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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集国内一流经济学家、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决策的智囊团——“中国经济50人论坛”，于6月16日在青岛西海岸举行了研讨会。
樊纲、吴晓灵、许善达、蔡防、王一鸣……众多经济学家在会上对国内外经济大势进行分析探讨的同时，也为举办地——青岛的区域经济发展会诊把脉。提出不少鲜亮观点。
自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全球经济可谓跌宕起伏，国内、国际两大环境有时大相径庭，有时趋于一致。许善达指出。国内外经济大局存在着共同的本质性问题：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构性失衡，这也是导致全球一系列经济不良现象的根本原因。从全国乃至青岛本地而言，虚拟经济都严重落后于实体经济，金融业未能给制造业提供足够助力，这是当前凸显的问题，也是未来改革的方向。
蔡防教授则以“二元经济阶段”、“新古典经济阶段”两个理论解释中国困局。由于中国过去30年处于“二元经济阶段”，因此凭借转移劳动力便可轻易获得GDP增长，然而在向“新古典经济阶段”过渡的今天，只有依靠生产率的提高才能实现增长，若试图以资金投入代替劳动力投入，则很可能陷入类似日本1990年后长达20年的经济停滞状况。青岛要继续发展，城市地位要从第二梯队迈向第一梯队。除了提升科技能力、提高生产率，恐怕别无选择。
近年来，青岛大力发展蓝色经济，蓝色经济带龙头的战略图景早已铺开，对此樊纲表示认同，“疆土是有限的，但是海洋在一定意义上是无限的!”
韩文秀指出，青岛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转型升级。他认为虽然加快转型升级会使经济增长速度在短期内慢下来，但是在5年8年后，青岛的竞争力会达到“一览众山小”的境界。
吴晓灵对青岛金融业提出建议：大力发展社区金融机构，特别是青岛银行和青岛农村商业银行。“中国不缺全国性大银行、跨区域银行，但是中国的企业缺少沉下心来好好为他们服务的社区银行。”
“五年再造一个新青岛!”这一口号掷地有声。绕梁至今，而随之而来的经济新政、产业规划则需要学术专家的研究成果作为支撑。此次“中国经济50人论坛”相信对青岛在党的十八大以后的经济发展助力甚大。
许善达：经济失衡在哪里?
现在全球都说经济失衡。美国失衡，中国失衡，欧洲也失衡，失衡成为一个大家通用的术语，那么，失衡在什么地方?
我个人认为这个失衡，从总体来看，应该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失衡。
虚拟经济创造的财富少，分配的财富多，实体经济是创造的财富多，分配的财富少，实际上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在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上失衡。
比如说，原来美国卖的一些金融衍生产品，杠杆率可以到五六十倍，但是我们中国的实体经济出口到美国的这些商品，我们的人工是不能够完全反映劳动力成本的，我们的资源价格反映不了资源的稀缺性，我们所创造的财富是用了过高的成本，而美国用它杠杆率很高的金融产品来换取我们的实际财富。
最典型的是，美国能够印钞票。它印钞票的动力是很高的，因为印钞票的成本只有1％左右，它可以用印的钞票来买我们的实体财富。欧债危机也一样。希腊这些国家发债，发债成本是很低的，人们可以享受用债务购买来的服务。
全世界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在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上的失衡，再加上不同国家间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比重不同，使用程度不同，这就构成了一个全世界经济失衡的图画。
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说明了这样一种格局不能持续下去了，中国这种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希腊也不能持续下去。
现在所谓全球的再平衡，就是每一个经济体都在调整自己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方式，中国要调整，美国也要调整。美国要扩大出口，因为虚拟经济分配的财富已经不能支撑整个美国的经济运行了，所以它就要求助于实体经济，来弥补虚拟经济缩水的后果。对于中国来说，首先要调整我们的实体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方式，要增加科技含量，要减少我们的环境污染，要让资源价格能够充分的体现稀缺性，要建立我们的社保制度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实体经济转变发展方式的内容。而这样一种转变，依赖的就是科技进步。同时，我们不能忘记还要大力发展虚拟经济，因为至少在现在可以看见的未来，虚拟经济仍然是分配社会财富能力更强的一种经济。
吴晓灵：政府应放松金融业管制
金融危机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要改善金融监管。对于中国来说，应该是扩大金融改革开放的力度。在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过程中，中国存在哪些薄弱环节呢?
