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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成功的职业作家，正如很多人想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职业舞蹈家，或职业画家那样，很少有人能成功。人们可以靠兴趣去写作，但不代表应该鼓励他们去从事这个行当。对他们来说，有很多其他的机会……很少有人能在作家这条路上成功，并不是说不可能成功，但这的确是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
哈尼夫·库雷西有很多头衔：小说家、随笔作家、剧作家、电影制片人、影视编剧。相较之下，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更为辉煌，被认为是继V.S.奈保尔、萨尔曼·拉什迪之后在英国文坛产生重大影响的亚裔作家，2008年更是被《泰晤士报》评为“英国战后最伟大的50位作家”之一，与菲利普·拉金、乔治·奥威尔、威廉·戈尔丁、特德·休斯等人并列。
1945年，哈尼夫·库雷西出生于英国肯特郡，通常他被认为是巴基斯坦移民后裔，实际上，他的身世比这要复杂得多（在本次采访中，我们向他核实了这个问题）。他的写作生涯始于1970年代，化名安东尼亚·弗伦奇、克里姆（长篇小说处女作《郊区佛陀》的主人公便是这个名字）写过一些情色小说，此后则开始创作剧本，早期的两部作品《祖国》和《郊外》分别斩获泰晤士电视剧本奖和乔治·德文奖。
1980年代中期，库雷西正式走上了小说家和影视编剧的道路。都不是平坦的道路。库雷西依靠天赋和努力不断披荆斩棘，开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由他编剧的电影《我美丽的洗衣店》荣获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剧本奖，同时提名奥斯卡最佳剧本奖；小说《郊区佛陀》获惠特布莱德文学奖。自此，库雷西一发不可收拾，创作了众多优秀的长篇和中短篇小说，它们或充满了精彩的幽默反讽，或以动人的深情探讨情欲与两性冲突，或细致入微地解剖人际关系，或精准刻画英国的移民群体。他的多部小说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和舞台剧，由小说《亲密》改编的同名影片更是拿下了第51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该片女主人公的扮演者凯瑞·福克斯也获得了柏林电影节影后）。2008年和2010年，库雷西因杰出的文学成就先后获颁大英帝国司令勋章和笔会/品特奖。
库雷西极其忙碌，想约专访时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各种客观因素也使得这次采访颇费周折。最终，当库雷西身处意大利阿玛菲海岸的小镇阿尔博里时，终于能够抽出时间，通过即时通讯软件，伴随着当地教堂的钟声，完成了一次视频专访。
摄像头前的库雷西非常健谈，不仅与我们谈论了他的数部作品，与电影相关的诸多话题，别具一格的小说 随笔集《爱与恨的边缘》的创作故事，也说起了即将推出中文版的最新长篇小说The Nothing（他很欢迎中国导演来影视化这部作品）、作家的生存状况、对当下欧洲移民危机的看法……
我想写一些关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的东西
Q：让我们从《爱与恨的边缘》的第一篇《423号航班》开始。这篇小说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飞机并未降落，而是飞向了一个远离地球的未知领域。您想借此传递什么样的信息？这其中是否暗示着与其向这个灰暗的世界妥协，不如从中逃离？
A：在一架飞机里，同时有很多人，他们不知道生死，也无法改变命运，无处可逃、无法掌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但大环境中的很多东西是可以改变的，比如政治环境，社会危机，社会团体的发展和富裕阶层的崛起。我也是在9·11事件后想到去写这个故事的。飞机可以成为一种攻击性武器，会带给人畏惧。
基于上述这些变化，我想写一些关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的东西。《爱与恨的边缘》是一本严肃的、包含了短篇小说和随笔的集子，是对时代的思考，能给婚姻关系带来一些启示。人的分离也是我感兴趣的话题，我希望将这些主题融合在一本书中。随笔的主题则是非常自由的，可以写政治，写性，写体育，写任何你想写的东西。当然，随笔的读者比电影观众和小说读者要少，但我还是有写一些随笔的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许需要用更直接的方式来表达。
Q：《423号航班》的结尾仿佛与《赛跑的人》的结尾对应。在《赛跑的人》中，老人并没有去到终点，而是去了一个未知的地方。小说是否暗示着我们应该打破生活的枷锁？您是想通过这篇小说传递乐观的信息吗？
A：《赛跑的人》是一个乐观的故事。男人和女人并不是在真的赛跑。当然，不存在胜利者，因为他们很明智地跑向了不同的道路，但都奔向了自由。当然，他们的关系在结尾变得更为缓和，仇恨也被冲淡了。《423号航班》中我留了一个悬念，不像《赛跑的人》一样明朗。
