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中国呼声》的主编格莱尼契突然告诉我（即作者夏衍，中国著名文学家、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鲁迅病情严重。当天我就去找周扬，但只有夫人苏灵扬一人在家;接着就去找了沙汀，他也不在。回家路上碰到沈西苓，我告诉他鲁迅病重，他还不相信，说不久前他在八仙桥青年会见到过先生，觉得他精神很好。
　　
　　不幸的事终于到来了。两天之后，我正在吃早饭，章汉夫急匆匆地打电话给我，说鲁迅先生在这天清晨去世了，要我立即到周扬家里去。沙千里告诉我们，丧事已确定由宋庆龄和沈钧儒主持，并说冯雪峰已向党中央发了电报。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也已由冯雪峰和许广平商定，还决定停灵在万国殡仪馆，定于10月23日出殡。
　　沙千里还告诉我们，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国民党市党部就派了一些特务去监视鲁迅的丧事。所以，他要我们特别保持警惕。这之后几天，“文委”几个人分头和救国会的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沙千里分别联系，大家的意见是治丧委员会由宋庆龄主持的，沈钧儒、沙千里、王造时、史良又都是上海有名的大律师，所以，治丧吊唁时期，估计工部局、国民党都不敢捣乱。
　　但是，鲁迅是一位驰名世界的作家，所以从他去世以后，外国记者，塔斯社的、路透社的、哈瓦斯的，以及几家日文报馆的记者，就一直赖在鲁迅寓所的门口不走，从北四川路到万国殡仪馆，还有一大段路，所以，假如在出殡路上有一些反动分子出来捣乱，问题就难办了;加上送殡人士中有不少知名人士，所以“看热闹”的人一定会很多的，这件事一定要预先做好防卫准备。
　　于是一方面由孙夫人以治丧委员会名义要求工部局维持秩序，同时，通过“文委”所属各联和有关人民团体，连夜组织了一支以“文委”所属各联为主的送殡队伍，包括了学生、店员、女工、家庭妇女，这支队伍粗粗估计大约会有五六千人。
　　他们随着灵车行进，各行各业，每一集团，都安排一个有经验的“队长”，以便前后呼应，传递消息。群众沿途高呼口号，在口号中还加入了不少爱国救亡口号。这是一次“四·一二”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它的意义已经超过了追悼一位伟大的作家，而成了一次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示威。
　　鲁迅逝世以及出殡前后的情况，当时，上海中外大小报纸上都有很详细的报道，但其中也不免有不实和杜撰之词。宋庆龄在《追忆鲁迅先生》中有一段详细的叙述：
　　一天早晨，我忽然接到冯雪峰的电话，在鲁迅家我曾见过冯一面。当我这次去鲁迅家时，冯同我走进卧房，只见这位伟大的革命家，躺在床上溘然长逝了。他夫人许广平正在床边哭泣。
　　
　　冯雪峰对我说，他不知怎样料理这个丧事，并且说如果他出面就必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当时我想到一位律师，他就是年迈的沈钧儒。我立即到沈的律师办事处，要求他帮助向虹桥公墓买一块墓地。沈一口答应，并马上去办理。
　　在宋庆龄帮助下，商定了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包括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马相伯、内山完造、史沫特莱、茅盾、萧三、胡风、周作人、周建人等，在商定名单时，冯雪峰提了毛泽东的名字，宋庆龄也表示同意，但当时一般报纸都不敢刊登，只有日文的《上海日日新闻》在这一报道的副题中特地标明毛泽东也是治丧委员会委员。
　　由于事前考虑得比較周到，所以鲁迅出殡在几百万上海人中成了一次政治性的大示威，对革命人民来说，这也成了一次最有力的革命大检阅。
　　（摘自《懒寻旧梦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