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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是当今艺术创作中比较热门的题材和元素，但大多数创作者都是将其作为现象或精神来进行表现，这属于第三人稱角度。作曲家贾达群先生创作的大型民族器乐协奏套曲《梨园》则别开生面，采用第一人称角度，即通过一种更具直接性、全动性的叙事手法表现戏曲中的“人”——梨园子弟——来彰显戏曲之博大精深和表达作曲家的人文关怀。这部作品应上海民族乐团委约而作，由华人指挥家叶聪携上海民族乐团于2019年12月14日晚在上音歌剧院首演，取得了轰动效应，好评如潮。
《梨园》由四部既可连缀亦可独立的作品组成，即《序曲·梨园鼓韵》《随想曲·梨园竹调》《即兴曲·梨园弦诗》和《狂想曲·梨园腔魂》。这部作品从不同维度对“梨园子弟”进行表现，其中《序曲·梨园鼓韵》侧重“写生”，即描绘川剧艺人在表演时的生态;《随想曲·梨园竹调》侧重“写境”，即展现昆曲艺人所塑造出来的瑰丽意境;《即兴曲·梨园弦诗》侧重“写心”，即刻画京剧艺人和作曲家本人的心灵世界;《狂想曲·梨园腔魂》则侧重“写情”，即抒发秦腔艺人对黄土高原的炽烈情感。梨园人物群体以角色化的方式被置入音乐语言之中，并与其生成的意象共同构成作品的“梨园世界”。同时作曲家以主体的身份自由进出“梨园世界”，于是形成“梨园角色”与作曲家“主体角色”之间的对话、切换和嬗变等。角色身份的清晰与模糊，梨园世界的封闭与开放，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极为高明的艺术处理。采用协奏形式来表达梨园主题是极为妥帖的做法，因为协奏对于角色的塑造较之于其他形式更具优势，下面从协奏叙事与梨园景观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协奏叙事
“协奏曲”在西方音乐体裁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根据演奏形式的不同，可分成独奏协奏曲、重奏协奏曲（大协奏曲）以及乐队协奏曲等形式。“协奏套曲是作曲家贾达群创立的一种大型作品体裁，其定义为：一、套曲中包含数首为不同独奏乐器而作的协奏类乐曲;二、套曲中的数首协奏类作品具有统一的音乐主旨;三、套曲内每一首协奏类乐曲既可单独演奏，也可集合演奏;作为一个大型的集合作品，其作品结构应符合传统曲式中奏鸣套曲曲式的基本规范。”《梨园》融多种协奏形式于一体，即同时并存独奏与乐队、重奏与乐队、独奏与重奏以及乐队协奏等多种协奏形式。如《序曲·梨园鼓韵》中的独奏打击乐与乐队、独奏打击乐与川剧锣鼓（六人）、川剧锣鼓与乐队以及乐队协奏等;《随想曲·梨园竹调》中的独奏竹笛与乐队、独奏竹笛与笛笙群以及乐队协奏等;《即兴曲·梨园弦诗》中的独奏二胡与乐队、京剧三大件（京胡、京二胡和月琴）与乐队、独奏二胡与京剧三大件以及乐队协奏等;《狂想曲·梨园腔魂》中的独奏唢呐与乐队、独奏唢呐与唢呐群以及乐队协奏等。多重协奏叙事模式生成出了极其丰富、多元和瑰丽的梨园景观，令人应接不暇。对这部作品之协奏叙事的分析可从三个方面进行，即结构、材料和程式。
（一）结构
