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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晓华和李军正在找健身俱乐部教练的工作，这是目前唯一对口的行业。一个人投简历，有面试通知就结伴而去。看到熟悉的杠铃，两人不约而同跑去玩了一会，难得的开心让他们暂时忘记了之前不愉快的面试。已经很久没有摸到杠铃了，前10年整日与铁为伴的生活充满了疲累、伤痛甚至厌弃，但这一刻却是发自内心的怀念。现在，他们已经离开了湖北省举重队。他们都21岁。
从2000年之后，每一届奥运会比赛后，退役运动员安置和就业问题都会被重提。沦为搓澡工的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为生计变卖奖牌的全国长跑冠军艾冬梅、死于贫困和疾病的“亚洲第一力士”才力，以及去年曾在街头卖艺乞讨的体操运动员张尚武，这一串名单每逢奥运就被翻出，骇然、凄惨的故事成为民间社会用来否定和抗议金牌至上主义的极端例证，不过，同情和关心随着奥运会的落幕也就结束了。而更多退役运动员只是田晓华和李军这样的普通人，他们有成绩，但不够好，有出路，但是不平顺。
命运的转折
早在两年前，田晓华就已经离队了，只是按照程序，他还不算正式退役，要等到奥运会或全运会之后与更多人一起批量退役。记者采访时，田晓华和李军都不肯透露真实姓名，他们担心“说了不该说的话”，给湖北队抹黑，更重要的是，退役手续办下来之前，还能领到每月不足1000元的工资，这是现在唯一的收入来源，不能轻易失去。
本届奥运会开幕之前，媒体就曾统计，目前我国注册的专业运动员约5万人。每年至少大约有3000名以上的运动员退役，其中40%左右退役即待业，得到“妥善安置”的只有区区千人左右，其他的都只能进行所谓“一次性补偿”。田晓华说，这笔补偿也要等到手续办下来之后才能拿到，到手也不过两三万元。随着退役日期的临近，找工作的紧迫感越来越强烈。
在一家健身俱乐部面试的时候，教练主管问他，如何为腰部受伤的顾客制定健身方案。田晓华回答道，按照我们专业队的方法，就是狂练腰部肌肉，这样慢慢才能恢复。答案却遭到了对方的白眼：“我们针对的是普通老百姓，并不是专业运动员，你这样只会招来投诉。”
田晓华面试的尴尬多少反映出举重本身的处境，在专业领域，这项运动被称为针尖上的艺术，但是在大多数普通人的眼中，它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和审美价值，市场认可度也就格外低。正因如此，举重、柔道、摔跤等重竞技项目也一直是退役运动员就业弱势中的弱势。然而，当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冷门的举重项目被放置在中国的金牌政绩工程之下，却出奇地成为竞技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各个级别的体育局来说，这样的重竞技项目“性价比”最高，只需要几名教练和选手就可以争金夺银，而以三大球为代表的集体项目，即便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其所需要的投入也远远超过个人项目。多年来，湖南、湖北、辽宁、山东、广东等省对举重的狠抓最终创造了北京奥运会上的历史性纪录：狂揽八金一银。
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虽然没有群众基础，但却有坚实的“人口”基础：绝大部分举重运动员都来自广袤的农村地区。田晓华就是其中之一。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县体校的教练来村里选举重苗子，他被体育老师推荐了过去，简单测试关节、基础力量和爆发力之后，田晓华即被通知到县体校集训，去之前，他一直以为是去打乒乓球。不过，小小的失落很快就被能够转到县城读书的欣喜掩盖，举重从此成为他生活的重心。县体校训练期间虽然也要打各种比赛，他还有学可上。读到初二的时候，被湖北省举重队选为集训运动员，成为专业队的后备，与此同时也便辍学了。“如果能到省队集训，那都是你们祖上积德。”田晓华说，县里的教练总是用这样的话鼓励他们。
