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本世纪初期开始在中国大陆萌芽生长的乡村/社区影像，经过十余年的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实施乡村社区“参与式”项目的重要媒介。广西南丹白裤瑶地区的乡村影像大致于2011年开始兴起，到2013年达到一个小高峰，一些留在家乡的白裤瑶年轻人通过多种渠道学习制作纪录片的基本技能，目前已完成了几十部关于白裤瑶的人文影像作品，逐渐组成白裤瑶村民影像小组团队，探索乡村影像与社区可持续发展之道。
聚居于桂西北与黔南交界石山区的白裤瑶族群，自称“多努”（或“朵努”、“瑙格劳”、“多漏”等，瑶语音译），因男子常年穿及膝白色土布灯笼裤而被唤作“白裤瑶”，其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是我国瑶族的一个分支族群。
“七分石山，二分旱地，一分田”，是形容当地地形地貌特征的俗语，白裤瑶属典型的山地民族，生活环境相对闭塞，社会文化自成体系，甚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民族文化保留最为完善的一个族群。这样的一个族群，近二三十年来，受到外界的各方面关注与搅动都比较多，其中，在诸多外部介入力量作用下兴起与发展的乡村影像一直是很吸睛的部分。
白裤瑶乡村影像的发展历程与各種外部力量的介入息息相关，公益组织乡村之眼便是其中之一。2015年，乡村之眼开始在广西南丹白裤瑶区域开展项目，我作为该区域的项目协调人一直在此区域开展工作至今，且自诩为白裤瑶村民影像小组成长的陪伴者。本文试图从我个人的视角梳理反观白裤瑶乡村影像的发展历程。
从观展到参展
广西南丹白裤瑶乡村影像的兴起与发展主要有如下几个背景：
一是云南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影平台。2000年到2003年，云南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郭净、和渊、章忠云等最早在云南藏区开始实施“社区影像教育项目”，而后，又于2003年开始筹办“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于2005年在“云之南”专设社区单元，为拍摄自己家乡纪录片的村、牧民提供展映交流平台。
二是广西民族博物馆实施的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 “1+10”工程建设，即，以广西民族博物馆为核心，辐射10个在地的民族生态博物馆，以搭建收藏、保护、研究、传承、展示与开发广西民族传统文化的博物馆网络，其中，以影像记录为目的的“文化记忆”工程是重要建设方向。广西民族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于2007年开始接触“云之南”，并参与交流。
三是自2004年开始在里湖白裤瑶地区开展社区项目的公益组织——香港“社区伙伴”广西办公室（广西PCD），于2011年调整了在里湖白裤瑶社区推进项目的方式，由以往联合广西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重点推动生态农业项目，调整成与广西民族博物馆合作，开展为期三年的综合生态农业、文化传承和社区管理的“可持续生活”项目。调整后的项目，开始考虑白裤瑶文化传承与社区组织发展的问题，还注重组织当地人外出学习交流。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1年3月，在广西民族博物馆与广西PCD的支持下，当时在南丹县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工作的黎夏、何春，以及两位村民陆朝明、黎友明，到昆明参加了第五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他们主要观摩的是影展中专设的社区单元。该届的社区单元展映影片已经相当丰富，包括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的“乡村影像计划2009”专辑、“乡村之眼”的“年保玉则”专辑、来自“五·一二”灾区的社区影像专辑、“我、身体及回忆”草场地工作站村民影像专辑等等，可称得上是一次乡村影像的视听盛宴。
同年8月，广西民族博物馆在融水安太苗族生态博物馆举办了“广西生态博物馆摄影摄像培训班”，当时云南大学的陈学礼和云南艺术学院的李昕两位老师受邀成为培训老师，黎夏、陆朝明作为白裤瑶的代表参加培训，经过十天的培训，通过实际操作学会了拍摄剪辑等制片技术和一些纪录片理念。
