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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长道短
作为一个曾长期在出版社工作的文学编辑，早在上世纪末，我就在《文汇报》上写过一篇题为《长篇小说“高产”之忧》。当时我国长篇小说的年产量是八百部左右，如今呢？据不完全统计，年产已突破千部大关。然而，还总有报纸的编辑找上门来，希望推荐适合连载的优秀长篇。这当然是出版社和作者何乐而不为的事，有影响的报纸一连载，无形中就为该书的销售做了宣传，具有广告效应不说，作者还多得一份稿酬，真是皆大欢喜！但是，读者恐怕未必就买账。因为优秀的长篇毕竟只是凤毛麟角，所以，坚持天天读长篇连载的读者其实并不多。尽管如此，开设长篇连载的报纸不仅有增无减，而且有些报纸甚至一天同时连载三四部长篇小说。因为如今的报纸为了多登广告，纷纷扩版，而增加长篇连载是最省事的办法，就用不着花费力气去采写新闻或广泛约稿并从大量来稿中去掏金选宝了。长此下去，长篇小说的“高产”之忧，恐怕就会愈演愈烈，泛滥成灾。
先说了“长”，再来道“短”。这里的短，是指对比长篇小说而言的中短篇小说。我想人们不会忘记，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中短篇小说创作有多红火啊！人称文学期刊中的“四大名旦”《收获》《当代》《十月》《花城》，无不以每期必推出优秀中短篇小说为荣。而如今，中短篇早不是它们的强项了，不仅长篇常占据了刊物的主要篇幅，而且大都出起了长篇小说增刊、专辑。出长篇增刊自然也是为读者着想。这账谁都会算，如今书价年年看涨，每部长篇的单行本少说也得二十元钱，而一期长篇小说增刊或专辑，刊登两三部长篇，定价充其量不过十多元钱，当然合算了。可是，读者并不领情，此类增刊或专辑，发行数也很少能说得出口的，有些则更是打肿脸充胖子，惨淡经营而已。
我曾经接触过一些小说作者，他们从未写过中短篇，第一部作品就是长篇。其实没有写中短篇小说功底的人，往往很难写出优秀长篇。一步登天的特例当然也有，但一步一个脚印地循序渐进毕竟是普遍规律。更何况像鲁迅、汪曾祺那样的大家，从未写过长篇，都是以中短篇立身文坛、声名远播的。再有像陆文夫、高晓声，虽也写过长篇小说，但他们的长篇，远不如中短篇有名。因为谁都知道，编故事或搞所谓肥皂剧极其容易，而塑造人物典型就难了。一部小说，人们读完之后，记住的往往不是故事，而是人物。譬如说鲁迅笔下的阿Q，陆文夫笔下的朱自冶，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而一部《阿Q正传》才三万二千字，当年就是在《晨报》副刊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的。当今的报纸为何不能搞些中篇连载或短篇选载的栏目呢？上海的《故事会》和河南的《小小说选刊》，每期的发行量都在百万册以上，足见长也有长的短处，短亦有短的长处，愿文学界和传媒界的朋友明察！
遍地画家
日前与住同层的作家程树臻下楼，碰到诗人匡满，他拦住我俩问：“朱乃正的画怎么样？”我说：“他当过中央美院的副院长，当然画得可以啦！”程树臻也说：“应该不错。”匡满随即说：“刚才我见到了一幅朱乃正的画。”我一听就笑了，因我们小区的对门，就是闻名中外的潘家园旧货市场，他所见到的朱乃正的画，肯定是赝品。我说：“正因为朱乃正的画不错，才不会流落到旧货市场上来呢！现在造假的人太多。”匡满说：“我也是怕上当，才想找行家去作个鉴定呢。”