我认为不管是随笔还是小说的结尾，都不要给它定性， 读者可以自行感悟。作家带给你的是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这就是文学的迷人之处。解读作品是一个迷人的过程，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去想象故事的发展。作品中各种隐喻此起彼伏，永不枯竭。
Q：您对卡夫卡《变形记》的解读非常出色，而且很有启发性。不同于将卡夫卡视为弱小和无助的象征，您对弱小的阐释截然相反，不禁让人联想到福柯和另外一些研究无力的力量的当代思想家……
A：你的解读我很认同。《变形记》中，人性的缺陷致使儿子变成了虫子，生活在父权和有话语权的人的阴影之下，不停地抱怨。如果你去了解卡夫卡小说和日记中的人物，很大一部分都是以受害者的形象出现的。人的个人经历会影响一个作者的创作和文风，小说折射出卡夫卡本人的影子，他个人的生活经历被代入作品中，预示了主人公一生的命运。卡夫卡在现实生活中是个弱者，没有话语权，一事无成。但在他的小说中，虚构的能力使他掌控一切，也能创造出更多东西，让我们去领会整个故事。在这个时候，艺术便成为连接虚构和现实的桥梁。各式各样的个人经历赋予了虚构的故事以信服力，让作者在能力范围内征服读者。
情色写作不是一种很激动人心的写作形式
Q：在写作生涯的初期，您曾写过一些情色故事。这段经历对您之后的写作有什么影响？您认为情色作为手段和作为目的，其中的差异在哪里？
A：1970年代的伦敦，朋克文化盛行，我的一些朋友甚至还参与过毒品交易、嫖娼，做过你能想象到的那些粗俗的行为。而我在这段混乱又短暂的时光里所做出的贡献，就是在杂志上写了一些带有情色色彩的故事。我必须说，情色写作不是一种很激动人心的写作形式。但是，我很有兴趣通过人物来描写性爱。我写这些并非是为了回应这其中的性爱动作和体位，而是关于两个年轻的人之间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他们如何享受彼此的关系，尤其是两性关系上的契合。性描写并不是描写赤裸裸的性爱动作、姿势，而是两个人在精神层面的活動。对我而言，情色更多涉及的是心理上的涟漪，而不仅仅是交媾。现在的世界还是有很多人将性单单理解为色情，但这是无聊的说法和形式，使我感到空洞和虚无，因此我并不认同这种说法。 Q：《亲密》是您在中国读者中知名度最高的作品，部分原因是它的电影版获得了柏林电影节大奖。您如何评价电影《亲密》？您还有将作品影视化的计划吗？
A：我很遗憾，导演帕特里斯·夏侯几年前去世了。当时他想以我的故事为蓝本，来找我谈了他的想法。他一直在寻求和英国制作团队的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在改编的过程中，对原著的改动还是比较大的，其中还用到了我的短篇小说《整日午夜》中的部分情节。这部电影在西方引发了一定程度的轰动，它讲述了与爱人的分道扬镳，让人心有触动。
我很希望把我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比如说我最新的小说The Nothing，它也很适合搬上大银幕。如果有中国导演有兴趣改编这部作品，我非常乐意合作。我会去看Netflix的网剧，以及多个电视台的节目。我正在计划做一个长篇电视节目，还打算培养我儿子去写电视剧本。
Q：有没有您感兴趣的中国或亚洲导演？
A：我很喜歡一部韩国电影，名叫《老男孩》。我很欣赏这部作品的导演。但我对中国电影了解得不多，如果有值得推荐的，请告诉我，尤其是比较新的作品。
Q：《亲密》获得了金熊奖，这给您带来了什么？
A：影片得奖了，我为演员们感到高兴。由于电影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受到了推崇，使得我的读者人数也增加了。帕特里斯·夏侯是一个德艺双馨的人，对于他的去世，我非常悲伤。
Q：前段时间反性侵浪潮席卷全球，中国也不例外。有没有女性读者认为《亲密》中主人公杰伊的行为是一种性侵？
A：帕特里斯·夏侯导演的《亲密》和我的小说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我所写的故事的主题是关于分离。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很畸形、具有侵略性的。这本书在英国很畅销，在其他地方也受到了关注，很多读者都能切身体会故事中那种令人不安和不适的关系。
我对于老年人有新的情感依托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Q：在短篇小说《老人国》中，您尝试去挑战当今文学中对老年人的叙述方式，描绘了一个年轻人为老年人提供性服务的世界。这是否在暗示，我们已经度过了以复杂的弑父情结为代表的时期，比如1960年代，而来到了一个年轻人被老年人剥夺各种力量的新时代？
A：我成长于1960年代，深受1970年代反传统文化运动的影响。如果你是一个聪明、漂亮、思想开放、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你就可以创造未来。但现在，我已经老了，还有三个二十几岁的孩子，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个世界还是会让他们感觉无助。哪怕我们拥有财富和权力，这个世界依然会带给我们失望。我们本应该带给年轻人祝福，但很多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来自权威者的性侵、暴力等侵犯行为，这给我带来了创作这个故事的灵感。我们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尤其在非洲以及亚洲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这个现象非常突出。
