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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初看起来像小品文集，但进一步的阅读会立刻打消这种印象。书的“前记”中说，要是读者们明白章节上的刻意安排就好了，并且说，写小品文要比写学术性的文字难。尽管如此，人们仍然习惯于将《沉重的肉身》视为“学者散文”，批评刘小枫如今做的正经八百的学术文字太晦涩。然而，《沉重的肉身》一上来就谈论叙事与伦理的问题，考虑到现代人面临的伦理困境，叙事就显得不再是抒情，而是有可能表达某种重要的伦理思想。
不可否认，《沉重的肉身》涉及现代人生活世界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现代人的生存伦理。《沉重的肉身》在最初几版时有一个副题—“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这副题在第六版时被删掉了。离开这个提示，《沉重的肉身》就显得晦暗难解。
《沉重的肉身》不过是刘小枫反思现代人生存方式的副产品。一九九三年在巴塞尔完成学业后，刘小枫着手的研究论题是现代性的社会理论，他思考了现代性的基本品质，并从特洛尔奇、西美尔、松巴特、韦伯和舍勒等人那里熟悉了一整套现代性的社会学和哲学话语，其最终产品就是《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在这本书中，刘小枫已然与关注具体社会结构的现代性学术话语摆脱关系，转向对人的内在心灵结构和欲望结构的考察。在对舍勒研读的基础上，他得出如下结论：“现代人的理念是一场系统的‘冲动造反’，是人身上一切晦暗的、欲求的本能反抗精神诸神的革命，感性的冲动脱离了精神的整体情愫。”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版，23页）读完《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有关现代人对于身体和欲望的理解之后，再来读《沉重的肉身》，就显得好理解得多。《沉重的肉身》中讲述的故事仿佛注脚，没有这注脚，《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就显得有些玄乎。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的笔法四平八稳，《沉重的肉身》则十分细腻。《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用论文文体写，冷静得让人吃惊，刘小枫没有或很少在其中表达私人观点，但在《沉重的肉身》中，他的讲述令人难以平复，没有人觉得那些故事与己不相干，而是担心有一天故事会在自己身上上演。不同于《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着重描述现代社会中各种质素的理论样态，《沉重的肉身》讲述现代社会中个体的生命感觉。故事提供了人们切身想象的空间，透过故事展示的现代人的身体和灵魂的感觉远比逻辑性的讲述鲜活。在道德感觉的传达方面，逻辑似乎永远不及叙事性文字有力量。在《沉重的肉身》中，本能冲动造反逻各斯的现代性伦理变成了故事，透过那些故事，读者们可以感到生命的干涩与湿润。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穿梭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即便专业读者，想要一气读下去，也得打起十二分精神。读者更钟爱他的《沉重的肉身》，因为这里的主题不与专业化的学科有多少相关，只需有人生的基本经历即可。《沉重的肉身》中大篇幅讨论爱欲生活，即便是在读《牛虻》这样的革命小说时，关注的也是革命者的爱欲。爱欲是人类生活的永恒主题，也是每个人必然要经历的人生命题。《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将活生生的人类生活肢解为审美、宗教、政治，这种方式表明现代爱欲的碎片化，令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的常人们陌生，而《沉重的肉身》回到个体的生命感受本身，讲述日常伦理，讲述常人爱欲，其间的主人公，有具有哲学心性的卡夫卡和基斯洛夫斯基，有世人崇拜不已的革命领导人罗伯斯庇尔和丹东，也有为世俗伦理不齿的妓女马丽昂，但更多的是平常人物。