从“云之南”的观摩交流，到融水的实操培训，白裤瑶几个年轻人的乡村影像热情被激发，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培训结束，回到家乡，他们开始拍摄自己家乡的纪录片，并且充满激情。
黎夏完成了个人的首部作品《瑶纱》;陆朝明从生态博物馆借了设备，亦完成个人的首部作品《取粘膏》;何春因为家事，没能参加融水的培训，但是，她通过上网查资料自学，再参照黎夏、朝明的培训笔记，亦完成了个人的首部作品《白裤瑶铜鼓安名仪式》。何春与黎夏除了完成自己的影片，还一起完成了一部《白裤瑶人的葬礼》。白裤瑶的葬礼隆重盛大，仪式众多，摄制难度巨大，既是对拍摄者前期沟通准备能力的考验，也是对她们拍摄时的临场反应能力和配合默契度的考验，后期的剪辑更是一个相互协商、甚至相互妥协的过程。
2013年1月，四部作品被带到广西南宁，参加广西民族博物馆举办的“首届生态博物馆纪录片影展”。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的作品震撼了众人。何春的《白裤瑶铜鼓安名仪式》被选为影展开幕影片，黎夏的《瑶纱》获得了最佳剪辑奖，二人合作完成的《白裤瑶人的葬礼》、陆朝明的《取粘膏》都获得了最佳影像奖。取得如此成绩，对他们是极大的鼓舞。
同年3月，在云南昆明，云南大学联合乡村之眼举办“第三届人类学纪录影像年度论坛”，这次论坛的主题即为“乡村之眼”，旨在梳理中国西部乡村影像和社区影像教育发展的基本脉络，并尝试提出“乡村之眼”作为一种社区行动研究方法的理论期许和实践纲领。论坛系统地展映了40余部乡村影像作品，为来自云南、青海、四川、广西、台湾等不同地区村、牧民的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应乡村之眼的邀请，在广西PCD和广西民族博物馆的支持下，白裤瑶一行人这次是带着自己的作品、以乡村影像作者的身份前往参与交流。
从影像“团队”到兴趣小组
南宁与昆明的乡村影像展映与交流平台对于白裤瑶这群影像爱好者的外部刺激作用是很明显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影展结束，回到家乡，他们开始自发组织纪录片培训班，想要扩展在地影像兴趣群体，甚或组建一支爱好乡村影像的队伍。
2013年9月，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发起了一期纪录片培训班，广西民族博物馆派遣曾在广西电视台做过微电影创作、也在广西其他生态博物馆做过类似培训的王玉成作为培训老师，培训了十几名新学员，为期三天，教授大家最基本的拍摄剪辑技术。 而后的两个月，老学员带新学员，大家协商使用仅有的两台摄像机和两台剪辑电脑，一起制作，一起讨论，一起观看，很有激情。最后，每个学员都制成一部片，黎夏、何春、陆朝明这几员“老将”则分别制成了两部片，总共制成了题材较为丰富的15部作品。
同年底，广西民族博物馆在南宁组织“看·见：2013广西纪录影像展”，白裤瑶一行人带着15部作品，“组团”前去社区影像单元参展。最后，黎夏的《瑶家酒》获最佳影片奖，何春的《文化守护者》获最佳题材奖。更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团队获得的殊荣：“为了表彰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在开展村民影像工作中的突出表现及白裤瑶村民对本届纪录影像展的贡献，经评委一致评定特授予整个团队‘最佳影片暨最佳团队奖’。”
这样的结果，使得白裤瑶乡村影像的发展于2013年达到一次高峰，大大扩展了白裤瑶的乡村影像兴趣群体数量，甚至有自成团队的势头。可事实情况是，高峰状态之后，各种隐藏的矛盾渐次浮现出来。
回到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因为兴趣聚合起来的一群人，生计压力依然是不得不直面的问题，因为外出打工等原因，真正能坚持下来的人并不多。2014年，乡村影像于白褲瑶这群年轻人相对平静，甚或处于停歇状态。
2014年年初，黎夏辞去生态博物馆的工作，依托南丹县白裤瑶民俗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与培训时结识的那群伙伴，几个暂留家乡的年轻人组成“多努合作社”（“多努”或“朵努”，是白裤瑶的自称音译），一起寻求生计策略，开始创业。他们把生态深度旅游、文化体验活动、生态农产品销售作为创业的几大方向，此外，亦整合一些NGO资源，继续社区公益活动。依托白裤瑶协会新搭建的这个平台，影像使用也贯穿其中，包括为游客播放部分纪录片，用摄像机记录整个旅游体验活动，并且计划为游客反馈一些小视频，为生态农产品拍摄短小“宣传片”等等。然而，理想与现实总有差距，这个创业团队没能达到他们预期的样貌，接单不多，到2014年下半年，基本处于停歇状态，乡村影像于他们其实也处于半停歇状态了。
