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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47年至1953年，基于改善党群关系与服务中心工作，中共发动多场整党（整风）运动，交替整顿基层党组织与上级党委。这段历史启示我们现时开展集中教育活动必须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同时也说明反对官僚主义是执政党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关键词】基层党组织；党委；官僚主义
1947-1953年中共整党对象的变化
从1947年到1953年，中国共产党先后组织发动了多次整党（整风）运动，每次运动的对象都不同，呈现出交替整顿基层党组织和上级党组织的态势。
（一）以整顿基层党组织为重点的“公开建党”
1947年7月至9月间，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鉴于土改工作进展不力情况，会议决定整顿农村党支部。整党工作一开始发生了“左”的偏向，主要表现为一些上级工作组对当地农村原有党员一律不予信任，将村党支部当作“石头”搬掉，造成党员干部与上级工作组和群众的对立。为解决上述问题，中共中央于1947年底、1948年初，通过召开会议、发布指示等形式进行纠偏。在纠偏过程中，以“平山经验”为代表的“公开建党”方式被推广到各解放区。其实质，就是要求在农村整党工作中，既确保党支部对当地工作的领导，又确保各项工作特别是土改要在群众的监督下进行，以此防止土改和整党工作中的“左”、“右”偏向。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负责接管新区工作的领导机关，普遍对当地原有地下党组织的不纯状况作出严重估计，理由是：地下党组织长期在复杂、险恶的斗争环境下活动，与上级领导机关的联系不够紧密，难免出现思想、组织和作风方面的复杂情况。特别在当地解放前后，地下党组织普遍经历了建党规模急剧扩张的过程，由此难免带来党员质量下降的问题，以及敌特分子混入党内来的可能性。为此，当地解放后新成立起来的党的领导机关，主要由原军队干部和老区调派干部组成，地下党员多被排除在领导岗位之外。在此基础上，新区党委开始对原地下党组织开展大规模的审查，继而进行普遍的思想和组织整顿，其主要方式就是沿用了老区的“公开建党”。
总之，自1947年底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以“公开建党”的方式，对各地原有基层党组织进行了普遍的整顿。
（二）以整顿各级党委为重点的1950年整风运动
至1950年，全国领土已大部解放，此时的老区已基本完成土改工作，转入大规模的生产和建设。新区则开始着手准备进行土改。但在各地工作中，却出现许多严重影响党群关系的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事件，阻碍了各项工作的开展。针对基层一线出现的这种状况，中共中央于1950年5月1日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动了1950年整风运动。
单从《指示》文本来看，整风的矛头仍是直接指向基层党组织。但运动实际却将上级党委作为了整党对象，主要抓手就是反对官僚主义。经过这次运动以及毛泽东对运动走向的明确指示，官僚主义问题已开始引起很多地方党委的高度关注。这就为后来“三反”运动一经发动，旋即掀起全党反对官僚主义的高潮作了铺垫。
（三）1951年各地整顿基层党组织
从1951年开始启动的全党整顿基层组织的运动，一直持续到1954年才告大部结束，学界习惯于称之为1951-1954年整党运动。但在实际上，这场运动在1952年里，即由于“三反”运动的发动，而将整顿的重点再次转向了上级党委，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另外一场整党运动。
对基层党组织进行更为全面、彻底的整顿，是中共中央在1950年里即已做好的一项战略部署，认为1949年以来基层党组织建党规模急剧扩大，党员质量整体下降。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基层党组织进行全面整顿。很显然，之前老、新解放区的“公开建党”工作，因当时全国剧烈变化的政治形势和各地紧迫的工作任务，无法胜任这种全面整顿的要求。这就预示了在1950年整风运动之后，中共中央会将整党对象再次下移。
此次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共产主义和党员标准教育，以期保证党员质量、坚持党员条件。这种单纯理论学习式的整党办法，遭致一些地方的抵制，认为占用了大量时间，影响了实际工作。这种整党办法也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1951年5月26日，经毛泽东修改和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中，措辞严厉地批评了只重视理论学习的党内教育倾向。①这预示了才刚刚展开的整党教育工作已很难按原定计划继续下去，在其时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看来，不仅是单纯理论教育达不到整党效果，且更为紧迫的任务依然是反对党内各级领导机关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这就为随后“三反”运动的发动作了铺垫。
（四）1952年以整顿各级党委为重点的“三反”运动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标志着“三反”运动的发动，其核心问题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和党内资本主义思想，打破了1951-1954年整党运动的原定计划，再次将整党对象从基层组织上移到各级领导机关。“三反”《决定》发出的同月26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停止整党学习全力转入“三反”运动的指示》，整顿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陷入停顿。1952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进一步动员全党将注意力放到党内各级领导机关。同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原订整党计划“必须适应新的情况加以改变”。② 这就明确提出了全党整党工作的重点转移问题。但不同于1950年整风运动，这次整党对象的上移，不仅是教育全党将反对官僚主义当作一项长期任务，而且又提出了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新任务。
