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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曾有人担心，莫言会陷入“诺奖魔咒”得了诺奖就很难再进行持续创作。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埃斯普馬克却说：“我相信莫言得奖后依然会写出伟大的作品，他真的有一种力量，没有人会阻止他。”
如今，距离莫言获诺奖已过去整整8年，距他出版上一部小说也已过去整整10年。近日，莫言携新作《晚熟的人》重回公众视野，再次引发读者关注。
在这部中短篇小说集中，莫言根植乡土，聆听四面风雨;塑造典型，挪借八方音容。他用12个故事讲述获诺奖后的里里外外，有喜有悲，有荒诞有现实。从上世纪到当下社会，莫言从历史深处步入现实百态，壁立千仞，气象万千。读者不禁感慨，那个“讲故事的人”又回来了。
“说书人”故事常新
7月31日晚7点，作家莫言携新作《晚熟的人》重返读者视野，与评论家李敬泽、作家毕飞宇一起亮相直播，正式开启新书发售。这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首部作品，当晚有100多万网友在线观看，引发网络热议。
直播中，当被问到作家一般都是早熟的人，为什么书名叫作《晚熟的人》时，莫言表示，晚熟是一个很丰富的概念，从文学角度来讲，一个作家过早成熟了、定型了、不变化了，他的艺术创作之路也走到终点了。“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作品不断变化，不断超越自我。虽然这样难度很大，还是不希望自己过早被定型，不希望自己过早成熟，能够晚熟，使自己的艺术生命和艺术的创造力保持更长久一些。”
在这本蕴积了近10年的新作中，莫言一改一贯的故事讲述方式，在小说中注人了新鲜元素一汪洋恣肆中多了冷静直白，梦幻传奇里多了具象写实，还引入了全新的人物形象。在《红唇绿嘴》中，莫言塑造了一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不陌生的人物一网络“大咖”高参。她深谙互联网运作规律，手下有上百个铁杆水军，靠胡编乱造、添油加醋牟利。高参有一句“名言”：“在生活中，一万个人也成不了大气候，但网络上，一百个人便可以掀起滔天巨浪。”其中寄寓了作者的褒贬。这依旧是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的故事，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用童年经验和想象力织造的高密东北乡早已远去。对于故乡的变化，莫言很坦然：“将逝去的留不住，要到来的也拦不住。”莫言曾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如今，时代变了，故事常新。
其中，莫言的眼光不再聚焦于“英雄好汉”，而是转向了那些最平凡、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他们真实，仿佛就是从我们身边走出来的人物。正是这样一群人，组成了时代演进中的“常”与“变”。莫言写下他们的故事，好似不经意地在一张白纸上刻下一个又一个坐标。看完这12个故事，读者才恍然大悟，所有的坐标都被一条无形的线联系起来，莫言讲述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时代的潮起潮落。
这部作品延续了莫言一贯的第一人称叙事风格，不同的是，这12个故事中的“我”大都借用了作家本人当下的年龄和身份。作家毫不避讳地向读者敞开了获得诺奖后的生活，让读者可以追随书中这位“莫言”的脚步，回到高密东北乡。书中的“莫言”发现，家乡一夕之间成了旅游胜地，《红高粱》影视城拔地而起，山寨版“土匪窝”和“县衙门”突然涌现，“还有我家那五间摇摇欲倒的破房子，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挂上了牌子，成了景点”，每天都有人来参观，游客来自天南地北，甚至还有不远万里前来的外国人。
评论家李敬泽说：“《晚熟的人》同时也是关于书中叫‘莫言’的人物的故事。也就是说，现实中的作家莫言在打量着每个故事中叫‘莫言’的人物，书中的‘莫言’变成了被书写、被观看的人。我们能够看到书里叫‘莫言’的那位，尽管可能已经是一个被历史化甚至一定程度上经典化的作家，但是当他作为一个活动于此时此刻的人时，面对世界复杂的经验，他也会感到迟疑和困难，也会有迷惘和感叹，书中‘莫言’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现实中莫言的镜像。所有这一切在他过去的小说中并不常见。”