在爱欲面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各自面对爱欲的态度。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表明，现代人的爱欲已经身体化，《沉重的肉身》则想要考察这种身体化伦理的命运，或者说，想要讨论现代人是否足以凭靠这种伦理生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沉重的肉身》从审查现代人热衷追求的两种伦理开始，一种是人民伦理，一种是自由伦理，它想要查看一下，在这两种伦理下，人们是否能过上自在自适的幸福生活。《沉重的肉身》并没有站在其中任何一边，两种伦理都令人困惑与怀疑。这是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的“前记”中自我宣称的事，在那里，他提醒读者，要留意各篇顺序的刻意安排。
《沉重的肉身》前四篇分别批判现代以来的两种典型的伦理。无论是民主伦理还是自由伦理，都不是自在自为的伦理。单纯的人民伦理漠视个体的伦理，以为某种普世价值能充实个体生活，同样地，单纯的身体也无法支撑现代人的生活。单纯的身体过于孤单，孤单的身体无法彼此交流，萨宾娜的大床就成为刘小枫关注的焦点。基斯洛夫斯基懂得单纯的肉身感受无法传达，只有透过他人的欲望才能懂得自己不孤单。昆德拉的世界中看起来有不同的人物和命运，其实只有一种人的命运。在基斯洛夫斯基的世界中，至少有一个自我和他者。巴黎的薇娥尼卡和克拉科夫的薇娥尼卡互为对方的他者，只有通过他者的存在才能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巴黎的薇娥尼卡从此不再自信自己的身体，想到了独居多年的老父亲。
《永不消散的生存雾霭中的小路》一篇是《沉重的肉身》中有转折意义的章节，在这一章中，昆德拉极力张扬和信奉的自由伦理观得到了深入分析。按照刘小枫的说法，昆德拉的小说宣扬人义论的自由伦理，这种伦理带有“个人的尖锐性”，在这里，“道德知识个体自主的感觉价值偏好，个体的我思、我欲、我愿取代了道德法官的上帝的位置。相对性道德就是每个个体有自己的、只属于自己的道德神，由我思、我欲、我愿设立的道德法庭”（173页）。人义论的自由伦理的提法在实质上和《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有关本能冲动对逻各斯的造反这一现代性本质的说法相同。这种伦理主张要在相对性的道德世界中沉醉，其结果必然是伦理成为个体性的事件，更准确地说，成为身体性的事件。
身体的感觉何以成为一种伦理价值？按照昆德拉的讲法，现代性的伦理是一种兴奋伦理，尽管肉体的感觉没有价值，但兴奋的感觉的确可以带来一种令人眩晕的幸福，犹如现代青年在世俗的节日和聚会中收获的快感。
个体的身体兴奋在自由主义社会制度下是一项神圣的自然权利，兴奋的身体究竟想要做什么，这是个体自身的事情，只要不对他人造成损失就是正当。但问题是，这样的现代伦理有没有未来？刘小枫注意到，“人义论自由伦理用‘兴奋的道德’对抗道德归罪，让个体的生命不再受制寻求既定的有意义的人生这一道德形而上学律令的支配”，必然会使人生过程变得“迷雾”（182页）。《永不消散的生存雾霭中的小路》一篇结尾明确宣称要与昆德拉保持距离，也就是同人义论的自由主义保持距离，转而进入一种全新的自由伦理，这就是所谓“神义论的自由伦理”。 神义论的自由伦理说的是一回什么事？《沉重的肉身》后三章讲的就是神义论自由伦理，但有关这种伦理的明确表述仅有一处，这就是他说，基斯洛夫斯基的自由伦理是神义论的自由主义伦理学，“他深信有一位旧约式的道德上帝，唯一的正义者，个人必须面对这样的绝对仲裁者，个人在伦理抉择时，会感到‘唯一的正义存在于我们心中的那杆秤上’”（314页）。对于《沉重的肉身》的诸多评论中有一种评论认为，此书是身为基督徒的刘小枫的作品。照此理解，神义论的自由伦理就是基督教的伦理，这话说得准确么？
