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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经过“大跃进”的折腾之后，我国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在这种局面下，民主建国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工商联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于1959年底至1960年2月召开。民革、民盟、民进、农工党、致公党和九三学社6个民主党派的中央全会扩大会议于1960年夏季分别召开。这些会议采用了轻松愉悦的“神仙会”方式，取得了良好效果，成为当时肃杀形势下的一个“小阳春”。
在“大跃进”运动中，经历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思想上相当紧张;再加上连续不断的教育革命、学术思想批判、拔白旗、破权威等“左”的错误做法的冲击，工商界、知识界大多数人情绪低沉，怕批判斗争、不敢讲真话、心情不舒畅、精神压力大。曾于1944年访问延安并写出著名的《延安一月》的老报人赵超构和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毛泽东点名确定不是右派的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的境况颇具代表性。1958年，赵超构作为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民主人士、新闻界的代表人物，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对党的政策发言表态，顺应时势，表示拥护，做所谓的“歌德派”。赵超构甚至自嘲：“我现在成了马路政客，这里那里，尽讲些废话！”1961年5月29日，中央统战部干部于刚访问傅鹰时，傅鹰曾吐露自己1959年的遭遇：被北京大学化学系党总支看作“两面派”，会议中途借故被叫出，做实验的学生对自己躲躲闪闪，这些都使傅鹰有一种悲愤难抑的情绪，性情中人总有克制不了的郁闷，而且这种郁闷会可怕的疯长。他告诉于刚：“1960年春天，我是真不想活下去了，有时早晨起来，张锦（傅鹰夫人—笔者注）出去以后，看着睡在床上的孩子，走来走去流泪，觉得没有活路，不知如何是好。”
面对“大跃进”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紧张状态，中央统战部于1959年5月召开了各省、市委统战部长座谈会，提出了“贯彻政策，调整关系，调动服务，继续改造”的方针。5月30日中央统战部做出《关于各省、市委统战部长座谈会向中央的报告》，提出：继续在党内反复宣传阶级斗争的规律，创造适合于“弛”的形势的工作方法，深入地贯彻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对党外人士的政治思想工作，应当是更加和风细雨地进行入情入理的正面教育，多采取小型座谈、经验交流和个别谈心等方式，同时亦进行适当的批评，以组织和推动他们的政治理论与时事政策的学习，在工作中一般不进行群众性的批判和斗争。中央原则上同意了这个报告。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从1958年冬开始的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被打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被指出、有待纠正的错误重新发展起来。1959年8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8月12日，毛泽东又对辽宁省委关于“反右倾”的报告做出批示：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形势，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种歪风邪气打下去。全党范围内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开展起来。湖南、安徽、福建、青海、新疆、甘肃、贵州等省、区党委的一些负责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这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又引起极大震动。
1959年9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著名无党派人士、文化教育界人士，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参加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批判了彭德怀等人后，提出分批给“右派分子”摘帽子和对国民党战犯实行特赦，同时明确指出：现在不是1957年那样的形势，也不是1952年“三反”、“五反”那样的形势。毛泽东还说：有些朋友他们得了一条规律：共产党办事就是先整自己，后整别人。现在在许多地方，特别是上海一些工商业家，听说有这个顾虑，还有各民主党派。这回在党内是搞运动，研究分析，要搞透，而在党外不要搞运动。所以，那种顾虑可以解除。现在，教员、教授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界也大有进步，但并不是说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什么世界观这些问题，旧的东西一下要刮掉，洗脑筋洗得那么干净，那不容易的，慢慢来嘛。
中央统战部贯彻1959年5月30日的报告和毛泽东的谈话精神，提出了缓和关系的方针。1959年11月，中央统战部在报送中共中央的一个文件中明确提出：在各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中间，不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群众性的斗争，不进行“反右倾”运动，不进行重点批判，不搞交心运动。还提出，在组织党外人士学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和有关文件时，要贯彻自我教育的精神，着重正面教育。11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文件，并在批语中指出：“这次反右倾斗争，不要在民主人士中进行，即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工商界和老的高级知识分子中进行。此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九月十五日召开的党派会议上已经宣布过，望各地遵照执行（现在已经开始进行的单位，应该采用适当方式加以结束）。”
中央统战部向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提出改造世界观的任务时，借用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召开时提出的“神仙会”的概念，决定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来解决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神仙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三自”（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三不”（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用“三不”来保证“三自”，用“三自”来达到敞开思想，讲心里话，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实行“三自”就是主要依靠一定的集体和自己的努力，实现自我教育，共同提高。