（五）1953年意图全面整顿各级党组织的“新三反”运动
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标志着“新三反”运动在全党范围内正式发动。 在“新三反”运动中，中共已不再明确重点去整顿基层或上级党组织，而是呈现出一种火力全开的态势，试图通过逐级检查处理群众来信情况这个抓手，对各级党组织均展开大规模整顿。但是结果并不如愿，最终仍变成对基层组织的整顿。在运动开展的实际过程中，各地党委一方面依据群众来信有针对性地处理基层干部案件，另一方面又对基层党员展开大规模的组织审查，却忽视了对领导机关本身的整顿。
借由“新三反”运动这个平台，1951年开始的整党运动，也于1953年底、1954年初在各地陆续结束。联系前文内容，我们可以说，所谓1951-1954年整党运动，从表面看是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而在实际上由于“三反”和“新三反”运动内容的注入，已变成几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历史事件。它们和1947年开始的土改整党、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新区整党以及1950年的整风运动，共同构成了1947-1953年中共不断变化整党对象的动态过程。
1947-1953年中共变化整党对象的内在逻辑
（一）其时中共出于改善党群关系考虑而不断变化整党对象
从中共中央1946年发布关于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到1953年开始实施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是中国基本社会制度和建设模式发生剧烈变动的历史期间，在此期间中共所处历史方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经验使中共深刻意识到，密切的党群关系是其夺取和巩固执政地位的根本保证。因此，在夺取进而初定政权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无疑会对党群关系保持特别的警觉状态。
基层党组织因处在党联系群众的第一线，成为中共监测党群关系的基本平台。由前文可知，1947年至1953年历次整党运动的发动，其出发点都是基层干群关系问题。在其时中共中央看来，这些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强迫命令问题、违法乱纪问题及组织不纯问题。针对如何解决后两个问题，其时党内没有太大争议，总体来说就是通过整党解决。至于如何认识和解决第一个问题，党内则有一个思想变化的过程，成为在此期间整党对象不断变化的重要原因。
1947年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上，针对前一时期土改工作中出现的干群关系紧张问题，刘少奇强调症结就在于基层组织不纯，认为许多农村党支部中“地主、富农成分直接间接占统治地位者不少”，且中农、贫农出身的基层干部“完全不受党内党外地主、富农影响者不多”。①该论述不是直接针对强迫命令问题，但确实将组织不纯与曲解上级意图紧密联系起来，在党内宣传了这样一种认识：即基层出现干群关系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基层队伍不纯洁，使上级真正任务意图贯彻不下去，破坏了党的威信。这就为后来强迫命令问题日渐严重起来后，许多地方党委习惯于从基层找原因，却忽略了对自身的检查和批评埋下了伏笔。
强迫命令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开始凸显出来，主要诱因是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群众经济负担的加重。1950年征粮工作开始后，一些地方干群矛盾开始激化。这种矛盾以群众反对干部强迫征粮的形式集中爆发。许多地方党委的意见是，基层干部特别是老干部，政策水平低下，又滋生居功自傲情绪，仍沿用革命（土改）斗争经验来处理新问题，因而产生强迫命令问题。如针对征粮问题来说，主要责任不在于上级任务布置不周或征收额超过了群众缴付能力，而在于基层党员干部不懂政策，没有做好解释说服工作，强收蛮干，因此才导致干群关系紧张。
应当说，在当时，上述意见的市场很大，也得到了中共中央一定程度的认可。后者于1951年着手整顿基层组织，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彻底解决基层干部特别是老干部的政策水平过低和居功自傲问题。其思路是，通过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党员标准教育，提高基层党员干部解读政策能力，坚持无产阶级立场，进而促使其建立起杜绝强迫命令问题的自觉思想防线。这种思路本身没错，问题在于没有反思上级政策制定的问题，理论教育的效果在短时间内也无法体现。因此，这种整党办法遭到很多地方的抵制，也遭到毛泽东的批评。由于毛泽东的强力介入，这种局限于探索改善基层党群关系的意见受到了压制。
实际上对基层的强迫命令问题，党内还有一种意见，就是党内上级领导机关应对强迫命令问题产生负主要责任。这种意见并不否认基层干部队伍中的问题，但不认为这是强迫命令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上级党委不了解基层情况和群众疾苦，制定政策和部署任务都脱离实际，一言以蔽之就是犯了官僚主义错误。这种意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终得到了毛泽东的明确支持。
