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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7月1日是顾准诞辰100周年，我们转发朱学勤先生一篇旧文，以纪念顾准这位在“文革”十年中仍坚持独立思考的思想先驱。“愧对顾准”的话题，放在今天亦不过时。如文中所言，不正视历史循环，不正视循环中是千百万平民在付出生命血泪，仅仅以虚幻的社会良心自慰，就不可能理解顾准，不可能理解顾准在半生革命生涯后为什么会有那么彻底那么沉痛的反思。
“你们手上都有血，而我没有！”
1995年11月下旬，我去北京参加中国社科院的—个小型会议，纪念顾准先生八十周年诞辰暨《顾准文集》研讨会。会议期间，听到过这样一种不同意见：
“顾准思想究竟有多少新意？在思想史上究竟能占有何种地位？现在热衷于纪念顾准的人，实际上是借顾准酒杯浇自己块垒，寄托他们对八十年代的怀念。”
持这一意见的朋友多为八十年代毕业的一代新秀，也就是说，是我的同代人。能有这样的不同意见出现，本身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它至少说明，顾准思想在大陆，已经跨越了介绍阶段，正在进入研究阶段。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我听到两位七十岁老人回忆起孙冶方有关顾准的两件往事。
一是孙冶方临终前交待，将来出他的经济学文集，在五十年代有关价值规律的那篇著名文章下面，一定要注明此文创意原出顾准，是顾准促使他第一次思考这一问题，由此引发当年那场大辩论；
二是说他生前有一心事始终放不下，那就是顾准有一次曾经对他正色言道：“你们手上都有血，而我没有！”
以顾准与孙私谊之深，以顾准当时已是有罪待诛身份，顾准竟然有勇气直面此言，孙冶方至死都觉震撼。
这样的一种心事，大概也属于帕斯捷尔纳克所说的那种“痛苦使忧愁变成了心病”？
有勇气对别人说出那样一段心事，这样的人本身内心无愧，能有这种“心病”的人是高尚的。七十多左右的那一辈老人，也许是目前大陆上尚能保存早年所受民主教育与人道底色的唯——代人。
他们之所以念念不忘顾准，即使有怀旧之情，那也不是为了纪念八十年代，因为顾准与八十年代毫无关联，而是因为他们从顾准身上，唤起了早年所受教育的记忆。
他们的下一辈，也就是我们的上一辈，是至今尚难从苏联文学的光明梦中完全清醒的人，他们深深锲入七十岁与四十岁两代人之间，两头不着岸。
包括我在内的四十岁左右第三代，今天尽管比前两代更容易接纳欧美学理，但是我们的整体人格与器宇，能否隔代相传，跨越上一代造成的间隔，达到与七十岁那一代对接的境界，我至今不抱幻想。
从小处说，我们不仅愧对顾准，可能还愧对敢于说出“愧对顾准”的那一代还活着的人。
“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
只要不怀偏见，耐心读完《顾准文集》，其实并不难得出顾准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应该占有一个什么地位的结论。
顾准生前曾经自问：
1）“1917～1967，整整五十年，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
2）“1789、1870、1917，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还有另一股潮流，两股潮流在交叉吗？怎样交叉的？他们的成果可以比较吗？前景如何？”
3）“1789、1870、1917，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要不要从头思考一下这个终极目的？”
他这里说的1789、1870、1917，是指这三个历史年份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和本世纪苏联十月革命，以及以此为标志的欧陆思潮与实践；与此对位而立，是以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1775年美国革命为代表的另一股英美思潮与实践。
顾准发现：
“1789、1917这股力量之所以强有力，一方面是因为它抓住了时代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它设定了终极目的。而终极目的，则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要复活，地上要建立千年的王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