第一，我认为应该放松管制，给企业以更多的融资自主权。一个企业从出生到它成长，必须要经过多轮的融资，我国现在资本市场中最大的问题，是出生的企业没有一个合法的多次融资渠道，因而难以培养高质量的上市企业。产权交易所都有一个诉求，就是很多企业的股份应该得到转让，但由于对非上市的股份企业没有明确的合法渠道，他们只能以产权交易的方式出现。如果我们能够让这些非公众的企业的股权有一个合法的股东转让渠道的话，对于大量的中小企业的股本融资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第二，应该发展金融衍生产品，给企业管理风险的工具。我国的汇率改革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需要用金融衍生产品管理风险。最近一段时间汇率已经改变了单向升值的趋向，人民币有升值也有贬值的时候，特别是现在欧洲债务危机在深化，不确定性在增加，各个国家在经济恢复的时候有一些资金要回到国内去投资，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资本的流向已经发生了一定变化，人民币已经不完全是一种单边升值的预期。在人民币可升可贬的环境下，推出金融衍生产品让企业来管理风险是格外重要的。
第三，要更新理念，为民间融资创造有利条件。我国的金融之所以有很多金融产品不能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界定不太好，政府承担了过多的责任，承担了过多的风险，因而对于一些产品的推出就有更多的管制。再者，正因为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界定不清，监管的边界也定得不好，所有的事情只要和金融沾边，似乎都需要政府来管，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应该合理界定监管的边界与力度。
对于青岛金融业健康发展，我有一些建议，第一，一行三会监管机构管市场，青岛市政府只需要配合监管部门，督促其在完善机制、改进服务上做工作。在一行三会监管的机构和市场中，对于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我认为要鼓励其沉下心来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当好社区金融机构，特别是青岛银行和青岛农村商业银行。中国不缺全国性大银行、跨区域银行，但是中国的企业缺少沉下心来好好为他们服务的社区银行。美国金融业这么发达，其真正在全球和全国发展的银行不过十几个，而有8000多家区域性和社区的银行，正是因为这些银行的服务，才使得美国的中小企业可以很好地生存。所以我们地方的改革，应该更多鼓励沉下心来为社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 王一呜：青岛要进入第一梯队
青岛发展的落脚点，是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城市，要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有资源的集散、配置和控制能力，成为全球经济网络中一个重要的结点，这是提升定位后一个基本的落脚点。
要实现这个目标，青岛几个方面可以选择。首先是产业的转型升级，这是战略重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不是调整产业间的比例关系，核心是提升产业的价值链，就是要由原有的加工、制造逐步向设计、研发、标准，向营销网络、供应链管理去提升，这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核心的环节。
第二，我觉得对青岛来说更重要的是科技的创新能力。我觉得这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至关重要，创新对青岛的意义，以前也很重要，但是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
第三，要研究战略性平台。前一段时间我去过东莞，去过昆山，这些都是典型的加工贸易区，他们都在构建大型的研发平台，我觉得这是青岛转型升级必须要借鉴的一个事情。提升人是关键，怎样去构建一流的人才队伍?还要在人的培养上继续努力，这是转型能不能上台阶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
第四，按照统筹城乡的角度推进城市化，但青岛要突出一个战略重点，就是环湾地区。我觉得“拥湾发展”这个战略方向是对的，必须坚持，特别是通过西海岸的开发，提升环湾地区在国际分工中的位次。
第五，要强化青岛的枢纽功能。青岛的枢纽功能怎么强化?除了海港建设以外，空港的建设非常重要。在信息化时代，空港的控制越来越重要。北京要启动第二机场建设，客流目标是一个亿。青岛未来怎么样在空港这方面提升?不光是人流的控制上，在一些高技术产业的物流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在枢纽性的建设上能不能像上海虹桥一样，能够把各种运输方式在一个空间上叠加起来?这也是需要考虑的。