“其实我当时学习成绩挺好的，谁知道这样的选择竟然毁了一辈子。”田晓华发狠说道。当初对大城市的憧憬和看似近在咫尺的冠军梦如今都显得幼稚可笑。“爸爸最懊悔的事情就是让我练体育。”田晓华说。集训两年后，他与省队正式签约，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有一次要从老家回武汉，爸爸坚决不让他走，父子俩大吵一架，爸爸当时就哭了。“我那时候拼了命都想练。”田晓华说，当着很多人的面，他甚至赌咒宣誓：“练不出来决不踏回县城一步。”
残酷的淘汰
3年之后，田晓华还是踏上了回乡路。他已经练不下去了。
“离队前的一段时间，我跟教练一周都说不上一句话。”田晓华说，这样耗下去，迟早也会被赶走，还不如自己主动一点，“我们教练常说，练不好就回家种田。”
在专业队的几年中，田晓华的成绩并不突出，他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没有跟到一个好教练。“成绩好的话就对你好，不好的话就很差。其实运动员都有阶段性，状态好的时候，教练就特别好，受伤了就只能靠边站。但是有的教练就不一样，像奥运冠军吕小军，他以前在湖北的时候成绩也不怎么好，去了天津遇到一个好教练才能出成绩。包括林清峰、张国政这些人都曾经有低谷，是后来的教练又把他们捡了起来。”列数这些榜样的成名史，田晓华显得很激动，“现在没有成绩，不代表一直没有，张国政也是很晚才得的冠军。为什么那些人得了金牌之后跟教练紧紧拥抱在一起，是真的有感情。”
李军和田晓华是同一个教练，今年年初才刚刚离队，他曾经拿过全国青年锦标赛的冠军。11岁加入专业队的时候，他是队里年龄最小的运动员。“别人都是在下面的体校打基础，我是直接在专业队打基础，就是因为起点太高了，反而对后面的训练很不利。如果在体校的话，可以一边上课一边训练，运动量并不大。但是在专业队，教练挺着急的，有点拔苗助长，等于刚一开始就接受大强度训练。”李军说，受伤和教练的“功利”是促使他离开的原因。直到前几天，教练还给李军的父亲打电话叫他回去，承诺好好培养绝对可以练出来。不过，这对李军来说，已经没有什么诱惑力了。“他总是说一套做一套。”
被教练淘汰已经是举重界的通行规则，在这样的现状之下，用最短的时间推出冠军自然是最优选择。“我们队的集训和正式运动员都有成绩指标，只给一到两年的时间。说得好听就是劝退，不好听就是哪来的回哪去。通常很多人还不到时间就自己放弃了。”江苏省举重队的退役运动员陈正虎说。 各个省队的残酷淘汰机制，为上一层的选拔储备了大量的精英。举重的国内竞争也因此远比在国际比赛和奥运会上更加激烈，以至于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的前3名都能拿到奥运冠军”。金牌既然已经锁定，竞赛似乎就成了中国人的内部事务。这才有了本届奥运会上因为周俊抓举3次失败而引出的湖南、湖北之争。而那些被无情淘汰的运动员，只能是以“炮灰”的身份悄然隐退。国家举摔柔中心主任马文广就曾表示：“现在中国体育看重的是奥运会冠军和全运会冠军，特别是重竞技这种专业性特别强的项目，如果没有这两种金牌，退役以后的日子肯定难过。”
告别体育
2010年，田晓华回到农村老家的时候，感到非常不适应。早上6时他就睡不着了，一睁眼就想着出操。更让他难堪的是，村里的人见到他总会问一句：“你怎么回来了？”他搪塞道：“受伤了，来养一段时间。”重重的跌落感是退役运动员的共同感受。李军说，成绩好的时候每次回家县长都会亲自接待，市里和县里的电视台、报纸也都会报道他们。“被别人吹得蛮高，现在突然掉下来了。”
田晓华在家里一待两年，这期间他也找过工作，但是工资少得可怜。他决定再回武汉，那里毕竟是他更为熟悉的城市。离队之前，他也听闻退役运动员就业的艰难，自费去武汉体育学院读了函授，连初中毕业证都没有的他花50元钱买了一张“高中毕业证”蒙混过关。读到一半，他就放弃了。“我后来才知道，函授根本没有任何用处。”
近几年，退役运动员安置已经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问题。早在2003年，就由邓亚萍牵头，向全国政协提交了相关提案，14位体育界政协委员联名建议，把退役运动员作为特殊群体，纳入社会保障。此后，前速滑世界冠军叶乔波、中国跳水队领队周继红等人都曾在“两会”期间为退役运动员发声。而从政府层面来说，各地方更多承担起了安置功能，广东、江苏、浙江等省，均采取“买断”政策，而经济条件较差的省份则只能通过“关系”、“人情”、“见缝插针”的办法解决。不同省份的退役费也有天壤之别，2007年进队的田晓华和李军只能拿到两三万，而2006年进入江苏省举重队的陈正虎就能拿到20多万。
