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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劳动力回流是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对劳动力回流具有显著驱动作用，对缓解遗产地人力资本存量不足意义重大。利用扎根理论的研究策略，以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相关数据，采用NVivo12软件构建并验证了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对劳动力回流的作用机理模型。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吸引劳动力回流的演进脉络可划分为厚积蓄力、渐续薄发、联动示范三个具体阶段;资源支持、品牌效应、发展机遇、外部情境、个体特质是影响遗产地劳动力回流的五大关键因素。提出根据遗产地所处发展阶段特征合理设计相关机制引导劳动力回流，重视培育厚积蓄力阶段遗产地内生动力，采取多种形式保障精英回流劳动力的基本权益。
关键词：农业文化遗产;劳动力回流;活态保护;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C95 - 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1）03 - 0131 - 12
农业文化遗產是农耕文明的重要根基，对其进行活态保护是传承的重要途径[1]。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传承的遗产，其价值保存的关键在于维持农户生计并且传承有序的农业生产系统及耕作方式[2 - 3]。在此过程中，农户因其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往往被视为农业文化遗产最基本的保护主体[4 - 5]。农户是否参与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构成了该农业生产系统能否维续并且良性发展的核心制约[6]。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资源要素自发向高收益高回报的地区和产业配置，遗产地农户在生计驱动下放弃传统农业劳作方式，就近转移到乡镇或城市非农产业部门工作。农业文化遗产地“空心化”现象严重，人力资本存量匮乏，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及民俗、饮食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失传困境，极大阻碍了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与传承。
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是农耕文明传承的重要抓手，借助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资源禀赋，挖掘其丰富的生态、文化和经济价值，实现比较优势，使得遗产地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繁荣。在实践中，农业文化遗产地发展保护性旅游及开发生态文化型农产品等，客观上带动了遗产地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的良性发展。经济上，遗产地产业融合有助于增加非农就业岗位，催生投资热潮，提高农户生产经营收入预期;文化上，中国或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证促使遗产地农户文化自觉性与自豪感大幅提升，对于村庄和谐稳定及文化共同体构筑意义匪浅;生态上，相关活态保护措施立足当地生态，有利于遗产地环境改善及生物多样性维护[4]。遗产地内生拉力一旦酿成，在回流农户与外出农户之间往往会形成“联动示范效应”，从而，吸引大批外出劳动力回流从事非农及农业兼业活动。
当前，在各级政府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政策带动下，遗产地外出劳动力回流趋势愈发普遍，相较多数空心化的乡村而言，遗产地劳动力呈现“异态”繁荣景象。但需要注意到，遗产地发展人才缺口依然存在，如何引导外出劳动力回流仍是遗产地发展亟需攻克的重点难题。因此，有必要对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促使外出劳动力回流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以期为遗产地设计相关机制吸引外出劳动力回流提供政策参考与实证支持。对此，笔者以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这一全球/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为例，探寻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对劳动力回流的作用机理，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一是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中存在哪些触发劳动力回流的关键因素？二是是否存在一个稳定的机制触发农业文化遗产地劳动力回流行为？三是遗产地政府应从哪些方面着手进行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才能更好地促进劳动力回流并参与到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工作当中？
一、文献回顾
继20世纪90年代起，农村劳动力回流问题深受国内政学两界关注。起步伊始，不少研究者从制度“门槛”、宏观经济状况等外部环境因素出发尝试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7- 8]，其多可视为基于“被动回流”角度展开探讨，即劳动力回流是因城市就业失败而做出的理性决策。伴随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异于既往的经济学研究视角，部分拥有社会学、人类学理论背景的学者逐渐发现隐藏于外部环境因素外的个体因素及家庭因素对劳动力回流所构成的影响。其中，个体人力资本与内在发展需求[8 - 10]、婚姻状况与家庭禀赋[11 - 13]等因素均会不同程度地作用于劳动力回流决策。综合来看，国内研究者关于外出劳动力回流动因的探讨归结起来主要为以下三个方面：环境因素、个体因素、家庭因素。需要指出的是，外出劳动力回流决策往往是居于多因素考虑，理性平衡后的结果。环境因素、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对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并非相互独立，而是交叉融合最终作用于外出劳动力的回流决策。
国内学界针对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多重价值挖掘[14]、发展路径拓展[15]、管理体制创新[16 - 17]等方面，细化到具体研究域块，包含利益主体间价值认同[18]、社区居民参与[19]、教育传承[20 - 21]等。针对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与劳动力回流二者结合的研究，多散见于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和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研究之中，直接论述二者关系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既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过程中存在的人力资源匮乏和人力资本存量不足的困境及其对策的描述分析上[22 - 23]，鲜有学者就构建引导遗产地劳动力回流长效机制进行探讨。从研究方法来看，扎根理论历来被学界奉为揭示事物内部运行机制的圭臬。