“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顾准写道。
为了揭示1789、1917这股潮流中的神学成分，顾准曾经沿着西方思想史的源流逆流而上，直至希腊哲学的源头，然后，再掉头向下，节节清理从思想到现实诸种神学成分的古今流变，涉及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西方史、东方史。
他首先发现，神学成分在柏拉图一亚里士多德这一师生链中即已发生：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贬“实在世界”为“有缺憾的世界”；
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因”和“目的论”以唯理论的逻辑推导预设了“上帝”和“终极目的”的存在，人类知识之“真”，就在于对“终极目的”之“善”的认识；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因”不仅预设了“上帝”的存在，而且混淆了“真”“善”这两个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的严重区别。
上述神学成分形成西方近代思想史上唯理论的强大传统，至近代，基本为法国的政治思想与德国的哲学思想所接收，并形成欧陆哲学的鲜明风格，与英美流派的经验论风格双峰并峙，二水分流。
法国1793年革命，是典型欧陆风格的一场政治实践，要在人间实现天国；而这一实践的哲学化、观念化，却是德国黑格尔哲学在体系上加以思辨演绎的结果。
从此点切入，顾准重新研读他早年参加革命时研读过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神圣家族”，发现马克思并没有切断与黑格尔的哲学联系。
黑格尔主义有三种极重要的成果，皆为马克思所接受，但“加上了革命的改造”：
第一，黑格尔的“真善一致論”，被马克思改造为“历史与逻辑的一致”；
第二，黑格尔在思辨中实现“真善一致”，马克思要在革命实践中实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
第三，黑格尔在思辨中论证普鲁士王国实现了真善一致，实现了1793年的理想，即给他的历史哲学划上了—个句号。 而马克思认为普鲁士王国并未体现真善一致，甚至认为到他那时为止的人类历史都是史前史，都不足以体现真善一致，只有结束这部史前史，人类才能真正开始普遍解放的“在地上实现天国”的神圣史。
顾准认为，从马克思发展到列宁，上述神学成分发展得更为简单，更为粗暴。
他看出柏拉图以后，西方哲学长期笼罩在唯理主义的传统中，“唯有培根以后的英国，是经验主义占优势”，尚可与欧陆风格相抗衡，或可解唯理主义之偏至。
英国经验主义有两支，一是培根为代表的唯物论经验主义，一是贝克莱为代表的唯心论经验主义，前者是主流，后者是支流。问题在于支流旁出，“哄动了社会，哄动了历史”。
列宁抓住了贝克莱“经验的主观化”，用以反对培根的“经验的客观化”，将英国的经验主义统统斥为“羞羞答答的不可知论者”。这种理论策略一时获得成功，但对缓解马克思哲学基础中的神学成分十分不利。
尤其是继续批判马赫、伯恩斯坦，则更为明确地拒绝了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斯坦等人援引近代经验主义以缓解这一哲学基础中柏拉图一黑格尔神学目的论成分的一次重大机会。
这种发展趋势经斯大林教条化处理以后，不仅在内容上，甚至在形式上更像一种教会教义。苏式教条所经之处，既遏制了社会主义国家自然科学循唯物论经验主义之路的健康发展，也扑灭了人文学科破政治神学论、破“1793年潮流”所形成的意识形态神话的一息生机。
顾准巨眼识慧，曾扼腕长叹：
“近代经验主义、多元主义以及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繁荣昌盛，总的说来，是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的成果。可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却一直把它看作是贝克莱主义的‘—丘之貉’，悲乎！”
在这里，有两大思想‘要穴”被穿透：
一是以法国1789年革命、1870年起义、苏联1917年革命为历史依据的近代意识形态，必须从头清理；与此同时，以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1787年美国立宪为标志的“另—股潮流”则应公正评价；