因为一直以来和白裤瑶这群年轻人的缘分，2015年，乡村之眼正式开始和他们合作。
2015年3月，依托白裤瑶民俗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组织了一期白裤瑶乡村影像培训班，沿用乡村之眼一贯的在地培训传统，把培训过程中完成的片子立即在地放映，让村民一起露天观看自己的影片。这种及时反馈、让村民成为首批且首要观影人的形式，对于白裤瑶的乡村影像来说，有一定刺激作用。培训邀请了所有白裤瑶乡村影像新老学员参加，之后，又推动他们组建了一支白裤瑶乡村影像团队，这支团队名义上包括几乎所有白裤瑶乡村影像新老学员。
8月，乡村之眼联合台湾一行师生13人到白裤瑶与当地的乡村影像团队做了一期交流访问活动，为期三天。除了一起观摩两边的部分影片外，活动的主要内容是：一起下寨子为村民提供照相服务。拍照时以村民的意愿来决定照片的内容和形式，当日拍，当晚洗，次日送，亦强调及时的反馈。
在这两场活动中，白裤瑶乡村影像的伙伴们除了带着影片参展，大家也会做一些放映活动，主要是每年年街节的时候，在里湖街上放，偶尔也在各自的寨子里架着幕布放映。针对他们的放映传统，2015年11月，乡村之眼提出了让他们于2016年年街节筹办一个更为大型的在地影展活动的点子。在乡村之眼、PCD、广西民族博物馆等外部机构的协助，以及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影像团队于2016年初，以向父老乡亲“交作业”的姿态，举办了“赶年街·看电影：白裤瑶乡村影像展”活动。年街节当日，白天做静态图文展，晚上做动态影像展，接下来的两天晚上继续到三个白裤瑶乡的聚居大寨做放映活动。
虽则乡村之眼涉入推动的这几场活动，都有极力强调影像反馈村寨社区的重要性，可是，细究来看，却犯了不少忌讳。在不了解不同平台的年轻人之间存有微妙隔阂的情况下，“天真”地将大家拉到一起，希望他们形成统一的团队，可是这个团队只是名义上的。3月和8月的活动过后，接下来的几个月，当我作为“信鸽”维系着乡村之眼与白裤瑶影像团队的松散联系，推动年街影展活动筹备时，真正与我对接的也就是依托白裤瑶协会做事的几个人而已。直到各方外力作用下，影展的点子被推到实处之后，2016年1月，名义上的影像团队才一起碰面商讨具体筹备细节，并且决定，暂时不提影像团队（认为还没达到这种程度），而是以“白裤瑶乡村影像小组”的名义来承接这次活动。
从名义上的“影像团队”到商定后的“兴趣小组”，以年街影展活动为契机，依托不同平台做事的两拨人尝试合作，不问出处，单纯做与影像相关的事情。但是，年街影展的筹备工作相当庞杂，影像小组又缺少领导力量和明晰的分工原则，事情总是没办法按计划进行。年街影展不但没有成为消除年轻人之间芥蒂的契机，反而存在进一步加剧芥蒂与怨气的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筋疲力尽地做完影展活动之后，影像小组便形同虚设了。
从影像生产到社区协作
白裤瑶乡村影像自2011年发展以来，一直以一群年轻人为活动主体，年轻人更多的是因为兴趣聚在一起，很快又因为生计压力或暗相比较的“导演”心态而散开，但是，这些聚散的缘由对于整个白裤瑶的乡村影像发展来说都只是表面的原因。更为核心的问题在于年轻人为主的团队本土文化视角相对单薄，所以影像反馈做得不够，与村寨社区的连接比较浅。针对这样的情况，自2018年开始，乡村之眼开始调整在白裤瑶区域的项目思路。
一是与比较认可乡村之眼所倡导的乡村影像记录理念、且长期坚持做影像记录的白裤瑶村民影像小组的几位年轻人，联合本土知识分子和社区老艺人共同作为项目团队成员，一起申请系统文化记录项目，比如“引路歌”史诗记录项目。
“引路歌”史诗项目是国家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中国史诗百部工程》下面的子项目，强调系统性完整纪录。项目产出包括：完整的史诗演唱视频、音频和汉语翻译内容;史诗演述人（歌师）的个人口述史;反映史诗演述背景的综合纪录片一部。通过申请执行“引路歌”史诗项目，有尝试让白裤瑶村民影像团队纵向扩大，且从个人作品化向集体作品生产转型，弱化影像作品化，注重地方性知识体系的档案性整体记录方向。 二是与社区工作经验丰富的基金会及机构合作，强化“社区协作”意识培训与影像培训的结合，尝试把影像从兴趣转化为责任。而在此過程中，我们也开始更明晰自己作为外部协作者的角色和定位，以社区整体为本，把推动文化自觉自信以及发掘社区主体性作为更加重要的目标，思考乡村影像的发展核心目的。