Q：您在多部作品中重点探索了老年（包括老年人的性爱）经验，为什么您对这个问题有那么大的兴趣？
A：1960和1970年代是性解放和性革命的时期，各种对性爱的意识的萌发，让人们知道了性爱还有同性恋这种方式，刚才你提到的福柯就是很好的早期佐证。从性革命的角度来看，人们变老的时候，性关系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关于这个主题的影片在当时凤毛麟角。我担任编剧的电影《母亲》和Venus探讨的也是这个问题。在我的新小说The Nothing中，我写到我们在肉体和精神上与以前大相径庭。以前，如果一个人60岁，就已经老态龙钟了，但现在我70多岁的朋友都能交上新的女朋友，开始一段新的关系。因此，我对于老年人有新的情感依托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Q：您提到的电影Venus是不是2006年的那一部？
A：是的，就是2006年的那部《末路爱神》（Venus），主要讲述的是年逾古稀的两个老人，其中一个老人由彼得·奥图尔饰演，他和一位年轻的女子，由朱迪·惠特克饰演，邂逅彼此后所发生的故事。
Q：能否这么说，年老是不是意味着新的希望？
A：我同意。这是文明进阶的产物。70岁、80岁时，你还是可以生龙活虎，充满乐趣，进入一种崭新的性爱阶段。
Q：The Nothing的开头，读者也许会同情主人公Waldo，但随着情节的推进，Waldo的自私和阴郁就展现了出来。最后，我们或许会更加同情Waldo的妻子和她的情人。为什么您想要去创造Waldo这个非常消极的角色？
A：Waldo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他的身体承受着病痛，他失去了他的爱妻和朋友。我想要勾勒的人物，正是在他这样的年龄，面对着极深的痛苦，陷入绝望，以及失去一切，是被时间偷走的垂暮生命。后来，他又找到了一个情人，对于读者而言，这个故事是比较复杂的，人物也是多维度的。
通过小说、电影、电视剧等途径可以折射出真实的移民生活
Q：作为一个移民作家，您在《黑色唱片》等诸多作品中精准地描写了伦敦的移民群体。您认为现在的移民群体和当年相比有什么变化？
A：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自从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成功，英国极右派也开始兴起，这股势力在各个国家蔓延，包括匈牙利、意大利、法国，在写作领域这样的意识形态也有渗透。从当前的局势来看，穆斯林是受害者，包括叙利亚的难民。在西方人的视野中，他们被指责为所有问题的症结。前几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人类非常黑暗的时刻，殃及了穆斯林、黑人、亚裔等群体，他们因此背负了太多压力，受到了残忍的对待。
Q：您曾说移民被当作暴力和混乱的借口，有人利用这个借口去实践他们的法西斯主义……
A：在欧洲，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法西斯主义就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尤其在西方，资本主义日薄西山，不能像它保证的那样提供给人们幸福，也不能保证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生活，包括房子、工作、日常生活，还有充满希望的未来。在西方，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危机。右翼党派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这些事件的发生迫使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这也是我对未来感到不太乐观的原因。 Q：移民問题对当今的文学和电影创作有什么影响？
A：通过小说、电影、电视剧等途径可以折射出真实的移民生活。不过，目前在英国还没有很多描述难民危机的作品，欧洲也几乎没有关于右派崛起的作品，这类题材需要作者具备相当渊博的知识。另外，在报纸、纪录片背后，实际上又隐含了许多民族情绪。
Q：您在作品中说过你是印度裔，但很多资料上说您是巴基斯坦移民作家。关于这一点，能否确认一下？
A：是这样的，我的父亲是印度人，但在印巴分治时期全家迁往巴基斯坦，然后从巴基斯坦来到了英国。
我有很多喜欢的电影，但现在我主要看电视剧
Q：让我们回到您惊世骇俗的小说处女作《郊区佛陀》。我觉得其中混杂着英式幽默和您的故乡印度的幽默。您想通过这种对幽默的使用方法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A：这是一个讲述成长于1970年代的男孩的故事。他的父亲和我一样，也属于移民群体。我想写一个笑点十足的少年的成长故事。主人公克里姆沉迷于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的音乐，他的父亲则想方设法融入当地人之中。克里姆十七八岁了，想拥有一段情爱关系，找一个女朋友甚至男朋友，打算成为一名演员。我想用自己故乡的声音向全世界讲述这个搞笑的故事，小说中大家也可以看到身为故事讲述者的我自己这个角色。