早在1947年全国土地工作会议时，针对刘少奇提出结合土改整顿基层党组织的问题，东北和晋冀鲁豫等地党委代表就曾提出：“反官僚主义的方法应研究，检讨采取改造干部作风，发扬实事求是作风，比一开始反到下面强。”但刘少奇对此意见“没有给以足够重视”。②到1950年整风运动时，情况开始有了变化。4月19日，经刘少奇修改和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明确提出为改善党群关系，必须反对官僚主义。③该《决定》将反对官僚主义的重点对准各级领导干部，但有一定局限性。其对官僚主义的定义大而化之，没有指出应结合实际工作来反对官僚主义，照这样的思路来整风，各级党委的整顿就没有抓手，难免流于形式，甚或出现各种混乱情况。正如前文所说，中共中央关于发动1950年整风运动的“五一”指示，围绕基层问题阐述整风原因，却将上级党委作为整顿重点，也没指出上级党委应整顿什么问题，及这种整顿对解决基层问题有什么帮助。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开始介入到1950年整风工作中。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报告时强调，此次整风运动必须“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地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之下”来进行。④实际上就是反对在整风中漫无边际地反对官僚主义问题，而要集中检查官僚主义在领导机关具体工作中的表现，鼓励更多地方党委开始思考自身的领导责任。
如中共川南区党委在总结整风经验时，就明确了针对基层问题整顿上级机关的必要性和方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950年9月9日，毛泽东向各地党委批转川南整风报告，指出其整风经验“很值得注意，各地省地县三级整风务须吸取川南的经验，着重检查工作，端正政策。”⑤毛泽东的表态，统一了各地认识，促使各地党委进一步从领导机关的角度深挖强迫命令问题产生的原因。如1950年9月30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在总结整风工作时就说，由此次整风发现，基层出现强迫命令问题，固然有基层干部“办法少”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省县领导上的‘一般化’的结果”，“上面不是根据下面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具体条件情况出发，计划工作、布置工作，提出具体办法，而是多从主观要求、上面任务、对上负责搞一大套。下面记不住，不了解其所以然，与事实又常常发生矛盾。因此，愈来愈没底，愈来愈空，愈来愈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急了，就强迫命令”。①总结围绕加强和改善党群关系，明确提出破坏党群关系的直接原因是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问题，根本原因则是上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问题。这实际上就对中共中央整风精神作出了积极的呼应。 换言之，经过1950年整风运动，针对为什么会产生强迫命令问题，前述第二种意见已经成熟。这种意见将反对命令主义与反对官僚主义问题密切结合起来，便于说服更多党员认识到整顿领导机关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会使这种整顿更易产生实效。中共中央于1947年到1953年间频繁发动整党运动并不断变换整党对象，充分表明其高度关注党群关系，并一直在努力探索如何改善党群关系。
（二）其时中共出于推进中心工作目的而不断变换整党对象
历史地看，从1947年到1953年，中共中心工作依次是：土地改革、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总体来看，每项工作都可基本概括为做出决策和执行任务两个环节。而实际上每个环节的推进都是极其复杂的过程，是对党活动的各项内外条件的分析、判断、利用和改造。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是党自身的决策水平和执行能力，亦即党开展各项中心工作的组织基础。为保证这些工作顺利完成，中共中央始终注意对上级党组织决策正确度和基层党组织执行能力的监测，并有针对性地对上级或基层党组织加以整顿，这也是造成1947-1953年间中共频繁发动整党运动并不断变换整党对象的重要原因。
1947年从老区开始并在1949年前后推向新区的整党工作，是在土地改革进展不力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在其时中共中央看来，关于如何制定土改政策，本党已在历史上积累丰富经验，因而现时决策本身不会有大的问题，这样就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基层党组织。即影响土改工作顺利进行的主要原因是基层党组织的执行力出现问题，而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又是其思想和组织不纯。为保证土改顺利进行，就需要整顿基层党组织。 在新区建政和准备土改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仍旧延续了这一思路。总之，在整个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中共中央对其决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没有疑问，也对各级党委的领导经验抱有信心，因而将基层党组织作为了整党对象。
1950年整风运动、1952年“三反”运动是在争取国家财经状况基本好转的任务背景下开展起来的。为增加财政收入，中共采取的首要步骤是增加公粮征收数量。中共执政后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征粮工作（即1950年征粮工作）就是在此背景下开展起来的。对其时中共中央而言，面临执政伊始拮据的财政状况，当然意图通过增大征粮额度，最大程度缓解财政紧张状况。但是，其又极为担心征粮额度超过了农民的可承受范围。不同于土地改革，中共中央对如何制定征粮政策没有十足把握。而对各级党委而言，其面对规模空前且是在和平时期展开的征粮工作，也缺乏领导经验。这就使得当征粮工作无法顺利推进时，中共十分注意检查领导机关层面的责任，造成1950年整风运动将各级领导机关当作整顿对象。
1950年整党对象的上移，实际证明中共中央承认当年征粮额度过重，推动其做出了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决策，限制民众负担增长，力求通过增加工农业产量带动财政收入增长，同时通过精兵简政、厉行节约减少财政支出。在此情况下开展起来的“三反”运动，必然将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作为整顿重点。
