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克厚教授的这本《大学中庸通讲》，是其“四书通讲”系列的最后一部，在此之前，他已经完成了《论语旧注今读》（与刘思言合著，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和《孟子通讲》（东方出版社2018年版）。这三本书互为参照和补充，大体形成了作者对儒家经典解读的整体面貌。就我并不全面仔细地阅读来看，左克厚在这三部书的讲述和写作中，日益调整了自己和儒家文化的紧张关系，完成了从对儒家文化的批判继承到对儒家精神的现代担荷这样一个角色转换。换言之，通过对孔、孟儒学及其经典的体贴与涵融，左克厚完成了对以孔、孟为核心的原始儒学和后世逐渐被权力渗透、利诱和豢养的政治儒学的剥离和切割。至少，从这本书可以看出，他不再为自己因为认同儒家而极易被与那些伪儒或小人儒混为一谈感到焦虑了，他找到了自己文化批评最为从容的角度和坚定的立场，那就是——“反思儒家文化，不是要否定儒家文化，而是要发展儒家文化”。尽管左克厚对“五四”诸贤的激进反传统颇有认同，但其在对儒家文化的解读中最终找到的言说方式，却显然比“五四”一辈更具对传统的“了解之同情”。
　　本书的特色是鲜明的。和一般注疏类著作不同，本书是在讲课录音基础上整理而成，保留了当初的口语讲述形式。对于如我这样与作者相熟的读者来说，阅读的过程，其实就是通过文字与作者“晤面”，读着读着，常常会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作者并不热衷于引经据典、雕章琢句，只是本着“让经典说话”的原则娓娓道来;尽管有时也不免加入一些基于个人价值判断的发挥，形成了和经典的“隔空对话”，但总体而言，做到了修辞立其诚，我手写我口。约略而言，本书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首先，立足经典，正解儒家和儒学。所谓“正解”，当然是与“反解”和“歪解”相对的。儒学是正学，尤须正解;儒学也是为己之学，故尤须反求诸己。那种先入为主、倒果为因的经典批判态度，大多不过是“强不知以为知”的为人之学罢了。左克厚虽然姓“左”，但其观点和立场不仅不“左”，反而有着对“左”的警惕。这样一来，即使尚未做到“执两用中”、“从容中道”，至少也是“虽不中，亦不远”。比如他对《大学》开篇“止于至善”的解读就颇有新意：
　　善可以从量上进行区分，善在程度上是有区别的，因为有区别才有一种善叫至善，这样我们对善就有了一个新的理解。……至善在量上是无限的，无限是没有边界的，所以至善是没有边界的一种善，若至善是有边界的，它就是有限的，那就称不上至善了。至善是一个量，但它又不是一个具体的量，它是一个趋向于无限的量，所以，至善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概念。最后，至善是没有任何内容的，是纯形式的。止于至善，就是要达到至善，停留在至善上面，而至善在量上无限地延伸着，因为它无限地延伸，我们始终达不到至善，至善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理念。……有了至善这个理念，就让人感觉自己永远是不足的，是不能停下来的，它引导着我们不断地往前走，这就是至善这个理念的价值意义。
　　相比于有些论者用“解构主义”的态度对儒家义理予以颠覆式解读或调侃式批判，左克厚的态度无疑是真诚而又不失庄敬的。这种建立在“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基础上的“正解”，既不失学者应有的客观立场，又有文化人特有的淑世情怀，十分难能而可贵。
　　其次，立足经典，却又不迷信权威，对于经典所可能产生的歧解甚至误区，敢于提出自己的质疑。比如讲到《大学》“诚意”章“毋自欺”时，作者一方面肯定“儒家的思维不是等你犯错了去制裁你，而是在你有坏的意念时就制约你，这就要对最初的意念进行反思，这就是诚意的功夫”;另一方面，又指出“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这个例子“举得其实不是特别好”：“这个例子的确体现了人的不自欺，但它是人生理上的不自欺，用人的生理行为来解释人的精神行为，抹杀了精神行为与生理行为质的差别。”又如“听讼”章，作者首先对孔子“必也使无讼乎”的理念予以激赏，认为这就是“至善”境界;同时，又对曾子所说“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和“大畏民志”之说不以为然。
　　第三，作者充分照顧到一般读者的理解程度，讲解中“能近取譬”，语言通俗易懂而又不乏风趣。比如讲到“自慊”和“自欺”，作者说：“当你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时，尽管这件事对你是有好处的，但由于良知的原因，自己知道自己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尽管你做了，但你并不认同自己这样的行为，对自己是不满意的。但你不能让自己停留在这样不满意的情绪状态中，你必须要表现出对自己的行为很满意，这个时候，你就进入了自欺的状态。如果一个行为让自己感到自慊，那就是不自欺;如果做了自己感到不满意的事，那就是自欺。人有一种良知，知道哪是对的，哪是错的，我们不能认为一个人做了坏事，他还特别心安，恰好他特别不心安。”
　　左克厚教授有深厚的西学修养，他对儒家思想的解读自然也打上了西学的烙印。在本书中，“自由意志”这一概念便被其反复提及。如在解读“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时，他说：“‘须臾不可离也’不是随时不可离，而是从根本的意义上不能离开。从中我们发现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尽管儒家很少强调自由，但儒家要求我们修道的时候，实际上也就间接认同了人有自由意志。人能够背离道，才需要修道，也只有人才能背离道，才能修道。动物无所谓背离道，也无所谓修道。所以，儒家的修道，正是基于人的自由意志，这种情况下，人就有多种选择。在儒家看来，在多种选择里，只有一种选择才是有价值的，返回道才是人最明智的选择。”不妨说，左克厚对于儒家思想的反思和质疑，正是其“自由意志”在经典诠释中的一种生动体现。所以，他的某些解读，未必尽合经典最本初的原意，但却是经典诠释者应该具备的一种“自由意志”。有了这种“自由意志”，经典才不仅属于她所诞生的那个时代，而且可以被一代又一代的诠释者，赋予其不同时代所需要的哲学内涵和诠释能量——经典正是因此而得以永生的。
　　我特别认同左克厚“儒家文化是开放的”这一判断。儒家文化不仅是开放的，还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其思想体系自身就包含着反思、批判、革新与进步的精神。孔子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又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这些格言，都是儒学作为实践之学、进取之学和变革之学的最佳证明。唯其如此，对于一个经典诠释者而言，正本清源地讲出儒学作为正学的真义理和真精神，尤为重要而迫切！
　　（左克厚：《大学中庸通讲》，东方出版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