其实，时下不只是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上充斥赝品，即使是在报刊的画页上，虽不是伪作，但具真名实姓的低劣之作比比皆是。如若不信，你不妨到图书馆的阅览室翻翻，看有多少报刊增办了画刊？有些行业性的报纸，根本与艺术沾不上边，也在赶热闹，一版又一版地大登其画。谁都明白，尤其是国画，山水草木、花鸟鱼虫，可不厌重复地炮制，而后卖钱，某些报纸的画刊，其实就是卖版面，借以为作画者做广告。说实在的，报社是得了实惠，可读者呢，真能得到了艺术享受吗？在我看来，绝大多数这样卖版面的画刊，实在是浪费纸张，也浪费了广大读者的时间，令人望而生厌！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今的画家会这么多，几乎可以说是遍地都有。近几年，不仅一些正规的艺术院校的美术专业纷纷扩招，就连非综合性的理工科院校也办起美术系或相关专业来了。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吴冠中先生曾为此而感叹：学画的人太多了，我们国家哪需要这么多画家呀？！
我理解吴冠中先生此话的意思，是千万别误人子弟！学画，首先得有艺术天赋，再则是要造就一个画家并非易事，真正能不畏艰险，攀登上艺术高峰的人，在任何时代也只能是极少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几百年。这话用在美术界，全然没有过时。想要在十年八年里造就出众多杰出画家，那无疑是异想天开。就说国画吧，各级美术家协会里画国画的加起来恐怕成千或上万了。远的不说，单就自新时期以来，李可染、刘海粟、黄胄、关山月等大师相继逝世之后，尚未有可与他们比肩的国画家出现，就更不用说五六十年代离我们而去的徐悲鸿、齐白石、傅抱石了。因此，单求这支队伍的庞大而不求其精干，国画的发展是不可盲目乐观的。
不过，有一点要说清楚，有为数不少的离退休人员，为陶冶情操，增强艺术素养，老来钟爱丹青，怡然自得，而非一心成名成家，或靠卖画来维生计，这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尤其是对青少年来说，选择学画道路就得慎重了。我有个朋友的孩子，接连三年报考美院，都因文化课成绩未达分数线而落榜，直到第四年才终于如愿以偿，可是四年学成之后，却找不到工作。这就应了吴冠中先生的那句话：我们国家哪需要这么多画家呀！
字不离文
前年，刘炳森、启功先后逝世，书法界损失可谓大矣！尤其是启功先生这一走，等于是一个时代结束了，也就是说，在“文革”前就成名的大书法家，也许再也找不见了。
说实在的，对刘炳森先生的书法，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而启功先生的书法，则是我之所爱。他的瘦金体，那般俊逸、清朗，真是字如其人，透着一种儒雅的正气，令人肃然起敬。也许是启功先生在书法界独具影响力吧，电脑字库里近些年也增加了瘦金体，深受用户喜爱。我想，日后当视屏上显现瘦金体时，定会唤起书法爱好者们对启功先生的怀念。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门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年幼时虽在父母的督促下，练过几天字，但未能坚持下来，因此至今没有入门，仍停留在出黑板报的水平。原先想，等退休之后，有了充裕的时间，不妨找本好的字帖，再把字好好练一练，倒不是还想成为书法家，只是想，时常应邀出席各地的笔会，人家请您在纪念册页上签名题字，也不至于如以往那样怯场。如今毕竟是年过花甲了，遇有这样的场合，再往后躲，恐怕有失礼数了。但是，我从岗位上退下一年多了，至今还没有启用过早就置备好的笔墨纸砚。思来想去，恐怕像我这样没学会写旧体诗词的人，单是把字练好了，也难成气候，不如舍弃这一想法，有闲暇的话，就多读些书吧！
为什么这样想呢？我觉得，当今中国的书法作品，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名人书法，只要人出了名，随便涂鸦几个字，也有收藏或炫耀价值；另一种是文人书法，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法。文字、文字，字若离开了文，即书法作品没有文学底蕴、文化品位，无论字写得多好，其价值也未必有多大。如果既是名人，又通晓诗词格律（包括对联）、出口成章，再写得一手好字，现当代如毛泽东、鲁迅、郭沫若，那就了其不得了。