Q：《郊区佛陀》曾被改编为电视剧，大卫·鲍伊还为这部剧创作了主题曲《郊区佛陀》（The Buddha of Suburbia）。在您的作品中，您数次提到1960、1970年代的摇滚乐，有哪些音乐人和乐队是您非常中意的？
A：我在1960年代、1970年代长大，当时创作的音乐非常激动人心，那批传统的摇滚乐队都非常出色，包括披头士、滚石等。我也很喜欢美国的一些音乐家，比如奥蒂斯·雷丁（Otis Redding）、马文·盖伊（Marvin Gaye）。我非常敬仰吉米·亨德里克斯。我还很喜欢美国的爵士乐，特别是迈尔斯·戴维斯、约翰·柯川那个时期的。我父亲喜爱音乐，这一点影响了儿时的我。我也是齐柏林飞艇（Led Zeppelin）的粉丝，我以前在伦敦的住所离吉米·佩奇（Jimmy Page）的家很近。每次经过他家门口却总是见不到他，我女朋友为此经常感到不爽。
Q：您的短篇小说《我的儿子，狂热者》也被改编成电影，但在中国很难看到这部片子。一些电影网站将这部影片定义为喜剧，我觉得原著并非如此，您对此怎么看？
A：我也不确定哪里能找到，也许YouTube上有。如果你有机会观看这部电影，我会很荣幸。这是一个滑稽的故事，但不能说它是喜剧。电影拍得非常出色，必须说，它是一部有趣的作品。
Q：电影和原著的差异大吗？
A：改编的力度还是很大的，电影在原著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少东西。如果你需要，我可以给你看剧本。
Q：能谈谈对您产生深远影响的小说和电影作品吗？
A：我生长于1960、1970年代，那是一个电影发展的好时期。我喜欢法国、意大利的战后电影。最值得尊敬的导演要数希区柯克，我很爱他的电影。我有很多喜欢的电影，但现在我主要看电视剧，我很高兴有Netflix这样的平台产生，让我对西方的媒体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且为年轻人带来了很多机会。
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伯格曼、戈达尔、维斯康蒂的电影。1970年代，伯格曼的电影对我影响很大。不可否认我有太多喜欢的电影，但我特别喜欢《东京物语》，以及成濑巳喜男的《母亲》。小说中，我非常喜欢谷崎润一郎的《钥匙》。
教写作是很好的谋生方式
Q：作为一个创意写作教授，您曾说您的学生中99.9%都没写作天赋。那么，在剩下的0.1%中，您能发现什么样的天赋？对即将踏上作家之路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吗？
A：成为一个成功的职业作家，正如很多人想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职业舞蹈家，或职业画家那样，很少有人能成功。人们可以靠兴趣去写作，但不代表应该鼓励他们去从事这个行当。对他们来说，有很多其他的机会。十年前，我就鼓励我的学生尽量往电视行业发展，而不是钻牛角尖地成为作家，因为当时电视、电影行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很少有人能在作家这条路上成功，并不是说不可能成功，但这的确是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上天赐予的写作天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就像我们不知道上天为什么能赋予歌唱家美好的嗓子，舞蹈家出众的肢体语言能力。培养作家是更加困难的事，我们在学校里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我必须说，创意写作学校的存在对于作家而言也是很重要的，可以帮助作家成为教师，因为作家的生存是非常困难的，教写作是很好的谋生方式。
Q：像您这样的著名作家都会认为谋生很难吗？
A：没错。你得挣钱买房子，送孩子出国，钱会不够用的，很可能经济窘迫。有些年我可能挣得不错，也有些年我生活得挺惨的。写作不是一个有安全感的职业，并非所有的时刻都充满乐趣。
Q：您写了很多小说和剧本。对您来说哪一种难度最大？
A：做电视剧非常烧钱，需要巨大的投入，拍一部大制作你要说服很多人给你投钱，这非常困难，融资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Q：听说您现在正在写一部关于摇滚明星的电视剧？
A：现在的我年龄越来越大，对世界的看法也在逐渐改变。近年来，想要尝试和不同的人合作。过去我的合作伙伴包括斯蒂芬·弗雷斯（Stephen Frears）、罗杰·米歇尔（Roger Michell），还有大卫·鲍伊。最近我正在参与的电视节目，就是和我的儿子萨欣一起合作。对我而言，能够和年轻人一起工作、能够指导他们是我的荣幸，通过这样的机会也可以探索新的创作素材。我现在正在着手和萨欣一起创作的这部作品名叫The Driver，关于一个叙利亚移民男孩，他为一个摇滚巨星建造房子，并和摇滚巨星的儿子富兰克林成为了好朋友，两个年轻人之间的友谊反映了社会分化的现象。
Q：会在什么时候播出？
A：现在还在剧本创作过程中，所以很难说什么时候发行，不过到时候我会告诉大家的。
Q：您是在有意栽培您的儿子吗？他会感到有压力吗？