贾达群先生既是“结构对位”的提出者，更是践行者，《梨园》这部作品就集中体现了“结构对位”的理念。复杂的结构对位将导致两种结果，一是结构的多重性，二是结构的多维性。在这部作品中，前者由不同引领事件来制造，后者则由时空综合控制来实现。
1.结构的多重性
《序曲·梨园鼓韵》“用川剧锣鼓经作为节奏素材，以黄金分割比例为作品的结构逻辑，将独奏打击乐、川剧锣鼓以及民族乐队中的吹拉弹三组进行了音响色彩上的理性安排和分布，由此形成了奏鸣、回旋、变奏等多重结构的对位”。其结构引领事件有：独奏打击乐、川剧锣鼓、邦笛与唢呐的高腔主题、曲笛的昆腔主题、弹拨乐的弹戏主题、弦乐的胡琴主题、云锣的灯调主题以及戏曲外的现代音乐素材等。其中独奏打击乐的宏观结构具有三部性，呈示部与再现部为鼓乐，由各种鼓类打击乐（板鼓、堂鼓、排鼓、中国大鼓以及铃鼓等）领奏，其他类型的打击乐点缀;中部为锣乐，即由云锣、十面锣和大锣领奏。微观结构则体现出了线性展衍和拼贴切换共存的特点，由此生成出了时间上的蒙太奇效果。川剧锣鼓以固定形态贯穿在整部作品之中，只是在不同的结构位置有做切片处理而已，因此其结构具有线性的特征。事实上，川剧锣鼓与独奏打击乐形成了复线状态，二者时分时合，共同引领协奏的叙事。同时，川剧五大声腔被设计成主题由不同的乐器来演奏，每种声腔的主题又各自派生出了主题群，并形成了“连环套”的结构模式。另外，作曲家还从音响形态的角度对作品进行结构设计，使之体现出奏鸣曲式的特点，即“引子—呈示部—插部—再现部—尾声”，并且尾声还采用了奏鸣曲式惯常使用的第二展开部写法，将音乐结束在辉煌的高潮之中。
《随想曲·梨园竹调》的结构引领事件有：独奏竹笛、笛笙群、木鱼、弦乐昆曲主题、弹拨乐昆曲主题以及现代音乐素材等。独奏竹笛为意识流结构，在音效、念白模拟、昆曲碎片化旋律以及炫技性旋律之间自由切换;笛笙群所奏的昆曲旋律具有结构塑造性，它主要存在于全奏之中，具有回旋结构的特征;木鱼以固定音型点缀的方式参与结构塑造，形成了主导动机的结构模式;弦乐与弹拨乐所奏的昆曲主题，是全曲的两个主要主题，二者交替发展，形成了两个嵌套的三分性结构;现代音乐素材或纵或横地被嫁接在戏曲材料之上，也形成了复杂的结构状态。
《即兴曲·梨园弦诗》的结构“是两种天然结构态——镜像结构（非完全对称的音响安排）和三分性结构（长度不完全对等的曲体）的结合”。其引领事件有：独奏二胡、京剧三大件、乐队呈现的多个京剧主题以及作曲家表达内心世界的现代主题等。其中独奏二胡的结构具有意识流与变奏相叠加的线性结构特征;京剧三大件为固定材料切片贯穿，具有回旋结构特征：京剧主题为变奏结构;心理主题则为自由结构。
《狂想曲·梨园腔魂》作为最后一部作品，“作曲家用类似奏鸣曲式的结构将秦腔音乐中的素材进行了选择、凝练和再造，使其特点和风格更为集中、鲜明;同时，庞大的曲体形式和多重的结构对位也恰当并得体地为这部套曲的总体结构划上了圆满的句号”。这首作品的曲体结构具有奏鸣回旋曲式的特征，其中主部主题与副部主题的呈示由独奏唢呐承担，后经乐队的发展形成了庞大的呈示部与再现部。中间的插部材料主要从主副部主题中化出，但情绪、色调、风格以及音响形态都与前后两个部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在宏观维度里存在着三分性结构与线性结构的对位状态，其中前者由乐队引领，后者由独奏唢呐引领。 以上只是从乐器形式和主题材料的角度来探讨《梨园》的结构对位现象，由此便窥见到了其多重结构的复杂面貌。如果深入内部，从中观或微观层面进行分析，将显现出更加复杂的多重结构状态。 2.结构的多维性 除了多重结构设计之外，作曲家还对结构做了复杂的多维控制，即音高材料结构化、节奏材料结构化、主题材料结构化、织体材料结构化、音色材料结构化以及音响形态结构化等。多维结构态是通过时空综合控制来实现的，即对不同维度的材料自身以及相互之间进行时空布局，由此制造结构之跨维度的复杂关系。
