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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卡斯波林斯基是俄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穆斯林社会活动家和思想大师，是穆斯林社会运动的领军人物，故近代俄国穆斯林的教育理念与实践实际上就是卡斯波林斯基的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他主张用提高文化教育水平促进社会进步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理解，通过启蒙教育的途径来消除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暴力行为，以现代化和一体化来实现民族的复兴。
[关键词]卡斯波林斯基，俄国，穆斯林，启蒙教育
[中图分类号]K5 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20-0047-05
近代俄国穆斯林贫穷落后，又面临沙皇当局的强制“俄罗斯化”。为了保存自己的民族与传统文化，杰出的穆斯林思想家伊斯玛仪·卡斯波林斯基主张通过提高文化教育水平促进社会进步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理解，用启蒙教育的途径来消除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暴力行为，以现代化和一体化来实现民族的复兴。由于卡斯波林斯基是俄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穆斯林社会活动家和思想大师，是穆斯林社会运动的领军人物，故近代俄国穆斯林的教育理念与实践实际上就是卡斯波林斯基的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
一、社会背景
沙皇俄国是一个建立在侵略扩张基础上的封建帝国。16世纪中期，赫赫有名的伊凡雷帝毫不留情地讨伐伏尔加河中下游的伊斯兰汗国，1552年他以15万大军攻陷喀山汗国，四年后，又征服阿斯特拉罕汗国。“一次征服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征服，一次吞并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吞并”。南北高加索和中亚的广大穆斯林聚居区也都相继沦人俄军的铁蹄之下。在1817—1864年间，俄罗斯侵略军与保卫家乡的高加索山民进行了几乎半个世纪的高加索战争，有200多万(一说是50万)穆斯林不得不离开家园逃往奥斯曼帝国，他们中有契尔克斯人、车臣人、阿瓦尔人、阿布哈兹人。从此，在土耳其、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等地就出现了高加索山民的社团。到19世纪后期，沙皇俄国成为地跨欧亚两大洲的世界第一领土大国。俄国由单一民族国家变为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也就是“各族人民的监狱”的形成过程。沙皇“政府的政策完全浸透了民族主义精神。它竭力使‘统治’民族，即大俄罗斯民族享有种种特权”。“它愈来愈竭力缩小住在俄国的一切其他民族的权利”。在政治上，建立沙皇、东正教和俄罗斯民族的绝对统治，强制实行一体化。“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们采取强迫性的洗礼(改信东正教)等措施引起了俄罗斯土地上的穆斯林经常性的不满”。在当局“鼓励鞑靼贵族基督教化(俄罗斯化)的情况下，大批鞑靼贵族转向商业领域”。沙俄在被其征服的每一个穆斯林地区，采取移民政策。“俄罗斯农民的定居点旁通常修建教堂和城堡，还享受免除10年捐税的优待”。殖民当局甚至以“分而治之”为策略，在穆斯林之间制造摩擦，挑起内斗。在经济上，沙皇政府贪婪地掠夺被征服地区的财富，将其变成本部的原料附庸。在文化上，沙皇政府实行愚民政策，企图消灭穆斯林的语言、信仰和文化传统。列宁曾说：“俄国即使在和平时期，在更加野蛮的、中世纪的、经济落后的、军事官僚式的帝国主义基础上也打破了民族压迫的世界纪录。”
当历史的车轮滚动到19世纪中后期之时，在西方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显示过威力的民族主义思潮席卷全球。那种认为每一个用文化与种族纽带联合在一起的民族有权决定自己命运的理论对当时的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欧洲还滋生了走向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思潮”，主张将分散在不同国度的也许有共同或相近语言的某些集团看成是同一个“民族”进而实现统一，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泛斯拉夫主义。
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接过泛斯拉夫主义的旗帜，一边鼓吹在俄罗斯的领导下统一东欧和东南欧的所有斯拉夫人，一边在被自己征服的广阔的穆斯林聚居区加紧“俄罗斯化”步伐，对广大的穆斯林造成了巨大的生存压力。正是在泛斯拉夫主义的压力和启迪之下，俄国的穆斯林(绝大多数属于突厥语族)中间首先产生了泛突厥主义，正如以色列学者兰道所说：“俄国突厥集团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受新型民族主义的感染，培植起泛突厥主义的根苗。”
