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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全民族抗战的兴起提供了主观与客观的条件：为中国革命的重新兴起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成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远离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客观上为国共谈判提供了可能性；是张、杨与蒋介石的矛盾最尖锐的地区；比邻华北，成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关键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出发点；条件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独特而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是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是八路军三大主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然而，关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落脚点”上，而对其为什么能成为中国革命新的“出发点”的研究却很不充分。本文试图就这一课题做初步的探索。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全民族抗战的兴起提供了主观与客观的条件，因此成为中国革命新的出发点。
一、为中国革命的重新兴起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20世纪30年代初，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经过多年的艰苦斗争和浴血奋战，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在南方革命根据地相继丧失的情况下，陕甘边“硕果仅存”，自然就成了党中央和红军的落脚地，使得长征的各路红军能够在西北地区安营扎寨，养精蓄锐，恢复元气。不仅如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还为中国革命的重新兴起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有比较辽阔的地域，包括今甘肃的华池、合水、庆阳、正宁、宁县与陕西的旬邑、彬县、淳化、耀县、三原、铜川、宜君、黄陵、富县、甘泉、志丹、安塞、定边等18县（全部或部分）在内的区域；
2、有经过艰苦斗争锻炼的坚强的党组织；
3、汇集了比较强大的红军队伍；
4、广大人民经受了长期斗争的锻炼；
5、沟壑纵横，有良好的游击战争的战场，有广阔的回旋余地。
这些基础对中国革命十分重要。如果没有陕甘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的重新兴起与发展就无从谈起。对此，党中央和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抗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指出：“陕、甘是我们的唯一可靠后方。”①在1944年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毛泽东指出：“中共中央有边区这个稳固的落脚点，对抗战对中国革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②对陕甘边根据地的重要地位，习仲勋也有过明确的论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区“在全国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以后发展成为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③
二、陕甘边根据地成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央红军与陕甘红军会师后，重建红一方面军。1936年5月红一方面军组成的西方野战军，由司令员彭德怀指挥西征宁夏，其目标是扩大根据地。红军在环县一战击溃宁夏马家军第35师，而后南下陇东，解放了曲子、环县、定边、豫旺、同心、盐池等许多城镇和镇原北部。至此，宁夏东部纵横200余公里的地区也并入原来的陕甘根据地，就此出现了史册上一个响亮的名称──“陕甘宁边区”。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根据国共两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并成立了边区政府。1937年10月12日，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将陕西省之延安（肤施）、安塞、保安（志丹）、安定（子长）、延长、延川、旬邑、淳化、定边、靖边、甘泉、富县、米脂、绥德、佳县、清涧、吴堡，甘肃省之庆阳、合水、环县、镇原、宁县、正宁等23县，以及宁夏省之花马池（盐池县）及神（木）府（谷）区、关中区部分地区，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直接管辖，并为八路军的募补区。
应该指出的是：原陕甘边根据地成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陕甘边拥有18个县，足足占了陕甘宁边区23个县的大部，安塞、志丹、旬邑、淳化、定边、甘泉、富县等均为原来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区域。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陕北成为革命的中心根据地。以后，由陕甘边等革命根据地发展而来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以及由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而来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抗日战争时期，更成为敌后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饮水思源，陕甘边根据地功不可没。没有陕甘边根据地也就没有陕甘宁边区，就没有革命的大本营。
三、远离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为国共谈判提供了客观条件
土地革命战争的前期，中共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南方，特别是集中在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等省。这些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核心的周围，直接威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损害蒋介石集团的经济利益。因此，蒋介石投入大量的兵力，一次一次地反复“围剿”，务必斩尽杀绝。
1934至1935年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最终在陕甘边根据地落脚，这样远离了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减轻了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直接威胁。与此同时，日本以咄咄逼人的骄横气焰，利用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加紧对华北的争夺，不断地吞噬中国的领土。日本的侵略完全超出了南京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直接威胁到它的生存。
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国共两党都开始调整政策。蒋介石派驻苏大使邓文仪在莫斯科找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希望国共两党进行谈判；同时也在国内寻找与中共联系的线索。
中共中央也在进行政策的调整，1936年5月初，已渡过黄河开进山西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全部回师河西，并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协定》，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郑重表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1925至19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的正确道路。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9月1日，中共中央在内部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正在通知他们，共产党中央准备立刻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 这样，国共两党开始了高层接触，虽然最终没有取得成效，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了铺垫。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南方革命根据地全部丧失，这是中国革命的巨大损失；然而，如果没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将仍然留在南方，继续威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那么，国共两党代表不可能坐下来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就无从谈起。
老子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所言极是。