1953年“新三反”运动则是在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将整顿矛头对准了各级党组织。一方面，为了保证向社会主义过渡任务的顺利完成，其时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对开展农业生产的互助合作持完全坚决态度，因而绝不容忍基层干部出现阳奉阴违问题。在其看来，基层之所以出现此类问题，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一些基层干部缺乏共产主义教育，没有认识到推行此项工作的重要政治意义，是为思想不纯问题。另一方面，基层干部队伍存在组织不纯问题，这方面原因最为毛泽东警觉。当时党内资本主义思想问题已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在他看来，该问题在农村党组织的表现，就是一些党员干部拒绝走互助合作道路。这些人中，一些本就是阶级异己分子，还有一些则因单干致富而变质，因而都对互助合作采取敌对态度。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新三反”运动重新提出了整顿基层党组织的问题。
此外，不同于土地改革，中共对领导互助合作运动还没有太多经验，中共中央没有对运动开展详细部署，地方党委在制定当地政策和调整运动节奏方面有较大自主权。当强迫命令问题大量出现，中共中央便首先要求检查各级党委的领导责任，因此“新三反”运动中也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的任务。
但正如前文所说，“新三反”运动实际上仍变成了对基层党组织的整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归根结底在于运动开始前，中共中央已对基层党组织的不纯状况做出了比较严重的估计。运动开始后，各地党委对基层组织不纯状况的报告，进一步加重了中共中央的上述估计。一些本属基层干部思想认识的问题被当做了政治问题来批判。例如有些干部认为互助合作运动推行过早，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而对上级部署采取抵制态度，结果就被认作是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表现。更为严重的情况是，很多强迫命令问题的产生，本是由于上级党委的部署失误，却也被归结为基层组织不纯问题，认为是阶级异己分子对互助合作运动的有意破坏。经过“新三反”运动，互助合作运动的进程确实大大加快，但这种加快是在全党特别是基层干部巨大政治压力下实现的，掩盖了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本来暂不适宜开展互助合作的地方也被加紧互助合作化了，严重影响了当地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综上所述，通过考察1947-1953年间中共历次整党运动与中心任务间关系，我们得以更为深入地分析其不断变换整党对象的原因，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共整党对象的变化，与其重大决策时的经验储备密切相关。中共中央在决策一项中心工作时，如果事先已有大量相关经验储备，则工作中出现问题时，往往倾向于从基层寻找原因，造成整党对象的下移；相反，如果事先没有多少经验储备，则工作中出现问题时，就往往倾向于从上级领导机关寻找原因，造成整党对象的上移。这也提示：中共在酝酿社会经济制度特别是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时，习惯于运用阶级斗争思维来审视本党的思想组织状况。依照这种思维，处于中共组织体系末端的基层组织会首先处于整党工作的风口浪尖。而当基层组织经过反复整顿，党的工作仍达不到预期效果时，整党对象就会逐级上移，最终造成中央层面的整顿。 也正是从上述意义上说，1947-1953年间历次整党运动，构成了整个中共整党整风史上的一个特殊历史区间：在此之前的历次整党运动，都是在阶级斗争思维的指导下进行的。而在此区间内，中共试图顺应历史方位的变化，转而从密切党群关系和推动和平建设的角度开展整党运动。而在此后，中共又逐渐回到了以阶级斗争思维指导整党运动的老路上去。
余论：考察中共1947-1953年间整党对象变化过程的现实启示
经过考察1947-1953年间中共不断变换整党对象的过程和内在逻辑，提示现时应紧密结合现实工作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首先，紧密结合现实工作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利于完整把握运动的重要性。坚持和践行群众路线，归根结底是为教育全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从现实性来讲又是为了优化中共开展执政活动的群众条件。历史证明，中共活动的各项内外条件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当作出一项新决策时，由于经验和信息储备有限，可能出现影响群众利益而遭其抵触的情况。在此情况下，如果依靠强迫命令办法强力推进工作，不仅会掩盖领导机关决策的失误，还会积累群众对执政党的不信任感，导致中共执政环境的逐渐恶化。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状况持续巨大变化的过程中，中共的执政探索活动也高度活跃，其每一项新决策的正确度和执行效果，都需要在实践过程中反复检验和修正，由此也不断给党群关系带来新的挑战。通过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利于引导执政党摸清群众对其执政活动的真实反应，提升决策的正确度，从而获得群众对其执政活动的由衷拥护。
其次，紧密结合现实工作，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扎实有效开展的根本保证。1947-1953年中共整党历史证明，影响党群关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党决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对群众利益的影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如果脱离了实际工作，就极易流于形式或出现各种混乱情况。例如，1950年整风运动开展初期，一些地方并未结合实际工作来反对官僚主义问题，结果出现了很多混乱情况。而1951年整党教育脱离现实工作，面向全党进行单纯理论教育，导致一些地方党委的抵制，不仅对全党理论水平提升效果有限，也没有解决影响党群关系的急迫问题。有鉴于这些教训，当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就应紧密围绕各地各级党组织的实际工作展开，通过总结工作，找到现实影响党群关系的主要症结，继而通过有针对性地修正政策或工作方式，切实改善党群关系。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关键词】基层党组织；党委；官僚主义
