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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蛇年，新四军第三师女战士胡百流已经98岁高龄，除了耳背和记忆力有些丧失外，其他生命体征尚好，正在向100岁进军。
胡百流是一位淡泊宁静、不计名利的老人，她没有写回忆录，甚至在子女面前极少谈及自己。在居住的小区，她是最年长者，以高寿闻名，却极少有人知道她是新四军女战士，是烈士的遗孀。
她从事幼儿园和保育院工作，儿女们却被送给了老乡
胡百流，原名胡秀芳，1916年2月出生于江苏省太仓城厢镇，1936年在上海一所小学任教。在这期间，他认识了老家在江苏省阜宁县的丈夫李朴夫，两人在上海相识成家，过着还算安稳的日子。
1937年8月3日，日本军队开进上海，胡百流和李朴夫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从此生活变得动荡不安。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胡百流和李朴夫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来到阜宁，继续从事各种敌后抗日活动。
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及时作出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决策。同年2月，抽调八路军第五纵队组成新四军第三师，9月组成盐阜军区，胡百流和李朴夫双双成为光荣的新四军战士。
在盐阜根据地，胡百流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曾经担任阜东县抗日烈属幼儿园和盐城军分区保育院领导。为了收养和照顾在抗战中牺牲的烈属子女，为了解除参加解放战争将士和地下工作者的后顾之忧，胡百流带领孩子们，多次冲破日伪军、还乡团的包围圈，好几次为保护儿童差点献出自己的生命，用机智和勇敢谱写了盐阜根据地“马背上摇篮”的动人旋律。
在这期间，胡百流先后生育了五个子女，除大女儿李功申参加儿童团、之后又在边区造币厂做活外，其余四个“小不点”都离不开爸爸妈妈的怀抱。此时的李朴夫已担任盐阜根据地县区抗日武装的领导工作，整天忙于对敌斗争，根本顾不上自己的家庭。照常理，胡百流可以将几个孩子带到幼儿园和保育院。但是，为了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用于服务其他将士的孩子，为了把更多的安全和幸福送给烈士的子女，胡百流夫妇做出了惊人的决定，将自己的孩子全部寄养到了老乡家。
这样的决定，让孩子们饱尝了人间的苦楚、生活的艰辛。数十年之后，胡百流的二儿子胡民在博客里写道：“……1948年9月我出生在苏北，父母要随军南下，就把我用一条军被、150斤地瓜干寄养在老乡家。解放后老乡把我送到父母身边时，我病得气息奄奄，两岁了还不会走路，都说这孩子怕不行了。后来妈妈从我肚子里打出了那么多蛔虫，硬是用美国奶粉把我给养过来了……”
1950年，胡百流和李朴夫在上海安家，七个孩子（两个解放后生育的）全部聚到一起。
她长期担任领导工作，儿女们却苦苦地独立打拼
解放后，胡百流先后在华东海军情报处、华东军区情报部、总参情报部任秘书和参谋。
1954年，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第三次大裁军。胡百流既考虑到支持地方建设的重要性，也考虑到丈夫李朴夫身体因素，就向组织上递交了转业报告，从此离开了心爱的部队。但是两年后，他的丈夫却被无情的伤病夺去了年轻的生命，那一年，胡百流40岁。
转业到地方后，胡百流先后任上海市长宁区委教育卫生部副科长、科长、副部长，天山街道党委副书记，武夷街道党委副书记、书记，长宁区人大常委。
在这期间，子女们陆续长大。在子女们入学、就业、成家等一系列问题上，胡百流显得特别的开放和民主：由子女自己定，按规矩办！子女们虽然从事的工作各不相同，但走的都是一条艰苦创业的路。
大女儿李功申，自幼聪慧过人，能歌善舞，是北京外贸学院招收的第一批学生，和谢觉哉的女儿谢定定是同学。李功申大学毕业时原本可以留在北京工作，可她自己要求去云贵川，还带上了当时的恋人、后来的夫君一块去了贫困地区。
三女儿李功佐，1944年出生三个月后，胡百流就把她送给当地农民胡宝台抚养，靠挖野菜、拾柴火过日子，养成了倔强、不服输的性格。1962年，李功佐高中毕业后考进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文革”时在学校里参与了“炮打张春桥”的事情，遭受了打击报复，1968年10月被分配到广西柳州铁路局六甲铁路小学当教师。按常规，上海师范学院毕业生至少应当分配在上海中学任教，学校这样安排显然是不公平的。