俄国泛突厥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先在克里米亚、伏尔加河沿岸、阿塞拜疆的鞑靼人中找到适宜生长的沃土，而后扩展于中亚的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和其他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1877年俄国穆斯林的总人口为1360万，占全俄总人口的11％。“到了19世纪末。俄罗斯的穆斯林人数多达1800万，与奥斯曼帝国的人数几乎相等”。由于“俄国当局与突厥集团的关系中，日益明显地表现出两种主要倾向，即东正教化和俄罗斯化。许多突厥人的反应是更加强烈地坚持自己的信仰和民族渊源。伊斯兰教、突厥主义分别或者一道成为他们的联结纽带。由于突厥各集团间彼此相互隔绝，因而很自然地会在泛伊斯兰、泛突厥主義范围内寻找可能的盟友”。生活在沙皇统治下的鞑靼人中间，自18世纪以来开始出现活动积极的商业资本集团，并开始同俄罗斯人的商业资本展开竞争。为了与俄罗斯资产阶级及其泛斯拉夫主义相抗衡，主张实现俄国境内穆斯林一体化的泛突厥主义在鞑靼人中间应运而生，为新兴的穆斯林资产阶级提供合适的思想武器。俄国泛突厥主义的创始人和最著名的代表是卡斯波林斯基。
二、现代化和一体化：卡斯波林斯基的远见卓识
伊斯玛仪—别伊·卡斯波林斯基(1851—1914)是近代俄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改革家。俄国学术界对他的评价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启蒙者、教育家、政论家、作家”，“俄国扎吉德运动最著名的领袖”，民间亲切地称他为“俄国伊斯兰教徒的标准面孔”和“突厥爷爷”。卡斯波林斯基生活、工作在一个剧变动荡的时代和非常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在他无限风光的背后却是一条艰难曲折的奋斗之路。
卡斯波林斯基1851年3月8日出生在克里米亚卡斯波拉林附近的阿智考伊村庄一个并不富裕的下层军官家庭里，幼年在家乡的一所伊斯兰初级学校——马克塔布读书，后又到巴赫奇萨拉的一所伊斯兰高级学校——马德拉萨上学，还到辛菲罗波尔和沃罗涅日上中学，最后来到莫斯科的武备学校学习。在14—15岁时，他中断学业返回到巴赫奇萨拉一所名为“津德列林”的马德拉萨教书。他广泛阅读俄罗斯文学名著，尤其喜爱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贝萨列夫的作品；极高的语言天赋使他运用俄语就像使用自己的母语——克里米亚鞑靼语一样熟练。
1871年，卡斯波林斯基跨出国门，前往伊斯坦布尔留学，但为了获取更多的先进知识，他很快就出现在法兰西的首都巴黎，进入索邦习。他博览群书，广泛结交法国的学界和社会名流，甚至和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有过密切的交往，这就成为他日后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国外求学使卡斯波林斯基有了广阔的世界视野和强烈的世界竞争意识， 尤其是法国国力的强大、社会生活的先进以及启蒙运动对文化、教育乃至人们的思想意识所产生的巨大作用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从他后来发表的著作和文章以及开展的社会活动中都可以看到他在法国学习期间深受影响的影子。他于1885年出版的《对欧洲文明的看法》，介绍了自己在法国的学习和社交的经历，该书的字里行间显现着他试图寻找一条使东方摆脱依附于西方的道路的企望。可以说，国外求学是赋予他深刻歷史洞察力和置身于教育改革最前沿的重要源泉。
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欧洲国家，俄国人在社会生活、社会建设和文化教养等方面远远落后于法国。而广大的穆斯林聚居区多在俄国的边疆地区，与中心地区相比，无论是社会发展程度、文化教育发展水平、对外面世界的了解和认识，还是人们的社会觉悟、生活习惯和思想意识等方面，显得更为落后和闭塞。回到家乡克里米亚后，卡斯波林斯基面对的是极其复杂、剧变动荡和闭塞落后的社会环境，他虽从事教师工作，但国内外的社会生活阅历、较丰富的学识、过人的洞察能力和强烈的社会政治责任感，使他对从事社会政治活动具有极大的兴趣，积极地寻找以教育实践为平台，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1878年他终于如愿以偿，被推举为巴赫奇萨拉的市长，从此开始了在社会大舞台上施展身手的生涯：以文教启民为己任，创办报刊、革新教育、参与政治、推动社会和谐，成为俄国穆斯林社会近代化的卓越先驱。
在卡斯波林斯基的骨子里潜藏的是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思想情绪，他对西方欺凌东方的世界现实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并冷静地思考其中的原因，还构思、设计改变世界格局的对策。在返回俄国之后，他结合在国外学到的知识、思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为俄国穆斯林社会寻找一条通过利用西方的科学和文化成就而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卡斯波林斯基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俄国穆斯林面临的问题和任务——体化和现代化。在沙俄时代，俄国境内的少数族群被沙皇统治者边缘化，饱受歧视和欺压；因此卡斯波林斯基积极号召俄国的“突厥人”联合起来，以争取民族平等；与此同时，他又要把民众从传统的伊斯兰教保守主义的愚昧中解放出来，实现穆斯林的现代化；因此，在许多方面看起来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从讲话、发言和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来看，他也坚定地捍卫俄罗斯帝国的利益，提出与沙皇政权合作的主张，并论证忠于它的必要性。卡斯波林斯基不同于一般的“西方派”和“自由主义者”的另一个表现是：非常重视伊斯兰教的传统文化，他曾精心安排在巴赫奇萨拉印刷出版成千册《古兰经》，这些精美的经书不仅在俄国，而且在阿拉伯国家、奥斯曼帝国和印度的穆斯林中间流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卡斯波林斯基号召学习西方，却并不主张全盘照搬西方。博采众长——文化价值观上的开放性和兼容性，是卡斯波林斯思想体系中最具价值的文化核心，也是他启蒙教育理念形成的前提和基础。