第六，打造中日韩自贸区的战略平台。如何将原有的单一产业转移方式跟产业转型升级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吸引服务外包来推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怎么样营造最有竞争力的软环境，在打造这个平台当中要去关注。
最后，是绿色低碳的发展，海洋经济同样要在“绿色”和“低碳”的概念下发展，不要因为有一片海域，有这么多的空间，有这么多的资源，就可以低效率的开发，同样要有一个高生态标准的开发模式。我觉得中德生态园应该是沿海城市一个生态标准，产业的低碳标准的输出地，也是引领青岛发展、塑造青岛形象的一个重要平台。
韩文秀：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
多年来，青岛经济保持又好又快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国内外知名、全球布局、跨国经营的大企业大集团，可以说是发展实体经济和先进制造的典范。不过，在新的国内外环境下，发展中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有句老话：自古华山一条路。对于沿海地区特别是沿海城市来说，转型升级是唯一出路。建议大家研究德国、借鉴德国、学习德国，因为德国经济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经受住了考验，成为应对欧债危机、支撑欧洲经济的中流砥柱。
沿海城市应当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就像德国毅然决然放弃核能、发展其他可再生能源那样，转型升级不留后路、不抱幻想。
举例来讲，一是在节能减排方面，能否下决心让本地企业在能效和排放标准上率先与国际接轨，成为全国节能减排的领跑者和标兵?
二是在海水淡化方面，能否下决心提高本地水价，大幅增加海水淡化能力和实际规模，逐步做到凡是可用海水淡化的行业都积极争取使用海水淡化而主动放弃使用天然淡水?
三是在新能源利用上，能否下决心使本地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率先实现国家规定的目标(国家目标是2015年达到11.4％，2020年达到15％。
四是在海洋等资源的开发和保护上，能否下决心做到单位海域面积的产出比别人高，本区域的海水又总是比别人蓝，船行过来光看海水就知道到了青岛?
这些都是自加压力、自我倒逼，而且短期内必然要付出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代价，但如果能够痛下决心推动转型，那么5年、8年后，本地的产业层次和竞争力或许能够达到“一览众山小”的境界。
蔡昉：吸取日本经济教训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是一条直线保持10％的增长速度。它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必然会产生一种报酬递减。绝大多数的学者甚至政策决策者也认识到，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报酬递减阶段，从而经济增长速度会减下来。
一个经济体是在两个阶段上发展。第一个发展阶段是“二元发展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我们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可以供给，如果你创造了很多就业岗位，把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率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高的部门，那么它本身就给你带来更高的生产力，因此它可以支撑你的经济增长。
当第一个阶段过去以后，就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新古典经济发展阶段。在那个发展阶段，没有生产率的进步，就不能有GDP的增长。因此过去投入资本、投入劳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就难以为继了。
中国处在向新古典经济发展阶段过渡的时期，具有了越来越多的新古典经济发展的特征。当我们的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成为常态以后，报酬递减的规律就会发生作用。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不断投入资本，用机器替代劳动力，但是投入并不带来相应的回报，它的回报水平逐渐下降，这就是所谓的报酬递减率。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和政府都会做出一个很自然的反应，那就是用机器替代劳动，用资本替代劳动。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会购买更多的机器，政府则会在进行产业规划倾向于更大、资本密集度更高的项目，也就是资本投入更多，而劳动相对节约下来了。
但是如果靠提高资本和劳动的比例作为主要的提高效率的方式的话，我们可以看一看日本的教训：