1947-1953年中共整党对象的变化
从1947年到1953年，中国共产党先后组织发动了多次整党（整风）运动，每次运动的对象都不同，呈现出交替整顿基层党组织和上级党组织的态势。
（一）以整顿基层党组织为重点的“公开建党”
1947年7月至9月间，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鉴于土改工作进展不力情况，会议决定整顿农村党支部。整党工作一开始发生了“左”的偏向，主要表现为一些上级工作组对当地农村原有党员一律不予信任，将村党支部当作“石头”搬掉，造成党员干部与上级工作组和群众的对立。为解决上述问题，中共中央于1947年底、1948年初，通过召开会议、发布指示等形式进行纠偏。在纠偏过程中，以“平山经验”为代表的“公开建党”方式被推广到各解放区。其实质，就是要求在农村整党工作中，既确保党支部对当地工作的领导，又确保各项工作特别是土改要在群众的监督下进行，以此防止土改和整党工作中的“左”、“右”偏向。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负责接管新区工作的领导机关，普遍对当地原有地下党组织的不纯状况作出严重估计，理由是：地下党组织长期在复杂、险恶的斗争环境下活动，与上级领导机关的联系不够紧密，难免出现思想、组织和作风方面的复杂情况。特别在当地解放前后，地下党组织普遍经历了建党规模急剧扩张的过程，由此难免带来党员质量下降的问题，以及敌特分子混入党内来的可能性。为此，当地解放后新成立起来的党的领导机关，主要由原军队干部和老区调派干部组成，地下党员多被排除在领导岗位之外。在此基础上，新区党委开始对原地下党组织开展大规模的审查，继而进行普遍的思想和组织整顿，其主要方式就是沿用了老区的“公开建党”。
总之，自1947年底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以“公开建党”的方式，对各地原有基层党组织进行了普遍的整顿。
（二）以整顿各级党委为重点的1950年整风运动
至1950年，全国领土已大部解放，此时的老区已基本完成土改工作，转入大规模的生产和建设。新区则开始着手准备进行土改。但在各地工作中，却出现许多严重影响党群关系的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事件，阻碍了各项工作的开展。针对基层一线出现的这种状况，中共中央于1950年5月1日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动了1950年整风运动。
单从《指示》文本来看，整风的矛头仍是直接指向基层党组织。但运动实际却将上级党委作为了整党对象，主要抓手就是反对官僚主义。经过这次运动以及毛泽东对运动走向的明确指示，官僚主义问题已开始引起很多地方党委的高度关注。这就为后来“三反”运动一经发动，旋即掀起全党反对官僚主义的高潮作了铺垫。
（三）1951年各地整顿基层党组织
从1951年开始启动的全党整顿基层组织的运动，一直持续到1954年才告大部结束，学界习惯于称之为1951-1954年整党运动。但在实际上，这场运动在1952年里，即由于“三反”运动的发动，而将整顿的重点再次转向了上级党委，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另外一场整党运动。
对基层党组织进行更为全面、彻底的整顿，是中共中央在1950年里即已做好的一项战略部署，认为1949年以来基层党组织建党规模急剧扩大，党员质量整体下降。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基层党组织进行全面整顿。很显然，之前老、新解放区的“公开建党”工作，因当时全国剧烈变化的政治形势和各地紧迫的工作任务，无法胜任这种全面整顿的要求。这就预示了在1950年整风运动之后，中共中央会将整党对象再次下移。
此次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共产主义和党员标准教育，以期保证党员质量、坚持党员条件。这种单纯理论学习式的整党办法，遭致一些地方的抵制，认为占用了大量时间，影响了实际工作。这种整党办法也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1951年5月26日，经毛泽东修改和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中，措辞严厉地批评了只重视理论学习的党内教育倾向。①这预示了才刚刚展开的整党教育工作已很难按原定计划继续下去，在其时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看来，不仅是单纯理论教育达不到整党效果，且更为紧迫的任务依然是反对党内各级领导机关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这就为随后“三反”运动的发动作了铺垫。
（四）1952年以整顿各级党委为重点的“三反”运动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标志着“三反”运动的发动，其核心问题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和党内资本主义思想，打破了1951-1954年整党运动的原定计划，再次将整党对象从基层组织上移到各级领导机关。“三反”《决定》发出的同月26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停止整党学习全力转入“三反”运动的指示》，整顿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陷入停顿。1952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进一步动员全党将注意力放到党内各级领导机关。同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原订整党计划“必须适应新的情况加以改变”。② 这就明确提出了全党整党工作的重点转移问题。但不同于1950年整风运动，这次整党对象的上移，不仅是教育全党将反对官僚主义当作一项长期任务，而且又提出了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新任务。
（五）1953年意图全面整顿各级党组织的“新三反”运动