三、启蒙教育理念与实践
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卡斯波林斯基认为，报刊对于传播自己的思想理念而言具有独特的魅力，他认为报纸的存在是进步的标志和启蒙的源泉，赞美报纸是真正的圣人和医治社会弊病的熟练医生；报纸甚至能担当起精神领袖的神圣角色。卡斯波林斯基基于批评社会不和谐与宣传改革的目的，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创办自己的报刊。早在国外之时，卡斯波林斯基就注意到了近代传媒在民众启蒙中的重要作用，考虑出版面向全体俄国穆斯林的报刊；回国后，马上付诸实践，1877年卡斯波林斯基在奥伦堡出版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报纸《瓦克林特》和文学杂志《舒拉》；这标志着穆斯林的文化教育启蒙事业在俄罗斯原野上开始异军突起。
1878年卡斯波林斯基在辛菲罗波尔创办了《达夫林塔》，但最详细、最系统、最深入表述自己理念的还是1883年创办的《杰尔智玛罗(翻译家)》报；不久又在巴赫奇萨拉出版发行鞑靼语的周报——《民列特(民族)》。他把妇女问题上升到了事关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高度，故从1908年起专门为妇女创办了《妇女世界》杂志。在卡斯波林斯基创办的所有报刊中，影响最大的一直是《杰尔智玛罗》报，它从1883—1918年间连续出版发行，从未中断，是卡斯波林斯基和俄国泛突厥主义的理论喉舌，在俄国海内外的穆斯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卡斯波林斯基将知识与教育看成是救治个人与社会所有弊病的灵丹妙药，是幸福、财富与进步的根源。这种对知识的崇拜使其将改革教育作为启蒙事业的中心工作。在他看来，学校教育是知识获得与传递的主要手段之一，而伊斯兰传统教育——马克塔布与马德拉萨弊端丛生，已不能提供适应时代需要的知识，故竭力主张进行教育改革，创办新式学校，采用新方式教学。1884年，卡斯波林斯基在巴赫奇萨拉的学校里着手进行教学改革，用新的发音方法教授阿拉伯字母，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采用新方式教学使孩子们在几个月内就学会了识字，而用传统方法教会识字一般需要三年或更长的时间”。这个新的教学方法用阿拉伯一波斯术语表达就是“乌苏勒·扎吉德”；出乎意料的是，“扎吉德”后来竟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穆斯林社会所有带有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色彩的改革运动的名字。
卡斯波林斯基成功的教育改革实践表明他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在巴赫奇萨拉创办的新方式学校成为俄国境内(克里米亚、北高加索、伏尔加一乌拉尔和中亚)和境外(土耳其和其他穆斯林国家)马德拉萨进行教学改革的典范和样板。
卡斯波林斯基亲自撰写“新方式”的教科书，并率先在巴赫奇萨拉的新方式学校里使用，这样便开始了教学内容的改革，从而使教育改革不仅是教学形式上的改革，而且是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改革。卡斯波林斯借鉴俄罗斯大学的教学经验，不仅采用新方式教导识字，而且在马德拉萨的教学过程中大量增加世俗学科——地理、历史、自然科学、算术、教育学、俄语、俄国法律常识等。他建议延聘彼得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和莫斯科拉扎列夫东方语言研究所的应届毕业生前来担任马德拉萨的教学工作，期望打破由伊斯兰宗教人士独揽穆斯林教育的一统天下。卡斯波林斯基着重指出，马德拉萨影响穆斯林社会的意义和强度远远高于任何一所欧洲大学对欧洲社会的影响度，因为在宗教与教育合一的伊斯兰社会里，马克塔布和马德拉萨作为穆斯林社会最具权威的机构之一，它能使历史传统神圣化，同样，利用它们的同情和信任，也能使改革和新观念神圣化。
作为杰出的宣传家和教育家，卡斯波林斯基的活动在俄国所有的穆斯林社区产生了广泛巨大的影响，新方式学校在克里米亚、北高加索、伏尔加一乌拉尔和中亚等地如雨后蘑菇般地涌现。1912年喀山地区的1088所穆斯林学校中采用“新方式”者多达90％；到1916年时全俄的“新方式学校”超过了5000所。“新方式学校”在很多方面促进了穆斯林群体识字率的快速增长，在1897年，鞑靼穆斯林 的识字率超过了20％。
以“新方式学校”为开端的扎吉德革新运动逐渐扩展成为社会文化和宗教改革的社会运动。卡斯波林斯基在事实上是扎吉德革新运动的主要领袖，他不仅是发起人，而且是引领者。从19世纪80年代起就吸引了克里米亚、伏尔加一乌拉尔地区的大多数穆斯林群众，对中亚和北高加索地区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1893年，卡斯波林斯基造访布哈拉、塔什干和撒马尔罕等地，宣传他的团结俄国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为一个统一体的主张，引起了广大穆斯林的共鸣。卡斯波林斯基在很大的程度上赋予扎吉德革新运动以现代化的特征，并明显地表现出将其从宗教和文化领域拓展到社会和道德领域的期望。1905年之后的所有的扎吉德的报刊杂志无不将《杰尔智玛罗》作为榜样，穆斯林报人都会聆听、接受卡斯波林斯基的教诲和指导。在某种意义上说，卡斯波林斯开创传媒和教育改革的活动使喀山一举成为与开罗、伊斯坦布尔和贝鲁特齐名的世界伊斯兰文化中心。