我们今年或者明年和日本的1990年差不多，劳动力绝对数量不再增长，人口抚养负担不再下降，接下来就会上升，就这一点，我们与1990年的日本在处在同一个阶段。从那以后，日本经济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主要靠提高资本和劳动的比例。1991年到2000年，日本资本对劳动比率提高的贡献高达94％，人力资本对劳动比率提高的贡献是负的15％。那么对于一个新古典阶段上的国家经济体来说，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就没有GDP。因此日本从1990年到2010年20年的时间里，它每年GDP的增长速度只有0.85％，这就是为什么日本陷入到经济停滞，失去了20年的原因。
宋晓梧：保护海洋生态迫在眉睫
目前，海洋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近海生态恶化制约了海洋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对此，所有沿海城市在发展海洋经济方面都应该特别重视。
在工业化过程中，甚至一度出现把海洋作为内陆工业发展的一个不要付钱的排污池，使得近海和出海口严重污染。青岛怎么样?我看了，海水质量不错。但据环保部调查，像天津等沿海地区，鱼已经大面积没有了；珠三角出海口严重污染的水域占到40％-60％，这些问题就是过去内陆低成本发展工业，在某种程度上把海洋当作排污池。我们一些排污所需要的成本，在高速发展中被忽略掉了。现在要发展海洋经济，这一条就是很重要的问题。
从青岛中长期的发展来考虑，从全国的海洋环境保护来考虑，我觉得应该把改善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作为整个蓝色经济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
再一个，在转变政府与企业关系方面，我们要从主要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成内生的、要靠企业创新经营的方式。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有相应的进一步转变。创新靠什么?靠企业创新。市场需求千差万别，真正要创新，政府怎么去创新?政府可能创造一个条件鼓励创新，但真正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在发展海洋经济时，也应引起高度关注，搞海洋经济不要完全是政府操作，而是要考虑怎么发挥市场机制和企业的创新能力。
在社会领域改革方面，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改革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取消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部门双重管理制度”——这条规定我举双手赞成。2004年，我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长安讲坛上就讲要取消这种双重管理制度，那时还觉得有点冒进，现在已经做起来了。这方面青岛可以借鉴一下广东的经验，广东从今年7月1日起，除了特殊社会组织，全部取消双重关系，青岛可以借鉴广东的政策措施和探索。
樊纲、吴晓灵、许善达、蔡防、王一鸣……众多经济学家在会上对国内外经济大势进行分析探讨的同时，也为举办地——青岛的区域经济发展会诊把脉。提出不少鲜亮观点。
自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全球经济可谓跌宕起伏，国内、国际两大环境有时大相径庭，有时趋于一致。许善达指出。国内外经济大局存在着共同的本质性问题：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构性失衡，这也是导致全球一系列经济不良现象的根本原因。从全国乃至青岛本地而言，虚拟经济都严重落后于实体经济，金融业未能给制造业提供足够助力，这是当前凸显的问题，也是未来改革的方向。
蔡防教授则以“二元经济阶段”、“新古典经济阶段”两个理论解释中国困局。由于中国过去30年处于“二元经济阶段”，因此凭借转移劳动力便可轻易获得GDP增长，然而在向“新古典经济阶段”过渡的今天，只有依靠生产率的提高才能实现增长，若试图以资金投入代替劳动力投入，则很可能陷入类似日本1990年后长达20年的经济停滞状况。青岛要继续发展，城市地位要从第二梯队迈向第一梯队。除了提升科技能力、提高生产率，恐怕别无选择。
近年来，青岛大力发展蓝色经济，蓝色经济带龙头的战略图景早已铺开，对此樊纲表示认同，“疆土是有限的，但是海洋在一定意义上是无限的!”
韩文秀指出，青岛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转型升级。他认为虽然加快转型升级会使经济增长速度在短期内慢下来，但是在5年8年后，青岛的竞争力会达到“一览众山小”的境界。
吴晓灵对青岛金融业提出建议：大力发展社区金融机构，特别是青岛银行和青岛农村商业银行。“中国不缺全国性大银行、跨区域银行，但是中国的企业缺少沉下心来好好为他们服务的社区银行。”
“五年再造一个新青岛!”这一口号掷地有声。绕梁至今，而随之而来的经济新政、产业规划则需要学术专家的研究成果作为支撑。此次“中国经济50人论坛”相信对青岛在党的十八大以后的经济发展助力甚大。
许善达：经济失衡在哪里?