近些年来，尽管电脑已逐渐普及，进入寻常百姓家，但这一“换笔”浪潮丝毫也没有对书法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冲击。相反，学书法的青少年以至老年人却有增无减，书法比赛和展览活动相当活跃。遗憾的是，我常见展出和报刊上选载的书法作品，大都是抄录古人的诗词或名人名言，很少有自撰的诗词、对联。若长此下去，我想就很难出大书法家了。我是所以爱启功的字而不很推崇刘炳森，也正是因为启功先生是位国学大师，诗词写得好，赠予他人的书法，字字珠玑，大都是他自吟的华章妙联，饱含着发自内心的真情！字有价而情无价，这就分外宝贵了。就在我家门前的潘家园旧货市场，有个摊位上卖的仿毛泽东、郭沫若、启功等十余位大书法家的条幅，竟是出自摊主一人之手，虽每幅都临摹得几近乱真，但谁也不会把他当成书法家。因此，真要工书法，还得兼工诗词歌赋，打好深厚的文学功底才行。至于老有所乐，借练字以养生，则另当别论。
艺术成本
记得优秀演员高秀敏、傅彪相继英年早逝时，圈内圈外一片叹息。据媒体报道，傅彪在遗嘱中说，请广大观众不要为他的离去而难过，来世他还当演员。
那么，果真傅彪有来世的话，又该怎样当演员呢？
人们都说，与其说高秀敏和傅彪是病死的，还不如说是累死的。他们在参与艺术生产的过程中，负荷量太大了。按例说，若与国外的影视明星比，他们创造的角色并不算多。尤其是傅彪，似乎还没有一部让他挑大梁的大片或电视连续剧，成名刚几年，就匆匆而去了。时光若倒退三两年，我们在舞台或屏幕上看到的高秀敏和傅彪，都觉得膀大腰圆，精气神十足，身体好棒！哪会想到正期待他们攀登上新的艺术高峰时，竟因生命超量透支而骤然间跌进无底的深渊，与喜爱他们的广大观众告别呢！
其实，似这样英年早逝的演员，除高秀敏、傅彪而外，时有所闻。例如前些年玉碎冰消的李缓缓。因我妻子是国家话剧院的退休演员，所以在我所认识的她的同事中，因频繁参与影视拍摄而累坏了身子骨，患这癌那癌以致撒手而去的，已经有好多位了，只是他们的名气没有李缓缓那么大，所以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而已。
我妻子是52岁时就办内退，悄声与舞台告别的。近十年来，总有朋友不解地问我：“如今电视剧的需求量多大呀，你怎么不让你爱人去演几个角色，多挣点钱花呀？”我回答：“能挣钱当然是好事，可她哪受得了那份罪呀？为在电视剧里跑个龙套，挣几个小钱，而把老命搭上，那就不值啦！”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妻子有过参与电视剧拍摄的体验。圈内人都知道，如今的电视连续剧摄制，都是临时搭班子，现找投资，快速拍摄制作，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来换取尽可能高的利润。临时租用的拍摄场景和剧组的驻地，生活设施一般都较简陋，在拍摄现场吃盒饭，更是天经地义。最难以忍受的，每天都得熬夜，一遍又一遍地重拍，通宵达旦是常事。因此，吃过一回苦头之后，她就发誓再也不干了。有两次副导演打电话来约她去演个角色，她不在家，是我接的电话，我一问戏不算重，就代她答应了。但每次拍完回来，都要埋怨我又让她去受了一次罪。下令说：“以后再有哪个电视剧组的副导演找上门来，你可别越俎代庖了。我还要老命哩！”
说实在的，不是我不心疼她，只是觉得她作为一个演员，总不能在还演得动的时候，就结束自己的艺术生命吧？高秀敏、傅彪的英年早逝，才使我彻底省悟，如今的影视作品低廉的成本运作，无形中是在摧残艺术人才，以致像高秀敏、傅彪这样的优秀演员早早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多么高昂的艺术成本啊！
城雕姓“城”
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时，我曾在王府井看了“和平·繁荣”雕塑巡展，被一件题为《南京的回忆》的作品所震撼。这是根据当年南京大屠杀时两个日本下级军官杀人比赛后的一幅合影而创作的，但这两个杀人魔鬼的雕像没有头部，而按着屠刀把柄的两双手，细一看竟是兽爪。其作者的喻意十分明了：历史真实正在被某些人故意忘记，说明那些砍下无数人头的侵略者自己是真正的怪兽。他们不忏悔，不道歉，不记取战争的教训，完全失去了“南京的记忆”……当时我想，这件展品假如能作为城雕落户南京，那应该是它发挥最大社会效益的好去处。