于是，书中的人和事，亦真亦假，打破了现实与虚构的边界，这正是莫言想要的艺术效果。他说：“小说中的’莫言’，实际上是我的分身，就像孙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他执行着我的指令，但他并不能自己做决定，我在观察着、记录着这个’莫言’与人物交往的过程。”
文学与故乡
正如鲁迅小说里的“鲁镇”，老舍笔下的“北平城”，莫言的小说里有一个永远的“高密东北乡”，从事创作几十年来，他不断把这个“邮票大小的地方”讲给国内外读者。对此，他坦言，“有的作家一辈子写他邮票那么大的一块乡土，却挖出一口深井，冒出旺盛的泉水。受此启发，我生发出一个雄心——把’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世界地图上很难找到这个地方，但在世界文学地图上，应该有一个‘高密东北乡’。”
在他看来，现实的乡土是根，文学的乡土顺着这条根不断生长。家乡养育了作家，也养育了作家的文学。作家生于斯、长于斯，喝了这个地方的水，吃了这里的庄稼长大成人。在高密东北乡，莫言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在这里接受教育，恋爱、结婚、生女，认识无数的朋友，听过无数的故事，这些都成为他后来创作的重要资源。
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故乡就成了莫言笔下不变的“主角”，无论是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他们总是在故乡这片土地上，演绎生活中的魔幻和现实。莫言将自己的写作比喻为“像田鼠一样在扩大自己的地盘”。“我一直在写高密东北乡，但是高密东北乡的边界是物质性的、是有限的，而文学性的边界却是不存在的。所以，我认为高密周边的像诸城、青州、潍县、昌邑、平度、胶州等县、市发生的故事，在这里生活的一些典型人物，都可以变成我文学创作的素材。”
莫言的最新作品《晚熟的人》中，同样可以窥见故乡的踪迹一很多人物的原型便是他的小学同学，而这部历经10年之久的作品也随着时光的流转在更新与完善。最典型的就是《等待摩西》这篇，里面写的是莫言的一个小学同学，他的同乡。摩西的爷爷在解放前就信仰基督教，由于他是一个教徒，所以他给他的儿子们、孙子们起的名字也都跟《圣经》里的人物有关，叫摩西、约翰等。莫言这个小学同学的名字就叫摩西。这篇小说最早创作于2012年，在那年的原稿中，摩西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结尾就落到了他的妻子每天提着糨糊桶，往来来往往运货的卡车上贴寻人启事。 2018年的时候，莫言到过去当兵的地方探望老战友，寻访当年住过的营房，去过黄县（现在的龙口），还有蓬莱、威海、烟台、海阳、栖霞、牟平...在某一个城市的一次晚宴上突然进来一个人，经过一番交流才知，这人正是失踪已久的摩西，“我问他，去哪了？他说不知道。”
《等待摩西》“等”来了它的结局，在《晚熟的人》中，这个故事得到了“更新”。“这一切都跟我小说里描写的一样，他去哪里了不知道，回来了也不会用手机，也不知道信用卡为何物，说的很多话都云山雾罩，也摸不到门前屋后。我觉得小说如果就像原来那样结尾，对不起小说的人物原型，必须要往下写。”
莫言在前几年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曾说，“小说有时候是会成长的，就像人会慢慢地成长一样。有一些依据某个真实的人物原型写作的小说，你把它放了10年以后，就发现这个小说必须往后续了，因为人物成长了。”
对于高密周边县的历史和现代生活，莫言非常感兴趣。“我一般先从阅读这些地方的文史资料开始，了解这些地方的历史变革、这些地方的土特产、这些地方的历史文化名人、这些地方的自然风光，以及这些地方的历史典故、传说和神话等。再进行实地考察，去看当地的博物馆，从理性上、文字上更准确地进行了解。”
莫言认为，作家的故乡跟作家的创作之间是血肉相连的关系。“如果我们生下来，一直在家乡，不离开家乡也许体会不到家乡的重要性、家乡的美、家乡很多让你不如意的地方、家乡让你摆脱不了的东西。但是，你如果离开了几十年以后，回头再看，你就感觉到家乡跟你实际上是血脉相连的，你要完全切开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你是做文学创作的。”