现在全球都说经济失衡。美国失衡，中国失衡，欧洲也失衡，失衡成为一个大家通用的术语，那么，失衡在什么地方?
我个人认为这个失衡，从总体来看，应该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失衡。
虚拟经济创造的财富少，分配的财富多，实体经济是创造的财富多，分配的财富少，实际上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在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上失衡。
比如说，原来美国卖的一些金融衍生产品，杠杆率可以到五六十倍，但是我们中国的实体经济出口到美国的这些商品，我们的人工是不能够完全反映劳动力成本的，我们的资源价格反映不了资源的稀缺性，我们所创造的财富是用了过高的成本，而美国用它杠杆率很高的金融产品来换取我们的实际财富。
最典型的是，美国能够印钞票。它印钞票的动力是很高的，因为印钞票的成本只有1％左右，它可以用印的钞票来买我们的实体财富。欧债危机也一样。希腊这些国家发债，发债成本是很低的，人们可以享受用债务购买来的服务。
全世界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在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上的失衡，再加上不同国家间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比重不同，使用程度不同，这就构成了一个全世界经济失衡的图画。
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说明了这样一种格局不能持续下去了，中国这种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希腊也不能持续下去。
现在所谓全球的再平衡，就是每一个经济体都在调整自己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方式，中国要调整，美国也要调整。美国要扩大出口，因为虚拟经济分配的财富已经不能支撑整个美国的经济运行了，所以它就要求助于实体经济，来弥补虚拟经济缩水的后果。对于中国来说，首先要调整我们的实体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方式，要增加科技含量，要减少我们的环境污染，要让资源价格能够充分的体现稀缺性，要建立我们的社保制度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实体经济转变发展方式的内容。而这样一种转变，依赖的就是科技进步。同时，我们不能忘记还要大力发展虚拟经济，因为至少在现在可以看见的未来，虚拟经济仍然是分配社会财富能力更强的一种经济。
吴晓灵：政府应放松金融业管制
金融危机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要改善金融监管。对于中国来说，应该是扩大金融改革开放的力度。在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过程中，中国存在哪些薄弱环节呢?
第一，我认为应该放松管制，给企业以更多的融资自主权。一个企业从出生到它成长，必须要经过多轮的融资，我国现在资本市场中最大的问题，是出生的企业没有一个合法的多次融资渠道，因而难以培养高质量的上市企业。产权交易所都有一个诉求，就是很多企业的股份应该得到转让，但由于对非上市的股份企业没有明确的合法渠道，他们只能以产权交易的方式出现。如果我们能够让这些非公众的企业的股权有一个合法的股东转让渠道的话，对于大量的中小企业的股本融资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第二，应该发展金融衍生产品，给企业管理风险的工具。我国的汇率改革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需要用金融衍生产品管理风险。最近一段时间汇率已经改变了单向升值的趋向，人民币有升值也有贬值的时候，特别是现在欧洲债务危机在深化，不确定性在增加，各个国家在经济恢复的时候有一些资金要回到国内去投资，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资本的流向已经发生了一定变化，人民币已经不完全是一种单边升值的预期。在人民币可升可贬的环境下，推出金融衍生产品让企业来管理风险是格外重要的。
第三，要更新理念，为民间融资创造有利条件。我国的金融之所以有很多金融产品不能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界定不太好，政府承担了过多的责任，承担了过多的风险，因而对于一些产品的推出就有更多的管制。再者，正因为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界定不清，监管的边界也定得不好，所有的事情只要和金融沾边，似乎都需要政府来管，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应该合理界定监管的边界与力度。
