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对我是一个刺激神经的话题。我至少有四次机会被公派出国留学，但用家乡土话说，都是差一点儿没留成，或差一点儿留成，总之都没成。
　　１９５９年暮春的一天，山东胶南一中的领导颇为神秘地通知我和我同班同学马林让（我的入团介绍人，后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２００３年非典期间病逝）准备进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这对一个１８岁的乡下孩子，真是喜从天降。我们那一代人是多么向往苏联！我个人更对产生过门捷列夫、罗蒙诺索夫等大科学家的莫斯科大学十分钦佩。３０年后访苏，我还利用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的身份刻意让主人安排“考察”了莫大新闻系。留苏的事终于因中苏关系出了毛病而未能落实。胶南一中崔老校长后来教导我，留苏不成就去考清华或北大吧，你们是这个穷地方有史以来第一批高中毕业生，没有共产党、没有人民助学金，怎么可能？！好好拼去吧？每每念及这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前辈的话，我都会热泪盈眶。我中学六年一直喜欢代数，但几何学得较差，思来想去没报清华。若干年后是儿子考上了清华。
　　同年晚秋某日，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领导通知我和同班同学刘立炎（来自湖南，曾任驻尼泊尔使馆一秘，益阳师专教授，诗人），准备次年留英。我刚到北大不到半年，听到这消息既惊喜、又茫然。北大是第一个把我从“自以为是”迅速改变成能“自以为非”的圣地，不大舍得匆匆离去。好在第二学期碰上的饥饿解决了这个难题。１９６０年国家经济困难，自然而然地取消了派我们这批学生出国留学的计划。
　　１９６４年１月２７日中法建交后，据传，周恩来总理指示，为方便工作，可选几个会英文的干部再学法文。１９６５年７月的一天，外交部教育司（后来合并到干部司）丛文滋同志通知我和应谦等人赶快去北外法语系突击学法文，准备于次年夏到日内瓦国际翻译学院留学。应谦，浙江仙居人，父母比我父母还穷。读研究生时，我曾和他同宿舍，他爱整洁，睡下铺。我喜欢上铺，上下麻烦一点，但不叠被子也不太显眼。应后来任新华社华盛顿分社社长，前年不幸病逝。当年没有想过不听组织分配的问题，我们几个愉快地开始从头学法语，不拿工资，但每月享受４２．７５元研究生助学金。记得我俩每月都能省下些钱往老家寄。有一条学习纪律是，从早上６∶００起床到晚１０∶００熄灯，都不说中文或英文。我们共有五个学生、四位老师——两位中国老师、两位外教。其中一位外教是前总统戴高乐的侄女，她教课爱同时嚼口香糖，但对学生要求很严，注重实效。次年５月１６日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留学一事自然不会再议。我们几个搞了一次公费“革命串联”便下乡了。
　　１９７９年元旦中美建交。中国年轻人赴美留学成为可能，但我不再年轻。我从江西农村调到非洲工作了七年之后，到了部新闻司，先后在钱其琛、齐怀远、马毓真三位司长领导下干活。他们对我帮助都很大。忘了哪一天马司长问我：愿不愿到美国弗莱切学校进修一年半载。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留学机会了！我答应回去想想。可没过两天，他告我别想了，可能让你留下做副司长、发言人。借用一下发言人术语，当时，我欣然同意马司的“立场”，没想什么，我已经逐步适应了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
　　四次留学“未遂”，体验是：作为一个公民，在政治意义上，祖国和民族的历史积累就是你的机遇、你的挑战、你的大性格、你的大命运；爱自己的祖国，并尽力把这种爱转化为报效人民的学识、能力和有效劳动。
　　摘自作者为姚芸竹《还我一个真剑桥》（中国经济出版社）一书所写的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