二是马克思主义与法国革命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西方也有称法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第四来源。应该从头疏浚，非如此，难以清理“娜拉出走”的观念障碍。
这两大思想”要穴”，可以说是近代意识形态与学术神话互为奥援的脏腑之地。直到今天，大陆主流学界对这块脏腑之地的反思工程也还没有正式开始。
我们超越了顾淮？
二十年后回头看，要找出顾准当年思想探险的个别失误，确实不很困难。但是在整体水准上，那样的思想认识不仅属二十年前的先知先觉，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失去它的前瞻性。
举一个例子：大陆知识分子今天控诉文革造神运动，大多还停留在波普尔所称“历史阴谋论”的水准，将造神运动的出现仅仅视作毛及其周围群小的阴谋活动。有几人能超出此种由中国宫廷史知识背景熏陶出来的认识惯性，像顾准这样破壁而出，将此与一个更为悠远阔大的历史运动相联，上溯柏拉图，下抵斯大林，上下两千年，旁及古中西，如此穷根极底的大范围搜索？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头茫茫皆有见。我们或许可以从内外两个角度来思考顾淮思想的历史意义：
一、从1905年废止科举，新知识分子群逐渐成形，至1957年五十五万最后还保留着一点英美教育底色的知识分子被一网打尽，百年积累，毁于一旦。
以后尽管发生过这样那样的学术争鸣，亦大多陷溺于每一阶段话语禁忌范围内的伪问题、假问题，如史学界所谓的“五朵金花”之争，今日回顾，大概只能说是病梅馆中的五朵病梅。
大雾弥漫之中，几乎没有人能够彻底跳出意识形态蔽障，全方位地剔除那些牢笼人心的假问题、伪问题，提出一些真正撼动意识形态蔽障的真问题。从目前可见的思想资料判断，恐怕只有顾准一人承擔了这一中国现代史上的思想探险活动。
是否可以这样说，他几乎是以一人之力撑起了1957年以后大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断层？
二、顾准当年既被国内主流学界所放逐，又无外部先进学理资源为援接，除了翻译熊彼得《资本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从该书注释中看到一两条西方学理概念，他几乎是一灯如豆，在一条思想的隧道中独自掘进。
从目前残留的那些思想手稿判断，他是在一个铁桶般的蔽障前单兵独进，只手破壁，达到了能够与外部葛兰西、卢卡契、海耶克、柏林等当代先进思想家对话的水准。
是否也可以这样说：他几乎是以一人之力顽强凿通了那条阻隔中、西思想对话的黑暗隧道？
今日尚还活着的许多人，其中不少确实卓有学识，但却陷溺于那种新蔽障而不能自拔——为“左”为“右”争执不休，热泪长流，顾准二十年前即提出了“娜拉出走”的问题，两者差距，何止以道里计。
试问，如果连这样的人都不值得我们纪念，不知道学界还要纪念怎样的人才好。如果连这样的人都不是思想英雄，还有怎样的人才可算思想英雄？
八十年代养成的一代新人，今天已经学会以点数海外新学理、新概念为能事。但是，无论就知识规模的全数气象，还是见识兼胆识的锐利目光，乃至为走出蔽障承当了那样深重的牺牲，我们当中又有谁敢于说-一“我超越了顾准”？
是会有那么一天，仁者与卑者将同时发出欢呼：顾准思想终于过时了。我也希望那一天来得越早越好。然而，能过时的是顾准思想，不会过时的却是顾准精神。只要大陆学界最终还不能放弃思想，不能放弃那么一点敢于破壁的精神，那么我相信，顾准的身影就不会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
愧对顾淮
这篇文章快写完的时候，从电话里证实了—则很久前就已听说的真实故事：
有境外同行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问及大陆学界，在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你们有没有可以称得上稍微像样一点的人物？面对这样一个潜含挑战的问题，一位学界前辈佝偻而起，应声答对：有，有一位，那就是顾准！
可惜我不在现场。但我能够想见当时一语既出，语惊四座的精彩情景。此话还是出自顾准的同龄人，使我又一次感叹：
是的，只有敢于说“愧对顾准”的人，才是敢于以顾准为骄傲的人。他们这一代有顾准，足可弥补他们在漫长岁月里蒙受的那么多羞辱，死亦可瞑目。也幸亏有顾准，才挽回了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