A：我的儿子承受的压力比我大多了！但我会手把手地指导他。
Q：您父亲有没有刻意栽培过您？
A：我父亲曾想成为作家，他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在很多方面他都努力做了尝试，但最终没有成功。然而，是他带领我走上了写作这条路。
哈尼夫·库雷西有很多头衔：小说家、随笔作家、剧作家、电影制片人、影视编剧。相较之下，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更为辉煌，被认为是继V.S.奈保尔、萨尔曼·拉什迪之后在英国文坛产生重大影响的亚裔作家，2008年更是被《泰晤士报》评为“英国战后最伟大的50位作家”之一，与菲利普·拉金、乔治·奥威尔、威廉·戈尔丁、特德·休斯等人并列。
1945年，哈尼夫·库雷西出生于英国肯特郡，通常他被认为是巴基斯坦移民后裔，实际上，他的身世比这要复杂得多（在本次采访中，我们向他核实了这个问题）。他的写作生涯始于1970年代，化名安东尼亚·弗伦奇、克里姆（长篇小说处女作《郊区佛陀》的主人公便是这个名字）写过一些情色小说，此后则开始创作剧本，早期的两部作品《祖国》和《郊外》分别斩获泰晤士电视剧本奖和乔治·德文奖。
1980年代中期，库雷西正式走上了小说家和影视编剧的道路。都不是平坦的道路。库雷西依靠天赋和努力不断披荆斩棘，开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由他编剧的电影《我美丽的洗衣店》荣获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剧本奖，同时提名奥斯卡最佳剧本奖；小说《郊区佛陀》获惠特布莱德文学奖。自此，库雷西一发不可收拾，创作了众多优秀的长篇和中短篇小说，它们或充满了精彩的幽默反讽，或以动人的深情探讨情欲与两性冲突，或细致入微地解剖人际关系，或精准刻画英国的移民群体。他的多部小说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和舞台剧，由小说《亲密》改编的同名影片更是拿下了第51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该片女主人公的扮演者凯瑞·福克斯也获得了柏林电影节影后）。2008年和2010年，库雷西因杰出的文学成就先后获颁大英帝国司令勋章和笔会/品特奖。
库雷西极其忙碌，想约专访时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各种客观因素也使得这次采访颇费周折。最终，当库雷西身处意大利阿玛菲海岸的小镇阿尔博里时，终于能够抽出时间，通过即时通讯软件，伴随着当地教堂的钟声，完成了一次视频专访。
摄像头前的库雷西非常健谈，不仅与我们谈论了他的数部作品，与电影相关的诸多话题，别具一格的小说 随笔集《爱与恨的边缘》的创作故事，也说起了即将推出中文版的最新长篇小说The Nothing（他很欢迎中国导演来影视化这部作品）、作家的生存状况、对当下欧洲移民危机的看法……
我想写一些关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的东西
Q：让我们从《爱与恨的边缘》的第一篇《423号航班》开始。这篇小说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飞机并未降落，而是飞向了一个远离地球的未知领域。您想借此传递什么样的信息？这其中是否暗示着与其向这个灰暗的世界妥协，不如从中逃离？
A：在一架飞机里，同时有很多人，他们不知道生死，也无法改变命运，无处可逃、无法掌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但大环境中的很多东西是可以改变的，比如政治环境，社会危机，社会团体的发展和富裕阶层的崛起。我也是在9·11事件后想到去写这个故事的。飞机可以成为一种攻击性武器，会带给人畏惧。
基于上述这些变化，我想写一些关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的东西。《爱与恨的边缘》是一本严肃的、包含了短篇小说和随笔的集子，是对时代的思考，能给婚姻关系带来一些启示。人的分离也是我感兴趣的话题，我希望将这些主题融合在一本书中。随笔的主题则是非常自由的，可以写政治，写性，写体育，写任何你想写的东西。当然，随笔的读者比电影观众和小说读者要少，但我还是有写一些随笔的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许需要用更直接的方式来表达。
Q：《423号航班》的结尾仿佛与《赛跑的人》的结尾对应。在《赛跑的人》中，老人并没有去到终点，而是去了一个未知的地方。小说是否暗示着我们应该打破生活的枷锁？您是想通过这篇小说传递乐观的信息吗？
A：《赛跑的人》是一个乐观的故事。男人和女人并不是在真的赛跑。当然，不存在胜利者，因为他们很明智地跑向了不同的道路，但都奔向了自由。当然，他们的关系在结尾变得更为缓和，仇恨也被冲淡了。《423号航班》中我留了一个悬念，不像《赛跑的人》一样明朗。
我认为不管是随笔还是小说的结尾，都不要给它定性， 读者可以自行感悟。作家带给你的是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这就是文学的迷人之处。解读作品是一个迷人的过程，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去想象故事的发展。作品中各种隐喻此起彼伏，永不枯竭。