具体到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上，相关运用较为欠缺，当前仅可于武文杰等的《农业文化遗产社区角色认同对旅游参与的影响研究》[19]与李江敏等的《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活化：旅游体验视角下的扎根研究》[24]中窥见一斑。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农村劳动力回流问题与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研究深受学界重视，研究涉及面广且成果丰硕。但，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相关探讨仍有待深入。其一，既有的研究多聚焦于遗产地劳动力外出对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负向影响，而较少关注到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对劳动力回流的显著驱动作用。其二，既有的关于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与劳动力回流二者关联的研究，多聚焦于“表层”描述分析上，鲜少深入“表层”之下探究内部机理。对此，本研究尝试探索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对劳动力回流的作用机理，明晰遗产地吸引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关键因素，以期为遗产地设计相关机制吸引外出劳动力回流提供政策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尽管已有研究探明遗产地旅游发展能够促使多数遗产地农户做出“回流”或“不外出”的决策[25]，但对于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如何触发外出劳动力回流，目前尚缺乏相关的理论解释框架。为深入朔及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对劳动力回流的作用机理，需自下而上，从原始资料中剥离出最核心的范畴。有鉴于此，本文选取扎根理论作为基本研究方法，以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这一全球/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为例，尝试回答上述问题并构建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对劳动力回流的作用机理模型。
扎根理论是由美国学者Barney Glaser与Anselm Strauss最早提出的适用于解释社会互动过程的社科研究方法论。作为一种质性研究策略，其被提出的初衷主要为了弥合传统社会学研究中理论与经验研究的二元对立[26]。该理论主张不持预先假设进入研究场域，即理论是“发现的”而非“生成的”。研究者需凭借自身分析资料的能力，對在研究场域深度访谈后所获的一手材料进行归纳编码，以此发掘某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或关键影响因素。在实操中，其包括范畴凝练与理论饱和度检验两个主步骤，范畴凝练又内含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及选择性编码三个子步骤。此系统化过程使一手访谈材料脱离现象本身，更具逻辑性和理论性。
（二）数据来源
案例分析地及访谈对象的代表性，对于质性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意义重大。在本研究中，案例分析地的选择需具备一定的典型性，即样本所在地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工作取得一定成效，遗产地旅游市场形成，劳动力回流趋势显著。基于上述判准，本研究选取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所在地方山乡及其辐射区仁庄镇共四个自然村作为案例分析地1。青田县地处浙南山区，“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形特征决定了其势必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迫于生计需要，多数青田农户通过“亲带亲”的模式出国谋求生计，这也使得青田成为国内“侨乡”的代名词。2005年，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列入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方山乡被确定为农业文化遗产核心试点保护区。同国内其他农业文化遗产地相比，该遗产地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工作起步早，相关保护与管理体系较为完善，活态保护工作成效显著，涌现出诸多外出能人、大学生、华侨等返乡围绕农业文化遗产创业的事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访谈对象选取上，笔者与研究团队通过对案例分析地18位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不同的回流劳动力进行深度访谈，并在此基础上，对4位遗产地回流劳动力利益相关者（村委干部及从未外出的劳动力）进行半结构访谈，以期从回流劳动力外的角度观察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对劳动力回流的作用机理。此外，研究团队组织遗产地相关党委、行政部门开展座谈交流，共获取遗产地劳动力回流官方数据资料6份，以对一手田野访谈材料起到基础数据补充作用。
三、数据分析及模型构建
（一）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指在分析初始阶段将原始资料中多次出现的关键词进行反复比较，将其不断概念化，并按照一定的聚类逻辑归并到相应类属中进而形成初始范畴的过程[27]。笔者随机选取3/4的原始材料导入NVivo12软件，包含17份回流劳动力及其相关利益者访谈材料、4份回流劳动力官方数据资料，共21份材料，在反复比较及合并语义同类项后共计提取初始概念39个。在此基础上，将所得到的39个初始概念进一步类属范畴化，抽象出包含政策支持、旅游资源、品牌认证、商机孕育、地域特色、文化认同、劳动雇佣、资产租赁、资本积累、自我实现、造福桑梓、环境因素、风险意识、生计需要在内的14个初始范畴（详见表1）。
（二）主轴性编码
主轴性编码指将开放性编码阶段提取的相对独立且分散的初始范畴依据一定的内在逻辑组织起来，合并形成主范畴的过程。笔者将14个初始范畴根据因果关系与时间发展脉络进行再次整合，得到5个主范畴，包括资源支持、品牌效应、发展机遇、外部情境、个体特质。各主范畴与初始范畴之间的内在关联如表2所示。
（三）选择性编码及模型构建
选择性编码是指在多个主范畴之间凝练确定出一个核心范畴，并将余下的主范畴围绕该核心范畴展开理论构建的过程。在结合主题并对主轴性编码阶段所获的5个主范畴进行反复比较后，研究团队最终确定“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对劳动力回流的作用机理”为本研究的核心范畴。其中，资源支持、品牌效应、发展机遇3个主范畴既是遗产地活态保护工作所获成效，亦是遗产地内生动力的组成要素，构成了遗产地吸引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内生驱动源;营商环境、务工收益、城市生活成本等外部情境与资本积累、自我实现、造福桑梓、风险意识、生计需要等个体特质分别从不同角度影响遗产地外出劳动力回流行为。根据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促进劳动力回流的时空渐变特征，可将演进脉络大体划分为厚积蓄力、渐续薄发、联动示范三个具体阶段。厚积蓄力阶段，遗产地活态保护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内生动力酿成，为后续吸引外出劳动力回流奠定坚实的物质及人文基础;渐续薄发阶段，遗产地内生驱动源与营商环境、务工收益等外部情境共同构成影响外出精英劳动力回流遗产地创业投资等行为决策的外部系统，外部系统与该群体个体特质双向互动，触发其做出回流决策;联动示范阶段，在先前小部分回流精英劳动力的示范带动下，大批外出劳动力返乡参与遗产地保护性旅游开发投资或前往非农产业部门作业。至此，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促进劳动力回流的作用机理模型基本构建完毕（如图1所示）。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笔者将预留的7份访谈及数据材料导入NVivo12进行范畴凝练，未发现新的概念及范畴涌现，表明该理论模型达到饱和状态。