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标志着“新三反”运动在全党范围内正式发动。 在“新三反”运动中，中共已不再明确重点去整顿基层或上级党组织，而是呈现出一种火力全开的态势，试图通过逐级检查处理群众来信情况这个抓手，对各级党组织均展开大规模整顿。但是结果并不如愿，最终仍变成对基层组织的整顿。在运动开展的实际过程中，各地党委一方面依据群众来信有针对性地处理基层干部案件，另一方面又对基层党员展开大规模的组织审查，却忽视了对领导机关本身的整顿。
借由“新三反”运动这个平台，1951年开始的整党运动，也于1953年底、1954年初在各地陆续结束。联系前文内容，我们可以说，所谓1951-1954年整党运动，从表面看是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而在实际上由于“三反”和“新三反”运动内容的注入，已变成几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历史事件。它们和1947年开始的土改整党、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新区整党以及1950年的整风运动，共同构成了1947-1953年中共不断变化整党对象的动态过程。
1947-1953年中共变化整党对象的内在逻辑
（一）其时中共出于改善党群关系考虑而不断变化整党对象
从中共中央1946年发布关于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到1953年开始实施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是中国基本社会制度和建设模式发生剧烈变动的历史期间，在此期间中共所处历史方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经验使中共深刻意识到，密切的党群关系是其夺取和巩固执政地位的根本保证。因此，在夺取进而初定政权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无疑会对党群关系保持特别的警觉状态。
基层党组织因处在党联系群众的第一线，成为中共监测党群关系的基本平台。由前文可知，1947年至1953年历次整党运动的发动，其出发点都是基层干群关系问题。在其时中共中央看来，这些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强迫命令问题、违法乱纪问题及组织不纯问题。针对如何解决后两个问题，其时党内没有太大争议，总体来说就是通过整党解决。至于如何认识和解决第一个问题，党内则有一个思想变化的过程，成为在此期间整党对象不断变化的重要原因。
1947年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上，针对前一时期土改工作中出现的干群关系紧张问题，刘少奇强调症结就在于基层组织不纯，认为许多农村党支部中“地主、富农成分直接间接占统治地位者不少”，且中农、贫农出身的基层干部“完全不受党内党外地主、富农影响者不多”。①该论述不是直接针对强迫命令问题，但确实将组织不纯与曲解上级意图紧密联系起来，在党内宣传了这样一种认识：即基层出现干群关系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基层队伍不纯洁，使上级真正任务意图贯彻不下去，破坏了党的威信。这就为后来强迫命令问题日渐严重起来后，许多地方党委习惯于从基层找原因，却忽略了对自身的检查和批评埋下了伏笔。
强迫命令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开始凸显出来，主要诱因是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群众经济负担的加重。1950年征粮工作开始后，一些地方干群矛盾开始激化。这种矛盾以群众反对干部强迫征粮的形式集中爆发。许多地方党委的意见是，基层干部特别是老干部，政策水平低下，又滋生居功自傲情绪，仍沿用革命（土改）斗争经验来处理新问题，因而产生强迫命令问题。如针对征粮问题来说，主要责任不在于上级任务布置不周或征收额超过了群众缴付能力，而在于基层党员干部不懂政策，没有做好解释说服工作，强收蛮干，因此才导致干群关系紧张。
应当说，在当时，上述意见的市场很大，也得到了中共中央一定程度的认可。后者于1951年着手整顿基层组织，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彻底解决基层干部特别是老干部的政策水平过低和居功自傲问题。其思路是，通过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党员标准教育，提高基层党员干部解读政策能力，坚持无产阶级立场，进而促使其建立起杜绝强迫命令问题的自觉思想防线。这种思路本身没错，问题在于没有反思上级政策制定的问题，理论教育的效果在短时间内也无法体现。因此，这种整党办法遭到很多地方的抵制，也遭到毛泽东的批评。由于毛泽东的强力介入，这种局限于探索改善基层党群关系的意见受到了压制。
实际上对基层的强迫命令问题，党内还有一种意见，就是党内上级领导机关应对强迫命令问题产生负主要责任。这种意见并不否认基层干部队伍中的问题，但不认为这是强迫命令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上级党委不了解基层情况和群众疾苦，制定政策和部署任务都脱离实际，一言以蔽之就是犯了官僚主义错误。这种意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终得到了毛泽东的明确支持。
早在1947年全国土地工作会议时，针对刘少奇提出结合土改整顿基层党组织的问题，东北和晋冀鲁豫等地党委代表就曾提出：“反官僚主义的方法应研究，检讨采取改造干部作风，发扬实事求是作风，比一开始反到下面强。”但刘少奇对此意见“没有给以足够重视”。②到1950年整风运动时，情况开始有了变化。4月19日，经刘少奇修改和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明确提出为改善党群关系，必须反对官僚主义。③该《决定》将反对官僚主义的重点对准各级领导干部，但有一定局限性。其对官僚主义的定义大而化之，没有指出应结合实际工作来反对官僚主义，照这样的思路来整风，各级党委的整顿就没有抓手，难免流于形式，甚或出现各种混乱情况。正如前文所说，中共中央关于发动1950年整风运动的“五一”指示，围绕基层问题阐述整风原因，却将上级党委作为整顿重点，也没指出上级党委应整顿什么问题，及这种整顿对解决基层问题有什么帮助。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开始介入到1950年整风工作中。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报告时强调，此次整风运动必须“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地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之下”来进行。④实际上就是反对在整风中漫无边际地反对官僚主义问题，而要集中检查官僚主义在领导机关具体工作中的表现，鼓励更多地方党委开始思考自身的领导责任。