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各地都在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上努力做文章，于是城雕的创作，也就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但是，能给人留下过目不忘的一个城市或重要街区的标志性雕塑，并不多见。有一次，我所居住的朝阳区，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在一次讨论城市规划的会上提出，要把朝阳公园建成为音乐公园，请人来塑几尊外国大音乐家的雕像。我不解地问：“为什么不塑中国音乐家的雕像呢？譬如聂耳、冼星海、瞎子阿炳……”得到的回答是：“北京是国际性的大都市，今后经常要请世界上的著名乐团到这里来演出。”这回答显然站不住脚，我接着问：“世界上国际性的大都市，如纽约、巴黎、伦敦、莫斯科、罗马、东京、维也纳……中国的艺术团体也经常去演出，谁见过那里有一座中国艺术家的雕像？”……最终，这一方案理所当然地被与会者否定了。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我所在的小区对面就是如今已举世闻名的潘家园旧货市场和北京古玩城，而前些年搞街道亮丽工程，竟然在街北头的喷泉池里立了一尊汉白玉的美人鱼雕像。如果说这雕像确实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虽与这街区的环境气围很不协调也就罢了，令人遗憾的是，那条美人鱼得了“肥胖症”不说，而且头与身子的比例严重失调，像个畸形儿。前后也就呆坐了几个月，便在居民群众的一片骂声中溜之大吉了。
说起城雕这个话题，恐怕人们都会想到欧洲的一些名城。去年秋天我去欧洲旅游之前，有位同事就曾托我帮他买一个“小尿童”的纪念品，回来给他年幼的女儿玩。众所周知，“小尿童”名叫于连，是“布鲁塞尔第一公民”。相传他是15世纪布拉班特公爵的王子，有一年他在入侵的敌人企图炸毁布鲁塞尔时，一泡尿浇灭了“嘶嘶”作燃的导火线，拯救了全城人的性命。1619年，雕塑大师杰罗姆·杜克恩诺把小于连的形象塑成一尊憨态可掬的旁若无人的撒尿的铜像，立在埃杜弗小巷拐角处一个两米高的大理石台座上。这雕像看上去比小于连的实际个头要小，但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来此一睹其丰采。这使我想起我国的某些城市，动不动就建个大广场，广场上的一些人物雕塑体积过大不说，还往往刻意拔高人物形象，令人望而生厌，敬而远之。而这光屁股的“小尿童”却一副顽皮样儿，充满幽默情趣，人见人爱。在其周围的街巷，出售“小尿童”纪念品的商店一家挨着一家，无不顾客盈门，生意兴隆。我觉得，这应该是世界上城市雕塑艺术中的经典性作品了，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当年，小于连的一泡尿救了布鲁塞尔全城人的性命，几百年来，“小尿童”雕像则为布鲁塞尔增光添彩，成了一笔极其丰厚的精神财富和旅游资源，这证明优秀的城市雕塑是一种公共性极强的造型艺术形式，在公众中实现现场原作传播，能赢得显著的社会关怀。我国有许多历史名城，无论大小，哪一座没有令世人难忘的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因此，每座名城的悠久历史，都为今人创作具有纪念性的雕塑作品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这也就是说，从每座名城广场或街头的雕塑上，我们都应该读出它的精彩典故或刻骨铭心的记忆，领略其独有的精神与风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以为城雕就应该姓“城”。与此城风马牛不相及的雕塑作品，如果确有艺术欣赏价值，也最好是在美术馆展出或由博物馆收藏。