为什么在中共党内关系紧张的时候中共中央在统战工作中同意采用“神仙会”的方式？笔者推测：经过反右派斗争和一系列针对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的激烈的运动之后，当时中共中央认为资产阶级中反对党的领导的右派已经被打倒，资产阶级和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不可能再与党产生对抗，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可以缓和下来。对资产阶级的宽松态度，也显示出中共中央当时的理论自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实践自信（三面红旗）。从1959年初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在第十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可以窥探出这一点。徐冰在讲话中说：八届六中全会后，一个时期较紧张的阶级关系又缓和下来了。在这段时期，我们看不出有阶级斗争尖锐的因素。从资产阶级方面，并没有爆发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公社的运动来与党搞对抗，从党的方面来看，也没有改变对资产阶级和平改造的方针政策，没有像对待地主阶级那样采取没收并剥夺其公民权的办法。再从理论上看，说“革命越深入化，阶级斗争越尖锐”，这种认识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马列主义原则。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是曲线的，有起有伏的，一张一弛的，而不是直线上升的。目前，阶级关系缓和了，阶级斗争也会跟着缓和一些。但缓和并不是没有斗争，而是要根据这一缓和的形势采取和风细雨的、耐心的、正面的、入情入理的说服教育的方法，促进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神仙会”成为统战工作探索出的新模式。
1959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工商联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同时在北京召开，参加大会的民建、工商联各级组织的负责人和工商界骨干分子有近2000人。
会议首先召开预备会。在中共党内“反右倾”的形势下，与会人员思想很紧张。时为民主建国会成员、上海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的刘靖基事后曾说：“当初我参加的时候，我对如何达到大会提出的‘方向明确，丰富多彩，心情舒畅，效果深入’的要求，心里想不通。那时自己确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很想提出问题，但又怕对问题的提法和看法，太不对头，要失面子。其他同志也有不少的顾虑，是不是钓鱼啊？记账啊？抓住小辫子再来整一下啊？甚至个别的同志还带了检讨书来。”有些人则准备在会上大批大斗一场。会议如果这样开下去，非但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而且势必出现乱批乱斗和被迫检查过关的情况，结果必将在全国范围造成阶级关系新的紧张，而且也是违反中共中央不在党外人士中开展“反右倾”运动的指示的。为了及时扭转情况，帮助开好这次会议，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会前和会议过程中，多次同民建、工商联领导人黄炎培、陈叔通等进行座谈，建议他们改变开会方法，采取和风细雨、“神仙会”的方式：发扬民主，让大家讲话，讲老实话，讲心里话;坚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引导大家通过自由交谈、讨论和辩论，达到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目的。对“进步分子”，也帮助他们提高认识，端正态度，放下棍子和帽子。这样，与会的工商界人士逐步解除了顾虑，敞开了思想，展开热烈的争论。小组会讨论，会后自由结合漫谈，走廊里、饭桌上到处都在交谈、争辩，相互间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心情舒畅。
1960年1月18日和19日，李维汉在大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讲话。他首先肯定民建、工商联的代表大会开得很好，接着指出：用开“神仙会”的方式，和风细雨地讨论问题，搞通思想，明确方针任务，花费的时间要多一些，但是开得更深入细致，更有成果。各地都这样开一次会，就会成为工商界一次比较深刻的自我教育运动。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是工商业者的家，又是工商界自我改造的学校。两会也需要适应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形势，适应工商业自我改造的新情况，提出任务，改进工作方法。现在两会有一个同工商界联系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两会要成为工商业者的家和学校，就要关心他们，了解他们正在变化中的情况，看他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实事求是地帮助他们提高认识，解决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样做，就会使他们觉得有帮助，把两会看成自己的家和学校，两会工作就会活跃起来。李维汉还针对与会人员在接受共产党领导的问题上存在的种种疑虑，如认为“寄人篱下”、怕“过河拆桥”、担心“共产党是不是信任”等，进行了解释，鼓励他们坚决靠拢共产党，诚心诚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服务。
2月11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许涤新关于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会议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指出：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是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现在他们向我们靠拢，我们也就要放宽一些，从思想、工作、生活照顾、政治照顾等方面采取积极团结的办法和措施。只要他们接受改造、靠拢党，我们总是要包下来，包到底，不会把他们丢掉不管。
2月12日，刘少奇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并同民建、工商联领导人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胡子昂、孙起孟、胡厥文、施复亮进行座谈。针对有人担心政府对工商业者是否会照顾到底的顾虑。刘少奇指出：工商业者只要接受改造，为国家做事，同共产党合作，生活上国家照顾到底，负责到底。工商业者要顾思想进步的一头，国家包生活照顾的一头。哪一头做得不好，可以互相提意见。刘少奇的讲话被概括为工商界“顾一头，一边倒”、国家“包一头，包到底”的政策。对于定息问题，刘少奇说，毛主席有过指示，七年定息，到1962年取消，必要时可以留尾巴。对于高薪问题，他说，我们的政策是高薪不降，调职不减薪，减者补发。总而言之，工商业者只要跟着人民政府，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同共产党合作，不论老、病或有其他困难，国家都负责到底，包到底。刘少奇的谈话，进一步解除了工商界人士的思想顾虑。