相比之下，集训运动员作为后备中的后备，更是处在边缘地带。2007年，刘阳从齐齐哈尔市体校进入黑龙江举重队集训，一年半下来，他的成绩并没有明显突破，远远不够打全国比赛的资格，于是被退回了市体校。2010年体校毕业后，他的体育生涯正式划上句号。由于不是省队的正式运动员，他完全没有任何退役津贴。“集训运动员难道不是运动员吗？”提起这个，刘阳就感到委屈。集训期间，不但没有工资，伙食费还要自己出。
而这种层层筛选、快速淘汰的机制已经开始自伤根基。从体校毕业后，刘阳曾经想在县里办一个举重培训班，器材都拉回家了，但是场地和人都成了问题，他找了县体育局帮忙，对方也无能为力，面积大点的平房都找不到，忙活了好几个月，只招到3个学生。辽宁海城市举重队的一名教练说，他现在头疼的也是这个问题，到下面去招人，一听是举重，小学生都不愿意练，有的即使愿意，回去跟家长一说，都被阻止了。退役运动员愁云惨雾的生活已然成为后来者的前车之鉴。
“女子举重当年刚搞起来，随便省里一个队世界冠军遍地都是，1992年我在长春举办的全国女子锦标赛当裁判，当时100多人次都能超世界纪录。那时候银行都有举重代表队，还参加过国际比赛，取得成绩的队员退役后就直接安排在银行了。”曾经在全国空军和沈阳军区空军参加过举重集训的宋光洁说，90年代的那一批运动员选择比较多，由于举重初兴，各地对裁判、教练的需求量都非常大，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体育机构大规模膨胀。
而现在，市场已经成为调节人力资源的主体，作为一种行业的体育必然处境尴尬：当它以金牌彰显国家实力、以明星冠军为社会塑造偶像时，体育的超脱性建构了一个令人向往、简洁高尚的均衡世界—人人机遇平等，裁判严格公正，尊重对手，行为纯正；而当它要以世俗性姿态与社会融合时，个人命运却被无情扬弃，成为社会层级中的末等。采访中，这些退役运动员常常感到迷惑，他们觉得自己曾经是事业单位编制，退役后自然应该被合理安排，直至退休；另一方面，他们对现实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们为自己不高的文化素养感到自卑，对走上这条路充满悔意甚至痛恨，却又本能地维护曾经效力的集体，那是他们从小就被灌输了千百遍的荣誉感所系。而这样的矛盾又何尝不是中国体育的双面性？
从2000年之后，每一届奥运会比赛后，退役运动员安置和就业问题都会被重提。沦为搓澡工的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为生计变卖奖牌的全国长跑冠军艾冬梅、死于贫困和疾病的“亚洲第一力士”才力，以及去年曾在街头卖艺乞讨的体操运动员张尚武，这一串名单每逢奥运就被翻出，骇然、凄惨的故事成为民间社会用来否定和抗议金牌至上主义的极端例证，不过，同情和关心随着奥运会的落幕也就结束了。而更多退役运动员只是田晓华和李军这样的普通人，他们有成绩，但不够好，有出路，但是不平顺。
命运的转折
早在两年前，田晓华就已经离队了，只是按照程序，他还不算正式退役，要等到奥运会或全运会之后与更多人一起批量退役。记者采访时，田晓华和李军都不肯透露真实姓名，他们担心“说了不该说的话”，给湖北队抹黑，更重要的是，退役手续办下来之前，还能领到每月不足1000元的工资，这是现在唯一的收入来源，不能轻易失去。
本届奥运会开幕之前，媒体就曾统计，目前我国注册的专业运动员约5万人。每年至少大约有3000名以上的运动员退役，其中40%左右退役即待业，得到“妥善安置”的只有区区千人左右，其他的都只能进行所谓“一次性补偿”。田晓华说，这笔补偿也要等到手续办下来之后才能拿到，到手也不过两三万元。随着退役日期的临近，找工作的紧迫感越来越强烈。
在一家健身俱乐部面试的时候，教练主管问他，如何为腰部受伤的顾客制定健身方案。田晓华回答道，按照我们专业队的方法，就是狂练腰部肌肉，这样慢慢才能恢复。答案却遭到了对方的白眼：“我们针对的是普通老百姓，并不是专业运动员，你这样只会招来投诉。”