四、研究发现
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吸引外出劳动力回流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反之是一个持续性、动态性、且涉及多方面的系统性变迁过程。遗产地能否在初期阶段厚积蓄力形成“向心拉力”以催生小部分资本积累丰厚、乡土情结浓郁的外出精英劳动力先行回流，并发挥该群体的联动示范效应以吸引更多劳动力回流，才是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吸引劳动力回流的完整过程。在相异的时空背景下，资源支持、品牌效应、发展机遇、外部情境与个体特质5大主范畴在遗产地劳动力回流进程中所占的权重及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下文笔者将结合案例就不同发展阶段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作用于劳动力回流过程所涉及的主范畴与核心范畴之间的深层逻辑关系予以具体阐释。 （一）厚积蓄力阶段：遗产地的内力萌生
农业文化遗产地绝大多数位于生态系统脆弱且经济相对落后区域，当地劳动力迫于生计需要多选择外出从事其他行业工作。须知，劳动力回流决策主要基于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比较，只有当遗产地生产经营收益预期不断提高，外出劳动力才有可能发生回流行为。换言之，遗产地需存在吸引外出劳动力回流的相关要素。以某一农业生产系统成功认证为中国或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起点，戴着“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乃至“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品牌桂冠，一方面，在政策支持上，遗产地各级政府以此为契机，在维护遗产地生态及农业生产系统的前提下，盘活遗产地资源要素且提倡发展形式多样的农事旅游，并从项目对接平台搭建、资金投入、用地保障、技术支撑等方面对相关经营主体予以大力扶持，有力推动了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及区域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遗产地内部具有的丰富旅游资源，除农业生产系统本身外，还包括建筑、服饰等物质文化遗产与地方美食、节庆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28]，部分遗产地因历史沿革，还兼具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例如本案例分析地所具有的侨乡文化。这些不置可否地成为遗产地保护性旅游开发最直接的素材来源与支撑载体。来自外界的政策支持与遗产地内部自有的旅游资源共同构成了遗产地触发劳动力回流的资源支持要素。
不可否认，仅有资源支持一项远不能满足吸引劳动力回流的现实需要。遗产地发展潜力具备与否决定了外出劳动力能否回流遗产地并参与活态保护工作，而品牌效应和发展机遇正是构成发展潜力的核心所在。在实践中，通过对遗产地活态保护工作予以资源支持，客观上带动当地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的良性发展，为品牌效应发挥与发展机遇萌生提供了空间。经济上，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与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纵向融合加快，催生农事体验、研学营地、农产品销售等投资机遇;品牌认证推动遗产地农产品因增值及溢价效应而在市场竞争中更具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文化上，相关认证激发遗产地农户文化自觉性与自豪感并促使其自主参与地区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当中，与此同时，价值认同所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在维护社区稳定的同时也对提高农业生产系统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大有裨益[29 - 30]。对于回流的精英劳动力而言，可瞄准时下热点项目于遗产地投资创业;对于回流的普通劳动力而言，回流遗产地不仅可以实现就近就地就业，且可将闲置资产予以租赁获取财产性收入。毋庸置疑，资源支持、品牌效应、发展机遇构成了农业文化遗产地内生动力萌发的源动力，共同承担着遗产地保护性旅游开发与回流劳动力就业创业的物质资本保障功能。外出劳动力是否做出回流决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初期阶段遗产地内力积蓄的丰厚与否。遗产地必然要先做好内力积蓄，才能为后续阶段吸引劳动力回流提供物质基础与发展机遇。
在本文研究的浙江青田农业文化遗产地案例中，该地区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契合发展的政策支持与日渐显现的发展机遇，同时品牌效应下农户文化认同的加深使得遗产地内力积蓄充分，为后续阶段触发劳动力回流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深厚的文化积淀。自稻鱼共生系统成功申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证后，遗产地政府就针对部分华侨回国投资可能出现“水土不服”的困局，创新设立侨乡投资项目交易中心，变“被动客服”为“主动营销”[31]。村庄通过规划，积极发展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历经实践与历史检验的稻鱼共生生态循环种养系统、地域鲜明的侨乡文化及“青田鱼灯舞”“尝新饭”等地方特色习俗自然成为吸引游客慕名前来的亮点所在。“以前我们村的田鱼顶多每斤10块钱，现在一斤可以卖到60块！最好的田鱼干260块钱一斤还得订单等待。”村民WLZ在访谈中如是谈到。农业文化遗产品牌效应在提高农户经营收入的同时，也带动其文化认同的进一步加深。村民CW打趣道：“以往我们村太穷，媳妇都不愿意嫁到我们这边来。现在一说起‘田鱼村’，大家想起的就是方山。家乡知名度这么高，我们都很荣幸！”知名度提升与区域公用品牌的建立，使青田成为创业投资的香饽饽。应该看到，正是这一时期遗产地内生动力的萌发与积蓄，才为后续小部分华侨精英回流提供了契机与回流诱因。正如华侨YXA在访谈中形象地将遗产地比喻为金名片，其回流创业不过是擦亮金名片：“我们需要这个平台，没有这张金名片我们再擦也没什么东西好亮，这个是相辅相成的。”
（二）渐续薄发阶段：沉睡人力资本的盘活
劳动力回流与国家及区域宏观经济状况等外部情境显著相关。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国外营商与就业环境不容乐观，尤其是部分国家对华侨所从事产业有打压现象。在本研究案例中，极少数侨居国外、商业嗅觉敏锐、长期密切关注家乡发展动态的华侨精英在遗产地获准认证后几年，便开始着手考察遗产地旅游开发项目并准备回流投资议程。毋庸置疑，他们的行动不无道理。在国外经济形势欠佳的境况下，一方面，经过厚积蓄力阶段，由资源支持、品牌效应、发展机遇构筑的遗产地内生动力积蓄完毕，遗产地旅游开发增值及溢价效应逐步凸显。另一方面，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消费持续升温，而遗产地服务供给落后与民众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尚未得到解决，遗产地服务供给体系建设或将成为“朝阳产业”。此时，将投资目标放眼于此不失为良策。实际上，在初期遗产地内生动力萌发阶段，少部分华侨精英已经注意到家乡与往常的不同之处。但因各方面资源支持及发展机遇孕育均不成熟，故就此作罢。当遗产地以越来越崭新的姿态呈现时，也令少数华侨产生了回归侨乡投资项目的意愿。这也在与华侨JPY的交谈中得到了验证：“这里如果没有成为农业文化遗产地是肯定不会回来的，劳动力我们在其他地方也有，没必要回来。”