1887年，卡斯波林斯基出版了自己的通信体小说《达尔·乌尔·拉哈特歇息的地方》，书中用一位虚构的来自于塔什干的毛拉阿卜巴萨德名义宣布：“英国人在埃及既没有征服的权力，也没有宗教方面的权力，更没有繁殖的权力；他们在这个国家的存在只能怀疑为侵占；无论如何都不能赞同。”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明确地把苏丹马赫迪运动的领袖穆罕默德·阿赫默德和领导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獨立而斗争的英雄——“光荣的沙赫”——阿布·阿里·卡迪尔作为正面人物进行赞颂。也就是在这部虚构的小说中，有一位主人公来到了一个神秘的伊斯兰教国家(位于西班牙南方与世隔绝的山脊中)，它独立自主地取得了科学和技术成就，在国内，电车、电话、电站、银行等现代化的东西一应俱全。卡斯波林斯构造出这样一个伊斯兰社会的乌托邦不是偶然的，他要坚定明确地为全世界穆斯林社会指出一条通向光明的正确道路：这就是通过启蒙和教育，实现社会的进步；穆斯林的社会和日常生活必将实现现代化。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改革教育穆斯林青少年的教学方式；其次是引导穆斯林，尤其是年轻人一定要投身于对欧洲文化的学习中，当然也要保留自己的民族优点、传统文化和“天启”宗教。
由卡斯波林斯基引领的扎吉德革新运动为穆斯林的认知文化、哲学、特殊宗教文化和心理素质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俄国境内的穆斯林一体化进程；原先是不同部族的穆斯林形成为一个整体。俄罗斯版图上的穆斯林一体化不仅表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而且反映在文化生活方面。俄罗斯社会出现了新的穆斯林知识界；他们不但熟悉自己的民族宗教文化，而且也了解西方和俄罗斯的文化。他们认为，穆斯林要适应时代的潮流和要求，通过革新，实现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自由革新派中许多人还积极参与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也有一些人将自己的活动限制在宗教文化范围之内。
文化教育启蒙在俄国穆斯林近代史上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以此作为毕生追求、愈挫愈勇而终其一生者，唯有卡斯波林斯基一人。他是近代穆斯林中最早意识到文教与民强之间内在因果的前驱之一。教学改革在俄国穆斯林教育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标志着近代俄罗斯与伊斯兰文化交流从宗教到人文科技教育、从吸收文化到培养人才的双重升级。卡斯波林斯基希望借从教育制度层和精神核心层入手，对墨守成规的伊斯兰教育进行根本性改造。他的改革意志来源于对穆斯林民族性的深刻认识，体现了他希望借助普及新式教育，塑造穆斯林民众健康人格，唤醒民族和民主意识的现代主义思想，具有一定的追求个性解放的色彩，实开扎吉德之先声。从历史宏观视角观照，卡斯波林斯基及其文化教育实践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追本溯源，也不能忘记他的开拓之功。由他引路的扎吉德革新运动培育出一批又一批的具有广博学识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教育改革为俄国穆斯林社会造就了首批近代文化教育人才，这些人后来成为扎吉德运动的骨干和领军人物，为促进俄国穆斯林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作出了贡献。
四、申论
卡斯波林斯基希冀通过提高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社会进步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理解，然后实现各种宗教平等相处、各个民族团结和谐、各个国家和平共处，彻底消除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暴力行为，这在当时是世所罕见，尤为可贵的是他能克服狭隘的民族本位主义、同情社会弱势群体。这些超越了时代、地域、民族局限的教育理念是他自己长期以来进行深沉思考的结果，应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宝贵资源。
从文化的角度观照，卡斯波林斯基在俄国与伊斯兰近代史上的地位也许会更为清晰。我们知道，对一种文化的学习大体上是沿着器物、制度、精神三个层面次第展开，这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在向异己文化学习的过程中，伊斯兰保守派认为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水火不相容，拒异己文化于千里之外；另有一些人止步于学习技术、器物层面；卡斯波林斯基则抓住了与民族文化精神息息相关的教育和传媒制度，最早倡导了制度层面的变革。他的教育思想也处处闪耀着改造社会的思想火花，其文化意义已经深入精神层，其思想深度甚至可与西方的宗教改革运动相比肩。可以说，卡斯波林斯基是俄国穆斯林制度层、精神核心层变革的最早倡导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察，卡斯波林斯基才真正称得上是俄国穆斯林社会近代化的卓越先驱。