“神义论的自由主义”这一表述显得前后矛盾。从思想史上看，自由主义是在神学世界观崩解之后发展而来，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人义论的伦理，自由主义的基本理想就是想要在尘世间、在个体的身体之上塑造一个幸福的世界。然而，神义论表达的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幸福不在尘世。刘小枫尽管提出了神义论的自由主义，却没有说神义论的自由主义是一种自在自为的伦理，而是说神义论的自由伦理是一种“艰难的自由伦理”。神义论的自由伦理之所以艰难，是因为它凭靠的基础十分脆弱。自由主义承认人的意志自由，视人的意志自由是人所以为人的神圣品质，然而，只要承认人的自由意志，就必然走向邪恶，他在卡夫卡的笔记中读到，“恶是主观的意识—也许就是自己的意志自由的脆弱，自己在某些特定的过渡状况中不能有所决断时的意识状态”（223页）。想要通过个人的意志的作为来自我拯救在根本上就是空想，卡夫卡的审判的结论是“把负罪状态看作是向自己的天堂那边过渡的过程，自我拯救的过程就是自我变恶的过程”（227页）。
搞清楚《沉重的肉身》的编排，会使我们觉得，刘小枫的问题意识不是现代人如何丧失了道德和伦理，丧失了爱的能力，也不是这种爱的内容究竟是基督教的，还是古典的，抑或是东方的，相反，他思考的问题是，现代人如何恢复爱的能力。“艰难的自由伦理”的说辞似乎向我们透露出他对现代人恢复爱的能力缺乏信心。刘小枫笔下的卡夫卡最终只能将生存的不安和负罪感带入写作，写作成为唯一的解救之道（195页）。写作不仅成为卡夫卡的自我解救之道，基斯洛夫斯基也意识到通过他擅长的电影叙事，可以“抱慰在爱中挣扎得遍体鳞伤的个体，珍惜残缺和破损的爱的碎片”（261页）。然而，现代的写作和电影艺术真能抱慰受伤的灵魂？《沉重的肉身》时期的刘小枫似乎还没有明确地想要给这个问题以否定的回答。
《沉重的肉身》通过复述出现在现代作家/电影家笔下的故事讲述现代人的生存体验。刘小枫提醒我们，叙事能触动读者的心灵世界，有一种逻辑的或理性的伦理学没有的道德实践力量。在《沉重的肉身》中，刘小枫相信有一类思想家，不仅能在生活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而且还能在其中思想，用寓意的语言把感觉的思想表达出来。他称这样的思想家为“叙事思想家”。在他看来，这群人擅长用感觉思想，或是用身体思想，而非用理论或学说思想（234页）。
考虑到叙事思想家懂得使用“暗示性语言”表达思想或真理，刘小枫想要破解这些暗示性语言的秘密。他用思想侦破家的语言告诉我们，毕希纳之所以发致命的高烧，是因为他在对丹东之死的侦探中，看到人义论自由伦理最终会在冲动的自由身上撞得粉碎。而卡夫卡的订婚是他摆脱负罪感做的自我拯救的努力，这努力同时也是卡夫卡的自我审判过程。
叙事伦理学是想通过暗示性的语言，言说生命的真相。表达真相的不只是逻辑性的概念及其论证，人的情感也可以用作揭示人生真相的素材，读完《沉重的肉身》，我们才明确晓得，叙事能改变人的存在时间和空间的感觉，能在人受到挫伤时，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想象空间，重拾被生活中的无常抹去的自我（3页）。
过去我们总以为，听故事和讲故事是消遣，以打发无聊的时光，刘小枫却告诉我们，“听故事和讲故事都是伦理的事情”（5页）。《沉重的肉身》一上来就区分叙事伦理学和理性伦理学，并且说，“理性伦理学关心道德的普遍状况，叙事伦理学关心道德的特殊状况，而真实的伦理问题从来就只是在道德的特殊状态中出现的。叙事伦理学总是处于在某一个人身上遭遇的普遍伦理的例外情形，不可能编织出具有规范性的伦理理则”（4—5页）。
理性伦理学重视普遍性的法则，只有具有高度理性能力的人才能真正理解这些法则蕴含的生命意义。可以说，理性伦理学是写给少数人看的伦理学，理性伦理学的思想家想要凭靠少数几个概念说清楚世间的伦理状况。只有那些擅长将生命感受凝固到概念中的思想家，才能使概念的表达变成对鲜活的生命的表述。刘小枫之所以长期刻意地与自律这类概念保持距离，是因为在他看来，自律的概念使伦理学离开了普通人的爱欲，难以真正触碰到普通人的内在心灵。心灵是感受性的东西，要想心灵受到触动，必须有鲜活的内容，或者擅长将抽象的概念转换为鲜活的生活现实。