再谈诺奖之后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的写作状态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我作为获奖者就一下子被放在了聚光灯下，或者好像被拉到一个高台上，很多人都在看，放大你的每一个动作。平常大家谁也不会去注意你，现在你的一言一行都被大家关注。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立刻在报纸上被做成标题。这个时候面临的压力自然会很大。”
作家苏童曾说，诺奖之于莫言是“桂冠”，也是“枷锁”。伴随获奖而来的是无形的压力和无尽的琐事，一度使莫言无法持续创作。据统计，截至2016年，莫言獲奖后去了全世界至少34个不同的城市，参加过26次会议、18次讲座，题了几千次字，签了几万个名。特别是刚获奖后的2013年，莫言忙到一整年连一本书都没有看。
但莫言并未忘记作为作家的职责所在，他说：“我一直在努力，8年来我发表的作品不多，但还是一直在写作，一直在做准备。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你所做的事，都可能成为小说的素材或灵感的触发点。”
在这8年间，他不曾抛却自己的写作事业。“我最重要的工作当然还是写作。我把过去写完的小说、没有来得及修改的小说拿出来重新修改，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小说写完了放几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如果我早5年发表了，这个小说没有力量。以《等待摩西》为证，当时好像还不是这个题目，放几年人物原型成长了，故事发展了，加上后边那一大段好几千字，使这个小说一下子变得比原来要丰富多了，坏事变成了好事。
同时我前两年也在写戏曲，写《锦衣》《高粱酒》，写《檀香刑》歌剧，写诗歌，长的古体诗和现代白话诗，尝试多种文体的写作，实际上是自我训练。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我不了解格律诗的话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同时我也觉得我过去写的那些打油诗是很肤浅的，在技术上有很多问题。学习格律诗，是对我们语言的一种寻根、一种了解，使你正视到汉语言的韵律之美、节奏之美，这些对写作会产生很大的好处。”
何时能交出新的长篇？莫言直言，大部分读者包括很多评论者都觉得，一个作家只有拿出一部长篇来，仿佛才能证明他的才华和力量。“鲁迅没写过长篇，沈从文没写过长篇，国外没写过长篇的伟大作家更多，如莫泊桑、契诃夫等。但我们应该承认，长篇小说无论从体量还是反映生活的广度、丰富性上的确超过中短篇。我没有把中篇、短篇和长篇对立起来，这三种形式都是不可替代的，但我确实还有长篇的梦想，希望能在最近几年里拿出一部好的长篇来。”莫言说，写长篇不算特别困难，半年时间一定能写完，但他要写的必定和过去不一样，“是不是比以前的艺术水平更高？很难说。但故事不一样，时代不一样，使用的语言也有变化，应该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追求。所以，我正在努力。”
谈及未来的创作计划，莫言说：“希望能够在近几年里拿出一部好的长篇小说来。如果写，肯定写的跟以前不一样，故事不一样，时代不一样，语言也要有变化。”
被问及“你怎么判断未来的写作是否超越了自己？对很多作家来说，奖项是一个衡量的标准，但它对你似乎已经失效了。你自己的标准是什么？”他直言，“这个标准是跟自己过去的作品对比，比如说我要写一部新的长篇，首先我会拿它跟我的《生死疲劳》《丰乳肥臀》《红高梁家族》比较一下，应该有所不一样。对语言的追求是很重要的，也是一个最基本的追求，希望自己的语言能够比过去更加纯熟，还要有一种能够被大家接受的陌生化的语言效果，以及对故事、对人物的追求，那是一个全方位的追求。”
对于自己是否打破了所谓的“诺奖魔咒”，莫言十分坦然：“要等读者来判断。”他说：“‘诺奖魔咒’应该是一个客观存在，因为大部分的获奖作者获奖后很难再有力作出现。客观上的原因是获奖作家一般年龄较大，创作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有人甚至获奖后没有几年就告别了人世。但也有不少作家在获奖后依然写出了伟大的作品，像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在获奖之后创作出《霍乱时期的爱情》等至今还在被我们阅读的名著。”
