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美国外交行为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对外关系活动者在其中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维持着系统的运行和发展。外交思想和外交行动的历史沉积造就了外交行为系统的复杂性,而不断涌现的新元素让系统复杂性逐步递增。在思想观念上,实力和原则是美国外交的基本要素。在交往活动中,冲突与合作是美国外交的基本形式。思想观念和行为活动交互作用,形成权力政治、强制合作、集体安全和规范合作等四种基础性外交方案。观察一定时期内四种方案的构成情况,有助于说明美国外交活动的微观调整。比较不同时期四种方案的构成变化,可以揭示美国外交行为系统的变迁轨迹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美国外交行为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对外关系活动者在其中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维持着系统的运行和发展。外交思想和外交行动的历史沉积造就了外交行为系统的复杂性,而不断涌现的新元素让系统复杂性逐步递增。在思想观念上,实力和原则是美国外交的基本要素。在交往活动中,冲突与合作是美国外交的基本形式。思想观念和行为活动交互作用,形成权力政治、强制合作、集体安全和规范合作等四种基础性外交方案。观察一定时期内四种方案的构成情况,有助于说明美国外交活动的微观调整。比较不同时期四种方案的构成变化,可以揭示美国外交行为系统的变迁轨迹。在经验层面,条约子系统和武力子系统是美国外交行为系统的两大核心构件。在成为全球大国的过程中,条约子系统非常活跃,武力子系统相对稳定。而在成为超级大国后,条约子系统趋于稳定,武力子系统仍在调整。冷战后,美国武力子系统调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成为国际不安全、体系不稳定的一个源头。
其他文献
日渐扩大的经济不平等已经对世界政治的整体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一方面导致社会趋于不稳定乃至发生政权更迭,另一方面也深刻影响了西方民主社会中的选举政治。作者借助第六轮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通过匹配宏观数据,建构多层次模型检视经济不平等与西方民主社会中民众选举参与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经济不平等削弱了西方民主社会中民众选举参与的意愿,而民众选举参与的下降则削弱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活力和代表性,动摇了民主政体的根基。其中,不同收入群体对选举参与的意愿不尽相同,不平等可能导致弱势群体在选举参与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因此
2019年11月9-10日,由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广东工业大学等单位主办,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等单位承办的“新兴经济体研究会2019年会暨第七届新兴经济体论坛”在广州召开。国内外7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工商企业和新闻媒体的近100名专家学者围绕“制度型开放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深入交流研讨。
崛起国能否在不改变现行国际秩序的情况下实现对守成国的实力赶超和国际秩序领导权的转换是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在现行秩序下,崛起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与守成国的实力差距,但“崛起困境”理论告诉我们,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实力差距越小,守成国对崛起国施加的压力越大。守成国将利用现行秩序赋予其的一切制度优势和领导权威压制崛起国物质性权力和制度性权力的增长,崛起国追平守成国变得极为困难,而大幅度地超越守成国将更加困难。现行国际秩序对崛起国的效用将逐步下降使崛起国不得不考虑国际秩序的改革问题。崛起国对于权力占优型和权力独占型
经略好周边地区是中国成功快速发展的关键,东南亚地区则是周边经略的重中之重。由于东南亚国家的多样性及其与中国互动的复杂性,基于双边关系的差异经略策略最有助于中国集中优势战略资源提升经略质量。作者就中国如何差异化地分层经略东南亚国家建立了一个长期与中期、历史与现实二元互动的分析框架,提出了针对性的经略策略。这一框架借鉴了年鉴派的历史时段法,根据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互动的历史与现实,提炼出领土争议、国内政治稳定性、对外安全需求、对外经济依赖这四个中时段局势变量以及对华历史认知、宗教哲学认同、族群政治、华人华侨这四个
中美围绕多边发展议题激烈交锋,这是启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必然步骤,也是两者间的攻防之争。发展议题由来已久,是多边贸易谈判的重要支柱。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发展中成员地位和特殊与差别待遇问题已经演变为其改革前奏。以此为突破口,美国将可能打开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总闸门。通过回顾多边发展议题的历史过程并分析其症结,可发现发展议题实质上是发展中成员的能力缺失问题。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发展中成员,但自加入起一直没有享受完全的特殊与差别待遇,而是让利不让位,按能力做贡献,承担了与自身实力相对应的成员义务。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中,
2019年12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主办的“百年大变局下的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在京成功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经政所所长、《世界经济与政治》主编张宇燕研究员致辞并主持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求是》杂志社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2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与会发言。
当今的全球气候治理是一个混合驱动系统。一方面,多边外气候治理实践自成体系,专注于直接供给治理方案和规则;另一方面,多边气候制度转而强调“引领”和“政治动员”。这与传统的主要由多边气候谈判驱动治理实践的模式不同。采用认知演化理论可以分析气候治理的演化。该理论认为:实践的负面绩效和由此激发的主动反思是深度规范变革的启动机制;创新实践既体现行为者的创造性,又受其既有知识和习惯的建构性影响;共同体对新治理方案的选择有赖于其对创新实践绩效的解读。气候治理领域的多边主义应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物。其衰落的主要推力是京都体
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黑天鹅”频飞的2016年,被认为是1991年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最为复杂的一年。如何认识种种乱象背后的根源?2017年国际形势将如何发展?中国外交应该如何主动谋划?
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权力的过度集中会引发其他行为体的权力制衡,鉴于国际体系中经常出现“制衡失灵”的现象,霸权何以维持成为需要解释的问题。现有文献大多从其他国家的角度思考为何出现“制衡不足”,但是,作为有实力和意愿控制国际秩序的国家,霸权国不会消极等待其他国家的权力制衡,而会积极运用权力制衡维持霸权地位。作者提出话语制衡是霸权护持的重要手段,即通过使用话语策略在国内外建立话语共识和政策联盟,以维持国际霸权结构。具体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旨在建立国内政策联盟的内部话语制衡,二是旨在建立国际霸权联盟的外部话语制衡,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