作者简介 张来仪，男，1962年生，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世界史研究。
责任编辑 王公悫
[关键词]卡斯波林斯基，俄国，穆斯林，启蒙教育
[中图分类号]K5 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20-0047-05
近代俄国穆斯林贫穷落后，又面临沙皇当局的强制“俄罗斯化”。为了保存自己的民族与传统文化，杰出的穆斯林思想家伊斯玛仪·卡斯波林斯基主张通过提高文化教育水平促进社会进步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理解，用启蒙教育的途径来消除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暴力行为，以现代化和一体化来实现民族的复兴。由于卡斯波林斯基是俄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穆斯林社会活动家和思想大师，是穆斯林社会运动的领军人物，故近代俄国穆斯林的教育理念与实践实际上就是卡斯波林斯基的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
一、社会背景
沙皇俄国是一个建立在侵略扩张基础上的封建帝国。16世纪中期，赫赫有名的伊凡雷帝毫不留情地讨伐伏尔加河中下游的伊斯兰汗国，1552年他以15万大军攻陷喀山汗国，四年后，又征服阿斯特拉罕汗国。“一次征服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征服，一次吞并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吞并”。南北高加索和中亚的广大穆斯林聚居区也都相继沦人俄军的铁蹄之下。在1817—1864年间，俄罗斯侵略军与保卫家乡的高加索山民进行了几乎半个世纪的高加索战争，有200多万(一说是50万)穆斯林不得不离开家园逃往奥斯曼帝国，他们中有契尔克斯人、车臣人、阿瓦尔人、阿布哈兹人。从此，在土耳其、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等地就出现了高加索山民的社团。到19世纪后期，沙皇俄国成为地跨欧亚两大洲的世界第一领土大国。俄国由单一民族国家变为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也就是“各族人民的监狱”的形成过程。沙皇“政府的政策完全浸透了民族主义精神。它竭力使‘统治’民族，即大俄罗斯民族享有种种特权”。“它愈来愈竭力缩小住在俄国的一切其他民族的权利”。在政治上，建立沙皇、东正教和俄罗斯民族的绝对统治，强制实行一体化。“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们采取强迫性的洗礼(改信东正教)等措施引起了俄罗斯土地上的穆斯林经常性的不满”。在当局“鼓励鞑靼贵族基督教化(俄罗斯化)的情况下，大批鞑靼贵族转向商业领域”。沙俄在被其征服的每一个穆斯林地区，采取移民政策。“俄罗斯农民的定居点旁通常修建教堂和城堡，还享受免除10年捐税的优待”。殖民当局甚至以“分而治之”为策略，在穆斯林之间制造摩擦，挑起内斗。在经济上，沙皇政府贪婪地掠夺被征服地区的财富，将其变成本部的原料附庸。在文化上，沙皇政府实行愚民政策，企图消灭穆斯林的语言、信仰和文化传统。列宁曾说：“俄国即使在和平时期，在更加野蛮的、中世纪的、经济落后的、军事官僚式的帝国主义基础上也打破了民族压迫的世界纪录。”
当历史的车轮滚动到19世纪中后期之时，在西方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显示过威力的民族主义思潮席卷全球。那种认为每一个用文化与种族纽带联合在一起的民族有权决定自己命运的理论对当时的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欧洲还滋生了走向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思潮”，主张将分散在不同国度的也许有共同或相近语言的某些集团看成是同一个“民族”进而实现统一，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泛斯拉夫主义。
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接过泛斯拉夫主义的旗帜，一边鼓吹在俄罗斯的领导下统一东欧和东南欧的所有斯拉夫人，一边在被自己征服的广阔的穆斯林聚居区加紧“俄罗斯化”步伐，对广大的穆斯林造成了巨大的生存压力。正是在泛斯拉夫主义的压力和启迪之下，俄国的穆斯林(绝大多数属于突厥语族)中间首先产生了泛突厥主义，正如以色列学者兰道所说：“俄国突厥集团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受新型民族主义的感染，培植起泛突厥主义的根苗。”
俄国泛突厥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先在克里米亚、伏尔加河沿岸、阿塞拜疆的鞑靼人中找到适宜生长的沃土，而后扩展于中亚的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和其他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1877年俄国穆斯林的总人口为1360万，占全俄总人口的11％。“到了19世纪末。俄罗斯的穆斯林人数多达1800万，与奥斯曼帝国的人数几乎相等”。由于“俄国当局与突厥集团的关系中，日益明显地表现出两种主要倾向，即东正教化和俄罗斯化。许多突厥人的反应是更加强烈地坚持自己的信仰和民族渊源。伊斯兰教、突厥主义分别或者一道成为他们的联结纽带。由于突厥各集团间彼此相互隔绝，因而很自然地会在泛伊斯兰、泛突厥主義范围内寻找可能的盟友”。生活在沙皇统治下的鞑靼人中间，自18世纪以来开始出现活动积极的商业资本集团，并开始同俄罗斯人的商业资本展开竞争。为了与俄罗斯资产阶级及其泛斯拉夫主义相抗衡，主张实现俄国境内穆斯林一体化的泛突厥主义在鞑靼人中间应运而生，为新兴的穆斯林资产阶级提供合适的思想武器。俄国泛突厥主义的创始人和最著名的代表是卡斯波林斯基。