田晓华面试的尴尬多少反映出举重本身的处境，在专业领域，这项运动被称为针尖上的艺术，但是在大多数普通人的眼中，它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和审美价值，市场认可度也就格外低。正因如此，举重、柔道、摔跤等重竞技项目也一直是退役运动员就业弱势中的弱势。然而，当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冷门的举重项目被放置在中国的金牌政绩工程之下，却出奇地成为竞技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各个级别的体育局来说，这样的重竞技项目“性价比”最高，只需要几名教练和选手就可以争金夺银，而以三大球为代表的集体项目，即便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其所需要的投入也远远超过个人项目。多年来，湖南、湖北、辽宁、山东、广东等省对举重的狠抓最终创造了北京奥运会上的历史性纪录：狂揽八金一银。
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虽然没有群众基础，但却有坚实的“人口”基础：绝大部分举重运动员都来自广袤的农村地区。田晓华就是其中之一。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县体校的教练来村里选举重苗子，他被体育老师推荐了过去，简单测试关节、基础力量和爆发力之后，田晓华即被通知到县体校集训，去之前，他一直以为是去打乒乓球。不过，小小的失落很快就被能够转到县城读书的欣喜掩盖，举重从此成为他生活的重心。县体校训练期间虽然也要打各种比赛，他还有学可上。读到初二的时候，被湖北省举重队选为集训运动员，成为专业队的后备，与此同时也便辍学了。“如果能到省队集训，那都是你们祖上积德。”田晓华说，县里的教练总是用这样的话鼓励他们。
“其实我当时学习成绩挺好的，谁知道这样的选择竟然毁了一辈子。”田晓华发狠说道。当初对大城市的憧憬和看似近在咫尺的冠军梦如今都显得幼稚可笑。“爸爸最懊悔的事情就是让我练体育。”田晓华说。集训两年后，他与省队正式签约，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有一次要从老家回武汉，爸爸坚决不让他走，父子俩大吵一架，爸爸当时就哭了。“我那时候拼了命都想练。”田晓华说，当着很多人的面，他甚至赌咒宣誓：“练不出来决不踏回县城一步。”
残酷的淘汰
3年之后，田晓华还是踏上了回乡路。他已经练不下去了。
“离队前的一段时间，我跟教练一周都说不上一句话。”田晓华说，这样耗下去，迟早也会被赶走，还不如自己主动一点，“我们教练常说，练不好就回家种田。”
在专业队的几年中，田晓华的成绩并不突出，他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没有跟到一个好教练。“成绩好的话就对你好，不好的话就很差。其实运动员都有阶段性，状态好的时候，教练就特别好，受伤了就只能靠边站。但是有的教练就不一样，像奥运冠军吕小军，他以前在湖北的时候成绩也不怎么好，去了天津遇到一个好教练才能出成绩。包括林清峰、张国政这些人都曾经有低谷，是后来的教练又把他们捡了起来。”列数这些榜样的成名史，田晓华显得很激动，“现在没有成绩，不代表一直没有，张国政也是很晚才得的冠军。为什么那些人得了金牌之后跟教练紧紧拥抱在一起，是真的有感情。”
李军和田晓华是同一个教练，今年年初才刚刚离队，他曾经拿过全国青年锦标赛的冠军。11岁加入专业队的时候，他是队里年龄最小的运动员。“别人都是在下面的体校打基础，我是直接在专业队打基础，就是因为起点太高了，反而对后面的训练很不利。如果在体校的话，可以一边上课一边训练，运动量并不大。但是在专业队，教练挺着急的，有点拔苗助长，等于刚一开始就接受大强度训练。”李军说，受伤和教练的“功利”是促使他离开的原因。直到前几天，教练还给李军的父亲打电话叫他回去，承诺好好培养绝对可以练出来。不过，这对李军来说，已经没有什么诱惑力了。“他总是说一套做一套。”
被教练淘汰已经是举重界的通行规则，在这样的现状之下，用最短的时间推出冠军自然是最优选择。“我们队的集训和正式运动员都有成绩指标，只给一到两年的时间。说得好听就是劝退，不好听就是哪来的回哪去。通常很多人还不到时间就自己放弃了。”江苏省举重队的退役运动员陈正虎说。 各个省队的残酷淘汰机制，为上一层的选拔储备了大量的精英。举重的国内竞争也因此远比在国际比赛和奥运会上更加激烈，以至于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的前3名都能拿到奥运冠军”。金牌既然已经锁定，竞赛似乎就成了中国人的内部事务。这才有了本届奥运会上因为周俊抓举3次失败而引出的湖南、湖北之争。而那些被无情淘汰的运动员，只能是以“炮灰”的身份悄然隐退。国家举摔柔中心主任马文广就曾表示：“现在中国体育看重的是奥运会冠军和全运会冠军，特别是重竞技这种专业性特别强的项目，如果没有这两种金牌，退役以后的日子肯定难过。”
