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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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读《通鉴》,邴原,《三国志》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1-0052-03
  
  邴原是谁?邴原是与管宁齐名的人物。管宁总听说过吧!钱宾四先生就常说:三国人物,管宁第一。有点意外吧!常人目中,三国人物排名第一的,应该是诸葛亮,或者是曹操、刘备诸辈,怎会是名气不大的管宁呢?其实,对管宁的推崇,钱宾四之前即已有之。明末大儒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表示,天下不可一日废的是道,君子不可一日无的是学;从这个观点来说,汉末三国的天下,不是刘备、孙权、曹操所能维持,也不是诸葛亮、荀或所能维持,这个天下是靠管宁来维持的。我们可以说,历来有人把管宁的地位置于他人之上,也是有其道理的。既然管宁在那个时代排名第一,那么与他齐名的邴原,也就不是无足轻重的等闲之辈了。
  《通鉴》卷六十,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年),记有管宁与邴原的事情,兹录于下:
  公孙度威行海外,中国人士避乱者多归之,北海管宁、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宁少时与华歆为友,尝与歆共锄菜,见地有金,宁挥锄不顾,与瓦石无异,歆捉而掷之,人以是知其优劣。邴原远行游学,八九年而归,师友以原不饮酒,会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饮酒,但以荒思废业,故断之耳。今当远别,可一饮燕。”于是共坐饮酒,终日不醉。宁、原俱以操尚称,度虚馆以候之。宁即见度,乃庐于山谷,时避难者多居郡南,而宁独居北,示无还志,后渐来从之,旬月而成邑。宁每见度,语唯经典,不及世政;还山,专讲诗、书,习俎豆,非学者无由见也。由是度安其贤,民化其德。邴原性刚直,清议以格物,度以下心不安之。宁谓原曰:“潜龙以不见成德。言非其时,皆招祸之道也。”密遣原逃归,度闻之,亦不复追也。
  这段文字中提到华歆、管宁、邴原三人,让我们想起当时有一种说法,华歆是龙头,邴原是龙腹,管宁是龙尾,好象三人虽然齐名,仍有高下之别。这个说法见于《三国志·华歆传》裴松之注所引《魏略》的记载,裴松之本人对这个说法很不认同,他在这段记载之后加上一条按语:“臣松之以为邴根矩之徽猷懿望,不必有愧华公,管幼安含德高蹈,又恐弗当为尾。《魏略》此言,未可以定其先后也。”在《通鉴》卷六十七,华歆把墙壁打开,将伏皇后牵出的记载之后,胡三省写下一条按语:“华子鱼有名称于时,与邴原、管宁号三人为一龙,歆于龙头,原为龙腹,宁为龙尾。歆所为乃尔;邴原亦为操爵所糜;高尚其事,独管宁耳。当时头尾之论,盖以名位言也。呜呼!”意思是当时龙头、龙腹、龙尾之说,是依三人官职的高下,没有意义。
  回到邴原,在《通鉴》中还有一个地方提到他,卷六十五,建安十三年,曹操幼子死,很哀伤,想要和邴原已死的女儿合葬,为邴原所拒。可知在《通鉴》中关于邴原的事迹不多,似乎没什么好谈。没错,确是如此;不过,这不表示邴原的事情仅限于此,不足一谈。我们可以在别的地方看到关于邴原的资料,《三国志》本文中仍属有限,但在裴松之的注中却能看到丰富的记载,就是“邴原别传”这篇约有一千七百字的长文,足可一谈。那就让我们从这篇长文中归纳出六个重点,来看看邴原这位人物和他生活的时代。
  邴原十一岁时,父亲去世,家里很穷,念不起书,走过附近的“书社”,看到一些孩童在念书,就哭了。书社的老师问他,“小朋友,什么事让你难过啊?”邴原回答说:“我想读书,我也知道读书需要父兄的资助,我没有父兄,也就失去了读书的资格,想到这里非常难过,就流下泪来。”老师说道:“如果你真的想读书,就来这里上课,我不收你的学费。”于是,一个冬天,他读完《孝经》《论语》。在一些小朋友之中,邴原显得很有样子。
  在这段记载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邴原从小就有的上进心,还看到了汉末社会文化的一个剪影;有条件的孩童都在上学读书,有爱心的老师还帮助有志的少年读书上进。我们不要忘了,汉末是政治极为污乱的时代,但在民间的某一个层面,像是教育文化方面,仍然是正常运作,而且继续发展。
  年长之后,游学四方,遍访名师,结交益友。他没有高车驷马,他是负笈徒步而行;他没有足够的盘缠,过着最为艰苦的日子。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师事交往的人物,像是陈实、范滂、卢植等,均为一时俊彦。到了结束求学阶段的日子,也是辞别师友的时候,他必然是既兴奋又不舍,怎能不开怀畅饮呢?