这两个大会的预备会议长达65天，到1960年2月18日结束。2月19日，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在正式大会的开幕词中高兴地说：我们这次大会，是一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团结的大会，一次工商界进行自我教育的大会，一次动员工商界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会。2月21日，大会通过了会议文件后正式闭幕。3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情况：“通过大、中、小各种会议形式，代表们亲切谈心，畅所欲言，成功地贯彻了和风细雨的精神，解决了许多思想问题，提高了认识。有293位代表在预备会上做了口头和书面发言。会议期间，代表们就关于工商界一年多来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变化情况的估计;关于服务和改造的关系问题;对和风细雨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看法问题;关于工商界今后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要求和措施问题以及关于两会今后的工作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代表们一致认为，这次大会开得十分生动活泼，细致深入。大家等于进了两个月的社会主义学校，过了两个月的丰富多彩、心情舒畅的集体生活。代表们表示：回去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来回答党的亲切关怀和教导。”同日，《人民日报》还配发了根据刘少奇讲话精神起草并经他修改审定的社论《工商业者应当下决心“顾一头”、“一边倒”》。社论指出：“顾一头”、“一边倒”，一心一意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人，一定会得到人民的重视和信任，也会得到人民相应的报酬，其结果不是一头没有，而是有了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这一头，就有个人利益那一头，两头都有。总之，一切应当服从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这是最根本的原则。工商业者只要忠实于这一根本原则，一心一意努力自我改造和为人民服务，对人民做出贡献，并且坚持地做下去，就一定会受到人民的信任和照顾。人民的气魄是伟大的，我国又是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完全可以把工商业者的生活和工作包下来。我们希望工商业者认清这个道理，不要徘徊瞻顾，摇摇摆摆，三心二意，而应当下决心“顾一头”、“一边倒”，一心一意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1960年夏季，民革、民盟、民进、农工党、致公党和九三学社分别召开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参加这些会议的共有1800多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可以说，各民主党派的中央全会实际上是一次全国性的知识分子会议。会议召开前，中央统战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提出了对于帮助这些民主党派开好中央会议扩大会的一些带方针性问题的意见。这些意见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进步做了充分肯定，指出：“从政治上说，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基本上已经转过了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个大弯子，这是他们的主要的一面。”具体意见有：1.通过这次会议对他们进行一次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正面教育，从理论上和政策上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在将来的政治形势的演变中，力求使他们中的多数人能在思想上、政治上有更多的精神准备。2.为了使他们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应该帮助他们进行世界观的改造。但这是一件长期的、复杂的、细致的工作，绝不能简单急躁。只要他们同我们在大的政治方向上一致，对他们就应该在政治上、工作上和生活上，予以适当照顾。至于参加体力劳动，不要勉强，年高和身体衰弱的人，可以少参加或者不参加，使他们能够安下心来，进行工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3.他们反映当前知识分子对合作共事的关系问题的意见比较突出，如在机关、学校和厂矿中同党组织的关系问题，新老关系问题，在三结合中如何发挥他们的力量问题等，我们打算通过这次会议进一步调查研究，再提出具体措施报中央请示。4.今后仍应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重申民主党派在协助我党推动其成员及其所联系的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进行自我改造方面的作用。5.这次民主党派会议采用开“神仙会”的方式，和风细雨，敞开思想，提出问题，辨明是非，提高认识，进一步推动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加强自我改造。在当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会议安排了相当高的接待标准。
时任民盟济南市委宣教部干事的刘欣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他事后回忆说：在一个半月多的时间里，白天开会（多是小组活动），晚上看戏或观摩电影，每个星期天都参观游览。不论会议、生活、文娱、参观活动都安排得相当周密。伙食标准不知实际是多少，只知道个人交费是每天9角和4角两个交费标准，由个人选定，粮票都一样，每人每天一斤。工作人员一般都是选4角的标准用餐。民盟济南市委去的领导同志让我们工作人员与大家一样选9角的同桌进餐，便于工作。那时用餐不像现在的会议那么多菜，盘子摞盘子，吃得不多剩的多。那时多半是四菜一汤，但非常丰盛可口，浪费很少，人人满意。娱乐活动丰富多彩，电影、戏曲差不多天天都有。我因为晚上还有些工作要做，有些一般的电影招待只好放弃，但有些好的节目，我是不会放弃的。例如于是之主演的《茶馆》异常精彩;最最精彩的莫过于马（连良）、张（君秋）、谭（富英）、裘（盛戎）同台演出的京剧《赵氏孤儿》，真是大饱眼福。
各民主党派分别举行会议时，国内经济还很困难，国际上中共同苏共的分歧和斗争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更加尖锐、激烈。面对这样的国内外形势，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很多人忧心忡忡，亟须进行一次形势教育，以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增强信心，稳定情绪。为此，在8月13日会议过程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做了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关于国内问题，周恩来谈了三面红旗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其中包括大力发展粮、棉、钢、铁，工业支援农业，首先要在劳动力上支援，城市劳动力有一部分要坚决回农村去，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不仅经济战线，文教战线也要缩短，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节约劳力、物力，保证农业及工业生产的发展，办好城市人民公社，建立全国的经济体系，攻破尖端增强国防力量，节衣缩食自力更生），在党的领导下走群众路线，学制改革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问题，民主党派的性质问题等。关于国际问题，周恩来说：在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我们要鼓舞士气，增强信心，自力更生，埋头苦干，坚持原则，坚持团结，不断扩大全世界人民的反帝统一战线，争取反对帝国主义革命斗争的彻底胜利。周恩来着重讲了中国共产党同苏共分歧和争论的性质、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等。周恩来在报告中还回答了民主党派“后继无人”的问题。他说：毛主席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不是偶然的。中国的人口很多，共产党要以无产阶级面貌改造社会，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吸收到中共党内来。民主党派只要继续前进，社会上会有人继续参加进去的。问题不在于有无后继的人，而取决于你们愿不愿意前进，愿不愿意改造。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周围有各民主党派，共同进行政治教育、思想教育，这就是民主党派的作用。
