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珍贵档案 南京大屠杀再添铁证》，文中说：“在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70周年之际，国家档案局宣布：我国学者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有关中国抗战档案时，在美国外交关系档案中发现了两件珍贵档案：一件是1937年12月14日，美国驻德国大使陶德致罗斯福总统的密电。密电中披露，日本驻德国大使东乡茂德承认，在南京沦陷之前，日军已杀死了50万中国平民。另一件是1938年1月25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高斯就日军在中国上海、杭州、苏州等地的暴行给国务院的专题报告。”文章详细刊登了这两封电报的全部中译文。
　　 发现这两封电报的我国学者，是国家档案局研究馆员、经科司副司长王岚。
　　 2007年12月12日，新华社发了题为《美国外交档案显示：存在更严重的侵华日军“泛南京大屠杀”》的通稿。在这前后，北京日报、法制晚报、中国日报等多家媒体也纷纷采访王岚，并作了相关报道。一时间，这一发现广为人知，并在互联网上被热情转贴，成为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70周年系列报道中独具档案特色的一部分。
　　 为进一步了解这一发现的前因和过程，前不久，记者采访了王岚。
　　
　　发现源于两年前
　　
　　 据王岚介绍，发现这两封电报并不是在今年，而是早在两年前即2005年，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下发现的。
　　 2005年9月，因配合有关部门赴美查阅中国抗战档案，王岚与工作组的同事们在美国国家档案馆蹲了足足两个星期。在这近半个月的时间里，工作组住在华盛顿市区，每天奔波到位于郊区马里兰大学的美国国家档案馆二馆进行查阅，并把与国民党抗战有关的档案尽可能多地复印下来，工作量大，任务繁重，基本上没时间兼顾其他。然而，就在这繁忙的间隙，在等待调档的一个很短的时间段里，一个偶然的举动，两封对佐证“南京大屠杀”极具历史价值的电报进入了王岚的眼帘。
　　 王岚回忆说：“当时我们就在借阅大厅等着人家给调卷，大厅两侧摆放着很多美国国家档案馆编纂的档案文件汇编，其中就有大量的《美国外交关系档案文件汇集》这样的汇编。这是美国国家档案馆自上个世纪30年代就开始编纂出版的一种档案汇集，它根据档案的开放定期出版，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册了。我就这么随手翻了一本出来，记得是有关1937年的第三册，英文名称是‘FOREIGNRELATIONS .1937. VOLUME III’，也就是那么随便一翻，第806页，我的眼睛突然被一个数字抓住了——‘500,000’, 50万！再仔细一看，数字后面跟着的英文单词是‘Chinese People’。因为当时查阅抗战档案，对战争期间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材料也很敏感。我马上感觉到这个数字有文章，而提到这个数字的这份档案文件有价值。”
　　 王岚偶然发现的这份美国外交关系档案，是美国国家档案馆标号RG59—793.94/11631的一封电报。这是1937年12月14日柏林时间下午3点，美国驻德国大使陶德经国务卿赫尔给罗斯福总统的密电，其中涉及到日军屠杀我国人民的电报原文是：“今天，来自远东的消息比以往更加恶化。我已经看到您和国务卿赫尔对日本野蛮行径发出的声明。这一或两天前日本大使得意地对我说，他的国家已杀死了500,000中国平民。”
　　 王岚介绍说，RG59是美国国家档案馆第59号档案组合（Records Group），它是美国国务院最重要的中央档案，包括美国国务院与驻外机构、外国驻美外交机构与国务院所有信函及备忘录。这部分档案按主题排列，以十进位进行分类，基本上是以预先设定的主题，以十进位编码。比如：0杂项，1美国政府行政管理，2、3私人及国家利益的保护，4权属谈判，5国际会议，6国际商贸，7国际政治，8国内事务。每个国家、大陆或地区被赋予两位数代码。如：西半球10，美国11，欧洲40，远东90，中国93，日本94。斜杠后是文件连续号。这些十进位归档编码及同类顺序号被加盖或打印在每份文件的首页。而上述标号RG59—793.94/11631的这封电报，表明是涉及中国（93）和日本（94）政治关系（7）的第11631份文件。
　　 受到发现这封电报的鼓励，王岚又在这本汇编的另一处，发现了标号为RG59—793.94/12207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是1938年1月25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高斯就日军暴行给国务卿赫尔的电报，内容根据美国传教士等目击者的描述汇编而成，披露了日军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劣行，与日本驻德大使在前述电报中所透露的日军屠杀50万中国平民的时间部分吻合。