（二）材料
《梨园》在材料设计方面同样显示出了极高的功力，完美实现了材料之同源性与多态性的辩证统一。材料的同源性是指作品中诸多材料都拥有相同的母体，该母体材料通过形态相关、音高相关以及节奏相关等方式派生出多个子材料，由此形成材料群。材料的多态性是指各派生材料或新材料在形态、情绪、色调、风格、音响以及声部形式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由此形成对比效果。
《序曲·梨园鼓韵》中材料的同源性在川剧锣鼓材料和高腔主题材料中有集中的体现。其中川剧锣鼓材料直接根据传统的川剧锣鼓经设计而成，在全曲中基本以固定的形态呈现，因此具有高度的同源性;高腔主题首次由唢呐在全奏中呈现出来，后面主要以形态相关（轮廓相似）的方式进行派生，得出了多个子材料，并分别由不同的乐器和声部形式（旋律或织体）呈现。虽然还存在大量看似无关的材料，但只要将同源的论域放大，仍然能找出其内在的关联。如昆腔主题、胡琴主题、弹戏主题和灯调主题，它们与高腔主题的共同源头便是川剧声腔（见谱例①）。
《随想曲·梨园竹调》中存在一个具有昆曲符号性的核心音调，该音调派生出了多个子材料，并在情绪、音色和声部形式方面进行变异。同时还弥漫着大量的非昆曲材料（现代风格居多），这些材料为闪现的昆曲音调制造了现代的语境（见谱例②）。
《即兴曲·梨园弦诗》由两个京剧主题结构而成，一是独奏二胡开门见山地奏出的主题动机;二是京剧三大件奏出的京剧文场程式化音乐。全曲几乎所有的主题性材料都由这两个主题派生而来，而这两个主题又有一个共同源头——京剧音乐。因此，材料的同源性在这部作品中发挥到了极致。同时，通过多样化的变异和加入大量的非主题材料，使得其多态性也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见谱例③）。
《狂想曲·梨园腔魂》也包含两个主题动机，二者的初始呈示以对位的方式出现（独奏唢呐与中低音弦乐），并位于乐曲的开始，后面的大部分主题材料都源于这两个动机。同时，还加入了大量秦腔外的陕北音乐素材，如花儿、信天游和安塞腰鼓等，这些素材与秦腔拥有共同的源头——陕北音乐。材料多态性的实现方式与前面几首相似，也是通过派生变异和加入非主题材料来制造的（见谱例④）。
（三）程式
程式是艺术形式成熟化的标志，戏曲如此，协奏曲亦如此。《梨园》这部作品在处理协奏叙事时很好地体现了程式性。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1.戏曲程式
戏曲是将程式性发挥到极致的艺术门类，其剧本写作、唱作念打、伴奏音乐、服饰妆容以及道具布景等，各个方面都有整套的程式。《梨园》的四个乐章分别表现不同的戏曲，其中《序曲·梨园鼓韵》主要由川剧锣鼓所承担的川剧武场来引领川剧的程式性;《随想曲·梨园竹调》主要由独奏竹笛模拟昆曲旦角来引领昆曲的程式性;《即兴曲·梨园弦诗》主要由京剧三大件所奏的京剧文场来引领京剧的程式性;《狂想曲·梨园腔魂》则主要由独奏唢呐模拟秦腔花脸来引领秦腔的程式性。