叙事伦理学和理性伦理学之间的区分似乎预示着后来刘小枫在古典政治哲学中坚持的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区分。叙事伦理学是写给多数人看的伦理学，具有理性伦理学没有的道德实践的力量。因此，要想分析《沉重的肉身》的意图，有必要从题为“叙事与伦理”的引子入手。与他倾慕的叙事作家一样，《沉重的肉身》也采取叙事笔法，它讲述和分析的都是出自叙事思想家笔下的故事，刘小枫将这些故事拿来重讲一遍（他称之为“复叙事”），有如他在这十年之间主张的对古代经典作品的疏解。
《沉重的肉身》中的叙事伦理学，让人耳目一新。“编故事”不是瞎编乱造，通过叙事讲述伦理，源自古老的传统。叙事伦理学的源头在古希腊，这或许可以解释刘小枫向古典学的转向。在《沉重的肉身》中，古典时代的政治哲人先于基督教的元素出场，它为我们复述过苏格拉底讲的赫拉克勒斯的故事。《沉重的肉身》中编故事的做法一直持续到今天。刘小枫之所以进入施特劳斯的体系，因为施特劳斯是“复调叙事”的高手。施特劳斯一生解读历代经典无数，自己的立场显得是从对经典的复述中提出来的。《沉重的肉身》时期的刘小枫已经开始接触施特劳斯，据他在《施特劳斯的路标》中的说法，自己真正开始明白施特劳斯“有名堂”是在一九九七年前后，而这恰好是《沉重的肉身》收笔的时期。照此看来，如果我们今天只看到《沉重的肉身》的意义是在表达一种与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相抗争的立场，那么，虽说不上是误解刘小枫，但至少忽视了他在《沉重的肉身》中想要传达给我们的另一样东西，这就是叙事伦理学。
《沉重的肉身》以基斯洛夫斯基讲的多米克和玛格达的故事收尾，令人伤心。我们禁不住想问，多米克还会再爱吗？刘小枫在题为《透过他人的欲望看自己》的文章中再度谈到这个故事，文章的末尾说，“大凡小说都是欲望的两面镜，既鉴照出叙事人自己的欲望，也鉴照出读者的欲望”。《沉重的肉身》中的复叙事正是刘小枫透过他人的欲望看自己的具体的道德行动，借此，他想指引现代的读者看到自身欲望的萌动。
在昆德拉那里，刘小枫看到了生存的小路上雾霭重重，透过昆德拉这个他者，他看到了现代性伦理在自己身上的空洞。透过现代人的欲望，刘小枫觉得看自己看得模糊，于是便转而透过古人的欲望回看自己。同《沉重的肉身》和《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时期一样，九十年代后期以来的刘小枫孜孜不倦地向我们展示的，是他对一个不同于现代的古典德性世界的思考，在古典政治哲学的世界中，在古代人的欲望世界中，他看到了德性之光在闪耀。而他凭靠的或者说模仿的，仍旧是《沉重的肉身》中娴熟地展示给我们的—叙事思想家的技艺。
一
不可否认，《沉重的肉身》涉及现代人生活世界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现代人的生存伦理。《沉重的肉身》在最初几版时有一个副题—“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这副题在第六版时被删掉了。离开这个提示，《沉重的肉身》就显得晦暗难解。
《沉重的肉身》不过是刘小枫反思现代人生存方式的副产品。一九九三年在巴塞尔完成学业后，刘小枫着手的研究论题是现代性的社会理论，他思考了现代性的基本品质，并从特洛尔奇、西美尔、松巴特、韦伯和舍勒等人那里熟悉了一整套现代性的社会学和哲学话语，其最终产品就是《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在这本书中，刘小枫已然与关注具体社会结构的现代性学术话语摆脱关系，转向对人的内在心灵结构和欲望结构的考察。在对舍勒研读的基础上，他得出如下结论：“现代人的理念是一场系统的‘冲动造反’，是人身上一切晦暗的、欲求的本能反抗精神诸神的革命，感性的冲动脱离了精神的整体情愫。”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版，23页）读完《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有关现代人对于身体和欲望的理解之后，再来读《沉重的肉身》，就显得好理解得多。《沉重的肉身》中讲述的故事仿佛注脚，没有这注脚，《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就显得有些玄乎。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的笔法四平八稳，《沉重的肉身》则十分细腻。