　　 因为时间和任务的关系，王岚没有精力对这两封电报和汇编中的其他内容作进一步的考证和研究。完成抗战档案的查阅和复印任务后，工作组回国了。
　　 回国之后，王岚一直难于忘怀这一偶然的发现，总觉得里面大有文章，于是他给美国国家档案馆接待他们的馆藏专家、80多岁的约翰·泰勒先生发电子邮件，希望老先生能将这两封电报的档案复印件给他邮寄过来。因为提供了详细的档号，很快，2005年10月，泰勒先生将王岚所需的两份档案复印件寄过来了。
　　
　　
　　发现和研究成果分别发表于2005年的
　　《中国档案报·档案大观》和2007年的《学术月刊》
　　
　　 通过仔细阅读这两封电报的内容，王岚认为，第一封电报是出自日本外交官之口、经第三国外交官向国家总统报告的日军屠杀中国平民的真实记录；第二封电报是与第一封电报同时期美国国务院接到的有关美国医生及传教士在中国现场目击日军暴行的记录。这两封电报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消息来源，但相互印证了同一事实：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日军在侵略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的过程中曾经大量屠杀中国平民。这些第三方的档案记录证明并揭示出：“南京大屠杀”不是孤立事件，日军从侵入上海开始就对中国人民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屠杀；不仅“南京大屠杀”真实可信，而且事实上还存在着“泛南京大屠杀”——即在南京沦陷前后、在南京周边地区，日军犯下了滔天罪行。档案所记载的杀死50万平民，正是“南京大屠杀”以及日本侵华战争中实行“三光政策”、屠杀我三千万同胞的血腥“序幕”。
　　 2005年，王岚把这一发现成果整理成文，发表在当年的《中国档案报·档案大观》上，文章题为《500,000万中国人被杀—— 第三方档案中的日寇暴行铁证》。由于档案专业报刊的受众有限，这一发现并没有被社会和学术界广为重视。2007年，正逢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70周年，王岚又通过两年的潜心研究，把这两封电报的相关背景和涉及到的美日两位外交官做了详细了解，并把新的研究成果汇集成文，撰写了《美国外交关系档案揭秘：1937年秋冬的“泛南京大屠杀”》，发表在第11期的《学术月刊》上。
　　 王岚的这一研究成果受到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和社会媒体的重视，由于国家档案局的大力宣传和恰逢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70周年，现在，这一发现在社会媒体和网络上广为人知，对进一步认证“南京大屠杀”做出了学术贡献，并引发了学界的深深思考。
　　
　　“南京大屠杀”确凿无疑
　　 “泛南京大屠杀”期待进一步认证
　　
　　 1937年12月13日，是日军侵华战争中南京城破的日子。在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70周年前夕，新华网做了一系列的相关报道：
　　新华网南京12月3日电：作为55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重要组成部分，8卷《遇难同胞名录》3日在南京出版，8卷名录中共收录了13000余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较为详尽的个人信息。
　　新华网南京12月4日电：在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70周年之际，一大批侵华日军的官方文书、日本官兵日记、日本官兵的回忆录近日在南京披露。专家表示，这些来自于日方的第一手史料，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最有力的证据。
　　新华网南京12月10日专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中，又一次发掘出遇难者遗骸，成为馆内最具震撼力的历史文物。这次发现，是对日本右翼分子企图篡改历史言行的又一次有力反击。
　　新华网南京12月12日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12日在南京表示，70年前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30多万人的暴行，是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认定的法定事实，不容任何人置疑。
　　新华网北京12月12日电：中国国家档案局研究馆员王岚12日援引美国外交关系档案指出，侵华日军在1937年12月制造“南京大屠杀”之前，就已经杀害50万中国平民。
