员”。
“小三无非是三种心态：要钱、要性、要人。”明丽说自己曾经对过去15年处理的案例进行过详细的数据分析，结论是以谋取钱财为目的的第三者占80%以上，但也有少数人会投入真清。对“维情”团队而言，处理这类案例的难度要大出许多。
但她声称这也并非难题，解决这类案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转移小三的注意力，让她把目光转向其他的男人。而这一任务，往往会由“维情”团队派出的“演员”完成。她将其概括为“移情疗法”。
38岁的虞若尘常常被安排执行此类任务。他身高170左右，外形条件并不出众，但他认为自己拥有一种成熟男人独具的魅力，容易获取女人的信任。“我结过两次婚，谈情说爱比较有经验，而且我好像天生就有这方面的悟性。”
虞若尘引以为豪的一起案例，是去年曾劝退一个已经为男方生下孩子的第三者H。男方曾买下一座幼儿园送给她，让她担任园长。尽管男方妻子多次派人对她殴打辱骂，但她仍不愿放手。
受男方妻子的委托，舒心先后几次安排劝退师接近小三，均以失败告终。由于经常遭遇威胁，她平日两点一线，回避与陌生人的接触。
经过两个月的摸索后，虞若尘假扮成一家传统文化协会的干事，打着推广传统文化的旗号，走进了H主持的幼儿园。他主动开出为幼儿园承担50%水电费的筹码，以此换取在幼儿园教授传统文化公益课程。在现实利益的吸引下，H同意与他合作。
随着双方信任的加深，交流的话题逐步延伸到了H的私生活。虞若尘展示出俘获女人内心的能力，一面向她不停渲染这段感情的悲观前景，一面对她施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体贴。久而久之，H对他的依赖感逐渐加强，两人距离也越走越近。H曾面露羞涩地问他：你现在结婚了吗？ 此时，男方妻子传递来的信息是，H已经很久没有和丈夫联系过。虞若尘判断，劝退任务已接近完成，自己到了该脱身的时刻。他以要出国进修为名，离开了这座南方小城，从此不与H联系。
执行此类任务时，他总会迎来一个抽身离去的节点，否则可能会将自己卷入不必要的麻烦。毕竟，他有妻子，还有两个孩子。常用的理由包括去外地工作、出国进修、身患重病，甚至是无法生育。
他并不否认，这可能会给劝退目标带来新的困扰。“用我们的术语来说，这叫作二次伤害。有时候，我们也很难做到十全十美，虽然对她可能有一些伤害，但如果能帮她脱离一个更大的困境，终归还是件好事。”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过程中涉及隐瞒、欺骗，显得不那么正当？”我问他。
“这要看怎么理解。虽然有些具体的方式看上去不那么光明正大，但我们的出发点是为了让双方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还男方一个完整的家庭，给女方创造一个拥有正常感情的机会。从最终目的来看，这是一件好事。”
他告诉我，这个过程让他充满快感，也令他热爱自己的工作，理由则是，“我是改写别人人生轨迹的人，把她带到正确的轨道上。”
尽管，这种“改写”往往是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的。
有关H的故事的后续进程是，她伤心失落之际，“维情”派出另一位“演员”接近她，并为她介绍新的男友。急需得到抚慰的H经历几次约会后，与一个曾经离异的男人建立起了恋爱关系。但她并不知道，她约见过的几个男人，都是“维情”委托当地婚介机构找来的。
明丽告诉我，这才是“移情疗法”的精髓所在，只有帮助第三者找到新的情感依靠，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她声称经过在婚姻咨询领域十几年的积累，她手头有着“取之不尽”的资源，可供她们选择。“我要是开一个婚介所，一定全上海滩没有对手。可是我没时间，小三劝退的业务实在是太火了。”
“可是她们毕竟曾经做过第三者，男方会介意吗？”我问她。
“不会，这是个人隐私，可以不告诉对方。我曾经跟很多男人说过，你跟一个人谈婚论嫁，你看重的是她的过去吗？你应该关注的是她的现在和未来。否则你就不要谈。”
她又搬出惯用的那一套现实主义逻辑：“何况，现在的人都很现实。很多人连离异有孩子的女人都能接受，这些女孩又年轻、又漂亮，还带着男人补偿她的一大笔资产，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
正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明丽的手机响了起来。她低头看了一眼，皱着眉头点开一条微信语音。
手机里传来了陈虹的哭泣声。类似的声音我在一周之前曾经听到过，只不过，那一次她是因为与周毅复婚喜极而泣，而这一次，流下的则是痛苦的眼泪——她发现周毅和小三又有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