二、现代化和一体化：卡斯波林斯基的远见卓识
伊斯玛仪—别伊·卡斯波林斯基(1851—1914)是近代俄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改革家。俄国学术界对他的评价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启蒙者、教育家、政论家、作家”，“俄国扎吉德运动最著名的领袖”，民间亲切地称他为“俄国伊斯兰教徒的标准面孔”和“突厥爷爷”。卡斯波林斯基生活、工作在一个剧变动荡的时代和非常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在他无限风光的背后却是一条艰难曲折的奋斗之路。
卡斯波林斯基1851年3月8日出生在克里米亚卡斯波拉林附近的阿智考伊村庄一个并不富裕的下层军官家庭里，幼年在家乡的一所伊斯兰初级学校——马克塔布读书，后又到巴赫奇萨拉的一所伊斯兰高级学校——马德拉萨上学，还到辛菲罗波尔和沃罗涅日上中学，最后来到莫斯科的武备学校学习。在14—15岁时，他中断学业返回到巴赫奇萨拉一所名为“津德列林”的马德拉萨教书。他广泛阅读俄罗斯文学名著，尤其喜爱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贝萨列夫的作品；极高的语言天赋使他运用俄语就像使用自己的母语——克里米亚鞑靼语一样熟练。
1871年，卡斯波林斯基跨出国门，前往伊斯坦布尔留学，但为了获取更多的先进知识，他很快就出现在法兰西的首都巴黎，进入索邦习。他博览群书，广泛结交法国的学界和社会名流，甚至和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有过密切的交往，这就成为他日后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国外求学使卡斯波林斯基有了广阔的世界视野和强烈的世界竞争意识， 尤其是法国国力的强大、社会生活的先进以及启蒙运动对文化、教育乃至人们的思想意识所产生的巨大作用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从他后来发表的著作和文章以及开展的社会活动中都可以看到他在法国学习期间深受影响的影子。他于1885年出版的《对欧洲文明的看法》，介绍了自己在法国的学习和社交的经历，该书的字里行间显现着他试图寻找一条使东方摆脱依附于西方的道路的企望。可以说，国外求学是赋予他深刻歷史洞察力和置身于教育改革最前沿的重要源泉。
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欧洲国家，俄国人在社会生活、社会建设和文化教养等方面远远落后于法国。而广大的穆斯林聚居区多在俄国的边疆地区，与中心地区相比，无论是社会发展程度、文化教育发展水平、对外面世界的了解和认识，还是人们的社会觉悟、生活习惯和思想意识等方面，显得更为落后和闭塞。回到家乡克里米亚后，卡斯波林斯基面对的是极其复杂、剧变动荡和闭塞落后的社会环境，他虽从事教师工作，但国内外的社会生活阅历、较丰富的学识、过人的洞察能力和强烈的社会政治责任感，使他对从事社会政治活动具有极大的兴趣，积极地寻找以教育实践为平台，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1878年他终于如愿以偿，被推举为巴赫奇萨拉的市长，从此开始了在社会大舞台上施展身手的生涯：以文教启民为己任，创办报刊、革新教育、参与政治、推动社会和谐，成为俄国穆斯林社会近代化的卓越先驱。
在卡斯波林斯基的骨子里潜藏的是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思想情绪，他对西方欺凌东方的世界现实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并冷静地思考其中的原因，还构思、设计改变世界格局的对策。在返回俄国之后，他结合在国外学到的知识、思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为俄国穆斯林社会寻找一条通过利用西方的科学和文化成就而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卡斯波林斯基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俄国穆斯林面临的问题和任务——体化和现代化。在沙俄时代，俄国境内的少数族群被沙皇统治者边缘化，饱受歧视和欺压；因此卡斯波林斯基积极号召俄国的“突厥人”联合起来，以争取民族平等；与此同时，他又要把民众从传统的伊斯兰教保守主义的愚昧中解放出来，实现穆斯林的现代化；因此，在许多方面看起来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从讲话、发言和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来看，他也坚定地捍卫俄罗斯帝国的利益，提出与沙皇政权合作的主张，并论证忠于它的必要性。卡斯波林斯基不同于一般的“西方派”和“自由主义者”的另一个表现是：非常重视伊斯兰教的传统文化，他曾精心安排在巴赫奇萨拉印刷出版成千册《古兰经》，这些精美的经书不仅在俄国，而且在阿拉伯国家、奥斯曼帝国和印度的穆斯林中间流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卡斯波林斯基号召学习西方，却并不主张全盘照搬西方。博采众长——文化价值观上的开放性和兼容性，是卡斯波林斯思想体系中最具价值的文化核心，也是他启蒙教育理念形成的前提和基础。