回首获奖后的8年，莫言还是那个作为写作者的莫言。正如他多年前在一次演讲中所说，一个作家一辈子其实只能干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
如今，距离莫言获诺奖已过去整整8年，距他出版上一部小说也已过去整整10年。近日，莫言携新作《晚熟的人》重回公众视野，再次引发读者关注。
在这部中短篇小说集中，莫言根植乡土，聆听四面风雨;塑造典型，挪借八方音容。他用12个故事讲述获诺奖后的里里外外，有喜有悲，有荒诞有现实。从上世纪到当下社会，莫言从历史深处步入现实百态，壁立千仞，气象万千。读者不禁感慨，那个“讲故事的人”又回来了。
“说书人”故事常新
7月31日晚7点，作家莫言携新作《晚熟的人》重返读者视野，与评论家李敬泽、作家毕飞宇一起亮相直播，正式开启新书发售。这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首部作品，当晚有100多万网友在线观看，引发网络热议。
直播中，当被问到作家一般都是早熟的人，为什么书名叫作《晚熟的人》时，莫言表示，晚熟是一个很丰富的概念，从文学角度来讲，一个作家过早成熟了、定型了、不变化了，他的艺术创作之路也走到终点了。“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作品不断变化，不断超越自我。虽然这样难度很大，还是不希望自己过早被定型，不希望自己过早成熟，能够晚熟，使自己的艺术生命和艺术的创造力保持更长久一些。”
在这本蕴积了近10年的新作中，莫言一改一贯的故事讲述方式，在小说中注人了新鲜元素一汪洋恣肆中多了冷静直白，梦幻传奇里多了具象写实，还引入了全新的人物形象。在《红唇绿嘴》中，莫言塑造了一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不陌生的人物一网络“大咖”高参。她深谙互联网运作规律，手下有上百个铁杆水军，靠胡编乱造、添油加醋牟利。高参有一句“名言”：“在生活中，一万个人也成不了大气候，但网络上，一百个人便可以掀起滔天巨浪。”其中寄寓了作者的褒贬。这依旧是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的故事，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用童年经验和想象力织造的高密东北乡早已远去。对于故乡的变化，莫言很坦然：“将逝去的留不住，要到来的也拦不住。”莫言曾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如今，时代变了，故事常新。
其中，莫言的眼光不再聚焦于“英雄好汉”，而是转向了那些最平凡、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他们真实，仿佛就是从我们身边走出来的人物。正是这样一群人，组成了时代演进中的“常”与“变”。莫言写下他们的故事，好似不经意地在一张白纸上刻下一个又一个坐标。看完这12个故事，读者才恍然大悟，所有的坐标都被一条无形的线联系起来，莫言讲述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时代的潮起潮落。
这部作品延续了莫言一贯的第一人称叙事风格，不同的是，这12个故事中的“我”大都借用了作家本人当下的年龄和身份。作家毫不避讳地向读者敞开了获得诺奖后的生活，让读者可以追随书中这位“莫言”的脚步，回到高密东北乡。书中的“莫言”发现，家乡一夕之间成了旅游胜地，《红高粱》影视城拔地而起，山寨版“土匪窝”和“县衙门”突然涌现，“还有我家那五间摇摇欲倒的破房子，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挂上了牌子，成了景点”，每天都有人来参观，游客来自天南地北，甚至还有不远万里前来的外国人。
评论家李敬泽说：“《晚熟的人》同时也是关于书中叫‘莫言’的人物的故事。也就是说，现实中的作家莫言在打量着每个故事中叫‘莫言’的人物，书中的‘莫言’变成了被书写、被观看的人。我们能够看到书里叫‘莫言’的那位，尽管可能已经是一个被历史化甚至一定程度上经典化的作家，但是当他作为一个活动于此时此刻的人时，面对世界复杂的经验，他也会感到迟疑和困难，也会有迷惘和感叹，书中‘莫言’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现实中莫言的镜像。所有这一切在他过去的小说中并不常见。”