胡百流的二儿子胡民，1948年9月出生，在老乡家生活了两年后回到家中。在他的记忆中，母亲成天就是忙于工作，大姐才是“母亲”。1964年8月，胡民初中毕业考取了张家口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离开上海去军校的那一天，胡民兴奋不已，他盼望和母亲一起分享快乐，可惜母亲没来送他。若干年后，胡民在博客里写道：“……临行宴会上，别人都是一家子一桌，而我就是自己一个人和招生组坐在一桌。母亲是一如既往地忙于工作。走的那一天还是姐姐和邻居送的我。到军校后第一个寒假我也没回家，我觉得回家没意思，还是在军校好玩点……”1987年3月，胡民转业，回到上海，他在部队干了24年，副团职务，行政19级，伤残7级。胡民回到上海后碰到三个棘手问题：一是指标问题。他是从上海当兵的，回上海有指标，但妻子不是从上海参军走的，所以拿不到回沪指标。二是工作问题。胡民转业时已经40岁，没有政策优势、年龄优势和专业技术优势，找到合适的工作难度很大。三是住房问题。胡民单身回上海，住房只有自己解决，而上海的房子紧张是全国出名的。当时，胡民认为母亲在上海有一定的人脉关系，能够为自己解决难题，想不到母亲到小女儿家中暂住，将房子让给了胡民兄弟俩。
她老态龙钟并开始丧失记忆，儿女们却总是被叮咛
1983年9月，胡百流离休了，开始享受幸福晚年。
她认为能够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能够活这么大的年纪，主要是因为共产党领导的祖国在不断进步，她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共产党对我好啊！同志们对我好啊！大家对我好啊！”
但是，她也深知社会有阴暗面、人生有坎坷，害怕孩子们看不透、想不通、受影响，所以始终不忘对子女的教育。
胡百流对子女的教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钱赚得再多也是党和国家的，是人民的。”
2007年5月的一天，在三女儿、女婿的陪同下，胡百流到太仓浏河看女儿、女婿新买的别墅。看完房回来，女儿、女婿都想听听母亲对房子的评价，期盼着获得母亲的夸赞。可是，胡百流避而不谈房子，反而用拐杖重重地敲了敲水泥地面，大声问道：“买房子的钞票来路正不正呀？”
眼看着胡百流的年龄越来越大，近年来，子女们总是尽量在春节来母亲身边过年，就连家在美国的二女儿也不远万里赶回来。机会难得，胡百流及时给他们做了“老一套报告”，要求他们讲廉政，从正道上挣钱。报告很短，话也不多，语气平缓，但一字一顿，子女们听得大气不敢出。子女们知道，这是母亲一辈子矢志不渝的信念。
对于孙子辈、重孙辈，胡百流也不忘抓住机会敲敲耳朵边儿。一次，一个小辈用客户送的礼券购买了食品孝敬她，胡百流坚决不收。从此，小辈们来看望胡百流，都首先告诉老人家礼物是自己掏腰包买的。胡百流听后便笑逐颜开，在儿孙们面前故意会吃得很多很香……
（责任编辑 徐银山）
胡百流是一位淡泊宁静、不计名利的老人，她没有写回忆录，甚至在子女面前极少谈及自己。在居住的小区，她是最年长者，以高寿闻名，却极少有人知道她是新四军女战士，是烈士的遗孀。
她从事幼儿园和保育院工作，儿女们却被送给了老乡
胡百流，原名胡秀芳，1916年2月出生于江苏省太仓城厢镇，1936年在上海一所小学任教。在这期间，他认识了老家在江苏省阜宁县的丈夫李朴夫，两人在上海相识成家，过着还算安稳的日子。
1937年8月3日，日本军队开进上海，胡百流和李朴夫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从此生活变得动荡不安。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胡百流和李朴夫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来到阜宁，继续从事各种敌后抗日活动。
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及时作出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决策。同年2月，抽调八路军第五纵队组成新四军第三师，9月组成盐阜军区，胡百流和李朴夫双双成为光荣的新四军战士。
在盐阜根据地，胡百流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曾经担任阜东县抗日烈属幼儿园和盐城军分区保育院领导。为了收养和照顾在抗战中牺牲的烈属子女，为了解除参加解放战争将士和地下工作者的后顾之忧，胡百流带领孩子们，多次冲破日伪军、还乡团的包围圈，好几次为保护儿童差点献出自己的生命，用机智和勇敢谱写了盐阜根据地“马背上摇篮”的动人旋律。
在这期间，胡百流先后生育了五个子女，除大女儿李功申参加儿童团、之后又在边区造币厂做活外，其余四个“小不点”都离不开爸爸妈妈的怀抱。此时的李朴夫已担任盐阜根据地县区抗日武装的领导工作，整天忙于对敌斗争，根本顾不上自己的家庭。照常理，胡百流可以将几个孩子带到幼儿园和保育院。但是，为了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用于服务其他将士的孩子，为了把更多的安全和幸福送给烈士的子女，胡百流夫妇做出了惊人的决定，将自己的孩子全部寄养到了老乡家。