四、中央红军落脚陕甘边根据地激化了张、杨与蒋介石的矛盾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论述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其中写道：“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①
军阀割据与军阀混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一大特点，也是制定革命的战略战术的主要依据。
在陕甘地区，也盘踞大大小小的军阀，其中势力最强的就是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地方实力派与“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他们在对共产党、对日本的态度上也同蒋介石有着明显的分歧。随着中央红军落脚在陕甘边根据地，张杨两将军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陕北成了军阀内部矛盾最集中、最激化的地区。这是一组必须重视和可以利用的矛盾。毛泽东指出：“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都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②
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更加抓紧了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发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重申中共的抗日主张，表示愿意同东北军首先联合抗日，并欢迎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到陕甘根据地来，协商共同抗日的具体办法。
中共中央先后派李克农、周恩来与张学良谈判，最终达成联合抗日的协议。
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是一支具有革命传统的队伍。他们在孙中山领导下，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讨袁战争、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在民主革命中具有光荣的历史。杨虎城本人与共产党也有着亲密的关系。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他不得不参与一些剿共战争，但一贯对中共抱同情态度。因此，当红军达到陕北后，派人向他转达联合抗日的主张时，他便痛快地同意了。于是，从1936年下半年起，西北这三方面密切合作的局面就逐渐形成，时称“三位一体”。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亲自坐镇西安，布置剿共军事。他对张杨等人的苦谏丝毫不睬，反而威胁他们：要么上剿共第一线，要么两军调出西北。
为了避免内战，团结抗日，张杨两将军毅然发动西安事变。
西北“三位一体”的形成，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全民族抗战的兴起，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这一切都与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甘边根据地有着直接的联系。
五、比邻华北，成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北上抗日，是中国共产党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侵略、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提出的正确主张。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绝大部分在南方，要具体实施北上抗日战略确实非常困难，在当时，抗日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政治口号。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际，正值华北事变的发生，抗日救亡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而陕甘革命根据地距抗日前线较近，中共中央在这里落脚，有利于抗日宣传，有利于抗战动员，有利于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利于就近开展对西北国民党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总之，中共在陕甘地区建立大本营，在政治上明显处于有利的地位。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八路军出兵抗日的重要基地，红军主力在这里改编为八路军，并渡过黄河开赴抗日前线，成为名副其实的“出发点”。对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到：正当抗日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时候，三支主力红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北会师，这个胜利的重大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③
（本文作者系江汉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关键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出发点；条件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独特而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是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是八路军三大主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然而，关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落脚点”上，而对其为什么能成为中国革命新的“出发点”的研究却很不充分。本文试图就这一课题做初步的探索。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全民族抗战的兴起提供了主观与客观的条件，因此成为中国革命新的出发点。
一、为中国革命的重新兴起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20世纪30年代初，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经过多年的艰苦斗争和浴血奋战，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在南方革命根据地相继丧失的情况下，陕甘边“硕果仅存”，自然就成了党中央和红军的落脚地，使得长征的各路红军能够在西北地区安营扎寨，养精蓄锐，恢复元气。不仅如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还为中国革命的重新兴起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有比较辽阔的地域，包括今甘肃的华池、合水、庆阳、正宁、宁县与陕西的旬邑、彬县、淳化、耀县、三原、铜川、宜君、黄陵、富县、甘泉、志丹、安塞、定边等18县（全部或部分）在内的区域；
2、有经过艰苦斗争锻炼的坚强的党组织；
3、汇集了比较强大的红军队伍；
4、广大人民经受了长期斗争的锻炼；
5、沟壑纵横，有良好的游击战争的战场，有广阔的回旋余地。
这些基础对中国革命十分重要。如果没有陕甘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的重新兴起与发展就无从谈起。对此，党中央和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抗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指出：“陕、甘是我们的唯一可靠后方。”①在1944年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毛泽东指出：“中共中央有边区这个稳固的落脚点，对抗战对中国革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②对陕甘边根据地的重要地位，习仲勋也有过明确的论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区“在全国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以后发展成为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③
二、陕甘边根据地成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央红军与陕甘红军会师后，重建红一方面军。1936年5月红一方面军组成的西方野战军，由司令员彭德怀指挥西征宁夏，其目标是扩大根据地。红军在环县一战击溃宁夏马家军第35师，而后南下陇东，解放了曲子、环县、定边、豫旺、同心、盐池等许多城镇和镇原北部。至此，宁夏东部纵横200余公里的地区也并入原来的陕甘根据地，就此出现了史册上一个响亮的名称──“陕甘宁边区”。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根据国共两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并成立了边区政府。1937年10月12日，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将陕西省之延安（肤施）、安塞、保安（志丹）、安定（子长）、延长、延川、旬邑、淳化、定边、靖边、甘泉、富县、米脂、绥德、佳县、清涧、吴堡，甘肃省之庆阳、合水、环县、镇原、宁县、正宁等23县，以及宁夏省之花马池（盐池县）及神（木）府（谷）区、关中区部分地区，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直接管辖，并为八路军的募补区。