《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用论文文体写，冷静得让人吃惊，刘小枫没有或很少在其中表达私人观点，但在《沉重的肉身》中，他的讲述令人难以平复，没有人觉得那些故事与己不相干，而是担心有一天故事会在自己身上上演。不同于《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着重描述现代社会中各种质素的理论样态，《沉重的肉身》讲述现代社会中个体的生命感觉。故事提供了人们切身想象的空间，透过故事展示的现代人的身体和灵魂的感觉远比逻辑性的讲述鲜活。在道德感觉的传达方面，逻辑似乎永远不及叙事性文字有力量。在《沉重的肉身》中，本能冲动造反逻各斯的现代性伦理变成了故事，透过那些故事，读者们可以感到生命的干涩与湿润。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穿梭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即便专业读者，想要一气读下去，也得打起十二分精神。读者更钟爱他的《沉重的肉身》，因为这里的主题不与专业化的学科有多少相关，只需有人生的基本经历即可。《沉重的肉身》中大篇幅讨论爱欲生活，即便是在读《牛虻》这样的革命小说时，关注的也是革命者的爱欲。爱欲是人类生活的永恒主题，也是每个人必然要经历的人生命题。《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将活生生的人类生活肢解为审美、宗教、政治，这种方式表明现代爱欲的碎片化，令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的常人们陌生，而《沉重的肉身》回到个体的生命感受本身，讲述日常伦理，讲述常人爱欲，其间的主人公，有具有哲学心性的卡夫卡和基斯洛夫斯基，有世人崇拜不已的革命领导人罗伯斯庇尔和丹东，也有为世俗伦理不齿的妓女马丽昂，但更多的是平常人物。在爱欲面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各自面对爱欲的态度。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表明，现代人的爱欲已经身体化，《沉重的肉身》则想要考察这种身体化伦理的命运，或者说，想要讨论现代人是否足以凭靠这种伦理生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沉重的肉身》从审查现代人热衷追求的两种伦理开始，一种是人民伦理，一种是自由伦理，它想要查看一下，在这两种伦理下，人们是否能过上自在自适的幸福生活。《沉重的肉身》并没有站在其中任何一边，两种伦理都令人困惑与怀疑。这是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的“前记”中自我宣称的事，在那里，他提醒读者，要留意各篇顺序的刻意安排。
二
《沉重的肉身》前四篇分别批判现代以来的两种典型的伦理。无论是民主伦理还是自由伦理，都不是自在自为的伦理。单纯的人民伦理漠视个体的伦理，以为某种普世价值能充实个体生活，同样地，单纯的身体也无法支撑现代人的生活。单纯的身体过于孤单，孤单的身体无法彼此交流，萨宾娜的大床就成为刘小枫关注的焦点。基斯洛夫斯基懂得单纯的肉身感受无法传达，只有透过他人的欲望才能懂得自己不孤单。昆德拉的世界中看起来有不同的人物和命运，其实只有一种人的命运。在基斯洛夫斯基的世界中，至少有一个自我和他者。巴黎的薇娥尼卡和克拉科夫的薇娥尼卡互为对方的他者，只有通过他者的存在才能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巴黎的薇娥尼卡从此不再自信自己的身体，想到了独居多年的老父亲。
《永不消散的生存雾霭中的小路》一篇是《沉重的肉身》中有转折意义的章节，在这一章中，昆德拉极力张扬和信奉的自由伦理观得到了深入分析。按照刘小枫的说法，昆德拉的小说宣扬人义论的自由伦理，这种伦理带有“个人的尖锐性”，在这里，“道德知识个体自主的感觉价值偏好，个体的我思、我欲、我愿取代了道德法官的上帝的位置。相对性道德就是每个个体有自己的、只属于自己的道德神，由我思、我欲、我愿设立的道德法庭”（173页）。人义论的自由伦理的提法在实质上和《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有关本能冲动对逻各斯的造反这一现代性本质的说法相同。这种伦理主张要在相对性的道德世界中沉醉，其结果必然是伦理成为个体性的事件，更准确地说，成为身体性的事件。