对于青岛金融业健康发展，我有一些建议，第一，一行三会监管机构管市场，青岛市政府只需要配合监管部门，督促其在完善机制、改进服务上做工作。在一行三会监管的机构和市场中，对于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我认为要鼓励其沉下心来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当好社区金融机构，特别是青岛银行和青岛农村商业银行。中国不缺全国性大银行、跨区域银行，但是中国的企业缺少沉下心来好好为他们服务的社区银行。美国金融业这么发达，其真正在全球和全国发展的银行不过十几个，而有8000多家区域性和社区的银行，正是因为这些银行的服务，才使得美国的中小企业可以很好地生存。所以我们地方的改革，应该更多鼓励沉下心来为社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 王一呜：青岛要进入第一梯队
青岛发展的落脚点，是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城市，要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有资源的集散、配置和控制能力，成为全球经济网络中一个重要的结点，这是提升定位后一个基本的落脚点。
要实现这个目标，青岛几个方面可以选择。首先是产业的转型升级，这是战略重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不是调整产业间的比例关系，核心是提升产业的价值链，就是要由原有的加工、制造逐步向设计、研发、标准，向营销网络、供应链管理去提升，这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核心的环节。
第二，我觉得对青岛来说更重要的是科技的创新能力。我觉得这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至关重要，创新对青岛的意义，以前也很重要，但是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
第三，要研究战略性平台。前一段时间我去过东莞，去过昆山，这些都是典型的加工贸易区，他们都在构建大型的研发平台，我觉得这是青岛转型升级必须要借鉴的一个事情。提升人是关键，怎样去构建一流的人才队伍?还要在人的培养上继续努力，这是转型能不能上台阶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
第四，按照统筹城乡的角度推进城市化，但青岛要突出一个战略重点，就是环湾地区。我觉得“拥湾发展”这个战略方向是对的，必须坚持，特别是通过西海岸的开发，提升环湾地区在国际分工中的位次。
第五，要强化青岛的枢纽功能。青岛的枢纽功能怎么强化?除了海港建设以外，空港的建设非常重要。在信息化时代，空港的控制越来越重要。北京要启动第二机场建设，客流目标是一个亿。青岛未来怎么样在空港这方面提升?不光是人流的控制上，在一些高技术产业的物流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在枢纽性的建设上能不能像上海虹桥一样，能够把各种运输方式在一个空间上叠加起来?这也是需要考虑的。
第六，打造中日韩自贸区的战略平台。如何将原有的单一产业转移方式跟产业转型升级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吸引服务外包来推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怎么样营造最有竞争力的软环境，在打造这个平台当中要去关注。
最后，是绿色低碳的发展，海洋经济同样要在“绿色”和“低碳”的概念下发展，不要因为有一片海域，有这么多的空间，有这么多的资源，就可以低效率的开发，同样要有一个高生态标准的开发模式。我觉得中德生态园应该是沿海城市一个生态标准，产业的低碳标准的输出地，也是引领青岛发展、塑造青岛形象的一个重要平台。
韩文秀：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
多年来，青岛经济保持又好又快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国内外知名、全球布局、跨国经营的大企业大集团，可以说是发展实体经济和先进制造的典范。不过，在新的国内外环境下，发展中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有句老话：自古华山一条路。对于沿海地区特别是沿海城市来说，转型升级是唯一出路。建议大家研究德国、借鉴德国、学习德国，因为德国经济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经受住了考验，成为应对欧债危机、支撑欧洲经济的中流砥柱。
沿海城市应当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就像德国毅然决然放弃核能、发展其他可再生能源那样，转型升级不留后路、不抱幻想。
举例来讲，一是在节能减排方面，能否下决心让本地企业在能效和排放标准上率先与国际接轨，成为全国节能减排的领跑者和标兵?
二是在海水淡化方面，能否下决心提高本地水价，大幅增加海水淡化能力和实际规模，逐步做到凡是可用海水淡化的行业都积极争取使用海水淡化而主动放弃使用天然淡水?
三是在新能源利用上，能否下决心使本地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率先实现国家规定的目标(国家目标是2015年达到11.4％，2020年达到15％。
四是在海洋等资源的开发和保护上，能否下决心做到单位海域面积的产出比别人高，本区域的海水又总是比别人蓝，船行过来光看海水就知道到了青岛?