Q：您对卡夫卡《变形记》的解读非常出色，而且很有启发性。不同于将卡夫卡视为弱小和无助的象征，您对弱小的阐释截然相反，不禁让人联想到福柯和另外一些研究无力的力量的当代思想家……
A：你的解读我很认同。《变形记》中，人性的缺陷致使儿子变成了虫子，生活在父权和有话语权的人的阴影之下，不停地抱怨。如果你去了解卡夫卡小说和日记中的人物，很大一部分都是以受害者的形象出现的。人的个人经历会影响一个作者的创作和文风，小说折射出卡夫卡本人的影子，他个人的生活经历被代入作品中，预示了主人公一生的命运。卡夫卡在现实生活中是个弱者，没有话语权，一事无成。但在他的小说中，虚构的能力使他掌控一切，也能创造出更多东西，让我们去领会整个故事。在这个时候，艺术便成为连接虚构和现实的桥梁。各式各样的个人经历赋予了虚构的故事以信服力，让作者在能力范围内征服读者。
情色写作不是一种很激动人心的写作形式
Q：在写作生涯的初期，您曾写过一些情色故事。这段经历对您之后的写作有什么影响？您认为情色作为手段和作为目的，其中的差异在哪里？
A：1970年代的伦敦，朋克文化盛行，我的一些朋友甚至还参与过毒品交易、嫖娼，做过你能想象到的那些粗俗的行为。而我在这段混乱又短暂的时光里所做出的贡献，就是在杂志上写了一些带有情色色彩的故事。我必须说，情色写作不是一种很激动人心的写作形式。但是，我很有兴趣通过人物来描写性爱。我写这些并非是为了回应这其中的性爱动作和体位，而是关于两个年轻的人之间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他们如何享受彼此的关系，尤其是两性关系上的契合。性描写并不是描写赤裸裸的性爱动作、姿势，而是两个人在精神层面的活動。对我而言，情色更多涉及的是心理上的涟漪，而不仅仅是交媾。现在的世界还是有很多人将性单单理解为色情，但这是无聊的说法和形式，使我感到空洞和虚无，因此我并不认同这种说法。 Q：《亲密》是您在中国读者中知名度最高的作品，部分原因是它的电影版获得了柏林电影节大奖。您如何评价电影《亲密》？您还有将作品影视化的计划吗？
A：我很遗憾，导演帕特里斯·夏侯几年前去世了。当时他想以我的故事为蓝本，来找我谈了他的想法。他一直在寻求和英国制作团队的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在改编的过程中，对原著的改动还是比较大的，其中还用到了我的短篇小说《整日午夜》中的部分情节。这部电影在西方引发了一定程度的轰动，它讲述了与爱人的分道扬镳，让人心有触动。
我很希望把我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比如说我最新的小说The Nothing，它也很适合搬上大银幕。如果有中国导演有兴趣改编这部作品，我非常乐意合作。我会去看Netflix的网剧，以及多个电视台的节目。我正在计划做一个长篇电视节目，还打算培养我儿子去写电视剧本。
Q：有没有您感兴趣的中国或亚洲导演？
A：我很喜歡一部韩国电影，名叫《老男孩》。我很欣赏这部作品的导演。但我对中国电影了解得不多，如果有值得推荐的，请告诉我，尤其是比较新的作品。
Q：《亲密》获得了金熊奖，这给您带来了什么？
A：影片得奖了，我为演员们感到高兴。由于电影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受到了推崇，使得我的读者人数也增加了。帕特里斯·夏侯是一个德艺双馨的人，对于他的去世，我非常悲伤。
Q：前段时间反性侵浪潮席卷全球，中国也不例外。有没有女性读者认为《亲密》中主人公杰伊的行为是一种性侵？
A：帕特里斯·夏侯导演的《亲密》和我的小说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我所写的故事的主题是关于分离。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很畸形、具有侵略性的。这本书在英国很畅销，在其他地方也受到了关注，很多读者都能切身体会故事中那种令人不安和不适的关系。
我对于老年人有新的情感依托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Q：在短篇小说《老人国》中，您尝试去挑战当今文学中对老年人的叙述方式，描绘了一个年轻人为老年人提供性服务的世界。这是否在暗示，我们已经度过了以复杂的弑父情结为代表的时期，比如1960年代，而来到了一个年轻人被老年人剥夺各种力量的新时代？
A：我成长于1960年代，深受1970年代反传统文化运动的影响。如果你是一个聪明、漂亮、思想开放、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你就可以创造未来。但现在，我已经老了，还有三个二十几岁的孩子，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个世界还是会让他们感觉无助。哪怕我们拥有财富和权力，这个世界依然会带给我们失望。我们本应该带给年轻人祝福，但很多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来自权威者的性侵、暴力等侵犯行为，这给我带来了创作这个故事的灵感。我们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尤其在非洲以及亚洲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这个现象非常突出。