个体特质被视为回流劳动力内在认知与外在行动的内核。个体所具有的相异的资本積累与理想信念决定了其回流时间的先后顺序与回流后参与度的高低。与从未外出务工的遗产地农户及在外从事简单体力劳动工作的回流普通劳动力不同，这部分在遗产地保护性旅游开发工作尚未正式起步就选择返乡的精英回流劳动力多数资金积累已经完成，除了在外拥有相关产业外，更构建了独属自己的商业网络，人力资本颇为雄厚。在本案例中，先行回流遗产地投资创业的小部分华侨精英在长期的国际商贸经营中，早已锻炼出敏锐的商业嗅觉以及接触到先进的产业经营管理理念，其对于国内外商业发展方向及趋势有着自身独到的见解。多年在外创办实业的亲身经历，使得这部分华侨与青田其他国内外出劳动力相比，资本积累更为丰厚。从人脉资源网络来看，部分华侨成为国际供应商中的重要一员，其掌握的销售渠道跨越国界，是国内其他外出劳动力所无法比拟的。除资本积累较为雄厚这一“硬件”外，自我实现的需要、造福桑梓的信念同样也是驱动精英回流劳动力做出回流决策的关键要素。该群体一般外出年限较长，乡土情结浓厚，大多心系乡民，身上大有落叶归根、造福桑梓等美好愿景。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部分手握资产的精英劳动力回流到遗产地参与保护性旅游开发投资。一方面，这是造福桑梓，助推家乡发展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更是其实现自我价值的关键路径。正如华侨YXA所言：“在这里我可以实现多向发展，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总之，回流劳动力个体特质从不同层面影响并制约其回流决策行为。 整体而言，渐续薄发阶段遗产地内生动力逐渐发挥作用，在外部情境与个体特质的综合作用下，精英劳动力回流遗产地投资创业，为后阶段普通劳动力回流提供相关就业岗位及为另一部分资本相对雄厚但风险意识较强的外出精英劳动力提供创业典范。值得一提的是，因产业转移、资本大量投入及撤资难度等综合因素，先行回流遗产地的这部分精英劳动力在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中往往呈现强参与特征。
（三）联动示范阶段：以少数带动多数
精英回流劳动力返乡参与遗产地保护性旅游开发投资，在获取经济利益、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还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支持，着力缓解了遗产地人力与资金匮乏的困局。综合来看，精英回流劳动力于遗产地投资创业，一方面为遗产地相关产业发展带来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其在产品销售、产业运营等方面构建的社会网络还为与其有强连带关系的潜在回流投资者返乡投资创业提供人脉资源支持。另一方面，相关投资款项落户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领域，改变了原有单一的产业经济结构，有力助推当地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户生产经营收入。
在回流的精英劳动力联动示范下，遗产地产业融合进一步加快，基础就业岗位富余，农户生产经营收入预期形势向好。部分外出普通劳动力通过精英回流劳动力了解遗产地发展动向，在城市生活成本增多与务工收益低下等外部情境作用下，基于遗产地与流入地生产经营成本与收入预期的比较权衡后做出回流决策。在熟人社会强连带关系作用下，多数普通劳动力返乡后直接进入精英回流劳动力所运营的产业部门从事简单的旅游服务工作，极少数与精英回流劳动力弱连带，且资本积累相较同一批回流劳动力雄厚的普通劳动力并未选择进入精英回流劳动力所运营的产业部门。反之，其主要通过开办小型农家乐、民宿等个体经营以维持生计及分享遗产地保护性旅游发展红利。与渐续薄发阶段先行回流的精英劳动力不同，在个体特质上，回流的普通劳动力资本积累远没有回流的精英劳动力雄厚，其回流到遗产地主要是基于自身生计需要与外部务工收益低下的双重作用而做出的决策。用本研究案例中回流劳动力ZMQ的话来讲：“现在国内发展得也比较好了，国外这几年工作不好做了，收入都很低，国内其他地方也是。”一旦遗产地生产经营收入大幅低于外出务工收入，大多回流的普通劳动力依旧会选择外出。不可否认，该群体回流遗产地极大缓解了保护性旅游发展中服务人员供给不足的困境。但应该看到，该群体在遗产地保护性旅游开发中参与度较低，极少有参与到旅游项目投资中，再次外出无羁绊。因此，在遗产地活态保护中也表现出较强的弱参与特征，回流遗产地的时间上最晚，资金投入上最少，更多以“旁观者”的身份自居。
需要注意到，精英回流劳动力在为普通回流劳动力提供基础就业岗位的同时，也为少部分潜在回流的精英投资者提供了“榜样吸引”与“试错样板”。在渐续薄发阶段，外出精英劳动力回流时，一小部分潜在回流的精英投资者基于风险考虑，往往处于观望状态，并未快速回流参与到遗产地保护性旅游开发投资中。但，当先行的回流外出精英劳动力在遗产地获取到丰厚的经济回报与实现一定的自我价值及社会价值时，他们开始跃跃欲试。与回流的普通劳动力获取遗产地发展信息的渠道相同，那些潜在的回流精英投资者会通过产业运营已小有起色的精英回流劳动力了解遗产地时下发展动向，并依此判断投资与否。这在本研究案例中已回流遗产地的华侨WMX那里得到了验证：“很多在国外的朋友一直跟我打听家乡的动态，经常让我去帮忙看一下某个项目在这边的发展情况。”该群体回流后，其主要通过对回流精英劳动力进行经营效仿以此来减少投资创业过程中的试错成本，从而提高成功的可能性[32]。应该看到，该群体是联动示范阶段需要重点动员的回流对象。与先行返乡的精英劳动力相比，潜在的回流投资者在资本积累上并不亚于前者。一旦最大限度地免除其投资创业后顾之忧，促使其回流遗产地，亦能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提供雄厚的物质及人力资本支持。
五、启示与展望
本研究以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这一全球/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为例，探索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对劳动力回流的作用机理，相关研究视角及结论在既有研究中尚不多见。因此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证意义。透过浙江青田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案例，可以得到如下启示：（1）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吸引外出劳动力回流的过程是一个系统性变迁过程。遗产地应先构筑内生动力，而后引导外出精英劳动力先行回流，并给予相关政策扶持，最后通过精英回流劳动力的联动示范效应吸引其他外出劳动力回流。遗产地政府应根据农业文化遗产吸引外出劳动力回流的阶段特征及规律，合理评估遗产地当前所处的阶段，从而有重点地安排相应的资源支持、改变“一手抓”与“盲目无重点”的传统工作方式，建立厚积蓄力阶段扶持—渐续薄发阶段引导—联动示范阶段协同的过程联动机制。（2）资源支持、品牌效应、发展机遇作为触发遗产地外出劳动力回流行为的内生驱动源，在促进外出劳动力回流的过程中，政府的各项活态保护工作应尽可能围绕这几方面展开。一方面通过搭建相关的项目对接平台、提供技术、信息、资金、用地等方面的基础保障最大限度地吸引精英勞动力回流，同时加大遗产地宣传力度，扩大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影响范围，提升品牌影响力。另一方面引导返乡投资创业的精英回流劳动力深入各行业，推动遗产地产业融合，为普通回流劳动力提供更多非农就业岗位。此外，积极鼓励回流劳动力将闲置资产予以租赁或流转，增加财产性收入。（3）精英回流劳动力是遗产地劳动力回流工作的先锋典范。该群体回流遗产地不仅为其他外出劳动力提供基本的遗产地发展动态信息来源渠道，更为其日后回流遗产地提供基础就业岗位与投资创业“试错样板”。遗产地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保障精英回流劳动力的基本权益，更好地发挥其联动示范作用，引导其反过来作用于遗产地内生动力培育，在更大范围内吸引新一轮外出劳动力回流与外来工商资本落地。