  我们读这一段记述,除了钦佩邴原不畏艰困,一心向学的卓绝精神外,也不妨想想邴原所学的内容应该是些什么。我们过去的知识可能会说,汉末的经学主要是经书的章句训诂,需要记诵十分烦冗的各种解释说明。试想,邴原这样的人,会下这种笨工夫吗?当然不会。我们相信,邴原非常用功,他读书是为了究明书中的道理,而不只是记诵书上的文字而已。
  他像汉代读书人一样,应召出仕,任职于孔融手下。孔融,就是那位让梨的,也是汉末名望最高的人物之一。孔融曾对一位下属非常欣赏,赞口不绝,后来不喜欢了,就要杀了他。其他的人纷纷替他求情,这个人也吓坏了,不停叩头,地上都是血,孔融还是没有饶恕的意思。邴原也在场,一语不发,孔融觉得有点奇怪,就问邴原,大家都为他求情,你为什么不说话。邴原说,过去你对他很好,又要荐举他,又说像是你儿子,今天你却说要杀他。你对他好的时候说他是儿子,对他坏的时候就要杀他。我不懂你为什么喜欢他,又为什么厌恶他。孔融说,这个人出身贫微,是我提拔他,今天他辜负了我。他还不错,我就提拔他,他辜负我,我就杀他,这就是统治的道理。过去应仲远当泰山太守,荐举一个孝廉,不到一个月就把他杀了。地方长官对属下时好时坏是常有的事。邴原说,应仲远举人孝廉,又将他杀了,对吗?孝廉是国家的人才,若你的荐举是对的,那么你杀他就不对;若你杀他是对的,那你的荐举就不对了。应仲远明明做错了,你为什么要学他呢。孔融听了大笑,说我是开玩笑的。邴原板起脸说,有修养的君子,讲话十分谨慎,举止也要得体,怎么可以把想杀人当做开玩笑的事,随便说说?孔融没话可以回答。
  从这一段叙述中,可以感到邴原应付事情不讲究谋略,直来直去,更可以看到他思考敏锐,言辞的机锋,就是聪明如孔融也难以招架。其实,这一段中最突显的人物是孔融,让我们看到一位名望极高,实际能力却显平庸的人物。相比之下,邴原非但不见逊色,恐怕还要高明些呢!
  汉末政治极为败坏,大乱即将爆发,有识者为求保命唯有远走他乡。邴原也不例外,他带了全家到了郁洲山中。还是孔融惜才,也是为民请命,要邴原出山,写了一封很恳切,也极优美的信给他,他就来到辽东。有一次,邴原在路上拾到钱,随手把钱系在树枝上,这钱非但没人取走,而且越来越多,邴原觉得奇怪,别人告诉他,这是神树。他感到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造成地方上的迷信,非常不好,他就加以说明,并把钱收聚起 来,供作社祭之用。
  这个故事可以看到像是辽东这样的边缘地区,迷信的风气相当浓重,邴原来到此地,努力将它破除,儒家学说中的一些人生道理也就逐渐为人们所接纳。他的作为与汉代循吏在地方上化民成俗的贡献,可以说是并无二致。
  邴原是一个刚直的人,不大能见容于公孙度及其手下,他听从管宁的建议逃回中原。回到中原,授徒讲学,来到他门下的多属英伟之士;这与郑玄讲学,批注典籍,聚集一批儒雅之士,很不一样,但两者同样有名。人们说,青州有邴、郑之学。有一次,曹操讨伐匈奴,回到中原,路经此地,地方上稍有名声的人物无不前来。最令曹操高兴的是邴原也来了,但他看到军中土大夫前去拜望邴原的,就有数百人之多,极为惊讶。他问苟或是怎么回事,荀或说,邴原是一世异人,是读书人之中最为精粹的人物,建议曹操要尽量以礼相待,曹操对邴原也就极为敬重。
  我们在这一段记载中,一来看到邴原之学与郑玄之学很不一样,各有特色;二来看到曹操虽然久闻邴原之名,却没想到他的名望居然如此之高,相对而言,荀或就完全可以了解。可知在当时士大夫的心中,典籍学识上的博洽,以及立身处世上的高卓,都是为人们所敬重的。
  邴原受到曹操的重用,请他辅佐太子曹丕。有一次,太子大会宾客,在一百多人的宴会中,提出了一个话题,要大家发言。题目是,国君和父亲都病重,家里只有一丸药,只能救一人,应当救国君,还是父亲?许多人纷纷讲话,七嘴八舌,好不热闹。邴原在座,一语不发,曹丕特地问他,他很不高兴地说,父亲!曹丕只有闭口不说了。“邴原别传”就在这里结束。
  我们在读这个故事时,不妨想想邴原心里想些什么,他一定觉得,父子是天生的,君臣是后天的,当然是父子优先于君臣,这个问题还值得讨论?而曹丕君臣上下谈得如此热闹,毋宁是怪事一件。尤其是曹丕,提出这样的问题,足见格调不高,见识有限,决非一位可以大有作为的杰出人物。
  邴原的名字只一见于《世说新语》,其“赏誉”篇记曰:“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罢也。’”是指邴原逃离辽东,公孙度知悉后,并未设法将他追回时所说的一句话。“邴原别传”亦有之,文字稍异。
  您读到这里,心中一定纳闷,我们不是读通鉴吗?怎么尽在读三国志的裴松之注?是不是弄错了?没有错,我们是借读通鉴之名来读三国志裴注。因为:一,读通鉴的时候不能只读通鉴,至少应该读点正史,您看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中,即有不少通鉴以外的历史知识。过去老师教学生读通鉴,都要学生与正史对读,今天我们读通鉴也应该如此。二,读通鉴可以说是进入古代世界的津筏。古代世界丰富多彩,我们不应该只站在门口,翘首观望而已。我们应该走进去,去仔细瞧瞧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所以,遇到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就应该把正史或其他史书拿来,找到相关章节,享受一下读史的乐趣,这样做往往会遇到十分精彩的记述,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通鉴中关于邴原的记载十分简略,我们不满意,去读三国志,读到裴松之的注,看到内容如此丰富精彩的一篇文章,让我们不只对邴原本人有了更多的了解,还可以对汉末三国的时代有了鲜明的认识,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的阅读只限在《资治通鉴》一部书中,借读《通鉴》读更多的书,更能得到读通鉴的乐趣。
  作者简介:张元,男,1941年生,河北广宗人,中国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宋史及历史教学研究。
  
  责任编辑:王公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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