作为一个曾长期在出版社工作的文学编辑，早在上世纪末，我就在《文汇报》上写过一篇题为《长篇小说“高产”之忧》。当时我国长篇小说的年产量是八百部左右，如今呢？据不完全统计，年产已突破千部大关。然而，还总有报纸的编辑找上门来，希望推荐适合连载的优秀长篇。这当然是出版社和作者何乐而不为的事，有影响的报纸一连载，无形中就为该书的销售做了宣传，具有广告效应不说，作者还多得一份稿酬，真是皆大欢喜！但是，读者恐怕未必就买账。因为优秀的长篇毕竟只是凤毛麟角，所以，坚持天天读长篇连载的读者其实并不多。尽管如此，开设长篇连载的报纸不仅有增无减，而且有些报纸甚至一天同时连载三四部长篇小说。因为如今的报纸为了多登广告，纷纷扩版，而增加长篇连载是最省事的办法，就用不着花费力气去采写新闻或广泛约稿并从大量来稿中去掏金选宝了。长此下去，长篇小说的“高产”之忧，恐怕就会愈演愈烈，泛滥成灾。
先说了“长”，再来道“短”。这里的短，是指对比长篇小说而言的中短篇小说。我想人们不会忘记，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中短篇小说创作有多红火啊！人称文学期刊中的“四大名旦”《收获》《当代》《十月》《花城》，无不以每期必推出优秀中短篇小说为荣。而如今，中短篇早不是它们的强项了，不仅长篇常占据了刊物的主要篇幅，而且大都出起了长篇小说增刊、专辑。出长篇增刊自然也是为读者着想。这账谁都会算，如今书价年年看涨，每部长篇的单行本少说也得二十元钱，而一期长篇小说增刊或专辑，刊登两三部长篇，定价充其量不过十多元钱，当然合算了。可是，读者并不领情，此类增刊或专辑，发行数也很少能说得出口的，有些则更是打肿脸充胖子，惨淡经营而已。
我曾经接触过一些小说作者，他们从未写过中短篇，第一部作品就是长篇。其实没有写中短篇小说功底的人，往往很难写出优秀长篇。一步登天的特例当然也有，但一步一个脚印地循序渐进毕竟是普遍规律。更何况像鲁迅、汪曾祺那样的大家，从未写过长篇，都是以中短篇立身文坛、声名远播的。再有像陆文夫、高晓声，虽也写过长篇小说，但他们的长篇，远不如中短篇有名。因为谁都知道，编故事或搞所谓肥皂剧极其容易，而塑造人物典型就难了。一部小说，人们读完之后，记住的往往不是故事，而是人物。譬如说鲁迅笔下的阿Q，陆文夫笔下的朱自冶，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而一部《阿Q正传》才三万二千字，当年就是在《晨报》副刊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的。当今的报纸为何不能搞些中篇连载或短篇选载的栏目呢？上海的《故事会》和河南的《小小说选刊》，每期的发行量都在百万册以上，足见长也有长的短处，短亦有短的长处，愿文学界和传媒界的朋友明察！
遍地画家
日前与住同层的作家程树臻下楼，碰到诗人匡满，他拦住我俩问：“朱乃正的画怎么样？”我说：“他当过中央美院的副院长，当然画得可以啦！”程树臻也说：“应该不错。”匡满随即说：“刚才我见到了一幅朱乃正的画。”我一听就笑了，因我们小区的对门，就是闻名中外的潘家园旧货市场，他所见到的朱乃正的画，肯定是赝品。我说：“正因为朱乃正的画不错，才不会流落到旧货市场上来呢！现在造假的人太多。”匡满说：“我也是怕上当，才想找行家去作个鉴定呢。”
其实，时下不只是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上充斥赝品，即使是在报刊的画页上，虽不是伪作，但具真名实姓的低劣之作比比皆是。如若不信，你不妨到图书馆的阅览室翻翻，看有多少报刊增办了画刊？有些行业性的报纸，根本与艺术沾不上边，也在赶热闹，一版又一版地大登其画。谁都明白，尤其是国画，山水草木、花鸟鱼虫，可不厌重复地炮制，而后卖钱，某些报纸的画刊，其实就是卖版面，借以为作画者做广告。说实在的，报社是得了实惠，可读者呢，真能得到了艺术享受吗？在我看来，绝大多数这样卖版面的画刊，实在是浪费纸张，也浪费了广大读者的时间，令人望而生厌！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今的画家会这么多，几乎可以说是遍地都有。近几年，不仅一些正规的艺术院校的美术专业纷纷扩招，就连非综合性的理工科院校也办起美术系或相关专业来了。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吴冠中先生曾为此而感叹：学画的人太多了，我们国家哪需要这么多画家呀？！