Q：您在多部作品中重点探索了老年（包括老年人的性爱）经验，为什么您对这个问题有那么大的兴趣？
A：1960和1970年代是性解放和性革命的时期，各种对性爱的意识的萌发，让人们知道了性爱还有同性恋这种方式，刚才你提到的福柯就是很好的早期佐证。从性革命的角度来看，人们变老的时候，性关系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关于这个主题的影片在当时凤毛麟角。我担任编剧的电影《母亲》和Venus探讨的也是这个问题。在我的新小说The Nothing中，我写到我们在肉体和精神上与以前大相径庭。以前，如果一个人60岁，就已经老态龙钟了，但现在我70多岁的朋友都能交上新的女朋友，开始一段新的关系。因此，我对于老年人有新的情感依托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Q：您提到的电影Venus是不是2006年的那一部？
A：是的，就是2006年的那部《末路爱神》（Venus），主要讲述的是年逾古稀的两个老人，其中一个老人由彼得·奥图尔饰演，他和一位年轻的女子，由朱迪·惠特克饰演，邂逅彼此后所发生的故事。
Q：能否这么说，年老是不是意味着新的希望？
A：我同意。这是文明进阶的产物。70岁、80岁时，你还是可以生龙活虎，充满乐趣，进入一种崭新的性爱阶段。
Q：The Nothing的开头，读者也许会同情主人公Waldo，但随着情节的推进，Waldo的自私和阴郁就展现了出来。最后，我们或许会更加同情Waldo的妻子和她的情人。为什么您想要去创造Waldo这个非常消极的角色？
A：Waldo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他的身体承受着病痛，他失去了他的爱妻和朋友。我想要勾勒的人物，正是在他这样的年龄，面对着极深的痛苦，陷入绝望，以及失去一切，是被时间偷走的垂暮生命。后来，他又找到了一个情人，对于读者而言，这个故事是比较复杂的，人物也是多维度的。
通过小说、电影、电视剧等途径可以折射出真实的移民生活
Q：作为一个移民作家，您在《黑色唱片》等诸多作品中精准地描写了伦敦的移民群体。您认为现在的移民群体和当年相比有什么变化？
A：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自从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成功，英国极右派也开始兴起，这股势力在各个国家蔓延，包括匈牙利、意大利、法国，在写作领域这样的意识形态也有渗透。从当前的局势来看，穆斯林是受害者，包括叙利亚的难民。在西方人的视野中，他们被指责为所有问题的症结。前几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人类非常黑暗的时刻，殃及了穆斯林、黑人、亚裔等群体，他们因此背负了太多压力，受到了残忍的对待。
Q：您曾说移民被当作暴力和混乱的借口，有人利用这个借口去实践他们的法西斯主义……
A：在欧洲，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法西斯主义就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尤其在西方，资本主义日薄西山，不能像它保证的那样提供给人们幸福，也不能保证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生活，包括房子、工作、日常生活，还有充满希望的未来。在西方，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危机。右翼党派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这些事件的发生迫使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这也是我对未来感到不太乐观的原因。 Q：移民問题对当今的文学和电影创作有什么影响？
A：通过小说、电影、电视剧等途径可以折射出真实的移民生活。不过，目前在英国还没有很多描述难民危机的作品，欧洲也几乎没有关于右派崛起的作品，这类题材需要作者具备相当渊博的知识。另外，在报纸、纪录片背后，实际上又隐含了许多民族情绪。
Q：您在作品中说过你是印度裔，但很多资料上说您是巴基斯坦移民作家。关于这一点，能否确认一下？
A：是这样的，我的父亲是印度人，但在印巴分治时期全家迁往巴基斯坦，然后从巴基斯坦来到了英国。
我有很多喜欢的电影，但现在我主要看电视剧
Q：让我们回到您惊世骇俗的小说处女作《郊区佛陀》。我觉得其中混杂着英式幽默和您的故乡印度的幽默。您想通过这种对幽默的使用方法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A：这是一个讲述成长于1970年代的男孩的故事。他的父亲和我一样，也属于移民群体。我想写一个笑点十足的少年的成长故事。主人公克里姆沉迷于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的音乐，他的父亲则想方设法融入当地人之中。克里姆十七八岁了，想拥有一段情爱关系，找一个女朋友甚至男朋友，打算成为一名演员。我想用自己故乡的声音向全世界讲述这个搞笑的故事，小说中大家也可以看到身为故事讲述者的我自己这个角色。
Q：《郊区佛陀》曾被改编为电视剧，大卫·鲍伊还为这部剧创作了主题曲《郊区佛陀》（The Buddha of Suburbia）。在您的作品中，您数次提到1960、1970年代的摇滚乐，有哪些音乐人和乐队是您非常中意的？