于是，书中的人和事，亦真亦假，打破了现实与虚构的边界，这正是莫言想要的艺术效果。他说：“小说中的’莫言’，实际上是我的分身，就像孙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他执行着我的指令，但他并不能自己做决定，我在观察着、记录着这个’莫言’与人物交往的过程。”
文学与故乡
正如鲁迅小说里的“鲁镇”，老舍笔下的“北平城”，莫言的小说里有一个永远的“高密东北乡”，从事创作几十年来，他不断把这个“邮票大小的地方”讲给国内外读者。对此，他坦言，“有的作家一辈子写他邮票那么大的一块乡土，却挖出一口深井，冒出旺盛的泉水。受此启发，我生发出一个雄心——把’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世界地图上很难找到这个地方，但在世界文学地图上，应该有一个‘高密东北乡’。”
在他看来，现实的乡土是根，文学的乡土顺着这条根不断生长。家乡养育了作家，也养育了作家的文学。作家生于斯、长于斯，喝了这个地方的水，吃了这里的庄稼长大成人。在高密东北乡，莫言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在这里接受教育，恋爱、结婚、生女，认识无数的朋友，听过无数的故事，这些都成为他后来创作的重要资源。
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故乡就成了莫言笔下不变的“主角”，无论是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他们总是在故乡这片土地上，演绎生活中的魔幻和现实。莫言将自己的写作比喻为“像田鼠一样在扩大自己的地盘”。“我一直在写高密东北乡，但是高密东北乡的边界是物质性的、是有限的，而文学性的边界却是不存在的。所以，我认为高密周边的像诸城、青州、潍县、昌邑、平度、胶州等县、市发生的故事，在这里生活的一些典型人物，都可以变成我文学创作的素材。”
莫言的最新作品《晚熟的人》中，同样可以窥见故乡的踪迹一很多人物的原型便是他的小学同学，而这部历经10年之久的作品也随着时光的流转在更新与完善。最典型的就是《等待摩西》这篇，里面写的是莫言的一个小学同学，他的同乡。摩西的爷爷在解放前就信仰基督教，由于他是一个教徒，所以他给他的儿子们、孙子们起的名字也都跟《圣经》里的人物有关，叫摩西、约翰等。莫言这个小学同学的名字就叫摩西。这篇小说最早创作于2012年，在那年的原稿中，摩西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结尾就落到了他的妻子每天提着糨糊桶，往来来往往运货的卡车上贴寻人启事。 2018年的时候，莫言到过去当兵的地方探望老战友，寻访当年住过的营房，去过黄县（现在的龙口），还有蓬莱、威海、烟台、海阳、栖霞、牟平...在某一个城市的一次晚宴上突然进来一个人，经过一番交流才知，这人正是失踪已久的摩西，“我问他，去哪了？他说不知道。”
《等待摩西》“等”来了它的结局，在《晚熟的人》中，这个故事得到了“更新”。“这一切都跟我小说里描写的一样，他去哪里了不知道，回来了也不会用手机，也不知道信用卡为何物，说的很多话都云山雾罩，也摸不到门前屋后。我觉得小说如果就像原来那样结尾，对不起小说的人物原型，必须要往下写。”
莫言在前几年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曾说，“小说有时候是会成长的，就像人会慢慢地成长一样。有一些依据某个真实的人物原型写作的小说，你把它放了10年以后，就发现这个小说必须往后续了，因为人物成长了。”
对于高密周边县的历史和现代生活，莫言非常感兴趣。“我一般先从阅读这些地方的文史资料开始，了解这些地方的历史变革、这些地方的土特产、这些地方的历史文化名人、这些地方的自然风光，以及这些地方的历史典故、传说和神话等。再进行实地考察，去看当地的博物馆，从理性上、文字上更准确地进行了解。”
莫言认为，作家的故乡跟作家的创作之间是血肉相连的关系。“如果我们生下来，一直在家乡，不离开家乡也许体会不到家乡的重要性、家乡的美、家乡很多让你不如意的地方、家乡让你摆脱不了的东西。但是，你如果离开了几十年以后，回头再看，你就感觉到家乡跟你实际上是血脉相连的，你要完全切开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你是做文学创作的。”