应该指出的是：原陕甘边根据地成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陕甘边拥有18个县，足足占了陕甘宁边区23个县的大部，安塞、志丹、旬邑、淳化、定边、甘泉、富县等均为原来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区域。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陕北成为革命的中心根据地。以后，由陕甘边等革命根据地发展而来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以及由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而来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抗日战争时期，更成为敌后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饮水思源，陕甘边根据地功不可没。没有陕甘边根据地也就没有陕甘宁边区，就没有革命的大本营。
三、远离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为国共谈判提供了客观条件
土地革命战争的前期，中共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南方，特别是集中在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等省。这些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核心的周围，直接威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损害蒋介石集团的经济利益。因此，蒋介石投入大量的兵力，一次一次地反复“围剿”，务必斩尽杀绝。
1934至1935年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最终在陕甘边根据地落脚，这样远离了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减轻了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直接威胁。与此同时，日本以咄咄逼人的骄横气焰，利用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加紧对华北的争夺，不断地吞噬中国的领土。日本的侵略完全超出了南京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直接威胁到它的生存。
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国共两党都开始调整政策。蒋介石派驻苏大使邓文仪在莫斯科找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希望国共两党进行谈判；同时也在国内寻找与中共联系的线索。
中共中央也在进行政策的调整，1936年5月初，已渡过黄河开进山西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全部回师河西，并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协定》，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郑重表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1925至19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的正确道路。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9月1日，中共中央在内部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正在通知他们，共产党中央准备立刻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 这样，国共两党开始了高层接触，虽然最终没有取得成效，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了铺垫。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南方革命根据地全部丧失，这是中国革命的巨大损失；然而，如果没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将仍然留在南方，继续威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那么，国共两党代表不可能坐下来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就无从谈起。
老子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所言极是。
四、中央红军落脚陕甘边根据地激化了张、杨与蒋介石的矛盾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论述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其中写道：“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①
军阀割据与军阀混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一大特点，也是制定革命的战略战术的主要依据。
在陕甘地区，也盘踞大大小小的军阀，其中势力最强的就是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地方实力派与“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他们在对共产党、对日本的态度上也同蒋介石有着明显的分歧。随着中央红军落脚在陕甘边根据地，张杨两将军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陕北成了军阀内部矛盾最集中、最激化的地区。这是一组必须重视和可以利用的矛盾。毛泽东指出：“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都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②
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更加抓紧了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发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重申中共的抗日主张，表示愿意同东北军首先联合抗日，并欢迎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到陕甘根据地来，协商共同抗日的具体办法。
中共中央先后派李克农、周恩来与张学良谈判，最终达成联合抗日的协议。
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是一支具有革命传统的队伍。他们在孙中山领导下，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讨袁战争、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在民主革命中具有光荣的历史。杨虎城本人与共产党也有着亲密的关系。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他不得不参与一些剿共战争，但一贯对中共抱同情态度。因此，当红军达到陕北后，派人向他转达联合抗日的主张时，他便痛快地同意了。于是，从1936年下半年起，西北这三方面密切合作的局面就逐渐形成，时称“三位一体”。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亲自坐镇西安，布置剿共军事。他对张杨等人的苦谏丝毫不睬，反而威胁他们：要么上剿共第一线，要么两军调出西北。
为了避免内战，团结抗日，张杨两将军毅然发动西安事变。
西北“三位一体”的形成，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全民族抗战的兴起，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这一切都与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甘边根据地有着直接的联系。
五、比邻华北，成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北上抗日，是中国共产党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侵略、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提出的正确主张。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绝大部分在南方，要具体实施北上抗日战略确实非常困难，在当时，抗日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政治口号。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际，正值华北事变的发生，抗日救亡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而陕甘革命根据地距抗日前线较近，中共中央在这里落脚，有利于抗日宣传，有利于抗战动员，有利于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利于就近开展对西北国民党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总之，中共在陕甘地区建立大本营，在政治上明显处于有利的地位。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八路军出兵抗日的重要基地，红军主力在这里改编为八路军，并渡过黄河开赴抗日前线，成为名副其实的“出发点”。对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到：正当抗日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时候，三支主力红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北会师，这个胜利的重大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③
（本文作者系江汉大学政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