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照片都是我第一个到现场拍的

　　解放前，我就在私人照相馆做学徒。上海解放后，我在康明照相馆做技师，专门拍人像，暗房冲洗等都做得很好，深受老板喜欢。公私合营后，我先到榆林区，也就是现在的杨浦区工人俱乐部，专职搞摄影。当时喜欢摄影的人非常多，俱乐部就为广大摄影爱好者办培训班，我担任老师。这期间，拍了大量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各类新人新事的宣传照片。随后，组织上派我到解放日报，跟随俞创硕老师学习新闻拍摄。1957年，组织上把我借调到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摄影组，为文化宫拍了大量各种题材的照片。1958年10月，我被调到上海市经委技术局技术情报处，任专职摄影师。因为这个岗位的特殊性，会涉及某些保密原则，所以有关工业方面的新工艺、新设计、新创造、新产品需要发布，都是我到现场首拍的。如“苏联原子能同位素”的照片，我拍后印成宣传图片，发往全国各地科技单位。所以，一般要等我所在的技术情报处主办的《工业技术情报》杂志出版后，各大新闻报纸如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新闻日报、劳动报等都来要照片，随后各大报刊都会陆续发表。
　　我当年拍过30万吨水压机，拍过江南造船厂第一艘万吨轮船下水，拍过第一辆上海牌小汽车，上海第一块手表出厂……
　　记得1955年上海牌手表试制成功后，技术情报处领导派我去拍。我拿了罗来双镜头方镜箱照相机，一早直奔位于杨浦区的上海手表厂。到了厂领导办公室，说明来意后，领导陪我来到成品车间，只见好几排长桌上，女工们静静地在工作。桌上的台灯把女工的脸盘映得非常柔和。我脑子里很快设想好构图，为了画面集中，我把一些装配好的手表摆放到镜头正前方，配上女工们专心致志的神态，一连拍了好几张。回去冲洗放大后，发表在《工业技术情报》杂志上。随后，各大报纸都来要照片。本来上海牌手表就一票难求，据说照片发表后，更加成了紧俏货。投产当年，上海手表厂共生产上海牌手表1.36万只。试销第一天，100只手表一开门就被抢购一空。买不到的顾客只能办理登记预售，一个上午办理登记的就超过1000人。试销单位上海第三百货商店像办喜事一样，我在现场也兴奋得连连抓拍。当天的新民晚报“上午新闻”报道：第三百货今晨顾客盈门争买首批“上海”牌手表。在计划经济年代，圆头白面的上海牌手表始终是紧俏商品。虽然一百多元的售价相当于普通职工3个多月的收入，但一度还是供不应求，需要凭票证才能购买。

　　永安公司历来是上海人购物的高档场所。1958年，永安公司是上海商业战线的一个标兵，我接到了去拍绸缎部照片的任务。初秋的一个早上，九十点钟，我来到南京路永安公司，只见商店里顾客盈门，特别是在绸缎柜台，姑娘们都把漂亮的花布披在身上，喜滋滋地左顾右盼。永安公司领导特意选了两位女营业员配合我拍摄。我观察了一阵，虽然是在室内，但光线很好，人们的神态也很自然。我不动声色地慢慢靠近他们，抓拍了多幅生动的照片，照片发表后，绸缎部生意更加火暴。
　　上世纪80年代，上海进行纺织工业大调整，许多棉纺织厂要关停并转了。我和工业打了一辈子交道，对纺织厂很有感情，于是就拿起照相机来到上海三十三棉纺织厂，花了两天时间，从清花间、粗纱间、筒子间、浆绵间、细纱间、织布间、成品间到整理间，每道工序我都拍了个遍。虽然没有领导指示我去拍，但我觉得能为曾经辉煌的上海纺织行业留下一些影像资料，是很值得的。时过几十年，现在再来看看这些照片，就显得特别珍贵了，因为再也不可能有了。

随上海援藏干部进西藏

　　自1951年从事摄影工作以来，我已有半个多世纪的摄影经历，但最令我激情澎湃和梦魂牵绕的，是神奇的西藏。1995年，我参加了上海摄影家协会组织的一次采风创作活动，一路直奔世界屋脊西藏。同行的有七人。路上可谓艰辛，我们从上海出发乘火车到青海西宁，再从西宁搭火车到格尔木，从格尔木到拉萨后，就只好坐长途汽车。我们日夜兼程足足颠簸了36个小时，才到目的地。高原明珠拉萨的深秋，碧空万里，云绕群山，寺庙林立，色彩斑斓，大自然的美景，令我们感叹不已，顾不上途中劳累，也顾不上高原缺氧的反应，每个人都迫不及待掏出相机投入摄影创作。从此，西藏在我的镜头里定格。
　　1995年5月17日，我随第一批援藏干部约50人从上海虹桥机场登机。1995年5月20日，在西藏拉萨贡嘎机场，援藏干部受到藏族群众载歌载舞的隆重欢迎。时逢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大庆喜日，拉萨城内处处张灯结彩，藏族同胞个个穿着节日盛装，整个山城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氛围之中。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要拍摄30年大庆活动，便与自治区文联联系。文联的同志告诉我们，办理采访证的时间已经来不及了，让我们直接找展览馆联系。展览馆的同志说，你们应该提前发个电报。此刻，我灵机一动，拿出了一张前几年在上海与吴邦國同志的合影照片，展览馆的同志看到这张照片，因吴邦国同志正是来参加大庆活动的最高领导，立即从原定给其他同志的采访证中，给了我一张采访证。这样，我们才得到了拍摄西藏大庆活动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