我理解吴冠中先生此话的意思，是千万别误人子弟！学画，首先得有艺术天赋，再则是要造就一个画家并非易事，真正能不畏艰险，攀登上艺术高峰的人，在任何时代也只能是极少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几百年。这话用在美术界，全然没有过时。想要在十年八年里造就出众多杰出画家，那无疑是异想天开。就说国画吧，各级美术家协会里画国画的加起来恐怕成千或上万了。远的不说，单就自新时期以来，李可染、刘海粟、黄胄、关山月等大师相继逝世之后，尚未有可与他们比肩的国画家出现，就更不用说五六十年代离我们而去的徐悲鸿、齐白石、傅抱石了。因此，单求这支队伍的庞大而不求其精干，国画的发展是不可盲目乐观的。
不过，有一点要说清楚，有为数不少的离退休人员，为陶冶情操，增强艺术素养，老来钟爱丹青，怡然自得，而非一心成名成家，或靠卖画来维生计，这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尤其是对青少年来说，选择学画道路就得慎重了。我有个朋友的孩子，接连三年报考美院，都因文化课成绩未达分数线而落榜，直到第四年才终于如愿以偿，可是四年学成之后，却找不到工作。这就应了吴冠中先生的那句话：我们国家哪需要这么多画家呀！
字不离文
前年，刘炳森、启功先后逝世，书法界损失可谓大矣！尤其是启功先生这一走，等于是一个时代结束了，也就是说，在“文革”前就成名的大书法家，也许再也找不见了。
说实在的，对刘炳森先生的书法，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而启功先生的书法，则是我之所爱。他的瘦金体，那般俊逸、清朗，真是字如其人，透着一种儒雅的正气，令人肃然起敬。也许是启功先生在书法界独具影响力吧，电脑字库里近些年也增加了瘦金体，深受用户喜爱。我想，日后当视屏上显现瘦金体时，定会唤起书法爱好者们对启功先生的怀念。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门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年幼时虽在父母的督促下，练过几天字，但未能坚持下来，因此至今没有入门，仍停留在出黑板报的水平。原先想，等退休之后，有了充裕的时间，不妨找本好的字帖，再把字好好练一练，倒不是还想成为书法家，只是想，时常应邀出席各地的笔会，人家请您在纪念册页上签名题字，也不至于如以往那样怯场。如今毕竟是年过花甲了，遇有这样的场合，再往后躲，恐怕有失礼数了。但是，我从岗位上退下一年多了，至今还没有启用过早就置备好的笔墨纸砚。思来想去，恐怕像我这样没学会写旧体诗词的人，单是把字练好了，也难成气候，不如舍弃这一想法，有闲暇的话，就多读些书吧！
为什么这样想呢？我觉得，当今中国的书法作品，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名人书法，只要人出了名，随便涂鸦几个字，也有收藏或炫耀价值；另一种是文人书法，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法。文字、文字，字若离开了文，即书法作品没有文学底蕴、文化品位，无论字写得多好，其价值也未必有多大。如果既是名人，又通晓诗词格律（包括对联）、出口成章，再写得一手好字，现当代如毛泽东、鲁迅、郭沫若，那就了其不得了。