诚然，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因本研究为个案分析，且所选地区为东部沿海地区，受限于不同区域农业文化遗产地受地理环境及周边经济发展情况等变量的影响而可能存在样本选择的问题，研究结论是否具有可推广性仍有待考证。其次，遗产地所处发展阶段具体可视化指标的确定有助于遗产地政府根据所处阶段特征设计相关机制以引导外出劳动力回流，于此本研究并未进行深入探讨。遗产地所处发展阶段的划分如何进行，未来仍有待继续跟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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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曾祥慧]
关键词：农业文化遗产;劳动力回流;活态保护;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C95 - 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1）03 - 0131 - 12
农业文化遗產是农耕文明的重要根基，对其进行活态保护是传承的重要途径[1]。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传承的遗产，其价值保存的关键在于维持农户生计并且传承有序的农业生产系统及耕作方式[2 - 3]。在此过程中，农户因其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往往被视为农业文化遗产最基本的保护主体[4 - 5]。农户是否参与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构成了该农业生产系统能否维续并且良性发展的核心制约[6]。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资源要素自发向高收益高回报的地区和产业配置，遗产地农户在生计驱动下放弃传统农业劳作方式，就近转移到乡镇或城市非农产业部门工作。农业文化遗产地“空心化”现象严重，人力资本存量匮乏，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及民俗、饮食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失传困境，极大阻碍了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与传承。
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是农耕文明传承的重要抓手，借助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资源禀赋，挖掘其丰富的生态、文化和经济价值，实现比较优势，使得遗产地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繁荣。在实践中，农业文化遗产地发展保护性旅游及开发生态文化型农产品等，客观上带动了遗产地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的良性发展。经济上，遗产地产业融合有助于增加非农就业岗位，催生投资热潮，提高农户生产经营收入预期;文化上，中国或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证促使遗产地农户文化自觉性与自豪感大幅提升，对于村庄和谐稳定及文化共同体构筑意义匪浅;生态上，相关活态保护措施立足当地生态，有利于遗产地环境改善及生物多样性维护[4]。遗产地内生拉力一旦酿成，在回流农户与外出农户之间往往会形成“联动示范效应”，从而，吸引大批外出劳动力回流从事非农及农业兼业活动。
当前，在各级政府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政策带动下，遗产地外出劳动力回流趋势愈发普遍，相较多数空心化的乡村而言，遗产地劳动力呈现“异态”繁荣景象。但需要注意到，遗产地发展人才缺口依然存在，如何引导外出劳动力回流仍是遗产地发展亟需攻克的重点难题。因此，有必要对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促使外出劳动力回流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以期为遗产地设计相关机制吸引外出劳动力回流提供政策参考与实证支持。对此，笔者以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这一全球/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为例，探寻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对劳动力回流的作用机理，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一是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中存在哪些触发劳动力回流的关键因素？二是是否存在一个稳定的机制触发农业文化遗产地劳动力回流行为？三是遗产地政府应从哪些方面着手进行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才能更好地促进劳动力回流并参与到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工作当中？
一、文献回顾
继20世纪90年代起，农村劳动力回流问题深受国内政学两界关注。起步伊始，不少研究者从制度“门槛”、宏观经济状况等外部环境因素出发尝试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7- 8]，其多可视为基于“被动回流”角度展开探讨，即劳动力回流是因城市就业失败而做出的理性决策。伴随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异于既往的经济学研究视角，部分拥有社会学、人类学理论背景的学者逐渐发现隐藏于外部环境因素外的个体因素及家庭因素对劳动力回流所构成的影响。其中，个体人力资本与内在发展需求[8 - 10]、婚姻状况与家庭禀赋[11 - 13]等因素均会不同程度地作用于劳动力回流决策。综合来看，国内研究者关于外出劳动力回流动因的探讨归结起来主要为以下三个方面：环境因素、个体因素、家庭因素。需要指出的是，外出劳动力回流决策往往是居于多因素考虑，理性平衡后的结果。环境因素、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对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并非相互独立，而是交叉融合最终作用于外出劳动力的回流决策。
国内学界针对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多重价值挖掘[14]、发展路径拓展[15]、管理体制创新[16 - 17]等方面，细化到具体研究域块，包含利益主体间价值认同[18]、社区居民参与[19]、教育传承[20 - 21]等。针对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与劳动力回流二者结合的研究，多散见于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和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研究之中，直接论述二者关系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既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过程中存在的人力资源匮乏和人力资本存量不足的困境及其对策的描述分析上[22 - 23]，鲜有学者就构建引导遗产地劳动力回流长效机制进行探讨。从研究方法来看，扎根理论历来被学界奉为揭示事物内部运行机制的圭臬。具体到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上，相关运用较为欠缺，当前仅可于武文杰等的《农业文化遗产社区角色认同对旅游参与的影响研究》[19]与李江敏等的《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活化：旅游体验视角下的扎根研究》[24]中窥见一斑。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农村劳动力回流问题与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研究深受学界重视，研究涉及面广且成果丰硕。但，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相关探讨仍有待深入。