2.协奏程式
协奏的程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多重协奏模式并存（独奏协奏、重奏协奏和乐队协奏）;二是华彩的使用（独奏华彩和重奏华彩）。
《序曲·梨园鼓韵》的协奏模式有三种：一是独奏打击乐与乐队所构成的独奏协奏：二是川剧锣鼓与乐队所构成的重奏协奏：三是乐队协奏。华彩形式也有三种：一是独奏打击乐华彩;二是川剧锣鼓华彩;三是独奏打击乐与川剧锣鼓对位华彩。
《随想曲·梨园竹调》的协奏模式有两种：一是独奏竹笛与乐队所构成的独奏协奏;二是乐队协奏。华彩主要由独奏竹笛承担。
《即兴曲·梨园弦诗》的协奏模式有三种：一是独奏二胡与乐队所构成的独奏协奏;二是京剧三大件与乐队所构成的重奏协奏;三是乐队协奏。华彩形式也有三种;一是独奏二胡华彩;二是京剧三大件华彩;三是独奏二胡与京剧三大件对位华彩。
《狂想曲·梨园腔魂》的协奏模式有两种：一是独奏唢呐与乐队所构成的独奏协奏;二是乐队协奏。华彩则主要由独奏唢呐承担。
3.套曲程式
《梨园》既然采用协奏套曲之体裁自然就会遵循套曲的程式，首先是使用奏鸣套曲的四乐章格式，四个乐章分别为快板奏鸣曲式、慢板回旋曲式、行板变奏曲式、快板奏鸣回旋曲式。其次是体现序曲的热烈欢快，随想曲的行云流水，即兴曲的自由抒发，狂想曲的豪迈奔放。
二、梨园景观
《梨园》之协奏叙事的目的是展现瑰丽多姿的梨园景观，这些景观主要分成两类，即角色和意象。通过蔚为壮观的梨园景观不但塑造出了博大精深的戏曲世界，而且表达了作曲家对戏曲文化和戏曲外文化的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考。
（一）角色
《梨园》音乐语言中的角色既有人物方面的，也有非人物方面的。根据存在维度的不同，可分成两种类型，一是主题内角色，主要是人物，包含客体角色（戏曲中的生旦净末丑和伴奏乐师）与主体角色（作曲家）两种：二是主题外角色，主要是音乐素材，包含泛民族素材和泛世界素材（现代音乐）两种。
具体来讲，《序曲·梨园鼓韵》中的角色主要有：川剧锣鼓师、川剧全部行当和中国民族打击乐;《随想曲·梨园竹调》中的角色主要有：昆曲旦角、昆曲笛师和现代音乐素材;《即兴曲·梨园弦诗》中的角色主要有：作曲家主体、京剧全部行当、京剧文场乐师、邪恶势力以及苦难众生等;《狂想曲·梨园腔魂》中的主要角色有：秦腔花脸、秦腔唢呐、安塞腰鼓以及现代音乐素材等。
（二）意象
作曲家在《梨园》中制造出了极其丰富、多维和生动的意象，可将其分成四种类型：一是戏曲意象，包含《序曲·梨园鼓韵》中的川剧意象群、《随想曲·梨园竹调》中的昆曲意象群、《即兴曲·梨园弦诗》中的京剧意象群和《狂想曲·梨园腔魂》中的秦腔意象群;二是地域意象，包括《序曲·梨園鼓韵》中的巴蜀意象群、《随想曲·梨园竹调》中的江南意象群、《即兴曲·梨园弦诗》中的中原意象群和《狂想曲·梨园腔魂》中的西北意象群：三是文化意象，包括《序曲·梨园鼓韵》和《狂想曲·梨园腔魂》中的俗文化意象群、《随想曲·梨园竹调》和《即兴曲·梨园弦诗》中的雅文化意象群以及充斥于四个乐章中的现代文化意象群;四是心理意象，主要是喜剧意象、悲剧意象、讽刺意象、“笑”意象和“痛”意象等，这些意象主要存在于《即兴曲·梨园弦诗》中。