近些年来，尽管电脑已逐渐普及，进入寻常百姓家，但这一“换笔”浪潮丝毫也没有对书法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冲击。相反，学书法的青少年以至老年人却有增无减，书法比赛和展览活动相当活跃。遗憾的是，我常见展出和报刊上选载的书法作品，大都是抄录古人的诗词或名人名言，很少有自撰的诗词、对联。若长此下去，我想就很难出大书法家了。我是所以爱启功的字而不很推崇刘炳森，也正是因为启功先生是位国学大师，诗词写得好，赠予他人的书法，字字珠玑，大都是他自吟的华章妙联，饱含着发自内心的真情！字有价而情无价，这就分外宝贵了。就在我家门前的潘家园旧货市场，有个摊位上卖的仿毛泽东、郭沫若、启功等十余位大书法家的条幅，竟是出自摊主一人之手，虽每幅都临摹得几近乱真，但谁也不会把他当成书法家。因此，真要工书法，还得兼工诗词歌赋，打好深厚的文学功底才行。至于老有所乐，借练字以养生，则另当别论。
艺术成本
记得优秀演员高秀敏、傅彪相继英年早逝时，圈内圈外一片叹息。据媒体报道，傅彪在遗嘱中说，请广大观众不要为他的离去而难过，来世他还当演员。
那么，果真傅彪有来世的话，又该怎样当演员呢？
人们都说，与其说高秀敏和傅彪是病死的，还不如说是累死的。他们在参与艺术生产的过程中，负荷量太大了。按例说，若与国外的影视明星比，他们创造的角色并不算多。尤其是傅彪，似乎还没有一部让他挑大梁的大片或电视连续剧，成名刚几年，就匆匆而去了。时光若倒退三两年，我们在舞台或屏幕上看到的高秀敏和傅彪，都觉得膀大腰圆，精气神十足，身体好棒！哪会想到正期待他们攀登上新的艺术高峰时，竟因生命超量透支而骤然间跌进无底的深渊，与喜爱他们的广大观众告别呢！
其实，似这样英年早逝的演员，除高秀敏、傅彪而外，时有所闻。例如前些年玉碎冰消的李缓缓。因我妻子是国家话剧院的退休演员，所以在我所认识的她的同事中，因频繁参与影视拍摄而累坏了身子骨，患这癌那癌以致撒手而去的，已经有好多位了，只是他们的名气没有李缓缓那么大，所以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而已。
我妻子是52岁时就办内退，悄声与舞台告别的。近十年来，总有朋友不解地问我：“如今电视剧的需求量多大呀，你怎么不让你爱人去演几个角色，多挣点钱花呀？”我回答：“能挣钱当然是好事，可她哪受得了那份罪呀？为在电视剧里跑个龙套，挣几个小钱，而把老命搭上，那就不值啦！”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妻子有过参与电视剧拍摄的体验。圈内人都知道，如今的电视连续剧摄制，都是临时搭班子，现找投资，快速拍摄制作，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来换取尽可能高的利润。临时租用的拍摄场景和剧组的驻地，生活设施一般都较简陋，在拍摄现场吃盒饭，更是天经地义。最难以忍受的，每天都得熬夜，一遍又一遍地重拍，通宵达旦是常事。因此，吃过一回苦头之后，她就发誓再也不干了。有两次副导演打电话来约她去演个角色，她不在家，是我接的电话，我一问戏不算重，就代她答应了。但每次拍完回来，都要埋怨我又让她去受了一次罪。下令说：“以后再有哪个电视剧组的副导演找上门来，你可别越俎代庖了。我还要老命哩！”
说实在的，不是我不心疼她，只是觉得她作为一个演员，总不能在还演得动的时候，就结束自己的艺术生命吧？高秀敏、傅彪的英年早逝，才使我彻底省悟，如今的影视作品低廉的成本运作，无形中是在摧残艺术人才，以致像高秀敏、傅彪这样的优秀演员早早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多么高昂的艺术成本啊！
城雕姓“城”
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时，我曾在王府井看了“和平·繁荣”雕塑巡展，被一件题为《南京的回忆》的作品所震撼。这是根据当年南京大屠杀时两个日本下级军官杀人比赛后的一幅合影而创作的，但这两个杀人魔鬼的雕像没有头部，而按着屠刀把柄的两双手，细一看竟是兽爪。其作者的喻意十分明了：历史真实正在被某些人故意忘记，说明那些砍下无数人头的侵略者自己是真正的怪兽。他们不忏悔，不道歉，不记取战争的教训，完全失去了“南京的记忆”……当时我想，这件展品假如能作为城雕落户南京，那应该是它发挥最大社会效益的好去处。