如中共川南区党委在总结整风经验时，就明确了针对基层问题整顿上级机关的必要性和方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950年9月9日，毛泽东向各地党委批转川南整风报告，指出其整风经验“很值得注意，各地省地县三级整风务须吸取川南的经验，着重检查工作，端正政策。”⑤毛泽东的表态，统一了各地认识，促使各地党委进一步从领导机关的角度深挖强迫命令问题产生的原因。如1950年9月30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在总结整风工作时就说，由此次整风发现，基层出现强迫命令问题，固然有基层干部“办法少”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省县领导上的‘一般化’的结果”，“上面不是根据下面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具体条件情况出发，计划工作、布置工作，提出具体办法，而是多从主观要求、上面任务、对上负责搞一大套。下面记不住，不了解其所以然，与事实又常常发生矛盾。因此，愈来愈没底，愈来愈空，愈来愈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急了，就强迫命令”。①总结围绕加强和改善党群关系，明确提出破坏党群关系的直接原因是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问题，根本原因则是上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问题。这实际上就对中共中央整风精神作出了积极的呼应。 换言之，经过1950年整风运动，针对为什么会产生强迫命令问题，前述第二种意见已经成熟。这种意见将反对命令主义与反对官僚主义问题密切结合起来，便于说服更多党员认识到整顿领导机关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会使这种整顿更易产生实效。中共中央于1947年到1953年间频繁发动整党运动并不断变换整党对象，充分表明其高度关注党群关系，并一直在努力探索如何改善党群关系。
（二）其时中共出于推进中心工作目的而不断变换整党对象
历史地看，从1947年到1953年，中共中心工作依次是：土地改革、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总体来看，每项工作都可基本概括为做出决策和执行任务两个环节。而实际上每个环节的推进都是极其复杂的过程，是对党活动的各项内外条件的分析、判断、利用和改造。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是党自身的决策水平和执行能力，亦即党开展各项中心工作的组织基础。为保证这些工作顺利完成，中共中央始终注意对上级党组织决策正确度和基层党组织执行能力的监测，并有针对性地对上级或基层党组织加以整顿，这也是造成1947-1953年间中共频繁发动整党运动并不断变换整党对象的重要原因。
1947年从老区开始并在1949年前后推向新区的整党工作，是在土地改革进展不力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在其时中共中央看来，关于如何制定土改政策，本党已在历史上积累丰富经验，因而现时决策本身不会有大的问题，这样就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基层党组织。即影响土改工作顺利进行的主要原因是基层党组织的执行力出现问题，而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又是其思想和组织不纯。为保证土改顺利进行，就需要整顿基层党组织。 在新区建政和准备土改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仍旧延续了这一思路。总之，在整个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中共中央对其决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没有疑问，也对各级党委的领导经验抱有信心，因而将基层党组织作为了整党对象。
1950年整风运动、1952年“三反”运动是在争取国家财经状况基本好转的任务背景下开展起来的。为增加财政收入，中共采取的首要步骤是增加公粮征收数量。中共执政后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征粮工作（即1950年征粮工作）就是在此背景下开展起来的。对其时中共中央而言，面临执政伊始拮据的财政状况，当然意图通过增大征粮额度，最大程度缓解财政紧张状况。但是，其又极为担心征粮额度超过了农民的可承受范围。不同于土地改革，中共中央对如何制定征粮政策没有十足把握。而对各级党委而言，其面对规模空前且是在和平时期展开的征粮工作，也缺乏领导经验。这就使得当征粮工作无法顺利推进时，中共十分注意检查领导机关层面的责任，造成1950年整风运动将各级领导机关当作整顿对象。
1950年整党对象的上移，实际证明中共中央承认当年征粮额度过重，推动其做出了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决策，限制民众负担增长，力求通过增加工农业产量带动财政收入增长，同时通过精兵简政、厉行节约减少财政支出。在此情况下开展起来的“三反”运动，必然将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作为整顿重点。
1953年“新三反”运动则是在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将整顿矛头对准了各级党组织。一方面，为了保证向社会主义过渡任务的顺利完成，其时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对开展农业生产的互助合作持完全坚决态度，因而绝不容忍基层干部出现阳奉阴违问题。在其看来，基层之所以出现此类问题，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一些基层干部缺乏共产主义教育，没有认识到推行此项工作的重要政治意义，是为思想不纯问题。另一方面，基层干部队伍存在组织不纯问题，这方面原因最为毛泽东警觉。当时党内资本主义思想问题已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在他看来，该问题在农村党组织的表现，就是一些党员干部拒绝走互助合作道路。这些人中，一些本就是阶级异己分子，还有一些则因单干致富而变质，因而都对互助合作采取敌对态度。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新三反”运动重新提出了整顿基层党组织的问题。
