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一八三四—一九○一)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这部自传(商务版一九九五)记下了福泽的生平所为和思想发展轨迹，在不经意间给后人留下了明治时代的泛社会图景，以及欧美文明撞击日本(也暗含中国)文明的最初火花。
　　一八六○年，福泽随日本“咸临丸”船到达旧金山。他生平中于是第一次惊奇地认识了马车、第一次知道酒瓶启开时能发出“吓人的声音”(香槟酒)、第一次见到了火柴。出国之前，福泽他们以为自己是天下无与伦比的豪爽书生，目中无人，不畏一切，然而到了美国却自感“像新娘子一样地渺小了”。
　　东西方文明之间显示出了巨大的阻隔层。这些刚到美国的日本人看不惯“美国的女士贵绅们扭在一起跳舞”，看不惯“女尊男卑的习俗”。美国人把废铁、废汽油桶扔得满海滩都是，也使生性节俭的日本人感到惊讶。美国的物价也“高得惊人”。还有，美国人居然对开国总统华盛顿后代的情况非常淡漠，这也令重视家族文化传统的日本人觉得“真够怪的”。
　　这帮最早去过欧美的日本人的生命是受到威胁的。当时的日本国内盛行“攘夷论”(颇像清朝的“天国大朝说”与“排外论”)，假如有人敢拿把洋伞在大街上走，半路上准会被“浪人”杀掉。社会上杀气腾腾。连福泽这样谨慎少言的人也在壁橱下面开了一个洞，以准备随时躲避杀身之祸。
　　清朝时盛行文字狱，当时的日本文化界也是“白色恐怖”。有个叫胁屋的仁兄因说了一句“近来社会上很不安稳，甚为担心！看来必将出现明君贤相收拾这种局面”，而被残忍地杀死。福泽自己也不得不偷偷烧毁了一些有关外交官机密的记录。翻译《经济论》，福泽把“compe-tition”译为“竞争”，马上就有幕府的人说：“这里有一个‘争’字，它叫人看了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于是他只好把“竞争”二字删去。由此可见德川幕府统治的黑暗、对人性的压抑，以及其惴惴不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虚弱心理，这与杀死“清风不识字”的作者的满清政府的心态何其相似乃尔。
　　英国王子访问东京皇城，日本人非得让他在二重桥举行一次洁身除秽的洗礼才放进去，因为在旧日本人观念里，外国人是“污秽”的。这与清朝的皇帝命令来晋见的西方官员必得下跪也大有相似之处。妄尊自大，不仅曾是中国人，也曾是日本人的“德性”。福泽在听说了关于英国王子的这个“笑话”之后，非但没有笑，反倒想哭，为迷茫的国人，为国家的发展。在他看来，政府的这些类似的行为“都带有儒教的糟粕”，“他们只爱仿效古学的保守主义而大摆其臭架子”。
　　然而文明还是一步步蹒跚地走进了日本。在一八六○年，福泽和另一个翻译官中滨万次郎各买了一部《韦伯斯特大辞典》，这是韦氏辞典第一次带进日本。一八六一或一八六二年，福泽在伦敦买了许多英文书，这也是英文书输入日本的开端。
　　福泽的名字得源于汉文书籍《上谕条例》，少年时遍读《论语》、《孟子》、《诗经》、《老子》、《庄子》、《书经》、《史记》等汉书，光《左传》就通读过十一遍。然而他对汉学最终走上反叛的道路，他说：“我与汉学为敌到此地步，乃是因为我坚信陈腐的汉学如果盘踞在晚辈少年的头脑里，那么西洋文明就很难传入我国。我已下定决心愿尽一切努力，不论如何也要把这些后生拯救出来，进而把他们导向我所确信的目标。”在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古文明之间，福泽选择了前者。这个态度与鲁迅劝年轻人不读中国书、多读西方书有异曲同工之妙。历史真的是常常有惊人的相似。
　　福泽预言，“如果满清政府依然如故的话，那么所谓把中国导向文明开化的地步实是一场空话。……目前的政府即使出现一百个李鸿章也无济于事。如要使人心更新、国家文明，除推翻中央政府一途之外恐别无良策。然而推翻政府之后，是否即能顺利地走向日本‘王政维新’之路，也是很难保证的。”
　　一世纪前的这番话现在依然是振聋发聩。而可庆幸的是，中国已经走过来了。
　　
　　(《福泽谕吉自传》，〔日〕福泽谕吉著，马斌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五年八月版，12.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