8月14日，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到会做了题为《学习毛主席著作，逐步改造世界观》的报告。报告肯定了工商界、知识界、民主党派近几年来大有进步;说明了阶级斗争还需要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提出了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任务;谈到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必要性和基本的学习方法，并且重申共产党今后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报告的最后部分提出了今后各民主党派的几项主要工作：团结所代表和联系的人们继续反对国内外敌人;团结和推动所代表和联系的人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参加劳动和实践，为社会主义服务;推动所代表和联系的人们结合实践开展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协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调整国内社会阶级关系;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共产党实行互相监督。
8月22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在中南海与出席民革、民盟、民进、农工党、致公党和九三学社中央全会扩大会议的代表们合影留念。实践证明，在“神仙会”上，广大知识分子讲了心里话，摆出了疑虑、苦闷和担心。对会上反映出的大量合作共事关系方面的问题，他们提出要反求诸己，而不是着重责备中共党员和青年。会议开出了两个积极性，即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和自我改造的积极性。以民盟三届二中全会为例，民盟的这次会议从7月25日开始到9月5日结束，历时43天，先后举行了大会、分会、经验交流会、座谈会和谈心会，贯彻和风细雨、自我教育的精神，大家谈谈、听听、看看、想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大家认为这次全会开得很好，收获很大。有些人说这是民盟历史上开得最使人满意的一次会议。会议的讨论总结指出：“‘神仙会’这种新的工作方法，是和知识分子的特点相适合的，也是和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任务相适合的。由于采取‘神仙会’的方法，这次会议基本上做到了解除顾虑，敞开思想，揭露矛盾，提出问题，共同分析，自由辩论;也基本上达到了认清形势，鼓舞斗志，肯定成绩，解决问题的目的。同志们普遍感到心情舒畅，充满信心。”
1960年两次“神仙会”的召开，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中共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大大缓和，党外人士精神紧张、顾虑重重的状况有了很大改观。
1960年7月25日，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接见了出席民盟三届二中全会代表。图为刘少奇（右）与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亲切握手
民主建国会江苏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国钧说：“神仙会”上讨论问题，一般都是由浅入深、由远及近、层层解剖、逐步发现问题的本质的。问题的本质一经发现，在自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是非就比较容易辨明。能否达到这个目的的关键，在于在讨论问题时坚持摆事实、讲道理、逐步深入的方法。这样，就能把问题谈得深、谈得细、谈得透。一下子套上一条大道理、大原则，由于有问题的人体会不深，触不到他们的“痒处”，因而就只能“囫囵吞枣”，“食而不知其味”，这当然是巩固不下来的。在“神仙会”上，大家从国内外形势一直谈到日常工作、日常生活以及学术思想等问题，把远大的目标和切身的利益结合起来看，把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前途和个人在其中的作用结合起来看，这就容易使人发现问题的本质，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神仙会”上没有狂风暴雨，但也不是无风无雨，而是风刮得畅，雨下得透。“神仙会”不是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而是深入细致的分析，实事求是诚恳耐心的帮助。“神仙会”一般不做结论，但并不是没有结论。“神仙会”不要求统一思想，但也不是没有一定的方向。通过思想交流，互相帮助，大家自然就会对方向、是非有相同的、明确的认识。“人苦不自知”。“神仙会”的作用就在于能够借他人作镜子，照见自己的真面目，从而加强自我改造的决心。
“神仙会”的方式为各地纷纷效仿，很快在全国推广开来。每次“神仙会”都是一个自由的讲坛，内容极为广泛，与会人员可以自由地谈论国内外形势，谈论党在每个时期的方针政策，谈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他们个人在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的经验体会和意见要求。在这些会议上，大家敞开思想，提倡百家争鸣，毫无拘束地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会上充满了民主精神，充满了自由辩论的空气，由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各地召开“神仙会”的实际情况表明，这种自我改造的方式大受人们欢迎。有的人这样形容说：“和风细雨的神仙会，思想敞得开，问题分析得透，既有批评，又有自我批评，既解决了思想疙瘩，又感到心情愉快。”还有的人说：“一敞，一议，一听报告，问题解决了，真是轻松愉快。”截至1961年5月，全国各地召开了大小规模的“神仙会”数千次，近百万人参加。其中，工商业者除小商贩以外，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普遍地参加了各级组织召开的“神仙会”;各民主党派省、市地方基层组织的成员，也大都参加了“神仙会”。其他如无党派的知识界人士、宗教界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也都分别召开或准备召开这样的会议。这对于调动广大社会人士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起到了很大作用。
“神仙会”的模式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中逐步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新局面。换个角度来看，1962年国家政治关系调整中统战工作的部分，实际上可以追溯到“神仙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统战工作的调整，从1959年就开始酝酿，从1959年底1960年初就开始付诸实施了。从总体上来看，这无疑是有益的尝试和积极的探索，不仅为保持这条战线的稳定做出了贡献，而且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为克服从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增加了助力。经过两年左右的实践，统战领域的调整进一步深入。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明确提出：对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不同意见，应当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如果采取接受共产党领导，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愿意进行自我改造的立场和态度，在具体政策上持有不同的意见，与其说应该允许，毋宁说我们欢迎。那些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短处的人，不是畏友而是诤友。此后，1962年四五月间的第十二次统战工作会议把统战工作的调整推向高潮。