其一，既有的研究多聚焦于遗产地劳动力外出对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负向影响，而较少关注到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对劳动力回流的显著驱动作用。其二，既有的关于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与劳动力回流二者关联的研究，多聚焦于“表层”描述分析上，鲜少深入“表层”之下探究内部机理。对此，本研究尝试探索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对劳动力回流的作用机理，明晰遗产地吸引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关键因素，以期为遗产地设计相关机制吸引外出劳动力回流提供政策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尽管已有研究探明遗产地旅游发展能够促使多数遗产地农户做出“回流”或“不外出”的决策[25]，但对于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如何触发外出劳动力回流，目前尚缺乏相关的理论解释框架。为深入朔及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对劳动力回流的作用机理，需自下而上，从原始资料中剥离出最核心的范畴。有鉴于此，本文选取扎根理论作为基本研究方法，以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这一全球/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为例，尝试回答上述问题并构建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对劳动力回流的作用机理模型。
扎根理论是由美国学者Barney Glaser与Anselm Strauss最早提出的适用于解释社会互动过程的社科研究方法论。作为一种质性研究策略，其被提出的初衷主要为了弥合传统社会学研究中理论与经验研究的二元对立[26]。该理论主张不持预先假设进入研究场域，即理论是“发现的”而非“生成的”。研究者需凭借自身分析资料的能力，對在研究场域深度访谈后所获的一手材料进行归纳编码，以此发掘某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或关键影响因素。在实操中，其包括范畴凝练与理论饱和度检验两个主步骤，范畴凝练又内含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及选择性编码三个子步骤。此系统化过程使一手访谈材料脱离现象本身，更具逻辑性和理论性。
（二）数据来源
案例分析地及访谈对象的代表性，对于质性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意义重大。在本研究中，案例分析地的选择需具备一定的典型性，即样本所在地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工作取得一定成效，遗产地旅游市场形成，劳动力回流趋势显著。基于上述判准，本研究选取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所在地方山乡及其辐射区仁庄镇共四个自然村作为案例分析地1。青田县地处浙南山区，“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形特征决定了其势必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迫于生计需要，多数青田农户通过“亲带亲”的模式出国谋求生计，这也使得青田成为国内“侨乡”的代名词。2005年，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列入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方山乡被确定为农业文化遗产核心试点保护区。同国内其他农业文化遗产地相比，该遗产地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工作起步早，相关保护与管理体系较为完善，活态保护工作成效显著，涌现出诸多外出能人、大学生、华侨等返乡围绕农业文化遗产创业的事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访谈对象选取上，笔者与研究团队通过对案例分析地18位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不同的回流劳动力进行深度访谈，并在此基础上，对4位遗产地回流劳动力利益相关者（村委干部及从未外出的劳动力）进行半结构访谈，以期从回流劳动力外的角度观察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对劳动力回流的作用机理。此外，研究团队组织遗产地相关党委、行政部门开展座谈交流，共获取遗产地劳动力回流官方数据资料6份，以对一手田野访谈材料起到基础数据补充作用。
三、数据分析及模型构建
（一）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指在分析初始阶段将原始资料中多次出现的关键词进行反复比较，将其不断概念化，并按照一定的聚类逻辑归并到相应类属中进而形成初始范畴的过程[27]。笔者随机选取3/4的原始材料导入NVivo12软件，包含17份回流劳动力及其相关利益者访谈材料、4份回流劳动力官方数据资料，共21份材料，在反复比较及合并语义同类项后共计提取初始概念39个。在此基础上，将所得到的39个初始概念进一步类属范畴化，抽象出包含政策支持、旅游资源、品牌认证、商机孕育、地域特色、文化认同、劳动雇佣、资产租赁、资本积累、自我实现、造福桑梓、环境因素、风险意识、生计需要在内的14个初始范畴（详见表1）。
（二）主轴性编码
主轴性编码指将开放性编码阶段提取的相对独立且分散的初始范畴依据一定的内在逻辑组织起来，合并形成主范畴的过程。笔者将14个初始范畴根据因果关系与时间发展脉络进行再次整合，得到5个主范畴，包括资源支持、品牌效应、发展机遇、外部情境、个体特质。各主范畴与初始范畴之间的内在关联如表2所示。
（三）选择性编码及模型构建
选择性编码是指在多个主范畴之间凝练确定出一个核心范畴，并将余下的主范畴围绕该核心范畴展开理论构建的过程。在结合主题并对主轴性编码阶段所获的5个主范畴进行反复比较后，研究团队最终确定“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对劳动力回流的作用机理”为本研究的核心范畴。其中，资源支持、品牌效应、发展机遇3个主范畴既是遗产地活态保护工作所获成效，亦是遗产地内生动力的组成要素，构成了遗产地吸引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内生驱动源;营商环境、务工收益、城市生活成本等外部情境与资本积累、自我实现、造福桑梓、风险意识、生计需要等个体特质分别从不同角度影响遗产地外出劳动力回流行为。根据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促进劳动力回流的时空渐变特征，可将演进脉络大体划分为厚积蓄力、渐续薄发、联动示范三个具体阶段。厚积蓄力阶段，遗产地活态保护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内生动力酿成，为后续吸引外出劳动力回流奠定坚实的物质及人文基础;渐续薄发阶段，遗产地内生驱动源与营商环境、务工收益等外部情境共同构成影响外出精英劳动力回流遗产地创业投资等行为决策的外部系统，外部系统与该群体个体特质双向互动，触发其做出回流决策;联动示范阶段，在先前小部分回流精英劳动力的示范带动下，大批外出劳动力返乡参与遗产地保护性旅游开发投资或前往非农产业部门作业。至此，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促进劳动力回流的作用机理模型基本构建完毕（如图1所示）。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笔者将预留的7份访谈及数据材料导入NVivo12进行范畴凝练，未发现新的概念及范畴涌现，表明该理论模型达到饱和状态。
四、研究发现