这些都是自加压力、自我倒逼，而且短期内必然要付出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代价，但如果能够痛下决心推动转型，那么5年、8年后，本地的产业层次和竞争力或许能够达到“一览众山小”的境界。
蔡昉：吸取日本经济教训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是一条直线保持10％的增长速度。它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必然会产生一种报酬递减。绝大多数的学者甚至政策决策者也认识到，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报酬递减阶段，从而经济增长速度会减下来。
一个经济体是在两个阶段上发展。第一个发展阶段是“二元发展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我们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可以供给，如果你创造了很多就业岗位，把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率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高的部门，那么它本身就给你带来更高的生产力，因此它可以支撑你的经济增长。
当第一个阶段过去以后，就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新古典经济发展阶段。在那个发展阶段，没有生产率的进步，就不能有GDP的增长。因此过去投入资本、投入劳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就难以为继了。
中国处在向新古典经济发展阶段过渡的时期，具有了越来越多的新古典经济发展的特征。当我们的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成为常态以后，报酬递减的规律就会发生作用。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不断投入资本，用机器替代劳动力，但是投入并不带来相应的回报，它的回报水平逐渐下降，这就是所谓的报酬递减率。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和政府都会做出一个很自然的反应，那就是用机器替代劳动，用资本替代劳动。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会购买更多的机器，政府则会在进行产业规划倾向于更大、资本密集度更高的项目，也就是资本投入更多，而劳动相对节约下来了。
但是如果靠提高资本和劳动的比例作为主要的提高效率的方式的话，我们可以看一看日本的教训：
我们今年或者明年和日本的1990年差不多，劳动力绝对数量不再增长，人口抚养负担不再下降，接下来就会上升，就这一点，我们与1990年的日本在处在同一个阶段。从那以后，日本经济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主要靠提高资本和劳动的比例。1991年到2000年，日本资本对劳动比率提高的贡献高达94％，人力资本对劳动比率提高的贡献是负的15％。那么对于一个新古典阶段上的国家经济体来说，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就没有GDP。因此日本从1990年到2010年20年的时间里，它每年GDP的增长速度只有0.85％，这就是为什么日本陷入到经济停滞，失去了20年的原因。
宋晓梧：保护海洋生态迫在眉睫
目前，海洋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近海生态恶化制约了海洋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对此，所有沿海城市在发展海洋经济方面都应该特别重视。
在工业化过程中，甚至一度出现把海洋作为内陆工业发展的一个不要付钱的排污池，使得近海和出海口严重污染。青岛怎么样?我看了，海水质量不错。但据环保部调查，像天津等沿海地区，鱼已经大面积没有了；珠三角出海口严重污染的水域占到40％-60％，这些问题就是过去内陆低成本发展工业，在某种程度上把海洋当作排污池。我们一些排污所需要的成本，在高速发展中被忽略掉了。现在要发展海洋经济，这一条就是很重要的问题。
从青岛中长期的发展来考虑，从全国的海洋环境保护来考虑，我觉得应该把改善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作为整个蓝色经济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
再一个，在转变政府与企业关系方面，我们要从主要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成内生的、要靠企业创新经营的方式。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有相应的进一步转变。创新靠什么?靠企业创新。市场需求千差万别，真正要创新，政府怎么去创新?政府可能创造一个条件鼓励创新，但真正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在发展海洋经济时，也应引起高度关注，搞海洋经济不要完全是政府操作，而是要考虑怎么发挥市场机制和企业的创新能力。
在社会领域改革方面，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改革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取消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部门双重管理制度”——这条规定我举双手赞成。2004年，我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长安讲坛上就讲要取消这种双重管理制度，那时还觉得有点冒进，现在已经做起来了。这方面青岛可以借鉴一下广东的经验，广东从今年7月1日起，除了特殊社会组织，全部取消双重关系，青岛可以借鉴广东的政策措施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