这样的决定，让孩子们饱尝了人间的苦楚、生活的艰辛。数十年之后，胡百流的二儿子胡民在博客里写道：“……1948年9月我出生在苏北，父母要随军南下，就把我用一条军被、150斤地瓜干寄养在老乡家。解放后老乡把我送到父母身边时，我病得气息奄奄，两岁了还不会走路，都说这孩子怕不行了。后来妈妈从我肚子里打出了那么多蛔虫，硬是用美国奶粉把我给养过来了……”
1950年，胡百流和李朴夫在上海安家，七个孩子（两个解放后生育的）全部聚到一起。
她长期担任领导工作，儿女们却苦苦地独立打拼
解放后，胡百流先后在华东海军情报处、华东军区情报部、总参情报部任秘书和参谋。
1954年，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第三次大裁军。胡百流既考虑到支持地方建设的重要性，也考虑到丈夫李朴夫身体因素，就向组织上递交了转业报告，从此离开了心爱的部队。但是两年后，他的丈夫却被无情的伤病夺去了年轻的生命，那一年，胡百流40岁。
转业到地方后，胡百流先后任上海市长宁区委教育卫生部副科长、科长、副部长，天山街道党委副书记，武夷街道党委副书记、书记，长宁区人大常委。
在这期间，子女们陆续长大。在子女们入学、就业、成家等一系列问题上，胡百流显得特别的开放和民主：由子女自己定，按规矩办！子女们虽然从事的工作各不相同，但走的都是一条艰苦创业的路。
大女儿李功申，自幼聪慧过人，能歌善舞，是北京外贸学院招收的第一批学生，和谢觉哉的女儿谢定定是同学。李功申大学毕业时原本可以留在北京工作，可她自己要求去云贵川，还带上了当时的恋人、后来的夫君一块去了贫困地区。
三女儿李功佐，1944年出生三个月后，胡百流就把她送给当地农民胡宝台抚养，靠挖野菜、拾柴火过日子，养成了倔强、不服输的性格。1962年，李功佐高中毕业后考进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文革”时在学校里参与了“炮打张春桥”的事情，遭受了打击报复，1968年10月被分配到广西柳州铁路局六甲铁路小学当教师。按常规，上海师范学院毕业生至少应当分配在上海中学任教，学校这样安排显然是不公平的。
胡百流的二儿子胡民，1948年9月出生，在老乡家生活了两年后回到家中。在他的记忆中，母亲成天就是忙于工作，大姐才是“母亲”。1964年8月，胡民初中毕业考取了张家口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离开上海去军校的那一天，胡民兴奋不已，他盼望和母亲一起分享快乐，可惜母亲没来送他。若干年后，胡民在博客里写道：“……临行宴会上，别人都是一家子一桌，而我就是自己一个人和招生组坐在一桌。母亲是一如既往地忙于工作。走的那一天还是姐姐和邻居送的我。到军校后第一个寒假我也没回家，我觉得回家没意思，还是在军校好玩点……”1987年3月，胡民转业，回到上海，他在部队干了24年，副团职务，行政19级，伤残7级。胡民回到上海后碰到三个棘手问题：一是指标问题。他是从上海当兵的，回上海有指标，但妻子不是从上海参军走的，所以拿不到回沪指标。二是工作问题。胡民转业时已经40岁，没有政策优势、年龄优势和专业技术优势，找到合适的工作难度很大。三是住房问题。胡民单身回上海，住房只有自己解决，而上海的房子紧张是全国出名的。当时，胡民认为母亲在上海有一定的人脉关系，能够为自己解决难题，想不到母亲到小女儿家中暂住，将房子让给了胡民兄弟俩。
她老态龙钟并开始丧失记忆，儿女们却总是被叮咛
1983年9月，胡百流离休了，开始享受幸福晚年。
她认为能够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能够活这么大的年纪，主要是因为共产党领导的祖国在不断进步，她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共产党对我好啊！同志们对我好啊！大家对我好啊！”
但是，她也深知社会有阴暗面、人生有坎坷，害怕孩子们看不透、想不通、受影响，所以始终不忘对子女的教育。
胡百流对子女的教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钱赚得再多也是党和国家的，是人民的。”
2007年5月的一天，在三女儿、女婿的陪同下，胡百流到太仓浏河看女儿、女婿新买的别墅。看完房回来，女儿、女婿都想听听母亲对房子的评价，期盼着获得母亲的夸赞。可是，胡百流避而不谈房子，反而用拐杖重重地敲了敲水泥地面，大声问道：“买房子的钞票来路正不正呀？”
眼看着胡百流的年龄越来越大，近年来，子女们总是尽量在春节来母亲身边过年，就连家在美国的二女儿也不远万里赶回来。机会难得，胡百流及时给他们做了“老一套报告”，要求他们讲廉政，从正道上挣钱。报告很短，话也不多，语气平缓，但一字一顿，子女们听得大气不敢出。子女们知道，这是母亲一辈子矢志不渝的信念。
对于孙子辈、重孙辈，胡百流也不忘抓住机会敲敲耳朵边儿。一次，一个小辈用客户送的礼券购买了食品孝敬她，胡百流坚决不收。从此，小辈们来看望胡百流，都首先告诉老人家礼物是自己掏腰包买的。胡百流听后便笑逐颜开，在儿孙们面前故意会吃得很多很香……
（责任编辑 徐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