综上所述，大型民族器乐套曲《梨园》是一部宏大而深刻的民族器乐作品，其创作精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堪称“民乐界的《春之祭》”。它采用民乐之形式，诉说民族之语言，表达交响之理念。集民族性、世界性、学术性、可听性和经典性于一体，博大精深，雅俗共赏。诚如作曲家所言：“期冀通过这部作品的创作，满载梨园丰厚学养，融入世界万方智性。”
郭三刚 上海音乐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萌）
《梨园》由四部既可连缀亦可独立的作品组成，即《序曲·梨园鼓韵》《随想曲·梨园竹调》《即兴曲·梨园弦诗》和《狂想曲·梨园腔魂》。这部作品从不同维度对“梨园子弟”进行表现，其中《序曲·梨园鼓韵》侧重“写生”，即描绘川剧艺人在表演时的生态;《随想曲·梨园竹调》侧重“写境”，即展现昆曲艺人所塑造出来的瑰丽意境;《即兴曲·梨园弦诗》侧重“写心”，即刻画京剧艺人和作曲家本人的心灵世界;《狂想曲·梨园腔魂》则侧重“写情”，即抒发秦腔艺人对黄土高原的炽烈情感。梨园人物群体以角色化的方式被置入音乐语言之中，并与其生成的意象共同构成作品的“梨园世界”。同时作曲家以主体的身份自由进出“梨园世界”，于是形成“梨园角色”与作曲家“主体角色”之间的对话、切换和嬗变等。角色身份的清晰与模糊，梨园世界的封闭与开放，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极为高明的艺术处理。采用协奏形式来表达梨园主题是极为妥帖的做法，因为协奏对于角色的塑造较之于其他形式更具优势，下面从协奏叙事与梨园景观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协奏叙事
“协奏曲”在西方音乐体裁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根据演奏形式的不同，可分成独奏协奏曲、重奏协奏曲（大协奏曲）以及乐队协奏曲等形式。“协奏套曲是作曲家贾达群创立的一种大型作品体裁，其定义为：一、套曲中包含数首为不同独奏乐器而作的协奏类乐曲;二、套曲中的数首协奏类作品具有统一的音乐主旨;三、套曲内每一首协奏类乐曲既可单独演奏，也可集合演奏;作为一个大型的集合作品，其作品结构应符合传统曲式中奏鸣套曲曲式的基本规范。”《梨园》融多种协奏形式于一体，即同时并存独奏与乐队、重奏与乐队、独奏与重奏以及乐队协奏等多种协奏形式。如《序曲·梨园鼓韵》中的独奏打击乐与乐队、独奏打击乐与川剧锣鼓（六人）、川剧锣鼓与乐队以及乐队协奏等;《随想曲·梨园竹调》中的独奏竹笛与乐队、独奏竹笛与笛笙群以及乐队协奏等;《即兴曲·梨园弦诗》中的独奏二胡与乐队、京剧三大件（京胡、京二胡和月琴）与乐队、独奏二胡与京剧三大件以及乐队协奏等;《狂想曲·梨园腔魂》中的独奏唢呐与乐队、独奏唢呐与唢呐群以及乐队协奏等。多重协奏叙事模式生成出了极其丰富、多元和瑰丽的梨园景观，令人应接不暇。对这部作品之协奏叙事的分析可从三个方面进行，即结构、材料和程式。
（一）结构
贾达群先生既是“结构对位”的提出者，更是践行者，《梨园》这部作品就集中体现了“结构对位”的理念。复杂的结构对位将导致两种结果，一是结构的多重性，二是结构的多维性。在这部作品中，前者由不同引领事件来制造，后者则由时空综合控制来实现。
1.结构的多重性