“神仙会”召开的历史背景
在“大跃进”运动中，经历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思想上相当紧张;再加上连续不断的教育革命、学术思想批判、拔白旗、破权威等“左”的错误做法的冲击，工商界、知识界大多数人情绪低沉，怕批判斗争、不敢讲真话、心情不舒畅、精神压力大。曾于1944年访问延安并写出著名的《延安一月》的老报人赵超构和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毛泽东点名确定不是右派的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的境况颇具代表性。1958年，赵超构作为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民主人士、新闻界的代表人物，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对党的政策发言表态，顺应时势，表示拥护，做所谓的“歌德派”。赵超构甚至自嘲：“我现在成了马路政客，这里那里，尽讲些废话！”1961年5月29日，中央统战部干部于刚访问傅鹰时，傅鹰曾吐露自己1959年的遭遇：被北京大学化学系党总支看作“两面派”，会议中途借故被叫出，做实验的学生对自己躲躲闪闪，这些都使傅鹰有一种悲愤难抑的情绪，性情中人总有克制不了的郁闷，而且这种郁闷会可怕的疯长。他告诉于刚：“1960年春天，我是真不想活下去了，有时早晨起来，张锦（傅鹰夫人—笔者注）出去以后，看着睡在床上的孩子，走来走去流泪，觉得没有活路，不知如何是好。”
面对“大跃进”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紧张状态，中央统战部于1959年5月召开了各省、市委统战部长座谈会，提出了“贯彻政策，调整关系，调动服务，继续改造”的方针。5月30日中央统战部做出《关于各省、市委统战部长座谈会向中央的报告》，提出：继续在党内反复宣传阶级斗争的规律，创造适合于“弛”的形势的工作方法，深入地贯彻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对党外人士的政治思想工作，应当是更加和风细雨地进行入情入理的正面教育，多采取小型座谈、经验交流和个别谈心等方式，同时亦进行适当的批评，以组织和推动他们的政治理论与时事政策的学习，在工作中一般不进行群众性的批判和斗争。中央原则上同意了这个报告。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从1958年冬开始的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被打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被指出、有待纠正的错误重新发展起来。1959年8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8月12日，毛泽东又对辽宁省委关于“反右倾”的报告做出批示：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形势，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种歪风邪气打下去。全党范围内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开展起来。湖南、安徽、福建、青海、新疆、甘肃、贵州等省、区党委的一些负责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这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又引起极大震动。
1959年9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著名无党派人士、文化教育界人士，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参加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批判了彭德怀等人后，提出分批给“右派分子”摘帽子和对国民党战犯实行特赦，同时明确指出：现在不是1957年那样的形势，也不是1952年“三反”、“五反”那样的形势。毛泽东还说：有些朋友他们得了一条规律：共产党办事就是先整自己，后整别人。现在在许多地方，特别是上海一些工商业家，听说有这个顾虑，还有各民主党派。这回在党内是搞运动，研究分析，要搞透，而在党外不要搞运动。所以，那种顾虑可以解除。现在，教员、教授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界也大有进步，但并不是说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什么世界观这些问题，旧的东西一下要刮掉，洗脑筋洗得那么干净，那不容易的，慢慢来嘛。
中央统战部贯彻1959年5月30日的报告和毛泽东的谈话精神，提出了缓和关系的方针。1959年11月，中央统战部在报送中共中央的一个文件中明确提出：在各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中间，不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群众性的斗争，不进行“反右倾”运动，不进行重点批判，不搞交心运动。还提出，在组织党外人士学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和有关文件时，要贯彻自我教育的精神，着重正面教育。11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文件，并在批语中指出：“这次反右倾斗争，不要在民主人士中进行，即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工商界和老的高级知识分子中进行。此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九月十五日召开的党派会议上已经宣布过，望各地遵照执行（现在已经开始进行的单位，应该采用适当方式加以结束）。”
中央统战部向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提出改造世界观的任务时，借用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召开时提出的“神仙会”的概念，决定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来解决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神仙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三自”（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三不”（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用“三不”来保证“三自”，用“三自”来达到敞开思想，讲心里话，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实行“三自”就是主要依靠一定的集体和自己的努力，实现自我教育，共同提高。