告别体育
2010年，田晓华回到农村老家的时候，感到非常不适应。早上6时他就睡不着了，一睁眼就想着出操。更让他难堪的是，村里的人见到他总会问一句：“你怎么回来了？”他搪塞道：“受伤了，来养一段时间。”重重的跌落感是退役运动员的共同感受。李军说，成绩好的时候每次回家县长都会亲自接待，市里和县里的电视台、报纸也都会报道他们。“被别人吹得蛮高，现在突然掉下来了。”
田晓华在家里一待两年，这期间他也找过工作，但是工资少得可怜。他决定再回武汉，那里毕竟是他更为熟悉的城市。离队之前，他也听闻退役运动员就业的艰难，自费去武汉体育学院读了函授，连初中毕业证都没有的他花50元钱买了一张“高中毕业证”蒙混过关。读到一半，他就放弃了。“我后来才知道，函授根本没有任何用处。”
近几年，退役运动员安置已经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问题。早在2003年，就由邓亚萍牵头，向全国政协提交了相关提案，14位体育界政协委员联名建议，把退役运动员作为特殊群体，纳入社会保障。此后，前速滑世界冠军叶乔波、中国跳水队领队周继红等人都曾在“两会”期间为退役运动员发声。而从政府层面来说，各地方更多承担起了安置功能，广东、江苏、浙江等省，均采取“买断”政策，而经济条件较差的省份则只能通过“关系”、“人情”、“见缝插针”的办法解决。不同省份的退役费也有天壤之别，2007年进队的田晓华和李军只能拿到两三万，而2006年进入江苏省举重队的陈正虎就能拿到20多万。
相比之下，集训运动员作为后备中的后备，更是处在边缘地带。2007年，刘阳从齐齐哈尔市体校进入黑龙江举重队集训，一年半下来，他的成绩并没有明显突破，远远不够打全国比赛的资格，于是被退回了市体校。2010年体校毕业后，他的体育生涯正式划上句号。由于不是省队的正式运动员，他完全没有任何退役津贴。“集训运动员难道不是运动员吗？”提起这个，刘阳就感到委屈。集训期间，不但没有工资，伙食费还要自己出。
而这种层层筛选、快速淘汰的机制已经开始自伤根基。从体校毕业后，刘阳曾经想在县里办一个举重培训班，器材都拉回家了，但是场地和人都成了问题，他找了县体育局帮忙，对方也无能为力，面积大点的平房都找不到，忙活了好几个月，只招到3个学生。辽宁海城市举重队的一名教练说，他现在头疼的也是这个问题，到下面去招人，一听是举重，小学生都不愿意练，有的即使愿意，回去跟家长一说，都被阻止了。退役运动员愁云惨雾的生活已然成为后来者的前车之鉴。
“女子举重当年刚搞起来，随便省里一个队世界冠军遍地都是，1992年我在长春举办的全国女子锦标赛当裁判，当时100多人次都能超世界纪录。那时候银行都有举重代表队，还参加过国际比赛，取得成绩的队员退役后就直接安排在银行了。”曾经在全国空军和沈阳军区空军参加过举重集训的宋光洁说，90年代的那一批运动员选择比较多，由于举重初兴，各地对裁判、教练的需求量都非常大，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体育机构大规模膨胀。
而现在，市场已经成为调节人力资源的主体，作为一种行业的体育必然处境尴尬：当它以金牌彰显国家实力、以明星冠军为社会塑造偶像时，体育的超脱性建构了一个令人向往、简洁高尚的均衡世界—人人机遇平等，裁判严格公正，尊重对手，行为纯正；而当它要以世俗性姿态与社会融合时，个人命运却被无情扬弃，成为社会层级中的末等。采访中，这些退役运动员常常感到迷惑，他们觉得自己曾经是事业单位编制，退役后自然应该被合理安排，直至退休；另一方面，他们对现实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们为自己不高的文化素养感到自卑，对走上这条路充满悔意甚至痛恨，却又本能地维护曾经效力的集体，那是他们从小就被灌输了千百遍的荣誉感所系。而这样的矛盾又何尝不是中国体育的双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