身体的感觉何以成为一种伦理价值？按照昆德拉的讲法，现代性的伦理是一种兴奋伦理，尽管肉体的感觉没有价值，但兴奋的感觉的确可以带来一种令人眩晕的幸福，犹如现代青年在世俗的节日和聚会中收获的快感。
个体的身体兴奋在自由主义社会制度下是一项神圣的自然权利，兴奋的身体究竟想要做什么，这是个体自身的事情，只要不对他人造成损失就是正当。但问题是，这样的现代伦理有没有未来？刘小枫注意到，“人义论自由伦理用‘兴奋的道德’对抗道德归罪，让个体的生命不再受制寻求既定的有意义的人生这一道德形而上学律令的支配”，必然会使人生过程变得“迷雾”（182页）。《永不消散的生存雾霭中的小路》一篇结尾明确宣称要与昆德拉保持距离，也就是同人义论的自由主义保持距离，转而进入一种全新的自由伦理，这就是所谓“神义论的自由伦理”。 神义论的自由伦理说的是一回什么事？《沉重的肉身》后三章讲的就是神义论自由伦理，但有关这种伦理的明确表述仅有一处，这就是他说，基斯洛夫斯基的自由伦理是神义论的自由主义伦理学，“他深信有一位旧约式的道德上帝，唯一的正义者，个人必须面对这样的绝对仲裁者，个人在伦理抉择时，会感到‘唯一的正义存在于我们心中的那杆秤上’”（314页）。对于《沉重的肉身》的诸多评论中有一种评论认为，此书是身为基督徒的刘小枫的作品。照此理解，神义论的自由伦理就是基督教的伦理，这话说得准确么？
“神义论的自由主义”这一表述显得前后矛盾。从思想史上看，自由主义是在神学世界观崩解之后发展而来，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人义论的伦理，自由主义的基本理想就是想要在尘世间、在个体的身体之上塑造一个幸福的世界。然而，神义论表达的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幸福不在尘世。刘小枫尽管提出了神义论的自由主义，却没有说神义论的自由主义是一种自在自为的伦理，而是说神义论的自由伦理是一种“艰难的自由伦理”。神义论的自由伦理之所以艰难，是因为它凭靠的基础十分脆弱。自由主义承认人的意志自由，视人的意志自由是人所以为人的神圣品质，然而，只要承认人的自由意志，就必然走向邪恶，他在卡夫卡的笔记中读到，“恶是主观的意识—也许就是自己的意志自由的脆弱，自己在某些特定的过渡状况中不能有所决断时的意识状态”（223页）。想要通过个人的意志的作为来自我拯救在根本上就是空想，卡夫卡的审判的结论是“把负罪状态看作是向自己的天堂那边过渡的过程，自我拯救的过程就是自我变恶的过程”（227页）。
搞清楚《沉重的肉身》的编排，会使我们觉得，刘小枫的问题意识不是现代人如何丧失了道德和伦理，丧失了爱的能力，也不是这种爱的内容究竟是基督教的，还是古典的，抑或是东方的，相反，他思考的问题是，现代人如何恢复爱的能力。“艰难的自由伦理”的说辞似乎向我们透露出他对现代人恢复爱的能力缺乏信心。刘小枫笔下的卡夫卡最终只能将生存的不安和负罪感带入写作，写作成为唯一的解救之道（195页）。写作不仅成为卡夫卡的自我解救之道，基斯洛夫斯基也意识到通过他擅长的电影叙事，可以“抱慰在爱中挣扎得遍体鳞伤的个体，珍惜残缺和破损的爱的碎片”（261页）。然而，现代的写作和电影艺术真能抱慰受伤的灵魂？《沉重的肉身》时期的刘小枫似乎还没有明确地想要给这个问题以否定的回答。
三
《沉重的肉身》通过复述出现在现代作家/电影家笔下的故事讲述现代人的生存体验。刘小枫提醒我们，叙事能触动读者的心灵世界，有一种逻辑的或理性的伦理学没有的道德实践力量。在《沉重的肉身》中，刘小枫相信有一类思想家，不仅能在生活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而且还能在其中思想，用寓意的语言把感觉的思想表达出来。他称这样的思想家为“叙事思想家”。在他看来，这群人擅长用感觉思想，或是用身体思想，而非用理论或学说思想（234页）。
考虑到叙事思想家懂得使用“暗示性语言”表达思想或真理，刘小枫想要破解这些暗示性语言的秘密。他用思想侦破家的语言告诉我们，毕希纳之所以发致命的高烧，是因为他在对丹东之死的侦探中，看到人义论自由伦理最终会在冲动的自由身上撞得粉碎。而卡夫卡的订婚是他摆脱负罪感做的自我拯救的努力，这努力同时也是卡夫卡的自我审判过程。