比如，2018年9月和12月，两次“社区协作”意识培训以外出考察的形式组织，都鼓励年轻人带着中老年人一起外出考察，就会发现中老年人会带着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回去怎么做”的问题意识去观察体验，这两次考察活动对于后续撬动白裤瑶年轻人之外的群体的主体性很有帮助，也让我们慢慢找到了与村寨，甚至是与更基础的白裤瑶社会组织脉络家族（“威要”）合作做事的可能性。
影音技术是乡村影像的重要手段，但是，乡村影像的真正内核是乡土历史文化。当乡村影像团队超越基于影音技术兴趣的年轻人，吸引那些对影像有兴趣、生计无压力、又有足够的文化威望和组织能力的人加入进来，松散的地方影像小组有了核心领导团队，那么，真正的地方影像团队之形成就有可能了，而当这样的地方影像团队形成之后，再深入契合乡村内部的社会文化机理做事，如此，乡村影像也便有了持续性发展的希望。
白裤瑶乡村影像发展历程反思
对于白裤瑶乡村影像及其“团队”的发展历程梳理之后，至少带给我们如下三个层面的反思：
首先，反观白裤瑶乡村影像的发展历程可知，其影像生产与使用模式主要是：拍片-参展-获奖。此种模式让白裤瑶乡村影像的发展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影展的单一展示模式，让影像成为了对外的东西;二是，各人带着各人的作品参展，接受评委会评选，又会助长“导演”氛围和暗相比较的心态。白裤瑶乡村影像自2011年发展以来，参与群体以在乡或返乡年轻人居多，年轻人更多的是因为兴趣聚在一起，很快又因为生计压力或暗相比较的“导演”心态而散开，年轻人之间相互较着劲，不够团结，从而使白裤瑶乡村影像的发展缺少持续的生命力。
其次是对于乡村影像功能的思考。影像最基础的功能就是成为一种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媒介，无论是摄制过程还是放映使用过程，它都仅仅是一种交流的媒介。可是，谁和谁需要交流？交流的目的是什么？却是需要进一步反思的。让大家多多思考“为什么拍摄？”“拍摄的目的是什么？”等方面的问题，让这种交流回归到对于乡村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而非助长虚幻的“乡村导演”头衔，如此，乡村影像才会成为有生命力的东西。
再次是对于所谓乡村影像“团队”的思考，即，我们到底是要通过影像去协助白裤瑶建立一个求发展的团队，还是要一个持续生产影像的村民群体而已。很明显，在前面白裤瑶乡村影像发展的脉络里面，无论是广西民族博物馆体系下面的生态博物馆平台，还是乡村之眼平台，白裤瑶协会平台，各方诉求都更倾向于后者，都是极其类似地以“民族文化保存与传承”为目标，培养了一批批持续生产影像的村民群体，而鲜少关注某些个体、某个团队当下的成长和诉求，也鲜少关注某个村寨、甚或整个族群当下的发展策略。
自本世纪初期开始在中国大陆萌芽生长的乡村/社区影像，经过十余年的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实施乡村社区“参与式”项目的重要媒介。不同平台不同机构有不同的使命与目标规划，这无可厚非，但是，当多方同质性很强的力量同时作用于同一群人时，真正做事的人的需求与观点常常容易被掩盖。从名义上的“影像团队”到折中选择的“兴趣小组”，终究都只是在不同层面回应外部介入力量关于“乡村影像”、关于“村民视角”的想象，与乡村/社区影像作为“参与式”项目手段的初衷有了一定差异。
回过头来再反观我自己自诩陪伴白裤瑶村民影像小组的成长，我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工作思路和工作习惯对于影像小组的影响，并开始更为积极地觉知自己的影响，尝试调整自己的诸多工作思路和策略。比如，不再仅仅围绕“影像”找人合作，而是尝试放开影像，真正关心影像小组里的人，关心生活在白裤瑶社区的人，关心他们最关心的东西，关心他们对于生活与发展的认识与想象空间，再以此为基础找到“乡村影像”可以在不同需求层面发挥的作用。
然而，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拥有相对清晰的认知是一码事，将认知转到具体做事的策略上又是另外一码事，这就如同白裤瑶伙伴对于自己多年来积累的记录民族文化的影像素材和技能手段可以想办法服务于深度体验游活动，认知上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如何“想办法”的策略与视野。当我调整自己在白裤瑶工作的重心为真正协作和陪伴白裤瑶村民影像小组的成长，而非单纯影像项目的跟进人时，也让我对影像本身有了更为敏感地觉知。影像犹如万花筒，精彩纷呈也容易让人迷失，迷失的除了可能是那些隐藏起个体需求、被动参与或逃离所谓“团体”需求的伙伴之外，更可能是以做事为目标、忽略了对做事的人的支持而不自知的所谓外部支持者，我们需要更敏感地保持关于“为什么一定要是影像”的反思来提醒自己不要沦为单纯生产乡村影像的“机器”才好。