《序曲·梨园鼓韵》“用川剧锣鼓经作为节奏素材，以黄金分割比例为作品的结构逻辑，将独奏打击乐、川剧锣鼓以及民族乐队中的吹拉弹三组进行了音响色彩上的理性安排和分布，由此形成了奏鸣、回旋、变奏等多重结构的对位”。其结构引领事件有：独奏打击乐、川剧锣鼓、邦笛与唢呐的高腔主题、曲笛的昆腔主题、弹拨乐的弹戏主题、弦乐的胡琴主题、云锣的灯调主题以及戏曲外的现代音乐素材等。其中独奏打击乐的宏观结构具有三部性，呈示部与再现部为鼓乐，由各种鼓类打击乐（板鼓、堂鼓、排鼓、中国大鼓以及铃鼓等）领奏，其他类型的打击乐点缀;中部为锣乐，即由云锣、十面锣和大锣领奏。微观结构则体现出了线性展衍和拼贴切换共存的特点，由此生成出了时间上的蒙太奇效果。川剧锣鼓以固定形态贯穿在整部作品之中，只是在不同的结构位置有做切片处理而已，因此其结构具有线性的特征。事实上，川剧锣鼓与独奏打击乐形成了复线状态，二者时分时合，共同引领协奏的叙事。同时，川剧五大声腔被设计成主题由不同的乐器来演奏，每种声腔的主题又各自派生出了主题群，并形成了“连环套”的结构模式。另外，作曲家还从音响形态的角度对作品进行结构设计，使之体现出奏鸣曲式的特点，即“引子—呈示部—插部—再现部—尾声”，并且尾声还采用了奏鸣曲式惯常使用的第二展开部写法，将音乐结束在辉煌的高潮之中。
《随想曲·梨园竹调》的结构引领事件有：独奏竹笛、笛笙群、木鱼、弦乐昆曲主题、弹拨乐昆曲主题以及现代音乐素材等。独奏竹笛为意识流结构，在音效、念白模拟、昆曲碎片化旋律以及炫技性旋律之间自由切换;笛笙群所奏的昆曲旋律具有结构塑造性，它主要存在于全奏之中，具有回旋结构的特征;木鱼以固定音型点缀的方式参与结构塑造，形成了主导动机的结构模式;弦乐与弹拨乐所奏的昆曲主题，是全曲的两个主要主题，二者交替发展，形成了两个嵌套的三分性结构;现代音乐素材或纵或横地被嫁接在戏曲材料之上，也形成了复杂的结构状态。
《即兴曲·梨园弦诗》的结构“是两种天然结构态——镜像结构（非完全对称的音响安排）和三分性结构（长度不完全对等的曲体）的结合”。其引领事件有：独奏二胡、京剧三大件、乐队呈现的多个京剧主题以及作曲家表达内心世界的现代主题等。其中独奏二胡的结构具有意识流与变奏相叠加的线性结构特征;京剧三大件为固定材料切片贯穿，具有回旋结构特征：京剧主题为变奏结构;心理主题则为自由结构。
《狂想曲·梨园腔魂》作为最后一部作品，“作曲家用类似奏鸣曲式的结构将秦腔音乐中的素材进行了选择、凝练和再造，使其特点和风格更为集中、鲜明;同时，庞大的曲体形式和多重的结构对位也恰当并得体地为这部套曲的总体结构划上了圆满的句号”。这首作品的曲体结构具有奏鸣回旋曲式的特征，其中主部主题与副部主题的呈示由独奏唢呐承担，后经乐队的发展形成了庞大的呈示部与再现部。中间的插部材料主要从主副部主题中化出，但情绪、色调、风格以及音响形态都与前后两个部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在宏观维度里存在着三分性结构与线性结构的对位状态，其中前者由乐队引领，后者由独奏唢呐引领。 以上只是从乐器形式和主题材料的角度来探讨《梨园》的结构对位现象，由此便窥见到了其多重结构的复杂面貌。如果深入内部，从中观或微观层面进行分析，将显现出更加复杂的多重结构状态。 2.结构的多维性 除了多重结构设计之外，作曲家还对结构做了复杂的多维控制，即音高材料结构化、节奏材料结构化、主题材料结构化、织体材料结构化、音色材料结构化以及音响形态结构化等。多维结构态是通过时空综合控制来实现的，即对不同维度的材料自身以及相互之间进行时空布局，由此制造结构之跨维度的复杂关系。