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各地都在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上努力做文章，于是城雕的创作，也就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但是，能给人留下过目不忘的一个城市或重要街区的标志性雕塑，并不多见。有一次，我所居住的朝阳区，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在一次讨论城市规划的会上提出，要把朝阳公园建成为音乐公园，请人来塑几尊外国大音乐家的雕像。我不解地问：“为什么不塑中国音乐家的雕像呢？譬如聂耳、冼星海、瞎子阿炳……”得到的回答是：“北京是国际性的大都市，今后经常要请世界上的著名乐团到这里来演出。”这回答显然站不住脚，我接着问：“世界上国际性的大都市，如纽约、巴黎、伦敦、莫斯科、罗马、东京、维也纳……中国的艺术团体也经常去演出，谁见过那里有一座中国艺术家的雕像？”……最终，这一方案理所当然地被与会者否定了。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我所在的小区对面就是如今已举世闻名的潘家园旧货市场和北京古玩城，而前些年搞街道亮丽工程，竟然在街北头的喷泉池里立了一尊汉白玉的美人鱼雕像。如果说这雕像确实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虽与这街区的环境气围很不协调也就罢了，令人遗憾的是，那条美人鱼得了“肥胖症”不说，而且头与身子的比例严重失调，像个畸形儿。前后也就呆坐了几个月，便在居民群众的一片骂声中溜之大吉了。
说起城雕这个话题，恐怕人们都会想到欧洲的一些名城。去年秋天我去欧洲旅游之前，有位同事就曾托我帮他买一个“小尿童”的纪念品，回来给他年幼的女儿玩。众所周知，“小尿童”名叫于连，是“布鲁塞尔第一公民”。相传他是15世纪布拉班特公爵的王子，有一年他在入侵的敌人企图炸毁布鲁塞尔时，一泡尿浇灭了“嘶嘶”作燃的导火线，拯救了全城人的性命。1619年，雕塑大师杰罗姆·杜克恩诺把小于连的形象塑成一尊憨态可掬的旁若无人的撒尿的铜像，立在埃杜弗小巷拐角处一个两米高的大理石台座上。这雕像看上去比小于连的实际个头要小，但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来此一睹其丰采。这使我想起我国的某些城市，动不动就建个大广场，广场上的一些人物雕塑体积过大不说，还往往刻意拔高人物形象，令人望而生厌，敬而远之。而这光屁股的“小尿童”却一副顽皮样儿，充满幽默情趣，人见人爱。在其周围的街巷，出售“小尿童”纪念品的商店一家挨着一家，无不顾客盈门，生意兴隆。我觉得，这应该是世界上城市雕塑艺术中的经典性作品了，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当年，小于连的一泡尿救了布鲁塞尔全城人的性命，几百年来，“小尿童”雕像则为布鲁塞尔增光添彩，成了一笔极其丰厚的精神财富和旅游资源，这证明优秀的城市雕塑是一种公共性极强的造型艺术形式，在公众中实现现场原作传播，能赢得显著的社会关怀。我国有许多历史名城，无论大小，哪一座没有令世人难忘的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因此，每座名城的悠久历史，都为今人创作具有纪念性的雕塑作品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这也就是说，从每座名城广场或街头的雕塑上，我们都应该读出它的精彩典故或刻骨铭心的记忆，领略其独有的精神与风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以为城雕就应该姓“城”。与此城风马牛不相及的雕塑作品，如果确有艺术欣赏价值，也最好是在美术馆展出或由博物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