作者简介
汪 斌 云南大学文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专业在读博士，云南乡村之眼乡土文化研究中心广西白裤瑶区域项目协调人
聚居于桂西北与黔南交界石山区的白裤瑶族群，自称“多努”（或“朵努”、“瑙格劳”、“多漏”等，瑶语音译），因男子常年穿及膝白色土布灯笼裤而被唤作“白裤瑶”，其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是我国瑶族的一个分支族群。
“七分石山，二分旱地，一分田”，是形容当地地形地貌特征的俗语，白裤瑶属典型的山地民族，生活环境相对闭塞，社会文化自成体系，甚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民族文化保留最为完善的一个族群。这样的一个族群，近二三十年来，受到外界的各方面关注与搅动都比较多，其中，在诸多外部介入力量作用下兴起与发展的乡村影像一直是很吸睛的部分。
白裤瑶乡村影像的发展历程与各種外部力量的介入息息相关，公益组织乡村之眼便是其中之一。2015年，乡村之眼开始在广西南丹白裤瑶区域开展项目，我作为该区域的项目协调人一直在此区域开展工作至今，且自诩为白裤瑶村民影像小组成长的陪伴者。本文试图从我个人的视角梳理反观白裤瑶乡村影像的发展历程。
从观展到参展
广西南丹白裤瑶乡村影像的兴起与发展主要有如下几个背景：
一是云南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影平台。2000年到2003年，云南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郭净、和渊、章忠云等最早在云南藏区开始实施“社区影像教育项目”，而后，又于2003年开始筹办“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于2005年在“云之南”专设社区单元，为拍摄自己家乡纪录片的村、牧民提供展映交流平台。
二是广西民族博物馆实施的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 “1+10”工程建设，即，以广西民族博物馆为核心，辐射10个在地的民族生态博物馆，以搭建收藏、保护、研究、传承、展示与开发广西民族传统文化的博物馆网络，其中，以影像记录为目的的“文化记忆”工程是重要建设方向。广西民族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于2007年开始接触“云之南”，并参与交流。
三是自2004年开始在里湖白裤瑶地区开展社区项目的公益组织——香港“社区伙伴”广西办公室（广西PCD），于2011年调整了在里湖白裤瑶社区推进项目的方式，由以往联合广西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重点推动生态农业项目，调整成与广西民族博物馆合作，开展为期三年的综合生态农业、文化传承和社区管理的“可持续生活”项目。调整后的项目，开始考虑白裤瑶文化传承与社区组织发展的问题，还注重组织当地人外出学习交流。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1年3月，在广西民族博物馆与广西PCD的支持下，当时在南丹县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工作的黎夏、何春，以及两位村民陆朝明、黎友明，到昆明参加了第五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他们主要观摩的是影展中专设的社区单元。该届的社区单元展映影片已经相当丰富，包括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的“乡村影像计划2009”专辑、“乡村之眼”的“年保玉则”专辑、来自“五·一二”灾区的社区影像专辑、“我、身体及回忆”草场地工作站村民影像专辑等等，可称得上是一次乡村影像的视听盛宴。
同年8月，广西民族博物馆在融水安太苗族生态博物馆举办了“广西生态博物馆摄影摄像培训班”，当时云南大学的陈学礼和云南艺术学院的李昕两位老师受邀成为培训老师，黎夏、陆朝明作为白裤瑶的代表参加培训，经过十天的培训，通过实际操作学会了拍摄剪辑等制片技术和一些纪录片理念。
从“云之南”的观摩交流，到融水的实操培训，白裤瑶几个年轻人的乡村影像热情被激发，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培训结束，回到家乡，他们开始拍摄自己家乡的纪录片，并且充满激情。