　　 针对王岚的这一发现，史学界专家评价说，中国专家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的这些档案资料，真实反映了日军在南京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屠杀中国平民的暴行，是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的又一铁证。这些档案资料也充分证明，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论调是十分荒谬的，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采访中，王岚说：“时至今日，不少日本人仍然置铁的事实于不顾，对‘南京大屠杀’提出所谓的‘疑问’和‘争论’，并进行种种诡辩。日本一些知名的政治家、学者更是顽固地咬定，‘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过，是中国人捏造和虚构的，是中国文件和书籍的一面之词。在妄图否认大屠杀存在的人中，梦想重温军国主义旧梦的政客是蓄意的，而有些学者则是民族利益与学术研究的混杂体，用纠缠于细节的‘严谨’以达到部分、进而全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目的。但是，这些挖空心思的辩解在无数证人、证言、证据面前，特别是战后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的东乡茂德的自供状及其他第三方档案证据面前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已被挖掘出来的加害方老兵的证词、日记所证实。”
　　 据王岚介绍，2000年美国颁布《日本帝国政府（档案）开放法案》后，为配合各方面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犯罪行的研究，美国国家档案馆针对相关馆藏开始编辑检索工具。2006年，长达1700页的《美国国家档案馆日本战争罪行及主题档案指南》出版，专门介绍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有关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犯战争罪行的档案文件。王岚说：“日本曾在战争结束时大量销毁有关其所犯战争及反人类罪行的证据档案，人们不能指望罪犯保存自己的罪证来审判自己。因此，对于把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卫道士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以及为亚洲受害国伸张正义、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来说，这些档案材料以及其他地方所保存的能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档案文件，既是重要的证据资源，也是需要继续深入发掘的金矿。”
　　 谈话再回到自己发现的那两封电报，王岚说：“美国国家档案馆人员曾依据美国国家档案馆所存部分档案记载的日军暴行记录断定：‘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燃起时，日本至少已经杀害两百万中国人。’从我前面介绍的美国外交关系档案编号方案可以知道，从1937年12月14日第11631号文件，到1938年1月25日的第12207号文件之间，美国外交档案中有关中日关系部分至少有多达560多份文件涉及到1937年至1938年之间的中日关系情况，特别是可能涉及‘南京大屠杀’的内容。这些文件对进一步弄清日军侵华暴行具有重要的凭证作用。我提出的‘泛南京大屠杀’论，也有待更多的档案材料的发现和进一步的研究认证。我希望我们的档案人员包括所有社会各界，研究人员也好，民间人士也好，如果有机会去到美国国家档案馆，有兴趣的话，可以继续研究《美国外交关系档案文件汇集》，查阅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RG59有关中日关系的文件，进一步挖掘相关档案资源，还原历史真相，以铭记苦难历史，反对侵略暴行，维护世界和平，发愤于中华之崛起。”
　　 无独有偶，在纪念“七七事变”爆发70周年前夕，北京市档案馆从馆藏中挖掘出了原北平市卫生局局长谢振平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为掩护二十九路军伤兵而被告发被捕，后被日军宪兵残酷杀害的档案史料。另外，为配合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抗战损失调查活动，北京市档案馆专门筹集人力、物力，用了一年的时间，挖掘馆藏，编印了《馆藏抗战损失档案专题目录》。这些档案资源的挖掘和整理，都有力地支持和服务了国家的中心工作和民族的大利益。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惨痛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但刻骨的教训当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