我们不是没有崇高，我们只不过是将崇高与伪教条混为一谈，然后以此躲避崇高。倘若我们不敢说“愧对顾准”，哪怕小声地说一次都不敢，这一代恐怕就难以产生自己的顾准了。
“你们手上都有血，而我没有！”
1995年11月下旬，我去北京参加中国社科院的—个小型会议，纪念顾准先生八十周年诞辰暨《顾准文集》研讨会。会议期间，听到过这样一种不同意见：
“顾准思想究竟有多少新意？在思想史上究竟能占有何种地位？现在热衷于纪念顾准的人，实际上是借顾准酒杯浇自己块垒，寄托他们对八十年代的怀念。”
持这一意见的朋友多为八十年代毕业的一代新秀，也就是说，是我的同代人。能有这样的不同意见出现，本身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它至少说明，顾准思想在大陆，已经跨越了介绍阶段，正在进入研究阶段。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我听到两位七十岁老人回忆起孙冶方有关顾准的两件往事。
一是孙冶方临终前交待，将来出他的经济学文集，在五十年代有关价值规律的那篇著名文章下面，一定要注明此文创意原出顾准，是顾准促使他第一次思考这一问题，由此引发当年那场大辩论；
二是说他生前有一心事始终放不下，那就是顾准有一次曾经对他正色言道：“你们手上都有血，而我没有！”
以顾准与孙私谊之深，以顾准当时已是有罪待诛身份，顾准竟然有勇气直面此言，孙冶方至死都觉震撼。
这样的一种心事，大概也属于帕斯捷尔纳克所说的那种“痛苦使忧愁变成了心病”？
有勇气对别人说出那样一段心事，这样的人本身内心无愧，能有这种“心病”的人是高尚的。七十多左右的那一辈老人，也许是目前大陆上尚能保存早年所受民主教育与人道底色的唯——代人。
他们之所以念念不忘顾准，即使有怀旧之情，那也不是为了纪念八十年代，因为顾准与八十年代毫无关联，而是因为他们从顾准身上，唤起了早年所受教育的记忆。
他们的下一辈，也就是我们的上一辈，是至今尚难从苏联文学的光明梦中完全清醒的人，他们深深锲入七十岁与四十岁两代人之间，两头不着岸。
包括我在内的四十岁左右第三代，今天尽管比前两代更容易接纳欧美学理，但是我们的整体人格与器宇，能否隔代相传，跨越上一代造成的间隔，达到与七十岁那一代对接的境界，我至今不抱幻想。
从小处说，我们不仅愧对顾准，可能还愧对敢于说出“愧对顾准”的那一代还活着的人。
“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
只要不怀偏见，耐心读完《顾准文集》，其实并不难得出顾准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应该占有一个什么地位的结论。
顾准生前曾经自问：
1）“1917～1967，整整五十年，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
2）“1789、1870、1917，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还有另一股潮流，两股潮流在交叉吗？怎样交叉的？他们的成果可以比较吗？前景如何？”
3）“1789、1870、1917，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要不要从头思考一下这个终极目的？”
他这里说的1789、1870、1917，是指这三个历史年份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和本世纪苏联十月革命，以及以此为标志的欧陆思潮与实践；与此对位而立，是以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1775年美国革命为代表的另一股英美思潮与实践。
顾准发现：
“1789、1917这股力量之所以强有力，一方面是因为它抓住了时代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它设定了终极目的。而终极目的，则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要复活，地上要建立千年的王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
“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顾准写道。