（二）材料
《梨园》在材料设计方面同样显示出了极高的功力，完美实现了材料之同源性与多态性的辩证统一。材料的同源性是指作品中诸多材料都拥有相同的母体，该母体材料通过形态相关、音高相关以及节奏相关等方式派生出多个子材料，由此形成材料群。材料的多态性是指各派生材料或新材料在形态、情绪、色调、风格、音响以及声部形式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由此形成对比效果。
《序曲·梨园鼓韵》中材料的同源性在川剧锣鼓材料和高腔主题材料中有集中的体现。其中川剧锣鼓材料直接根据传统的川剧锣鼓经设计而成，在全曲中基本以固定的形态呈现，因此具有高度的同源性;高腔主题首次由唢呐在全奏中呈现出来，后面主要以形态相关（轮廓相似）的方式进行派生，得出了多个子材料，并分别由不同的乐器和声部形式（旋律或织体）呈现。虽然还存在大量看似无关的材料，但只要将同源的论域放大，仍然能找出其内在的关联。如昆腔主题、胡琴主题、弹戏主题和灯调主题，它们与高腔主题的共同源头便是川剧声腔（见谱例①）。
《随想曲·梨园竹调》中存在一个具有昆曲符号性的核心音调，该音调派生出了多个子材料，并在情绪、音色和声部形式方面进行变异。同时还弥漫着大量的非昆曲材料（现代风格居多），这些材料为闪现的昆曲音调制造了现代的语境（见谱例②）。
《即兴曲·梨园弦诗》由两个京剧主题结构而成，一是独奏二胡开门见山地奏出的主题动机;二是京剧三大件奏出的京剧文场程式化音乐。全曲几乎所有的主题性材料都由这两个主题派生而来，而这两个主题又有一个共同源头——京剧音乐。因此，材料的同源性在这部作品中发挥到了极致。同时，通过多样化的变异和加入大量的非主题材料，使得其多态性也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见谱例③）。
《狂想曲·梨园腔魂》也包含两个主题动机，二者的初始呈示以对位的方式出现（独奏唢呐与中低音弦乐），并位于乐曲的开始，后面的大部分主题材料都源于这两个动机。同时，还加入了大量秦腔外的陕北音乐素材，如花儿、信天游和安塞腰鼓等，这些素材与秦腔拥有共同的源头——陕北音乐。材料多态性的实现方式与前面几首相似，也是通过派生变异和加入非主题材料来制造的（见谱例④）。
（三）程式
程式是艺术形式成熟化的标志，戏曲如此，协奏曲亦如此。《梨园》这部作品在处理协奏叙事时很好地体现了程式性。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1.戏曲程式
戏曲是将程式性发挥到极致的艺术门类，其剧本写作、唱作念打、伴奏音乐、服饰妆容以及道具布景等，各个方面都有整套的程式。《梨园》的四个乐章分别表现不同的戏曲，其中《序曲·梨园鼓韵》主要由川剧锣鼓所承担的川剧武场来引领川剧的程式性;《随想曲·梨园竹调》主要由独奏竹笛模拟昆曲旦角来引领昆曲的程式性;《即兴曲·梨园弦诗》主要由京剧三大件所奏的京剧文场来引领京剧的程式性;《狂想曲·梨园腔魂》则主要由独奏唢呐模拟秦腔花脸来引领秦腔的程式性。
2.协奏程式
协奏的程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多重协奏模式并存（独奏协奏、重奏协奏和乐队协奏）;二是华彩的使用（独奏华彩和重奏华彩）。