三、启蒙教育理念与实践
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卡斯波林斯基认为，报刊对于传播自己的思想理念而言具有独特的魅力，他认为报纸的存在是进步的标志和启蒙的源泉，赞美报纸是真正的圣人和医治社会弊病的熟练医生；报纸甚至能担当起精神领袖的神圣角色。卡斯波林斯基基于批评社会不和谐与宣传改革的目的，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创办自己的报刊。早在国外之时，卡斯波林斯基就注意到了近代传媒在民众启蒙中的重要作用，考虑出版面向全体俄国穆斯林的报刊；回国后，马上付诸实践，1877年卡斯波林斯基在奥伦堡出版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报纸《瓦克林特》和文学杂志《舒拉》；这标志着穆斯林的文化教育启蒙事业在俄罗斯原野上开始异军突起。
1878年卡斯波林斯基在辛菲罗波尔创办了《达夫林塔》，但最详细、最系统、最深入表述自己理念的还是1883年创办的《杰尔智玛罗(翻译家)》报；不久又在巴赫奇萨拉出版发行鞑靼语的周报——《民列特(民族)》。他把妇女问题上升到了事关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高度，故从1908年起专门为妇女创办了《妇女世界》杂志。在卡斯波林斯基创办的所有报刊中，影响最大的一直是《杰尔智玛罗》报，它从1883—1918年间连续出版发行，从未中断，是卡斯波林斯基和俄国泛突厥主义的理论喉舌，在俄国海内外的穆斯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卡斯波林斯基将知识与教育看成是救治个人与社会所有弊病的灵丹妙药，是幸福、财富与进步的根源。这种对知识的崇拜使其将改革教育作为启蒙事业的中心工作。在他看来，学校教育是知识获得与传递的主要手段之一，而伊斯兰传统教育——马克塔布与马德拉萨弊端丛生，已不能提供适应时代需要的知识，故竭力主张进行教育改革，创办新式学校，采用新方式教学。1884年，卡斯波林斯基在巴赫奇萨拉的学校里着手进行教学改革，用新的发音方法教授阿拉伯字母，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采用新方式教学使孩子们在几个月内就学会了识字，而用传统方法教会识字一般需要三年或更长的时间”。这个新的教学方法用阿拉伯一波斯术语表达就是“乌苏勒·扎吉德”；出乎意料的是，“扎吉德”后来竟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穆斯林社会所有带有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色彩的改革运动的名字。
卡斯波林斯基成功的教育改革实践表明他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在巴赫奇萨拉创办的新方式学校成为俄国境内(克里米亚、北高加索、伏尔加一乌拉尔和中亚)和境外(土耳其和其他穆斯林国家)马德拉萨进行教学改革的典范和样板。
卡斯波林斯基亲自撰写“新方式”的教科书，并率先在巴赫奇萨拉的新方式学校里使用，这样便开始了教学内容的改革，从而使教育改革不仅是教学形式上的改革，而且是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改革。卡斯波林斯借鉴俄罗斯大学的教学经验，不仅采用新方式教导识字，而且在马德拉萨的教学过程中大量增加世俗学科——地理、历史、自然科学、算术、教育学、俄语、俄国法律常识等。他建议延聘彼得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和莫斯科拉扎列夫东方语言研究所的应届毕业生前来担任马德拉萨的教学工作，期望打破由伊斯兰宗教人士独揽穆斯林教育的一统天下。卡斯波林斯基着重指出，马德拉萨影响穆斯林社会的意义和强度远远高于任何一所欧洲大学对欧洲社会的影响度，因为在宗教与教育合一的伊斯兰社会里，马克塔布和马德拉萨作为穆斯林社会最具权威的机构之一，它能使历史传统神圣化，同样，利用它们的同情和信任，也能使改革和新观念神圣化。
作为杰出的宣传家和教育家，卡斯波林斯基的活动在俄国所有的穆斯林社区产生了广泛巨大的影响，新方式学校在克里米亚、北高加索、伏尔加一乌拉尔和中亚等地如雨后蘑菇般地涌现。1912年喀山地区的1088所穆斯林学校中采用“新方式”者多达90％；到1916年时全俄的“新方式学校”超过了5000所。“新方式学校”在很多方面促进了穆斯林群体识字率的快速增长，在1897年，鞑靼穆斯林 的识字率超过了20％。
以“新方式学校”为开端的扎吉德革新运动逐渐扩展成为社会文化和宗教改革的社会运动。卡斯波林斯基在事实上是扎吉德革新运动的主要领袖，他不仅是发起人，而且是引领者。从19世纪80年代起就吸引了克里米亚、伏尔加一乌拉尔地区的大多数穆斯林群众，对中亚和北高加索地区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1893年，卡斯波林斯基造访布哈拉、塔什干和撒马尔罕等地，宣传他的团结俄国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为一个统一体的主张，引起了广大穆斯林的共鸣。卡斯波林斯基在很大的程度上赋予扎吉德革新运动以现代化的特征，并明显地表现出将其从宗教和文化领域拓展到社会和道德领域的期望。1905年之后的所有的扎吉德的报刊杂志无不将《杰尔智玛罗》作为榜样，穆斯林报人都会聆听、接受卡斯波林斯基的教诲和指导。在某种意义上说，卡斯波林斯开创传媒和教育改革的活动使喀山一举成为与开罗、伊斯坦布尔和贝鲁特齐名的世界伊斯兰文化中心。