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吸引外出劳动力回流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反之是一个持续性、动态性、且涉及多方面的系统性变迁过程。遗产地能否在初期阶段厚积蓄力形成“向心拉力”以催生小部分资本积累丰厚、乡土情结浓郁的外出精英劳动力先行回流，并发挥该群体的联动示范效应以吸引更多劳动力回流，才是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吸引劳动力回流的完整过程。在相异的时空背景下，资源支持、品牌效应、发展机遇、外部情境与个体特质5大主范畴在遗产地劳动力回流进程中所占的权重及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下文笔者将结合案例就不同发展阶段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作用于劳动力回流过程所涉及的主范畴与核心范畴之间的深层逻辑关系予以具体阐释。 （一）厚积蓄力阶段：遗产地的内力萌生
农业文化遗产地绝大多数位于生态系统脆弱且经济相对落后区域，当地劳动力迫于生计需要多选择外出从事其他行业工作。须知，劳动力回流决策主要基于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比较，只有当遗产地生产经营收益预期不断提高，外出劳动力才有可能发生回流行为。换言之，遗产地需存在吸引外出劳动力回流的相关要素。以某一农业生产系统成功认证为中国或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起点，戴着“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乃至“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品牌桂冠，一方面，在政策支持上，遗产地各级政府以此为契机，在维护遗产地生态及农业生产系统的前提下，盘活遗产地资源要素且提倡发展形式多样的农事旅游，并从项目对接平台搭建、资金投入、用地保障、技术支撑等方面对相关经营主体予以大力扶持，有力推动了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及区域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遗产地内部具有的丰富旅游资源，除农业生产系统本身外，还包括建筑、服饰等物质文化遗产与地方美食、节庆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28]，部分遗产地因历史沿革，还兼具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例如本案例分析地所具有的侨乡文化。这些不置可否地成为遗产地保护性旅游开发最直接的素材来源与支撑载体。来自外界的政策支持与遗产地内部自有的旅游资源共同构成了遗产地触发劳动力回流的资源支持要素。
不可否认，仅有资源支持一项远不能满足吸引劳动力回流的现实需要。遗产地发展潜力具备与否决定了外出劳动力能否回流遗产地并参与活态保护工作，而品牌效应和发展机遇正是构成发展潜力的核心所在。在实践中，通过对遗产地活态保护工作予以资源支持，客观上带动当地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的良性发展，为品牌效应发挥与发展机遇萌生提供了空间。经济上，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与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纵向融合加快，催生农事体验、研学营地、农产品销售等投资机遇;品牌认证推动遗产地农产品因增值及溢价效应而在市场竞争中更具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文化上，相关认证激发遗产地农户文化自觉性与自豪感并促使其自主参与地区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当中，与此同时，价值认同所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在维护社区稳定的同时也对提高农业生产系统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大有裨益[29 - 30]。对于回流的精英劳动力而言，可瞄准时下热点项目于遗产地投资创业;对于回流的普通劳动力而言，回流遗产地不仅可以实现就近就地就业，且可将闲置资产予以租赁获取财产性收入。毋庸置疑，资源支持、品牌效应、发展机遇构成了农业文化遗产地内生动力萌发的源动力，共同承担着遗产地保护性旅游开发与回流劳动力就业创业的物质资本保障功能。外出劳动力是否做出回流决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初期阶段遗产地内力积蓄的丰厚与否。遗产地必然要先做好内力积蓄，才能为后续阶段吸引劳动力回流提供物质基础与发展机遇。
在本文研究的浙江青田农业文化遗产地案例中，该地区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契合发展的政策支持与日渐显现的发展机遇，同时品牌效应下农户文化认同的加深使得遗产地内力积蓄充分，为后续阶段触发劳动力回流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深厚的文化积淀。自稻鱼共生系统成功申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证后，遗产地政府就针对部分华侨回国投资可能出现“水土不服”的困局，创新设立侨乡投资项目交易中心，变“被动客服”为“主动营销”[31]。村庄通过规划，积极发展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历经实践与历史检验的稻鱼共生生态循环种养系统、地域鲜明的侨乡文化及“青田鱼灯舞”“尝新饭”等地方特色习俗自然成为吸引游客慕名前来的亮点所在。“以前我们村的田鱼顶多每斤10块钱，现在一斤可以卖到60块！最好的田鱼干260块钱一斤还得订单等待。”村民WLZ在访谈中如是谈到。农业文化遗产品牌效应在提高农户经营收入的同时，也带动其文化认同的进一步加深。村民CW打趣道：“以往我们村太穷，媳妇都不愿意嫁到我们这边来。现在一说起‘田鱼村’，大家想起的就是方山。家乡知名度这么高，我们都很荣幸！”知名度提升与区域公用品牌的建立，使青田成为创业投资的香饽饽。应该看到，正是这一时期遗产地内生动力的萌发与积蓄，才为后续小部分华侨精英回流提供了契机与回流诱因。正如华侨YXA在访谈中形象地将遗产地比喻为金名片，其回流创业不过是擦亮金名片：“我们需要这个平台，没有这张金名片我们再擦也没什么东西好亮，这个是相辅相成的。”
（二）渐续薄发阶段：沉睡人力资本的盘活
劳动力回流与国家及区域宏观经济状况等外部情境显著相关。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国外营商与就业环境不容乐观，尤其是部分国家对华侨所从事产业有打压现象。在本研究案例中，极少数侨居国外、商业嗅觉敏锐、长期密切关注家乡发展动态的华侨精英在遗产地获准认证后几年，便开始着手考察遗产地旅游开发项目并准备回流投资议程。毋庸置疑，他们的行动不无道理。在国外经济形势欠佳的境况下，一方面，经过厚积蓄力阶段，由资源支持、品牌效应、发展机遇构筑的遗产地内生动力积蓄完毕，遗产地旅游开发增值及溢价效应逐步凸显。另一方面，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消费持续升温，而遗产地服务供给落后与民众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尚未得到解决，遗产地服务供给体系建设或将成为“朝阳产业”。此时，将投资目标放眼于此不失为良策。实际上，在初期遗产地内生动力萌发阶段，少部分华侨精英已经注意到家乡与往常的不同之处。但因各方面资源支持及发展机遇孕育均不成熟，故就此作罢。当遗产地以越来越崭新的姿态呈现时，也令少数华侨产生了回归侨乡投资项目的意愿。这也在与华侨JPY的交谈中得到了验证：“这里如果没有成为农业文化遗产地是肯定不会回来的，劳动力我们在其他地方也有，没必要回来。”