为了揭示1789、1917这股潮流中的神学成分，顾准曾经沿着西方思想史的源流逆流而上，直至希腊哲学的源头，然后，再掉头向下，节节清理从思想到现实诸种神学成分的古今流变，涉及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西方史、东方史。
他首先发现，神学成分在柏拉图一亚里士多德这一师生链中即已发生：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贬“实在世界”为“有缺憾的世界”；
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因”和“目的论”以唯理论的逻辑推导预设了“上帝”和“终极目的”的存在，人类知识之“真”，就在于对“终极目的”之“善”的认识；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因”不仅预设了“上帝”的存在，而且混淆了“真”“善”这两个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的严重区别。
上述神学成分形成西方近代思想史上唯理论的强大传统，至近代，基本为法国的政治思想与德国的哲学思想所接收，并形成欧陆哲学的鲜明风格，与英美流派的经验论风格双峰并峙，二水分流。
法国1793年革命，是典型欧陆风格的一场政治实践，要在人间实现天国；而这一实践的哲学化、观念化，却是德国黑格尔哲学在体系上加以思辨演绎的结果。
从此点切入，顾准重新研读他早年参加革命时研读过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神圣家族”，发现马克思并没有切断与黑格尔的哲学联系。
黑格尔主义有三种极重要的成果，皆为马克思所接受，但“加上了革命的改造”：
第一，黑格尔的“真善一致論”，被马克思改造为“历史与逻辑的一致”；
第二，黑格尔在思辨中实现“真善一致”，马克思要在革命实践中实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
第三，黑格尔在思辨中论证普鲁士王国实现了真善一致，实现了1793年的理想，即给他的历史哲学划上了—个句号。 而马克思认为普鲁士王国并未体现真善一致，甚至认为到他那时为止的人类历史都是史前史，都不足以体现真善一致，只有结束这部史前史，人类才能真正开始普遍解放的“在地上实现天国”的神圣史。
顾准认为，从马克思发展到列宁，上述神学成分发展得更为简单，更为粗暴。
他看出柏拉图以后，西方哲学长期笼罩在唯理主义的传统中，“唯有培根以后的英国，是经验主义占优势”，尚可与欧陆风格相抗衡，或可解唯理主义之偏至。
英国经验主义有两支，一是培根为代表的唯物论经验主义，一是贝克莱为代表的唯心论经验主义，前者是主流，后者是支流。问题在于支流旁出，“哄动了社会，哄动了历史”。
列宁抓住了贝克莱“经验的主观化”，用以反对培根的“经验的客观化”，将英国的经验主义统统斥为“羞羞答答的不可知论者”。这种理论策略一时获得成功，但对缓解马克思哲学基础中的神学成分十分不利。
尤其是继续批判马赫、伯恩斯坦，则更为明确地拒绝了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斯坦等人援引近代经验主义以缓解这一哲学基础中柏拉图一黑格尔神学目的论成分的一次重大机会。
这种发展趋势经斯大林教条化处理以后，不仅在内容上，甚至在形式上更像一种教会教义。苏式教条所经之处，既遏制了社会主义国家自然科学循唯物论经验主义之路的健康发展，也扑灭了人文学科破政治神学论、破“1793年潮流”所形成的意识形态神话的一息生机。
顾准巨眼识慧，曾扼腕长叹：
“近代经验主义、多元主义以及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繁荣昌盛，总的说来，是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的成果。可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却一直把它看作是贝克莱主义的‘—丘之貉’，悲乎！”
在这里，有两大思想‘要穴”被穿透：
一是以法国1789年革命、1870年起义、苏联1917年革命为历史依据的近代意识形态，必须从头清理；与此同时，以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1787年美国立宪为标志的“另—股潮流”则应公正评价；
二是马克思主义与法国革命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西方也有称法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第四来源。应该从头疏浚，非如此，难以清理“娜拉出走”的观念障碍。