此外，不同于土地改革，中共对领导互助合作运动还没有太多经验，中共中央没有对运动开展详细部署，地方党委在制定当地政策和调整运动节奏方面有较大自主权。当强迫命令问题大量出现，中共中央便首先要求检查各级党委的领导责任，因此“新三反”运动中也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的任务。
但正如前文所说，“新三反”运动实际上仍变成了对基层党组织的整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归根结底在于运动开始前，中共中央已对基层党组织的不纯状况做出了比较严重的估计。运动开始后，各地党委对基层组织不纯状况的报告，进一步加重了中共中央的上述估计。一些本属基层干部思想认识的问题被当做了政治问题来批判。例如有些干部认为互助合作运动推行过早，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而对上级部署采取抵制态度，结果就被认作是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表现。更为严重的情况是，很多强迫命令问题的产生，本是由于上级党委的部署失误，却也被归结为基层组织不纯问题，认为是阶级异己分子对互助合作运动的有意破坏。经过“新三反”运动，互助合作运动的进程确实大大加快，但这种加快是在全党特别是基层干部巨大政治压力下实现的，掩盖了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本来暂不适宜开展互助合作的地方也被加紧互助合作化了，严重影响了当地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综上所述，通过考察1947-1953年间中共历次整党运动与中心任务间关系，我们得以更为深入地分析其不断变换整党对象的原因，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共整党对象的变化，与其重大决策时的经验储备密切相关。中共中央在决策一项中心工作时，如果事先已有大量相关经验储备，则工作中出现问题时，往往倾向于从基层寻找原因，造成整党对象的下移；相反，如果事先没有多少经验储备，则工作中出现问题时，就往往倾向于从上级领导机关寻找原因，造成整党对象的上移。这也提示：中共在酝酿社会经济制度特别是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时，习惯于运用阶级斗争思维来审视本党的思想组织状况。依照这种思维，处于中共组织体系末端的基层组织会首先处于整党工作的风口浪尖。而当基层组织经过反复整顿，党的工作仍达不到预期效果时，整党对象就会逐级上移，最终造成中央层面的整顿。 也正是从上述意义上说，1947-1953年间历次整党运动，构成了整个中共整党整风史上的一个特殊历史区间：在此之前的历次整党运动，都是在阶级斗争思维的指导下进行的。而在此区间内，中共试图顺应历史方位的变化，转而从密切党群关系和推动和平建设的角度开展整党运动。而在此后，中共又逐渐回到了以阶级斗争思维指导整党运动的老路上去。
余论：考察中共1947-1953年间整党对象变化过程的现实启示
经过考察1947-1953年间中共不断变换整党对象的过程和内在逻辑，提示现时应紧密结合现实工作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首先，紧密结合现实工作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利于完整把握运动的重要性。坚持和践行群众路线，归根结底是为教育全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从现实性来讲又是为了优化中共开展执政活动的群众条件。历史证明，中共活动的各项内外条件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当作出一项新决策时，由于经验和信息储备有限，可能出现影响群众利益而遭其抵触的情况。在此情况下，如果依靠强迫命令办法强力推进工作，不仅会掩盖领导机关决策的失误，还会积累群众对执政党的不信任感，导致中共执政环境的逐渐恶化。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状况持续巨大变化的过程中，中共的执政探索活动也高度活跃，其每一项新决策的正确度和执行效果，都需要在实践过程中反复检验和修正，由此也不断给党群关系带来新的挑战。通过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利于引导执政党摸清群众对其执政活动的真实反应，提升决策的正确度，从而获得群众对其执政活动的由衷拥护。
其次，紧密结合现实工作，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扎实有效开展的根本保证。1947-1953年中共整党历史证明，影响党群关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党决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对群众利益的影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如果脱离了实际工作，就极易流于形式或出现各种混乱情况。例如，1950年整风运动开展初期，一些地方并未结合实际工作来反对官僚主义问题，结果出现了很多混乱情况。而1951年整党教育脱离现实工作，面向全党进行单纯理论教育，导致一些地方党委的抵制，不仅对全党理论水平提升效果有限，也没有解决影响党群关系的急迫问题。有鉴于这些教训，当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就应紧密围绕各地各级党组织的实际工作展开，通过总结工作，找到现实影响党群关系的主要症结，继而通过有针对性地修正政策或工作方式，切实改善党群关系。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讲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