为什么在中共党内关系紧张的时候中共中央在统战工作中同意采用“神仙会”的方式？笔者推测：经过反右派斗争和一系列针对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的激烈的运动之后，当时中共中央认为资产阶级中反对党的领导的右派已经被打倒，资产阶级和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不可能再与党产生对抗，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可以缓和下来。对资产阶级的宽松态度，也显示出中共中央当时的理论自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实践自信（三面红旗）。从1959年初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在第十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可以窥探出这一点。徐冰在讲话中说：八届六中全会后，一个时期较紧张的阶级关系又缓和下来了。在这段时期，我们看不出有阶级斗争尖锐的因素。从资产阶级方面，并没有爆发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公社的运动来与党搞对抗，从党的方面来看，也没有改变对资产阶级和平改造的方针政策，没有像对待地主阶级那样采取没收并剥夺其公民权的办法。再从理论上看，说“革命越深入化，阶级斗争越尖锐”，这种认识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马列主义原则。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是曲线的，有起有伏的，一张一弛的，而不是直线上升的。目前，阶级关系缓和了，阶级斗争也会跟着缓和一些。但缓和并不是没有斗争，而是要根据这一缓和的形势采取和风细雨的、耐心的、正面的、入情入理的说服教育的方法，促进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神仙会”成为统战工作探索出的新模式。
第一次“神仙会”
1959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工商联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同时在北京召开，参加大会的民建、工商联各级组织的负责人和工商界骨干分子有近2000人。
会议首先召开预备会。在中共党内“反右倾”的形势下，与会人员思想很紧张。时为民主建国会成员、上海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的刘靖基事后曾说：“当初我参加的时候，我对如何达到大会提出的‘方向明确，丰富多彩，心情舒畅，效果深入’的要求，心里想不通。那时自己确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很想提出问题，但又怕对问题的提法和看法，太不对头，要失面子。其他同志也有不少的顾虑，是不是钓鱼啊？记账啊？抓住小辫子再来整一下啊？甚至个别的同志还带了检讨书来。”有些人则准备在会上大批大斗一场。会议如果这样开下去，非但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而且势必出现乱批乱斗和被迫检查过关的情况，结果必将在全国范围造成阶级关系新的紧张，而且也是违反中共中央不在党外人士中开展“反右倾”运动的指示的。为了及时扭转情况，帮助开好这次会议，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会前和会议过程中，多次同民建、工商联领导人黄炎培、陈叔通等进行座谈，建议他们改变开会方法，采取和风细雨、“神仙会”的方式：发扬民主，让大家讲话，讲老实话，讲心里话;坚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引导大家通过自由交谈、讨论和辩论，达到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目的。对“进步分子”，也帮助他们提高认识，端正态度，放下棍子和帽子。这样，与会的工商界人士逐步解除了顾虑，敞开了思想，展开热烈的争论。小组会讨论，会后自由结合漫谈，走廊里、饭桌上到处都在交谈、争辩，相互间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心情舒畅。
1960年1月18日和19日，李维汉在大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讲话。他首先肯定民建、工商联的代表大会开得很好，接着指出：用开“神仙会”的方式，和风细雨地讨论问题，搞通思想，明确方针任务，花费的时间要多一些，但是开得更深入细致，更有成果。各地都这样开一次会，就会成为工商界一次比较深刻的自我教育运动。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是工商业者的家，又是工商界自我改造的学校。两会也需要适应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形势，适应工商业自我改造的新情况，提出任务，改进工作方法。现在两会有一个同工商界联系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两会要成为工商业者的家和学校，就要关心他们，了解他们正在变化中的情况，看他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实事求是地帮助他们提高认识，解决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样做，就会使他们觉得有帮助，把两会看成自己的家和学校，两会工作就会活跃起来。李维汉还针对与会人员在接受共产党领导的问题上存在的种种疑虑，如认为“寄人篱下”、怕“过河拆桥”、担心“共产党是不是信任”等，进行了解释，鼓励他们坚决靠拢共产党，诚心诚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服务。
2月11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许涤新关于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会议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指出：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是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现在他们向我们靠拢，我们也就要放宽一些，从思想、工作、生活照顾、政治照顾等方面采取积极团结的办法和措施。只要他们接受改造、靠拢党，我们总是要包下来，包到底，不会把他们丢掉不管。
2月12日，刘少奇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并同民建、工商联领导人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胡子昂、孙起孟、胡厥文、施复亮进行座谈。针对有人担心政府对工商业者是否会照顾到底的顾虑。刘少奇指出：工商业者只要接受改造，为国家做事，同共产党合作，生活上国家照顾到底，负责到底。工商业者要顾思想进步的一头，国家包生活照顾的一头。哪一头做得不好，可以互相提意见。刘少奇的讲话被概括为工商界“顾一头，一边倒”、国家“包一头，包到底”的政策。对于定息问题，刘少奇说，毛主席有过指示，七年定息，到1962年取消，必要时可以留尾巴。对于高薪问题，他说，我们的政策是高薪不降，调职不减薪，减者补发。总而言之，工商业者只要跟着人民政府，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同共产党合作，不论老、病或有其他困难，国家都负责到底，包到底。刘少奇的谈话，进一步解除了工商界人士的思想顾虑。