个体特质被视为回流劳动力内在认知与外在行动的内核。个体所具有的相异的资本積累与理想信念决定了其回流时间的先后顺序与回流后参与度的高低。与从未外出务工的遗产地农户及在外从事简单体力劳动工作的回流普通劳动力不同，这部分在遗产地保护性旅游开发工作尚未正式起步就选择返乡的精英回流劳动力多数资金积累已经完成，除了在外拥有相关产业外，更构建了独属自己的商业网络，人力资本颇为雄厚。在本案例中，先行回流遗产地投资创业的小部分华侨精英在长期的国际商贸经营中，早已锻炼出敏锐的商业嗅觉以及接触到先进的产业经营管理理念，其对于国内外商业发展方向及趋势有着自身独到的见解。多年在外创办实业的亲身经历，使得这部分华侨与青田其他国内外出劳动力相比，资本积累更为丰厚。从人脉资源网络来看，部分华侨成为国际供应商中的重要一员，其掌握的销售渠道跨越国界，是国内其他外出劳动力所无法比拟的。除资本积累较为雄厚这一“硬件”外，自我实现的需要、造福桑梓的信念同样也是驱动精英回流劳动力做出回流决策的关键要素。该群体一般外出年限较长，乡土情结浓厚，大多心系乡民，身上大有落叶归根、造福桑梓等美好愿景。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部分手握资产的精英劳动力回流到遗产地参与保护性旅游开发投资。一方面，这是造福桑梓，助推家乡发展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更是其实现自我价值的关键路径。正如华侨YXA所言：“在这里我可以实现多向发展，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总之，回流劳动力个体特质从不同层面影响并制约其回流决策行为。 整体而言，渐续薄发阶段遗产地内生动力逐渐发挥作用，在外部情境与个体特质的综合作用下，精英劳动力回流遗产地投资创业，为后阶段普通劳动力回流提供相关就业岗位及为另一部分资本相对雄厚但风险意识较强的外出精英劳动力提供创业典范。值得一提的是，因产业转移、资本大量投入及撤资难度等综合因素，先行回流遗产地的这部分精英劳动力在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中往往呈现强参与特征。
（三）联动示范阶段：以少数带动多数
精英回流劳动力返乡参与遗产地保护性旅游开发投资，在获取经济利益、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还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支持，着力缓解了遗产地人力与资金匮乏的困局。综合来看，精英回流劳动力于遗产地投资创业，一方面为遗产地相关产业发展带来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其在产品销售、产业运营等方面构建的社会网络还为与其有强连带关系的潜在回流投资者返乡投资创业提供人脉资源支持。另一方面，相关投资款项落户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领域，改变了原有单一的产业经济结构，有力助推当地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户生产经营收入。
在回流的精英劳动力联动示范下，遗产地产业融合进一步加快，基础就业岗位富余，农户生产经营收入预期形势向好。部分外出普通劳动力通过精英回流劳动力了解遗产地发展动向，在城市生活成本增多与务工收益低下等外部情境作用下，基于遗产地与流入地生产经营成本与收入预期的比较权衡后做出回流决策。在熟人社会强连带关系作用下，多数普通劳动力返乡后直接进入精英回流劳动力所运营的产业部门从事简单的旅游服务工作，极少数与精英回流劳动力弱连带，且资本积累相较同一批回流劳动力雄厚的普通劳动力并未选择进入精英回流劳动力所运营的产业部门。反之，其主要通过开办小型农家乐、民宿等个体经营以维持生计及分享遗产地保护性旅游发展红利。与渐续薄发阶段先行回流的精英劳动力不同，在个体特质上，回流的普通劳动力资本积累远没有回流的精英劳动力雄厚，其回流到遗产地主要是基于自身生计需要与外部务工收益低下的双重作用而做出的决策。用本研究案例中回流劳动力ZMQ的话来讲：“现在国内发展得也比较好了，国外这几年工作不好做了，收入都很低，国内其他地方也是。”一旦遗产地生产经营收入大幅低于外出务工收入，大多回流的普通劳动力依旧会选择外出。不可否认，该群体回流遗产地极大缓解了保护性旅游发展中服务人员供给不足的困境。但应该看到，该群体在遗产地保护性旅游开发中参与度较低，极少有参与到旅游项目投资中，再次外出无羁绊。因此，在遗产地活态保护中也表现出较强的弱参与特征，回流遗产地的时间上最晚，资金投入上最少，更多以“旁观者”的身份自居。
需要注意到，精英回流劳动力在为普通回流劳动力提供基础就业岗位的同时，也为少部分潜在回流的精英投资者提供了“榜样吸引”与“试错样板”。在渐续薄发阶段，外出精英劳动力回流时，一小部分潜在回流的精英投资者基于风险考虑，往往处于观望状态，并未快速回流参与到遗产地保护性旅游开发投资中。但，当先行的回流外出精英劳动力在遗产地获取到丰厚的经济回报与实现一定的自我价值及社会价值时，他们开始跃跃欲试。与回流的普通劳动力获取遗产地发展信息的渠道相同，那些潜在的回流精英投资者会通过产业运营已小有起色的精英回流劳动力了解遗产地时下发展动向，并依此判断投资与否。这在本研究案例中已回流遗产地的华侨WMX那里得到了验证：“很多在国外的朋友一直跟我打听家乡的动态，经常让我去帮忙看一下某个项目在这边的发展情况。”该群体回流后，其主要通过对回流精英劳动力进行经营效仿以此来减少投资创业过程中的试错成本，从而提高成功的可能性[32]。应该看到，该群体是联动示范阶段需要重点动员的回流对象。与先行返乡的精英劳动力相比，潜在的回流投资者在资本积累上并不亚于前者。一旦最大限度地免除其投资创业后顾之忧，促使其回流遗产地，亦能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提供雄厚的物质及人力资本支持。
五、启示与展望
本研究以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这一全球/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为例，探索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对劳动力回流的作用机理，相关研究视角及结论在既有研究中尚不多见。因此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证意义。透过浙江青田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案例，可以得到如下启示：（1）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吸引外出劳动力回流的过程是一个系统性变迁过程。遗产地应先构筑内生动力，而后引导外出精英劳动力先行回流，并给予相关政策扶持，最后通过精英回流劳动力的联动示范效应吸引其他外出劳动力回流。遗产地政府应根据农业文化遗产吸引外出劳动力回流的阶段特征及规律，合理评估遗产地当前所处的阶段，从而有重点地安排相应的资源支持、改变“一手抓”与“盲目无重点”的传统工作方式，建立厚积蓄力阶段扶持—渐续薄发阶段引导—联动示范阶段协同的过程联动机制。（2）资源支持、品牌效应、发展机遇作为触发遗产地外出劳动力回流行为的内生驱动源，在促进外出劳动力回流的过程中，政府的各项活态保护工作应尽可能围绕这几方面展开。一方面通过搭建相关的项目对接平台、提供技术、信息、资金、用地等方面的基础保障最大限度地吸引精英勞动力回流，同时加大遗产地宣传力度，扩大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影响范围，提升品牌影响力。另一方面引导返乡投资创业的精英回流劳动力深入各行业，推动遗产地产业融合，为普通回流劳动力提供更多非农就业岗位。此外，积极鼓励回流劳动力将闲置资产予以租赁或流转，增加财产性收入。（3）精英回流劳动力是遗产地劳动力回流工作的先锋典范。该群体回流遗产地不仅为其他外出劳动力提供基本的遗产地发展动态信息来源渠道，更为其日后回流遗产地提供基础就业岗位与投资创业“试错样板”。遗产地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保障精英回流劳动力的基本权益，更好地发挥其联动示范作用，引导其反过来作用于遗产地内生动力培育，在更大范围内吸引新一轮外出劳动力回流与外来工商资本落地。
诚然，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因本研究为个案分析，且所选地区为东部沿海地区，受限于不同区域农业文化遗产地受地理环境及周边经济发展情况等变量的影响而可能存在样本选择的问题，研究结论是否具有可推广性仍有待考证。其次，遗产地所处发展阶段具体可视化指标的确定有助于遗产地政府根据所处阶段特征设计相关机制以引导外出劳动力回流，于此本研究并未进行深入探讨。遗产地所处发展阶段的划分如何进行，未来仍有待继续跟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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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曾祥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