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大学对许家印来说,意味着日后对他作用巨大的几个词开始萌发:人情练达,数据敏感,郎平,热干面。
　　在许家印的大学老师倪国巨(右)和大学同学俞斌身后,是他大学时居住的宿舍楼。
　　许家印曾就读的大学课堂。
　　许家印当年的寝室。
　　
　　工作后的人都会感叹,其实大学传授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方法论和世界观。这个论断放在许家印身上尤其明显。
　　这是一个真正去魅的过程。这位清瘦的大学生,有一天将会发现,撕开蒙昧的视野,燃烧青春的热血,很多关乎未来的种子已在不经意中撒下—
　　比如他的职务是最苦最累的卫生委员,这让他练就了如何在“男人”与“女人”之间“周旋”,没有大学期间三分之二花在“准社会活动”上的锻炼,后来他也不可能在黑白交织的地产江湖中行走自如;
　　比如,他现在对部下负面素质的无比痛恨。对不诚信的员工,强势的许家印只给两条路:要么改变,要么被淘汰。他甚至还大张旗鼓地发起了“清除三种人运动”:人浮于事的人、不求学习和上进的人、想捞一把的蛀虫;
　　再比如,他对排球和“铁榔头”郎平鲜为人知的私人情感。他重金打造的由郎平领衔,冯坤、周苏红、杨昊等国手组成的恒大女排,十二战全胜,年初轻松夺得女排甲B联赛冠军。随后举行的冲A成功庆典,被描述为“资本、大气、高效、完美”——这也恰恰是许氏风格的重要一面;
　　再比如,现在他最喜欢吃的依然是他夜宵“主力”的热干面。
　　
　　苦差事
　　
　　许家印选择大学专业,有他自己的“小聪明”。动这种“小聪明”的初衷,仍然源于逃离穷乡僻壤、追求人生辉煌的愿望。
　　在武汉钢铁学院(现武汉科技大学),他为自己选择的专业是冶金系的“金属材料及热处理”。原因很简单:毕业后不会再回到小山沟里去了——再差,也是个炼钢工人吧。
　　卫生委员,这个看起来不太起眼的大学职务,伴随了许家印的四年大学生涯。也正是这个极为琐碎的工作,对日后许家印为人处事影响深远。
　　他的大学老师孟宪昆向记者介绍,当时选干部有两条标准:一是重视学生的档案审查,也就是政治背景要好;二是看学生的第一感觉,通过谈话看他有没有为同学服务的热心。“学校不会给你什么好处,比如多一份饭票之类,就看你愿不愿意。”
　　卫生委员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召集班里的同学打扫卫生。学校每周都有大扫除,校园分成很多片区,每个班级负责一片。许家印的差事实际上是个“求人”的活儿,到了大扫除的时候,他总扛着个大扫帚,朝着男女宿舍楼大喊:“打扫卫生啦!都快下来啦!”有时候男生下来,女生不太愿意下来。“许家印就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去找,难办的事儿就交给他了。”不过在孟宪昆的印象里,许家印还真没抱怨过这个“苦差”。
　　“搞次卫生,一般需要弄2个小时才行。学校离江边近,当时那个排水沟都是没有盖的,每个礼拜都要清理一次,那个大桥,都是污泥。”孟宪昆回忆说。好在许家印是从农村来的孩子,这些活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
　　“卫生委员比任何委员都难做,因为打扫卫生是任何人都不愿意干的,许家印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从那时候就开始成长。如果群众基础不好,或者跟其它各个班关系不好的话,也是很难的,这也让他人情更练达。”孟宪昆日后也意识到了这个角色对许家印的影响。
　　当然,做这些工作占用了许家印很多的时间。他后来回忆说,大学期间差不多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用在班级活动和其他“准社会活动”上了。不过,凭着天生的聪明劲,他用别人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保持了中上游的学习成绩。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孟宪昆说:“一个人世界观逐渐定型的时候,这些看似琐碎简单的经验,都有深远的味道在里头。”
　　而就在大学里,许家印开始发现自己对数据异常敏感,这似乎是种先天赋予的能力。今天的许家印,仍可以准确背出圆周率小数点后的几十位数字,恒大的六千多条规则也都记得一清二楚。
　　
　　铁榔头前缘
　　
　　那个时候的集体宿舍,流行“卧谈会”。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中国社会的启蒙年代,学生们争论得厉害,话题也相对认真,当时最大的流行文化话题就包括“伤痕文学”,朦胧诗等。他的老同学俞斌回忆说,许家印也读诗歌,比如北岛的和舒婷的。
　　不过,住了集体宿舍一段时间之后,许家印突然搬出了宿舍,告别了卧谈会生活。原来他得到了新的“任务”:住到学生会的办公室去看管公共财物,其中最重要的“宝贝”是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他的另一位老师倪国巨笑着说,单独一个房间表面是一个“赠赏”,实际上却是一件苦差事。那个房间是一个楼道里的小厅临时隔开的,相比宿舍,它的隔音与防寒效果都比较差,冬天还会更冷。最大的缺点就是还要跟里面的扫帚、拖斗等乱七八糟的东西住在一起,气味难闻。
　　当时,学生们看电视需要统一组织,时间一般是星期六,如果有其他“重要事情”需要收看,就要向系里申请。这类“重要事情”,就包括收看“铁榔头”郎平率领的中国女排比赛。
　　那时候,以郎平为旗帜的中国女排开始在世界赛场夺冠,极大鼓动国人的热情,无数国人成为她的球迷,许家印也不例外。他记忆最深刻的事情,是中国女排第一次取得世界冠军那天,看完电视转播,同学们几近疯狂,四处寻找着情感发泄对象。
　　有机灵的同学突然想起许家印的屋里有很多扫帚,于是一伙人一起冲了进去,抱着一堆扫把、草席来到室外,点燃后当成火把,在校园内兴奋地挥舞着。
　　许家印一看这势头是阻止不住了,顺势兴起,也拿起一把扫帚当火把,加入了狂欢队伍,有人把自己的饭碗扔到楼下。“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口号在校园中此起彼伏,成为了那一代学子的集体记忆。
　　与女排有关的,不仅是比赛。俞斌回忆说,当时学校一个月会安排一场露天电影,放的比较多的电影是《闪闪红星》、《归心似箭》等。“《排球女将》就是那个时候看的,许家印很崇拜铁榔头嘛!”