黎夏完成了个人的首部作品《瑶纱》;陆朝明从生态博物馆借了设备，亦完成个人的首部作品《取粘膏》;何春因为家事，没能参加融水的培训，但是，她通过上网查资料自学，再参照黎夏、朝明的培训笔记，亦完成了个人的首部作品《白裤瑶铜鼓安名仪式》。何春与黎夏除了完成自己的影片，还一起完成了一部《白裤瑶人的葬礼》。白裤瑶的葬礼隆重盛大，仪式众多，摄制难度巨大，既是对拍摄者前期沟通准备能力的考验，也是对她们拍摄时的临场反应能力和配合默契度的考验，后期的剪辑更是一个相互协商、甚至相互妥协的过程。
2013年1月，四部作品被带到广西南宁，参加广西民族博物馆举办的“首届生态博物馆纪录片影展”。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的作品震撼了众人。何春的《白裤瑶铜鼓安名仪式》被选为影展开幕影片，黎夏的《瑶纱》获得了最佳剪辑奖，二人合作完成的《白裤瑶人的葬礼》、陆朝明的《取粘膏》都获得了最佳影像奖。取得如此成绩，对他们是极大的鼓舞。
同年3月，在云南昆明，云南大学联合乡村之眼举办“第三届人类学纪录影像年度论坛”，这次论坛的主题即为“乡村之眼”，旨在梳理中国西部乡村影像和社区影像教育发展的基本脉络，并尝试提出“乡村之眼”作为一种社区行动研究方法的理论期许和实践纲领。论坛系统地展映了40余部乡村影像作品，为来自云南、青海、四川、广西、台湾等不同地区村、牧民的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应乡村之眼的邀请，在广西PCD和广西民族博物馆的支持下，白裤瑶一行人这次是带着自己的作品、以乡村影像作者的身份前往参与交流。
从影像“团队”到兴趣小组
南宁与昆明的乡村影像展映与交流平台对于白裤瑶这群影像爱好者的外部刺激作用是很明显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影展结束，回到家乡，他们开始自发组织纪录片培训班，想要扩展在地影像兴趣群体，甚或组建一支爱好乡村影像的队伍。
2013年9月，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发起了一期纪录片培训班，广西民族博物馆派遣曾在广西电视台做过微电影创作、也在广西其他生态博物馆做过类似培训的王玉成作为培训老师，培训了十几名新学员，为期三天，教授大家最基本的拍摄剪辑技术。 而后的两个月，老学员带新学员，大家协商使用仅有的两台摄像机和两台剪辑电脑，一起制作，一起讨论，一起观看，很有激情。最后，每个学员都制成一部片，黎夏、何春、陆朝明这几员“老将”则分别制成了两部片，总共制成了题材较为丰富的15部作品。
同年底，广西民族博物馆在南宁组织“看·见：2013广西纪录影像展”，白裤瑶一行人带着15部作品，“组团”前去社区影像单元参展。最后，黎夏的《瑶家酒》获最佳影片奖，何春的《文化守护者》获最佳题材奖。更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团队获得的殊荣：“为了表彰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在开展村民影像工作中的突出表现及白裤瑶村民对本届纪录影像展的贡献，经评委一致评定特授予整个团队‘最佳影片暨最佳团队奖’。”
这样的结果，使得白裤瑶乡村影像的发展于2013年达到一次高峰，大大扩展了白裤瑶的乡村影像兴趣群体数量，甚至有自成团队的势头。可事实情况是，高峰状态之后，各种隐藏的矛盾渐次浮现出来。
回到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因为兴趣聚合起来的一群人，生计压力依然是不得不直面的问题，因为外出打工等原因，真正能坚持下来的人并不多。2014年，乡村影像于白褲瑶这群年轻人相对平静，甚或处于停歇状态。
2014年年初，黎夏辞去生态博物馆的工作，依托南丹县白裤瑶民俗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与培训时结识的那群伙伴，几个暂留家乡的年轻人组成“多努合作社”（“多努”或“朵努”，是白裤瑶的自称音译），一起寻求生计策略，开始创业。他们把生态深度旅游、文化体验活动、生态农产品销售作为创业的几大方向，此外，亦整合一些NGO资源，继续社区公益活动。依托白裤瑶协会新搭建的这个平台，影像使用也贯穿其中，包括为游客播放部分纪录片，用摄像机记录整个旅游体验活动，并且计划为游客反馈一些小视频，为生态农产品拍摄短小“宣传片”等等。然而，理想与现实总有差距，这个创业团队没能达到他们预期的样貌，接单不多，到2014年下半年，基本处于停歇状态，乡村影像于他们其实也处于半停歇状态了。
因为一直以来和白裤瑶这群年轻人的缘分，2015年，乡村之眼正式开始和他们合作。
