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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智慧城市申报试点和创建过程中，县级政府努力使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符合住建部的要求，从而形成一种指标上的竞争。这种竞争机制使得中央部门对于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重点具有指导和奖励作用。地方政府与住建部签订的“指标合约”既有标准化因素，又结合了地方的特色。地方政府在创建智慧城市的过程中的重点项目的建设某种程度受到各种指标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但也彰显着地方原本的发展逻辑和路径依赖。
关键词：智慧城市；县际竞争；县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2-0047-01
智慧城市是当前城市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模式，是信息时代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世界一些主要城为破解城市发展难题、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已加快了信息化发展的战略布局，相继提出了“智慧城市”的发展战略。从2006年开始，北京、上海、广东、南京等省市纷纷加入“智慧城市”、“感知中国”建设的赛跑。各级城市掀起了智慧城市建设高潮，纷纷提出智慧城市发展规划。
一、智慧城市在国内外的发展
2006年6月，新加坡启动了新加坡实施智慧国2015（iN2015）计划，希望将新加坡打造成一个智慧的国家、全球化的城市。2009年，奥巴马积极回应 IBM 的“智慧地球”概念，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2009年7月，日本政府推出至2015年的中长期信息技术发展战略“i-japan（智慧日本）战略2015”。重点发展电子政府和电子地方自治体，推动医疗、健康和教育的电子化，催生出新的活力，实现积极自主的创新。
2009年，温家宝提出“在传感网发展中，要早一点谋划未来，早一点攻破核心技术”，并且明确要求尽快建立中国的传感信息中心，或者叫“感知中国”中心。国内的智慧城市规划均结合了城市区域内自身禀赋和发展需求，因此在发展目标、重点和措施方面各有特色，同时也在城市普遍面临的各类“城市病”和关键问题上有一定共识。
上海市于2011年9月发布了《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2011-2013年行动计划》。上海将全球“智慧城市”最新信息科技率先应用于世博园的安防、管理、服务、交通等各个环节，使世博园成为智慧城市“样板”。
北京市于2012年3月发布了《智慧北京行动纲要》，编制了《智慧北京重点工作任务分工》和《智慧北京关键指标责任表》。2009年12月，北京携手中国科学院等单位，正式签订“感知北京”合作协议，启动“感知北京”的示范工程建设。南京市提出了“智慧南京”构想，希望从交通、医疗和电力三方面入手，建设服务型政府。2011年12月发布《南京市“十二五”智慧城市发展规划》。广东省希望通过打造“数字广东”，发展现代信息服务业，加强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撑，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让经济变得更有效率”。2012年前后，先后有扬州、南京、杭州、宁波等城市发布了智慧城市发展规划。
此外，珠海市提出将“建设泛在可信的基础设施，打造区域融合的智慧枢纽，打造产业创新的智慧基地，打造和谐幸福的智慧典范”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目标。武汉市认为在当地智慧城市建设在公共医疗、公共交通、传统产业升级等雪中送炭的项目最容易取得成功。 重庆市提出应该：加强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信息共享、制定统一的信息化发展规划与信息化管理体制、强化“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等建议。
二、智慧城市试点指标与标准化
为规范和推动智慧城市的健康发展，构筑创新2.0时代的城市新形态，引领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之路，住房城乡建设部于2012年12月5日正式发布了“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至2015年4月7日，住建部和科技部公布了三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目前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已达290个。在智慧城市的申报和创建的过程中，住建部对申报城市有各种指标要求，从而引导和约束地方的具体经济行为，从而达到某种程度的标准化。这一标准化过程首先是受国际上智慧城市标准化的影响。此前，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国际电信联盟（ITU）、英国标准研究院（BSI）、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ANSI）等组织已从不同层次启动了智慧城市标准化工作。其次，这些指标也体现了国家的长远规划和战略方针。
在国内，这种标杆化的过程，往往是通过：理念提出—个别实践—标准化讨论—试点—进一步标准化—推广等步骤来实现。通过“智慧城市”不同地区的试点，我们看到了这种试点促成了标准化，使得不同地区在有一定同质，但也体现了地方发展竞争性的千差万别。在同一目标下，地方政府为了达到某部门的“指标”的要求，往往利用原有其他部门的“成绩”；也在实现部门“指标”的过程中，也从整体上考虑了地方经济的整体规划与诉求。
三、智慧城市试点与县域经济的指标竞争
张五常在《佃农理论》中产权理论进一步发挥，认为不管是分租、定租或地主自耕等，其土地利用的效率都是一样。他从制度经济学中认识到了明确私有产权制度在减少交易费用和提高交易效率的作用。如果能够定土地为私人产权，明晰产权制度，允许土地自由转让，这会使生产要素与土地发挥最大效率。他还从合约制度的角度思考国家发展层面的根本动力，指出县际竞争这种上下级政府间的合约机制对中国三十年经济繁荣的贡献。
如果把改革前三十年的“家庭联产责任制”、“县际竞争”带来的好处归结为合约带来的交易费用的较少的话，那么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出路则不应局限于“交易”这一“比较好吃的肉”的层面。这也正是国家提出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原因。那么在创时代，原有的“县际竞争”的局面还存在么？
通过智慧城市试点和创建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驱动县际竞争的是上一级政府决定下一级政府（党委）主官能够晋升、增值税和土地出让金的分层之外，上级政府的部门对于下级政府也有一个指标考核过程。通过县级政府竞争性地去争取“文明城市”、“园林城市”、“森林城市”、“智慧城市”、“智慧旅游城市”“交通模范城市”等等称号，使本地社会经济发展数据超过合约指标的要求。下级政府通过争取试点和达到指标要求，可以获得项目和政策上的支持，而这些支持又反过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更好的发展。