叙事伦理学是想通过暗示性的语言，言说生命的真相。表达真相的不只是逻辑性的概念及其论证，人的情感也可以用作揭示人生真相的素材，读完《沉重的肉身》，我们才明确晓得，叙事能改变人的存在时间和空间的感觉，能在人受到挫伤时，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想象空间，重拾被生活中的无常抹去的自我（3页）。
过去我们总以为，听故事和讲故事是消遣，以打发无聊的时光，刘小枫却告诉我们，“听故事和讲故事都是伦理的事情”（5页）。《沉重的肉身》一上来就区分叙事伦理学和理性伦理学，并且说，“理性伦理学关心道德的普遍状况，叙事伦理学关心道德的特殊状况，而真实的伦理问题从来就只是在道德的特殊状态中出现的。叙事伦理学总是处于在某一个人身上遭遇的普遍伦理的例外情形，不可能编织出具有规范性的伦理理则”（4—5页）。
理性伦理学重视普遍性的法则，只有具有高度理性能力的人才能真正理解这些法则蕴含的生命意义。可以说，理性伦理学是写给少数人看的伦理学，理性伦理学的思想家想要凭靠少数几个概念说清楚世间的伦理状况。只有那些擅长将生命感受凝固到概念中的思想家，才能使概念的表达变成对鲜活的生命的表述。刘小枫之所以长期刻意地与自律这类概念保持距离，是因为在他看来，自律的概念使伦理学离开了普通人的爱欲，难以真正触碰到普通人的内在心灵。心灵是感受性的东西，要想心灵受到触动，必须有鲜活的内容，或者擅长将抽象的概念转换为鲜活的生活现实。
叙事伦理学和理性伦理学之间的区分似乎预示着后来刘小枫在古典政治哲学中坚持的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区分。叙事伦理学是写给多数人看的伦理学，具有理性伦理学没有的道德实践的力量。因此，要想分析《沉重的肉身》的意图，有必要从题为“叙事与伦理”的引子入手。与他倾慕的叙事作家一样，《沉重的肉身》也采取叙事笔法，它讲述和分析的都是出自叙事思想家笔下的故事，刘小枫将这些故事拿来重讲一遍（他称之为“复叙事”），有如他在这十年之间主张的对古代经典作品的疏解。
《沉重的肉身》中的叙事伦理学，让人耳目一新。“编故事”不是瞎编乱造，通过叙事讲述伦理，源自古老的传统。叙事伦理学的源头在古希腊，这或许可以解释刘小枫向古典学的转向。在《沉重的肉身》中，古典时代的政治哲人先于基督教的元素出场，它为我们复述过苏格拉底讲的赫拉克勒斯的故事。《沉重的肉身》中编故事的做法一直持续到今天。刘小枫之所以进入施特劳斯的体系，因为施特劳斯是“复调叙事”的高手。施特劳斯一生解读历代经典无数，自己的立场显得是从对经典的复述中提出来的。《沉重的肉身》时期的刘小枫已经开始接触施特劳斯，据他在《施特劳斯的路标》中的说法，自己真正开始明白施特劳斯“有名堂”是在一九九七年前后，而这恰好是《沉重的肉身》收笔的时期。照此看来，如果我们今天只看到《沉重的肉身》的意义是在表达一种与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相抗争的立场，那么，虽说不上是误解刘小枫，但至少忽视了他在《沉重的肉身》中想要传达给我们的另一样东西，这就是叙事伦理学。
《沉重的肉身》以基斯洛夫斯基讲的多米克和玛格达的故事收尾，令人伤心。我们禁不住想问，多米克还会再爱吗？刘小枫在题为《透过他人的欲望看自己》的文章中再度谈到这个故事，文章的末尾说，“大凡小说都是欲望的两面镜，既鉴照出叙事人自己的欲望，也鉴照出读者的欲望”。《沉重的肉身》中的复叙事正是刘小枫透过他人的欲望看自己的具体的道德行动，借此，他想指引现代的读者看到自身欲望的萌动。
在昆德拉那里，刘小枫看到了生存的小路上雾霭重重，透过昆德拉这个他者，他看到了现代性伦理在自己身上的空洞。透过现代人的欲望，刘小枫觉得看自己看得模糊，于是便转而透过古人的欲望回看自己。同《沉重的肉身》和《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时期一样，九十年代后期以来的刘小枫孜孜不倦地向我们展示的，是他对一个不同于现代的古典德性世界的思考，在古典政治哲学的世界中，在古代人的欲望世界中，他看到了德性之光在闪耀。而他凭靠的或者说模仿的，仍旧是《沉重的肉身》中娴熟地展示给我们的—叙事思想家的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