A：我在1960年代、1970年代长大，当时创作的音乐非常激动人心，那批传统的摇滚乐队都非常出色，包括披头士、滚石等。我也很喜欢美国的一些音乐家，比如奥蒂斯·雷丁（Otis Redding）、马文·盖伊（Marvin Gaye）。我非常敬仰吉米·亨德里克斯。我还很喜欢美国的爵士乐，特别是迈尔斯·戴维斯、约翰·柯川那个时期的。我父亲喜爱音乐，这一点影响了儿时的我。我也是齐柏林飞艇（Led Zeppelin）的粉丝，我以前在伦敦的住所离吉米·佩奇（Jimmy Page）的家很近。每次经过他家门口却总是见不到他，我女朋友为此经常感到不爽。
Q：您的短篇小说《我的儿子，狂热者》也被改编成电影，但在中国很难看到这部片子。一些电影网站将这部影片定义为喜剧，我觉得原著并非如此，您对此怎么看？
A：我也不确定哪里能找到，也许YouTube上有。如果你有机会观看这部电影，我会很荣幸。这是一个滑稽的故事，但不能说它是喜剧。电影拍得非常出色，必须说，它是一部有趣的作品。
Q：电影和原著的差异大吗？
A：改编的力度还是很大的，电影在原著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少东西。如果你需要，我可以给你看剧本。
Q：能谈谈对您产生深远影响的小说和电影作品吗？
A：我生长于1960、1970年代，那是一个电影发展的好时期。我喜欢法国、意大利的战后电影。最值得尊敬的导演要数希区柯克，我很爱他的电影。我有很多喜欢的电影，但现在我主要看电视剧，我很高兴有Netflix这样的平台产生，让我对西方的媒体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且为年轻人带来了很多机会。
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伯格曼、戈达尔、维斯康蒂的电影。1970年代，伯格曼的电影对我影响很大。不可否认我有太多喜欢的电影，但我特别喜欢《东京物语》，以及成濑巳喜男的《母亲》。小说中，我非常喜欢谷崎润一郎的《钥匙》。
教写作是很好的谋生方式
Q：作为一个创意写作教授，您曾说您的学生中99.9%都没写作天赋。那么，在剩下的0.1%中，您能发现什么样的天赋？对即将踏上作家之路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吗？
A：成为一个成功的职业作家，正如很多人想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职业舞蹈家，或职业画家那样，很少有人能成功。人们可以靠兴趣去写作，但不代表应该鼓励他们去从事这个行当。对他们来说，有很多其他的机会。十年前，我就鼓励我的学生尽量往电视行业发展，而不是钻牛角尖地成为作家，因为当时电视、电影行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很少有人能在作家这条路上成功，并不是说不可能成功，但这的确是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上天赐予的写作天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就像我们不知道上天为什么能赋予歌唱家美好的嗓子，舞蹈家出众的肢体语言能力。培养作家是更加困难的事，我们在学校里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我必须说，创意写作学校的存在对于作家而言也是很重要的，可以帮助作家成为教师，因为作家的生存是非常困难的，教写作是很好的谋生方式。
Q：像您这样的著名作家都会认为谋生很难吗？
A：没错。你得挣钱买房子，送孩子出国，钱会不够用的，很可能经济窘迫。有些年我可能挣得不错，也有些年我生活得挺惨的。写作不是一个有安全感的职业，并非所有的时刻都充满乐趣。
Q：您写了很多小说和剧本。对您来说哪一种难度最大？
A：做电视剧非常烧钱，需要巨大的投入，拍一部大制作你要说服很多人给你投钱，这非常困难，融资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Q：听说您现在正在写一部关于摇滚明星的电视剧？
A：现在的我年龄越来越大，对世界的看法也在逐渐改变。近年来，想要尝试和不同的人合作。过去我的合作伙伴包括斯蒂芬·弗雷斯（Stephen Frears）、罗杰·米歇尔（Roger Michell），还有大卫·鲍伊。最近我正在参与的电视节目，就是和我的儿子萨欣一起合作。对我而言，能够和年轻人一起工作、能够指导他们是我的荣幸，通过这样的机会也可以探索新的创作素材。我现在正在着手和萨欣一起创作的这部作品名叫The Driver，关于一个叙利亚移民男孩，他为一个摇滚巨星建造房子，并和摇滚巨星的儿子富兰克林成为了好朋友，两个年轻人之间的友谊反映了社会分化的现象。
Q：会在什么时候播出？
A：现在还在剧本创作过程中，所以很难说什么时候发行，不过到时候我会告诉大家的。
Q：您是在有意栽培您的儿子吗？他会感到有压力吗？
A：我的儿子承受的压力比我大多了！但我会手把手地指导他。
Q：您父亲有没有刻意栽培过您？
A：我父亲曾想成为作家，他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在很多方面他都努力做了尝试，但最终没有成功。然而，是他带领我走上了写作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