再谈诺奖之后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的写作状态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我作为获奖者就一下子被放在了聚光灯下，或者好像被拉到一个高台上，很多人都在看，放大你的每一个动作。平常大家谁也不会去注意你，现在你的一言一行都被大家关注。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立刻在报纸上被做成标题。这个时候面临的压力自然会很大。”
作家苏童曾说，诺奖之于莫言是“桂冠”，也是“枷锁”。伴随获奖而来的是无形的压力和无尽的琐事，一度使莫言无法持续创作。据统计，截至2016年，莫言獲奖后去了全世界至少34个不同的城市，参加过26次会议、18次讲座，题了几千次字，签了几万个名。特别是刚获奖后的2013年，莫言忙到一整年连一本书都没有看。
但莫言并未忘记作为作家的职责所在，他说：“我一直在努力，8年来我发表的作品不多，但还是一直在写作，一直在做准备。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你所做的事，都可能成为小说的素材或灵感的触发点。”
在这8年间，他不曾抛却自己的写作事业。“我最重要的工作当然还是写作。我把过去写完的小说、没有来得及修改的小说拿出来重新修改，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小说写完了放几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如果我早5年发表了，这个小说没有力量。以《等待摩西》为证，当时好像还不是这个题目，放几年人物原型成长了，故事发展了，加上后边那一大段好几千字，使这个小说一下子变得比原来要丰富多了，坏事变成了好事。
同时我前两年也在写戏曲，写《锦衣》《高粱酒》，写《檀香刑》歌剧，写诗歌，长的古体诗和现代白话诗，尝试多种文体的写作，实际上是自我训练。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我不了解格律诗的话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同时我也觉得我过去写的那些打油诗是很肤浅的，在技术上有很多问题。学习格律诗，是对我们语言的一种寻根、一种了解，使你正视到汉语言的韵律之美、节奏之美，这些对写作会产生很大的好处。”
何时能交出新的长篇？莫言直言，大部分读者包括很多评论者都觉得，一个作家只有拿出一部长篇来，仿佛才能证明他的才华和力量。“鲁迅没写过长篇，沈从文没写过长篇，国外没写过长篇的伟大作家更多，如莫泊桑、契诃夫等。但我们应该承认，长篇小说无论从体量还是反映生活的广度、丰富性上的确超过中短篇。我没有把中篇、短篇和长篇对立起来，这三种形式都是不可替代的，但我确实还有长篇的梦想，希望能在最近几年里拿出一部好的长篇来。”莫言说，写长篇不算特别困难，半年时间一定能写完，但他要写的必定和过去不一样，“是不是比以前的艺术水平更高？很难说。但故事不一样，时代不一样，使用的语言也有变化，应该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追求。所以，我正在努力。”
谈及未来的创作计划，莫言说：“希望能够在近几年里拿出一部好的长篇小说来。如果写，肯定写的跟以前不一样，故事不一样，时代不一样，语言也要有变化。”
被问及“你怎么判断未来的写作是否超越了自己？对很多作家来说，奖项是一个衡量的标准，但它对你似乎已经失效了。你自己的标准是什么？”他直言，“这个标准是跟自己过去的作品对比，比如说我要写一部新的长篇，首先我会拿它跟我的《生死疲劳》《丰乳肥臀》《红高梁家族》比较一下，应该有所不一样。对语言的追求是很重要的，也是一个最基本的追求，希望自己的语言能够比过去更加纯熟，还要有一种能够被大家接受的陌生化的语言效果，以及对故事、对人物的追求，那是一个全方位的追求。”
对于自己是否打破了所谓的“诺奖魔咒”，莫言十分坦然：“要等读者来判断。”他说：“‘诺奖魔咒’应该是一个客观存在，因为大部分的获奖作者获奖后很难再有力作出现。客观上的原因是获奖作家一般年龄较大，创作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有人甚至获奖后没有几年就告别了人世。但也有不少作家在获奖后依然写出了伟大的作品，像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在获奖之后创作出《霍乱时期的爱情》等至今还在被我们阅读的名著。”
回首获奖后的8年，莫言还是那个作为写作者的莫言。正如他多年前在一次演讲中所说，一个作家一辈子其实只能干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