2015年3月，依托白裤瑶民俗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组织了一期白裤瑶乡村影像培训班，沿用乡村之眼一贯的在地培训传统，把培训过程中完成的片子立即在地放映，让村民一起露天观看自己的影片。这种及时反馈、让村民成为首批且首要观影人的形式，对于白裤瑶的乡村影像来说，有一定刺激作用。培训邀请了所有白裤瑶乡村影像新老学员参加，之后，又推动他们组建了一支白裤瑶乡村影像团队，这支团队名义上包括几乎所有白裤瑶乡村影像新老学员。
8月，乡村之眼联合台湾一行师生13人到白裤瑶与当地的乡村影像团队做了一期交流访问活动，为期三天。除了一起观摩两边的部分影片外，活动的主要内容是：一起下寨子为村民提供照相服务。拍照时以村民的意愿来决定照片的内容和形式，当日拍，当晚洗，次日送，亦强调及时的反馈。
在这两场活动中，白裤瑶乡村影像的伙伴们除了带着影片参展，大家也会做一些放映活动，主要是每年年街节的时候，在里湖街上放，偶尔也在各自的寨子里架着幕布放映。针对他们的放映传统，2015年11月，乡村之眼提出了让他们于2016年年街节筹办一个更为大型的在地影展活动的点子。在乡村之眼、PCD、广西民族博物馆等外部机构的协助，以及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影像团队于2016年初，以向父老乡亲“交作业”的姿态，举办了“赶年街·看电影：白裤瑶乡村影像展”活动。年街节当日，白天做静态图文展，晚上做动态影像展，接下来的两天晚上继续到三个白裤瑶乡的聚居大寨做放映活动。
虽则乡村之眼涉入推动的这几场活动，都有极力强调影像反馈村寨社区的重要性，可是，细究来看，却犯了不少忌讳。在不了解不同平台的年轻人之间存有微妙隔阂的情况下，“天真”地将大家拉到一起，希望他们形成统一的团队，可是这个团队只是名义上的。3月和8月的活动过后，接下来的几个月，当我作为“信鸽”维系着乡村之眼与白裤瑶影像团队的松散联系，推动年街影展活动筹备时，真正与我对接的也就是依托白裤瑶协会做事的几个人而已。直到各方外力作用下，影展的点子被推到实处之后，2016年1月，名义上的影像团队才一起碰面商讨具体筹备细节，并且决定，暂时不提影像团队（认为还没达到这种程度），而是以“白裤瑶乡村影像小组”的名义来承接这次活动。
从名义上的“影像团队”到商定后的“兴趣小组”，以年街影展活动为契机，依托不同平台做事的两拨人尝试合作，不问出处，单纯做与影像相关的事情。但是，年街影展的筹备工作相当庞杂，影像小组又缺少领导力量和明晰的分工原则，事情总是没办法按计划进行。年街影展不但没有成为消除年轻人之间芥蒂的契机，反而存在进一步加剧芥蒂与怨气的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筋疲力尽地做完影展活动之后，影像小组便形同虚设了。
从影像生产到社区协作
白裤瑶乡村影像自2011年发展以来，一直以一群年轻人为活动主体，年轻人更多的是因为兴趣聚在一起，很快又因为生计压力或暗相比较的“导演”心态而散开，但是，这些聚散的缘由对于整个白裤瑶的乡村影像发展来说都只是表面的原因。更为核心的问题在于年轻人为主的团队本土文化视角相对单薄，所以影像反馈做得不够，与村寨社区的连接比较浅。针对这样的情况，自2018年开始，乡村之眼开始调整在白裤瑶区域的项目思路。
一是与比较认可乡村之眼所倡导的乡村影像记录理念、且长期坚持做影像记录的白裤瑶村民影像小组的几位年轻人，联合本土知识分子和社区老艺人共同作为项目团队成员，一起申请系统文化记录项目，比如“引路歌”史诗记录项目。
“引路歌”史诗项目是国家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中国史诗百部工程》下面的子项目，强调系统性完整纪录。项目产出包括：完整的史诗演唱视频、音频和汉语翻译内容;史诗演述人（歌师）的个人口述史;反映史诗演述背景的综合纪录片一部。通过申请执行“引路歌”史诗项目，有尝试让白裤瑶村民影像团队纵向扩大，且从个人作品化向集体作品生产转型，弱化影像作品化，注重地方性知识体系的档案性整体记录方向。 二是与社区工作经验丰富的基金会及机构合作，强化“社区协作”意识培训与影像培训的结合，尝试把影像从兴趣转化为责任。而在此過程中，我们也开始更明晰自己作为外部协作者的角色和定位，以社区整体为本，把推动文化自觉自信以及发掘社区主体性作为更加重要的目标，思考乡村影像的发展核心目的。
比如，2018年9月和12月，两次“社区协作”意识培训以外出考察的形式组织，都鼓励年轻人带着中老年人一起外出考察，就会发现中老年人会带着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回去怎么做”的问题意识去观察体验，这两次考察活动对于后续撬动白裤瑶年轻人之外的群体的主体性很有帮助，也让我们慢慢找到了与村寨，甚至是与更基础的白裤瑶社会组织脉络家族（“威要”）合作做事的可能性。