1887年，卡斯波林斯基出版了自己的通信体小说《达尔·乌尔·拉哈特歇息的地方》，书中用一位虚构的来自于塔什干的毛拉阿卜巴萨德名义宣布：“英国人在埃及既没有征服的权力，也没有宗教方面的权力，更没有繁殖的权力；他们在这个国家的存在只能怀疑为侵占；无论如何都不能赞同。”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明确地把苏丹马赫迪运动的领袖穆罕默德·阿赫默德和领导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獨立而斗争的英雄——“光荣的沙赫”——阿布·阿里·卡迪尔作为正面人物进行赞颂。也就是在这部虚构的小说中，有一位主人公来到了一个神秘的伊斯兰教国家(位于西班牙南方与世隔绝的山脊中)，它独立自主地取得了科学和技术成就，在国内，电车、电话、电站、银行等现代化的东西一应俱全。卡斯波林斯构造出这样一个伊斯兰社会的乌托邦不是偶然的，他要坚定明确地为全世界穆斯林社会指出一条通向光明的正确道路：这就是通过启蒙和教育，实现社会的进步；穆斯林的社会和日常生活必将实现现代化。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改革教育穆斯林青少年的教学方式；其次是引导穆斯林，尤其是年轻人一定要投身于对欧洲文化的学习中，当然也要保留自己的民族优点、传统文化和“天启”宗教。
由卡斯波林斯基引领的扎吉德革新运动为穆斯林的认知文化、哲学、特殊宗教文化和心理素质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俄国境内的穆斯林一体化进程；原先是不同部族的穆斯林形成为一个整体。俄罗斯版图上的穆斯林一体化不仅表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而且反映在文化生活方面。俄罗斯社会出现了新的穆斯林知识界；他们不但熟悉自己的民族宗教文化，而且也了解西方和俄罗斯的文化。他们认为，穆斯林要适应时代的潮流和要求，通过革新，实现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自由革新派中许多人还积极参与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也有一些人将自己的活动限制在宗教文化范围之内。
文化教育启蒙在俄国穆斯林近代史上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以此作为毕生追求、愈挫愈勇而终其一生者，唯有卡斯波林斯基一人。他是近代穆斯林中最早意识到文教与民强之间内在因果的前驱之一。教学改革在俄国穆斯林教育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标志着近代俄罗斯与伊斯兰文化交流从宗教到人文科技教育、从吸收文化到培养人才的双重升级。卡斯波林斯基希望借从教育制度层和精神核心层入手，对墨守成规的伊斯兰教育进行根本性改造。他的改革意志来源于对穆斯林民族性的深刻认识，体现了他希望借助普及新式教育，塑造穆斯林民众健康人格，唤醒民族和民主意识的现代主义思想，具有一定的追求个性解放的色彩，实开扎吉德之先声。从历史宏观视角观照，卡斯波林斯基及其文化教育实践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追本溯源，也不能忘记他的开拓之功。由他引路的扎吉德革新运动培育出一批又一批的具有广博学识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教育改革为俄国穆斯林社会造就了首批近代文化教育人才，这些人后来成为扎吉德运动的骨干和领军人物，为促进俄国穆斯林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作出了贡献。
四、申论
卡斯波林斯基希冀通过提高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社会进步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理解，然后实现各种宗教平等相处、各个民族团结和谐、各个国家和平共处，彻底消除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暴力行为，这在当时是世所罕见，尤为可贵的是他能克服狭隘的民族本位主义、同情社会弱势群体。这些超越了时代、地域、民族局限的教育理念是他自己长期以来进行深沉思考的结果，应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宝贵资源。
从文化的角度观照，卡斯波林斯基在俄国与伊斯兰近代史上的地位也许会更为清晰。我们知道，对一种文化的学习大体上是沿着器物、制度、精神三个层面次第展开，这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在向异己文化学习的过程中，伊斯兰保守派认为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水火不相容，拒异己文化于千里之外；另有一些人止步于学习技术、器物层面；卡斯波林斯基则抓住了与民族文化精神息息相关的教育和传媒制度，最早倡导了制度层面的变革。他的教育思想也处处闪耀着改造社会的思想火花，其文化意义已经深入精神层，其思想深度甚至可与西方的宗教改革运动相比肩。可以说，卡斯波林斯基是俄国穆斯林制度层、精神核心层变革的最早倡导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察，卡斯波林斯基才真正称得上是俄国穆斯林社会近代化的卓越先驱。
作者简介 张来仪，男，1962年生，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世界史研究。
责任编辑 王公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