这两个大会的预备会议长达65天，到1960年2月18日结束。2月19日，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在正式大会的开幕词中高兴地说：我们这次大会，是一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团结的大会，一次工商界进行自我教育的大会，一次动员工商界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会。2月21日，大会通过了会议文件后正式闭幕。3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情况：“通过大、中、小各种会议形式，代表们亲切谈心，畅所欲言，成功地贯彻了和风细雨的精神，解决了许多思想问题，提高了认识。有293位代表在预备会上做了口头和书面发言。会议期间，代表们就关于工商界一年多来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变化情况的估计;关于服务和改造的关系问题;对和风细雨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看法问题;关于工商界今后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要求和措施问题以及关于两会今后的工作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代表们一致认为，这次大会开得十分生动活泼，细致深入。大家等于进了两个月的社会主义学校，过了两个月的丰富多彩、心情舒畅的集体生活。代表们表示：回去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来回答党的亲切关怀和教导。”同日，《人民日报》还配发了根据刘少奇讲话精神起草并经他修改审定的社论《工商业者应当下决心“顾一头”、“一边倒”》。社论指出：“顾一头”、“一边倒”，一心一意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人，一定会得到人民的重视和信任，也会得到人民相应的报酬，其结果不是一头没有，而是有了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这一头，就有个人利益那一头，两头都有。总之，一切应当服从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这是最根本的原则。工商业者只要忠实于这一根本原则，一心一意努力自我改造和为人民服务，对人民做出贡献，并且坚持地做下去，就一定会受到人民的信任和照顾。人民的气魄是伟大的，我国又是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完全可以把工商业者的生活和工作包下来。我们希望工商业者认清这个道理，不要徘徊瞻顾，摇摇摆摆，三心二意，而应当下决心“顾一头”、“一边倒”，一心一意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第二次“神仙会”
1960年夏季，民革、民盟、民进、农工党、致公党和九三学社分别召开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参加这些会议的共有1800多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可以说，各民主党派的中央全会实际上是一次全国性的知识分子会议。会议召开前，中央统战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提出了对于帮助这些民主党派开好中央会议扩大会的一些带方针性问题的意见。这些意见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进步做了充分肯定，指出：“从政治上说，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基本上已经转过了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个大弯子，这是他们的主要的一面。”具体意见有：1.通过这次会议对他们进行一次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正面教育，从理论上和政策上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在将来的政治形势的演变中，力求使他们中的多数人能在思想上、政治上有更多的精神准备。2.为了使他们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应该帮助他们进行世界观的改造。但这是一件长期的、复杂的、细致的工作，绝不能简单急躁。只要他们同我们在大的政治方向上一致，对他们就应该在政治上、工作上和生活上，予以适当照顾。至于参加体力劳动，不要勉强，年高和身体衰弱的人，可以少参加或者不参加，使他们能够安下心来，进行工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3.他们反映当前知识分子对合作共事的关系问题的意见比较突出，如在机关、学校和厂矿中同党组织的关系问题，新老关系问题，在三结合中如何发挥他们的力量问题等，我们打算通过这次会议进一步调查研究，再提出具体措施报中央请示。4.今后仍应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重申民主党派在协助我党推动其成员及其所联系的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进行自我改造方面的作用。5.这次民主党派会议采用开“神仙会”的方式，和风细雨，敞开思想，提出问题，辨明是非，提高认识，进一步推动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加强自我改造。在当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会议安排了相当高的接待标准。
时任民盟济南市委宣教部干事的刘欣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他事后回忆说：在一个半月多的时间里，白天开会（多是小组活动），晚上看戏或观摩电影，每个星期天都参观游览。不论会议、生活、文娱、参观活动都安排得相当周密。伙食标准不知实际是多少，只知道个人交费是每天9角和4角两个交费标准，由个人选定，粮票都一样，每人每天一斤。工作人员一般都是选4角的标准用餐。民盟济南市委去的领导同志让我们工作人员与大家一样选9角的同桌进餐，便于工作。那时用餐不像现在的会议那么多菜，盘子摞盘子，吃得不多剩的多。那时多半是四菜一汤，但非常丰盛可口，浪费很少，人人满意。娱乐活动丰富多彩，电影、戏曲差不多天天都有。我因为晚上还有些工作要做，有些一般的电影招待只好放弃，但有些好的节目，我是不会放弃的。例如于是之主演的《茶馆》异常精彩;最最精彩的莫过于马（连良）、张（君秋）、谭（富英）、裘（盛戎）同台演出的京剧《赵氏孤儿》，真是大饱眼福。
各民主党派分别举行会议时，国内经济还很困难，国际上中共同苏共的分歧和斗争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更加尖锐、激烈。面对这样的国内外形势，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很多人忧心忡忡，亟须进行一次形势教育，以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增强信心，稳定情绪。为此，在8月13日会议过程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做了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关于国内问题，周恩来谈了三面红旗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其中包括大力发展粮、棉、钢、铁，工业支援农业，首先要在劳动力上支援，城市劳动力有一部分要坚决回农村去，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不仅经济战线，文教战线也要缩短，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节约劳力、物力，保证农业及工业生产的发展，办好城市人民公社，建立全国的经济体系，攻破尖端增强国防力量，节衣缩食自力更生），在党的领导下走群众路线，学制改革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问题，民主党派的性质问题等。关于国际问题，周恩来说：在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我们要鼓舞士气，增强信心，自力更生，埋头苦干，坚持原则，坚持团结，不断扩大全世界人民的反帝统一战线，争取反对帝国主义革命斗争的彻底胜利。周恩来着重讲了中国共产党同苏共分歧和争论的性质、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等。周恩来在报告中还回答了民主党派“后继无人”的问题。他说：毛主席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不是偶然的。中国的人口很多，共产党要以无产阶级面貌改造社会，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吸收到中共党内来。民主党派只要继续前进，社会上会有人继续参加进去的。问题不在于有无后继的人，而取决于你们愿不愿意前进，愿不愿意改造。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周围有各民主党派，共同进行政治教育、思想教育，这就是民主党派的作用。