作者简介：李镇（1985—），漢族，历史学博士，湖南华容人，研究方向：社会经济史、区域经济。
关键词：智慧城市；县际竞争；县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2-0047-01
智慧城市是当前城市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模式，是信息时代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世界一些主要城为破解城市发展难题、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已加快了信息化发展的战略布局，相继提出了“智慧城市”的发展战略。从2006年开始，北京、上海、广东、南京等省市纷纷加入“智慧城市”、“感知中国”建设的赛跑。各级城市掀起了智慧城市建设高潮，纷纷提出智慧城市发展规划。
一、智慧城市在国内外的发展
2006年6月，新加坡启动了新加坡实施智慧国2015（iN2015）计划，希望将新加坡打造成一个智慧的国家、全球化的城市。2009年，奥巴马积极回应 IBM 的“智慧地球”概念，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2009年7月，日本政府推出至2015年的中长期信息技术发展战略“i-japan（智慧日本）战略2015”。重点发展电子政府和电子地方自治体，推动医疗、健康和教育的电子化，催生出新的活力，实现积极自主的创新。
2009年，温家宝提出“在传感网发展中，要早一点谋划未来，早一点攻破核心技术”，并且明确要求尽快建立中国的传感信息中心，或者叫“感知中国”中心。国内的智慧城市规划均结合了城市区域内自身禀赋和发展需求，因此在发展目标、重点和措施方面各有特色，同时也在城市普遍面临的各类“城市病”和关键问题上有一定共识。
上海市于2011年9月发布了《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2011-2013年行动计划》。上海将全球“智慧城市”最新信息科技率先应用于世博园的安防、管理、服务、交通等各个环节，使世博园成为智慧城市“样板”。
北京市于2012年3月发布了《智慧北京行动纲要》，编制了《智慧北京重点工作任务分工》和《智慧北京关键指标责任表》。2009年12月，北京携手中国科学院等单位，正式签订“感知北京”合作协议，启动“感知北京”的示范工程建设。南京市提出了“智慧南京”构想，希望从交通、医疗和电力三方面入手，建设服务型政府。2011年12月发布《南京市“十二五”智慧城市发展规划》。广东省希望通过打造“数字广东”，发展现代信息服务业，加强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撑，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让经济变得更有效率”。2012年前后，先后有扬州、南京、杭州、宁波等城市发布了智慧城市发展规划。
此外，珠海市提出将“建设泛在可信的基础设施，打造区域融合的智慧枢纽，打造产业创新的智慧基地，打造和谐幸福的智慧典范”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目标。武汉市认为在当地智慧城市建设在公共医疗、公共交通、传统产业升级等雪中送炭的项目最容易取得成功。 重庆市提出应该：加强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信息共享、制定统一的信息化发展规划与信息化管理体制、强化“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等建议。
二、智慧城市试点指标与标准化
为规范和推动智慧城市的健康发展，构筑创新2.0时代的城市新形态，引领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之路，住房城乡建设部于2012年12月5日正式发布了“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至2015年4月7日，住建部和科技部公布了三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目前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已达290个。在智慧城市的申报和创建的过程中，住建部对申报城市有各种指标要求，从而引导和约束地方的具体经济行为，从而达到某种程度的标准化。这一标准化过程首先是受国际上智慧城市标准化的影响。此前，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国际电信联盟（ITU）、英国标准研究院（BSI）、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ANSI）等组织已从不同层次启动了智慧城市标准化工作。其次，这些指标也体现了国家的长远规划和战略方针。
在国内，这种标杆化的过程，往往是通过：理念提出—个别实践—标准化讨论—试点—进一步标准化—推广等步骤来实现。通过“智慧城市”不同地区的试点，我们看到了这种试点促成了标准化，使得不同地区在有一定同质，但也体现了地方发展竞争性的千差万别。在同一目标下，地方政府为了达到某部门的“指标”的要求，往往利用原有其他部门的“成绩”；也在实现部门“指标”的过程中，也从整体上考虑了地方经济的整体规划与诉求。
三、智慧城市试点与县域经济的指标竞争
张五常在《佃农理论》中产权理论进一步发挥，认为不管是分租、定租或地主自耕等，其土地利用的效率都是一样。他从制度经济学中认识到了明确私有产权制度在减少交易费用和提高交易效率的作用。如果能够定土地为私人产权，明晰产权制度，允许土地自由转让，这会使生产要素与土地发挥最大效率。他还从合约制度的角度思考国家发展层面的根本动力，指出县际竞争这种上下级政府间的合约机制对中国三十年经济繁荣的贡献。
如果把改革前三十年的“家庭联产责任制”、“县际竞争”带来的好处归结为合约带来的交易费用的较少的话，那么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出路则不应局限于“交易”这一“比较好吃的肉”的层面。这也正是国家提出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原因。那么在创时代，原有的“县际竞争”的局面还存在么？
通过智慧城市试点和创建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驱动县际竞争的是上一级政府决定下一级政府（党委）主官能够晋升、增值税和土地出让金的分层之外，上级政府的部门对于下级政府也有一个指标考核过程。通过县级政府竞争性地去争取“文明城市”、“园林城市”、“森林城市”、“智慧城市”、“智慧旅游城市”“交通模范城市”等等称号，使本地社会经济发展数据超过合约指标的要求。下级政府通过争取试点和达到指标要求，可以获得项目和政策上的支持，而这些支持又反过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更好的发展。
作者简介：李镇（1985—），漢族，历史学博士，湖南华容人，研究方向：社会经济史、区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