这两大思想”要穴”，可以说是近代意识形态与学术神话互为奥援的脏腑之地。直到今天，大陆主流学界对这块脏腑之地的反思工程也还没有正式开始。
我们超越了顾淮？
二十年后回头看，要找出顾准当年思想探险的个别失误，确实不很困难。但是在整体水准上，那样的思想认识不仅属二十年前的先知先觉，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失去它的前瞻性。
举一个例子：大陆知识分子今天控诉文革造神运动，大多还停留在波普尔所称“历史阴谋论”的水准，将造神运动的出现仅仅视作毛及其周围群小的阴谋活动。有几人能超出此种由中国宫廷史知识背景熏陶出来的认识惯性，像顾准这样破壁而出，将此与一个更为悠远阔大的历史运动相联，上溯柏拉图，下抵斯大林，上下两千年，旁及古中西，如此穷根极底的大范围搜索？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头茫茫皆有见。我们或许可以从内外两个角度来思考顾淮思想的历史意义：
一、从1905年废止科举，新知识分子群逐渐成形，至1957年五十五万最后还保留着一点英美教育底色的知识分子被一网打尽，百年积累，毁于一旦。
以后尽管发生过这样那样的学术争鸣，亦大多陷溺于每一阶段话语禁忌范围内的伪问题、假问题，如史学界所谓的“五朵金花”之争，今日回顾，大概只能说是病梅馆中的五朵病梅。
大雾弥漫之中，几乎没有人能够彻底跳出意识形态蔽障，全方位地剔除那些牢笼人心的假问题、伪问题，提出一些真正撼动意识形态蔽障的真问题。从目前可见的思想资料判断，恐怕只有顾准一人承擔了这一中国现代史上的思想探险活动。
是否可以这样说，他几乎是以一人之力撑起了1957年以后大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断层？
二、顾准当年既被国内主流学界所放逐，又无外部先进学理资源为援接，除了翻译熊彼得《资本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从该书注释中看到一两条西方学理概念，他几乎是一灯如豆，在一条思想的隧道中独自掘进。
从目前残留的那些思想手稿判断，他是在一个铁桶般的蔽障前单兵独进，只手破壁，达到了能够与外部葛兰西、卢卡契、海耶克、柏林等当代先进思想家对话的水准。
是否也可以这样说：他几乎是以一人之力顽强凿通了那条阻隔中、西思想对话的黑暗隧道？
今日尚还活着的许多人，其中不少确实卓有学识，但却陷溺于那种新蔽障而不能自拔——为“左”为“右”争执不休，热泪长流，顾准二十年前即提出了“娜拉出走”的问题，两者差距，何止以道里计。
试问，如果连这样的人都不值得我们纪念，不知道学界还要纪念怎样的人才好。如果连这样的人都不是思想英雄，还有怎样的人才可算思想英雄？
八十年代养成的一代新人，今天已经学会以点数海外新学理、新概念为能事。但是，无论就知识规模的全数气象，还是见识兼胆识的锐利目光，乃至为走出蔽障承当了那样深重的牺牲，我们当中又有谁敢于说-一“我超越了顾准”？
是会有那么一天，仁者与卑者将同时发出欢呼：顾准思想终于过时了。我也希望那一天来得越早越好。然而，能过时的是顾准思想，不会过时的却是顾准精神。只要大陆学界最终还不能放弃思想，不能放弃那么一点敢于破壁的精神，那么我相信，顾准的身影就不会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
愧对顾淮
这篇文章快写完的时候，从电话里证实了—则很久前就已听说的真实故事：
有境外同行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问及大陆学界，在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你们有没有可以称得上稍微像样一点的人物？面对这样一个潜含挑战的问题，一位学界前辈佝偻而起，应声答对：有，有一位，那就是顾准！
可惜我不在现场。但我能够想见当时一语既出，语惊四座的精彩情景。此话还是出自顾准的同龄人，使我又一次感叹：
是的，只有敢于说“愧对顾准”的人，才是敢于以顾准为骄傲的人。他们这一代有顾准，足可弥补他们在漫长岁月里蒙受的那么多羞辱，死亦可瞑目。也幸亏有顾准，才挽回了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
我们不是没有崇高，我们只不过是将崇高与伪教条混为一谈，然后以此躲避崇高。倘若我们不敢说“愧对顾准”，哪怕小声地说一次都不敢，这一代恐怕就难以产生自己的顾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