　　多年之后,一支名为“恒大女排”的排球新军,在2009年度叱咤于中国女排甲B联赛,以12战全胜的战绩提前冲入甲A,其主教练正是鼎鼎大名的“铁榔头”郎平。
　　这支投资2000万成立的恒大女排,也为恒大地产做了一系列效果极佳的品牌广告。仅以签约郎平、吸引全国数百家媒体到场的那次发布会为例,曾有人测算,如果单以广告版面计,恒大地产要达到同样的宣传效果,花费至少以数亿计。
　　有人曾据此评论,如此性价比,可见许家印的营销策略之一斑。这当然没有错,但他内心深处对“铁榔头”的私人情感和汪洋恣肆的青春回忆,恐怕就很少有人能聆听得到。
　　
　　奢侈的热干面
　　
　　大学时代的许家印常穿着一套黄军装,这是他唯一一身还算像样的衣服。脏了就晚上洗,白天接着穿。“就算是一套旧衣服,也总是干干净净的。”
　　家贫的许家印能读完大学,全靠学校当时提供的助学金。“我们这代人感激党和国家,是发自内心的。高考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国家助学金又支持着我们读完大学。当时我一个月有10多块钱的补助,这对一个来自贫穷乡村的孩子来说,已经能支撑一种简朴的日常生活。我非常满足。”许家印说。
　　那时猪肉七八毛钱一斤,十几块钱确实能解决很大问题。甚至,许家印放假回家的车票钱,都是从这笔生活费里面硬省出来的。
　　当时的大学校园还没有成本观念,吃饭问题国家解决,也没有什么商业意识。倪国巨回忆:“那时我是在学生宿舍住的,每天跟他们在一起。学生的演变是什么呢?最早许家印他们那批学生,劳动不讲价钱。1983年以后的学生就讲啦,要买点汽水买几个篮球什么的。”
　　倪国巨说自己当年并没从许家印身上看到有什么商业天赋,他对自己的这个学生有个16个字的评价:“勤于学习,善于思考,长于宏观,精于细节。”教学几十年,但在倪国巨老师家吃过饭的学生没有超过10个人,许家印是其中之一。
　　现在的武汉科技大学,许家印作为兼职教授,还带着几位研究生,并在校内设立了“许家印奖学金”。他知道,这个看似点缀的助学金,其实对一个困难家庭的学生帮助极大,甚至可能改变一位年轻人的命运。
　　关于钱,有一件趣事。2003年,母校武汉科技大学45周年校庆,学校想邀请许家印回来,当然也包含了让他“表示一下”的意思。倪国巨临时受命,硬着头皮给许家印打了个电话,委婉地表达了校方的想法,“当时想几十万就不得了了”,没想到许家印直接说“我拿100万吧”,整个沟通简单直接,几分钟就决定了。
　　或许豪掷万金,对今天的许家印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在倪老师的回忆里,吃一顿武汉最流行的热干面,对大学时代的许家印而言都是奢侈之举。
　　当时食堂里学生一般都是端一个陶瓷大碗,师傅给一勺大白菜之类的素菜,如果跟食堂师傅关系处得好,或许还能给多一点。而所谓的荤菜,其实就是菜里带点肉皮,浮着几滴油水。
　　不过,口腹之欲,人之本性。许家印当时唯一奢侈的消费,就是吃学校旁边一毛钱一碗的热干面。但为了这一毛钱,他挨过倪国巨老师的批评:“你是吃助学金的人,还吃一毛钱这么贵的东西!”
　　直到他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他最喜欢的夜宵,10顿里有5顿都是热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