8月14日，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到会做了题为《学习毛主席著作，逐步改造世界观》的报告。报告肯定了工商界、知识界、民主党派近几年来大有进步;说明了阶级斗争还需要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提出了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任务;谈到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必要性和基本的学习方法，并且重申共产党今后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报告的最后部分提出了今后各民主党派的几项主要工作：团结所代表和联系的人们继续反对国内外敌人;团结和推动所代表和联系的人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参加劳动和实践，为社会主义服务;推动所代表和联系的人们结合实践开展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协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调整国内社会阶级关系;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共产党实行互相监督。
8月22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在中南海与出席民革、民盟、民进、农工党、致公党和九三学社中央全会扩大会议的代表们合影留念。实践证明，在“神仙会”上，广大知识分子讲了心里话，摆出了疑虑、苦闷和担心。对会上反映出的大量合作共事关系方面的问题，他们提出要反求诸己，而不是着重责备中共党员和青年。会议开出了两个积极性，即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和自我改造的积极性。以民盟三届二中全会为例，民盟的这次会议从7月25日开始到9月5日结束，历时43天，先后举行了大会、分会、经验交流会、座谈会和谈心会，贯彻和风细雨、自我教育的精神，大家谈谈、听听、看看、想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大家认为这次全会开得很好，收获很大。有些人说这是民盟历史上开得最使人满意的一次会议。会议的讨论总结指出：“‘神仙会’这种新的工作方法，是和知识分子的特点相适合的，也是和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任务相适合的。由于采取‘神仙会’的方法，这次会议基本上做到了解除顾虑，敞开思想，揭露矛盾，提出问题，共同分析，自由辩论;也基本上达到了认清形势，鼓舞斗志，肯定成绩，解决问题的目的。同志们普遍感到心情舒畅，充满信心。”
“神仙会”的积极效果
1960年两次“神仙会”的召开，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中共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大大缓和，党外人士精神紧张、顾虑重重的状况有了很大改观。
民主建国会江苏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国钧说：“神仙会”上讨论问题，一般都是由浅入深、由远及近、层层解剖、逐步发现问题的本质的。问题的本质一经发现，在自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是非就比较容易辨明。能否达到这个目的的关键，在于在讨论问题时坚持摆事实、讲道理、逐步深入的方法。这样，就能把问题谈得深、谈得细、谈得透。一下子套上一条大道理、大原则，由于有问题的人体会不深，触不到他们的“痒处”，因而就只能“囫囵吞枣”，“食而不知其味”，这当然是巩固不下来的。在“神仙会”上，大家从国内外形势一直谈到日常工作、日常生活以及学术思想等问题，把远大的目标和切身的利益结合起来看，把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前途和个人在其中的作用结合起来看，这就容易使人发现问题的本质，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神仙会”上没有狂风暴雨，但也不是无风无雨，而是风刮得畅，雨下得透。“神仙会”不是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而是深入细致的分析，实事求是诚恳耐心的帮助。“神仙会”一般不做结论，但并不是没有结论。“神仙会”不要求统一思想，但也不是没有一定的方向。通过思想交流，互相帮助，大家自然就会对方向、是非有相同的、明确的认识。“人苦不自知”。“神仙会”的作用就在于能够借他人作镜子，照见自己的真面目，从而加强自我改造的决心。
“神仙会”的方式为各地纷纷效仿，很快在全国推广开来。每次“神仙会”都是一个自由的讲坛，内容极为广泛，与会人员可以自由地谈论国内外形势，谈论党在每个时期的方针政策，谈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他们个人在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的经验体会和意见要求。在这些会议上，大家敞开思想，提倡百家争鸣，毫无拘束地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会上充满了民主精神，充满了自由辩论的空气，由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各地召开“神仙会”的实际情况表明，这种自我改造的方式大受人们欢迎。有的人这样形容说：“和风细雨的神仙会，思想敞得开，问题分析得透，既有批评，又有自我批评，既解决了思想疙瘩，又感到心情愉快。”还有的人说：“一敞，一议，一听报告，问题解决了，真是轻松愉快。”截至1961年5月，全国各地召开了大小规模的“神仙会”数千次，近百万人参加。其中，工商业者除小商贩以外，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普遍地参加了各级组织召开的“神仙会”;各民主党派省、市地方基层组织的成员，也大都参加了“神仙会”。其他如无党派的知识界人士、宗教界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也都分别召开或准备召开这样的会议。这对于调动广大社会人士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起到了很大作用。
“神仙会”的模式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中逐步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新局面。换个角度来看，1962年国家政治关系调整中统战工作的部分，实际上可以追溯到“神仙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统战工作的调整，从1959年就开始酝酿，从1959年底1960年初就开始付诸实施了。从总体上来看，这无疑是有益的尝试和积极的探索，不仅为保持这条战线的稳定做出了贡献，而且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为克服从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增加了助力。经过两年左右的实践，统战领域的调整进一步深入。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明确提出：对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不同意见，应当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如果采取接受共产党领导，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愿意进行自我改造的立场和态度，在具体政策上持有不同的意见，与其说应该允许，毋宁说我们欢迎。那些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短处的人，不是畏友而是诤友。此后，1962年四五月间的第十二次统战工作会议把统战工作的调整推向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