影音技术是乡村影像的重要手段，但是，乡村影像的真正内核是乡土历史文化。当乡村影像团队超越基于影音技术兴趣的年轻人，吸引那些对影像有兴趣、生计无压力、又有足够的文化威望和组织能力的人加入进来，松散的地方影像小组有了核心领导团队，那么，真正的地方影像团队之形成就有可能了，而当这样的地方影像团队形成之后，再深入契合乡村内部的社会文化机理做事，如此，乡村影像也便有了持续性发展的希望。
白裤瑶乡村影像发展历程反思
对于白裤瑶乡村影像及其“团队”的发展历程梳理之后，至少带给我们如下三个层面的反思：
首先，反观白裤瑶乡村影像的发展历程可知，其影像生产与使用模式主要是：拍片-参展-获奖。此种模式让白裤瑶乡村影像的发展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影展的单一展示模式，让影像成为了对外的东西;二是，各人带着各人的作品参展，接受评委会评选，又会助长“导演”氛围和暗相比较的心态。白裤瑶乡村影像自2011年发展以来，参与群体以在乡或返乡年轻人居多，年轻人更多的是因为兴趣聚在一起，很快又因为生计压力或暗相比较的“导演”心态而散开，年轻人之间相互较着劲，不够团结，从而使白裤瑶乡村影像的发展缺少持续的生命力。
其次是对于乡村影像功能的思考。影像最基础的功能就是成为一种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媒介，无论是摄制过程还是放映使用过程，它都仅仅是一种交流的媒介。可是，谁和谁需要交流？交流的目的是什么？却是需要进一步反思的。让大家多多思考“为什么拍摄？”“拍摄的目的是什么？”等方面的问题，让这种交流回归到对于乡村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而非助长虚幻的“乡村导演”头衔，如此，乡村影像才会成为有生命力的东西。
再次是对于所谓乡村影像“团队”的思考，即，我们到底是要通过影像去协助白裤瑶建立一个求发展的团队，还是要一个持续生产影像的村民群体而已。很明显，在前面白裤瑶乡村影像发展的脉络里面，无论是广西民族博物馆体系下面的生态博物馆平台，还是乡村之眼平台，白裤瑶协会平台，各方诉求都更倾向于后者，都是极其类似地以“民族文化保存与传承”为目标，培养了一批批持续生产影像的村民群体，而鲜少关注某些个体、某个团队当下的成长和诉求，也鲜少关注某个村寨、甚或整个族群当下的发展策略。
自本世纪初期开始在中国大陆萌芽生长的乡村/社区影像，经过十余年的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实施乡村社区“参与式”项目的重要媒介。不同平台不同机构有不同的使命与目标规划，这无可厚非，但是，当多方同质性很强的力量同时作用于同一群人时，真正做事的人的需求与观点常常容易被掩盖。从名义上的“影像团队”到折中选择的“兴趣小组”，终究都只是在不同层面回应外部介入力量关于“乡村影像”、关于“村民视角”的想象，与乡村/社区影像作为“参与式”项目手段的初衷有了一定差异。
回过头来再反观我自己自诩陪伴白裤瑶村民影像小组的成长，我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工作思路和工作习惯对于影像小组的影响，并开始更为积极地觉知自己的影响，尝试调整自己的诸多工作思路和策略。比如，不再仅仅围绕“影像”找人合作，而是尝试放开影像，真正关心影像小组里的人，关心生活在白裤瑶社区的人，关心他们最关心的东西，关心他们对于生活与发展的认识与想象空间，再以此为基础找到“乡村影像”可以在不同需求层面发挥的作用。
然而，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拥有相对清晰的认知是一码事，将认知转到具体做事的策略上又是另外一码事，这就如同白裤瑶伙伴对于自己多年来积累的记录民族文化的影像素材和技能手段可以想办法服务于深度体验游活动，认知上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如何“想办法”的策略与视野。当我调整自己在白裤瑶工作的重心为真正协作和陪伴白裤瑶村民影像小组的成长，而非单纯影像项目的跟进人时，也让我对影像本身有了更为敏感地觉知。影像犹如万花筒，精彩纷呈也容易让人迷失，迷失的除了可能是那些隐藏起个体需求、被动参与或逃离所谓“团体”需求的伙伴之外，更可能是以做事为目标、忽略了对做事的人的支持而不自知的所谓外部支持者，我们需要更敏感地保持关于“为什么一定要是影像”的反思来提醒自己不要沦为单纯生产乡村影像的“机器”才好。
作者简介
汪 斌 云南大学文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专业在读博士，云南乡村之眼乡土文化研究中心广西白裤瑶区域项目协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