《序曲·梨园鼓韵》的协奏模式有三种：一是独奏打击乐与乐队所构成的独奏协奏：二是川剧锣鼓与乐队所构成的重奏协奏：三是乐队协奏。华彩形式也有三种：一是独奏打击乐华彩;二是川剧锣鼓华彩;三是独奏打击乐与川剧锣鼓对位华彩。
《随想曲·梨园竹调》的协奏模式有两种：一是独奏竹笛与乐队所构成的独奏协奏;二是乐队协奏。华彩主要由独奏竹笛承担。
《即兴曲·梨园弦诗》的协奏模式有三种：一是独奏二胡与乐队所构成的独奏协奏;二是京剧三大件与乐队所构成的重奏协奏;三是乐队协奏。华彩形式也有三种;一是独奏二胡华彩;二是京剧三大件华彩;三是独奏二胡与京剧三大件对位华彩。
《狂想曲·梨园腔魂》的协奏模式有两种：一是独奏唢呐与乐队所构成的独奏协奏;二是乐队协奏。华彩则主要由独奏唢呐承担。
3.套曲程式
《梨园》既然采用协奏套曲之体裁自然就会遵循套曲的程式，首先是使用奏鸣套曲的四乐章格式，四个乐章分别为快板奏鸣曲式、慢板回旋曲式、行板变奏曲式、快板奏鸣回旋曲式。其次是体现序曲的热烈欢快，随想曲的行云流水，即兴曲的自由抒发，狂想曲的豪迈奔放。
二、梨园景观
《梨园》之协奏叙事的目的是展现瑰丽多姿的梨园景观，这些景观主要分成两类，即角色和意象。通过蔚为壮观的梨园景观不但塑造出了博大精深的戏曲世界，而且表达了作曲家对戏曲文化和戏曲外文化的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考。
（一）角色
《梨园》音乐语言中的角色既有人物方面的，也有非人物方面的。根据存在维度的不同，可分成两种类型，一是主题内角色，主要是人物，包含客体角色（戏曲中的生旦净末丑和伴奏乐师）与主体角色（作曲家）两种：二是主题外角色，主要是音乐素材，包含泛民族素材和泛世界素材（现代音乐）两种。
具体来讲，《序曲·梨园鼓韵》中的角色主要有：川剧锣鼓师、川剧全部行当和中国民族打击乐;《随想曲·梨园竹调》中的角色主要有：昆曲旦角、昆曲笛师和现代音乐素材;《即兴曲·梨园弦诗》中的角色主要有：作曲家主体、京剧全部行当、京剧文场乐师、邪恶势力以及苦难众生等;《狂想曲·梨园腔魂》中的主要角色有：秦腔花脸、秦腔唢呐、安塞腰鼓以及现代音乐素材等。
（二）意象
作曲家在《梨园》中制造出了极其丰富、多维和生动的意象，可将其分成四种类型：一是戏曲意象，包含《序曲·梨园鼓韵》中的川剧意象群、《随想曲·梨园竹调》中的昆曲意象群、《即兴曲·梨园弦诗》中的京剧意象群和《狂想曲·梨园腔魂》中的秦腔意象群;二是地域意象，包括《序曲·梨園鼓韵》中的巴蜀意象群、《随想曲·梨园竹调》中的江南意象群、《即兴曲·梨园弦诗》中的中原意象群和《狂想曲·梨园腔魂》中的西北意象群：三是文化意象，包括《序曲·梨园鼓韵》和《狂想曲·梨园腔魂》中的俗文化意象群、《随想曲·梨园竹调》和《即兴曲·梨园弦诗》中的雅文化意象群以及充斥于四个乐章中的现代文化意象群;四是心理意象，主要是喜剧意象、悲剧意象、讽刺意象、“笑”意象和“痛”意象等，这些意象主要存在于《即兴曲·梨园弦诗》中。
综上所述，大型民族器乐套曲《梨园》是一部宏大而深刻的民族器乐作品，其创作精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堪称“民乐界的《春之祭》”。它采用民乐之形式，诉说民族之语言，表达交响之理念。集民族性、世界性、学术性、可听性和经典性于一体，博大精深，雅俗共赏。诚如作曲家所言：“期冀通过这部作品的创作，满载梨园丰厚学养，融入世界万方智性。”
郭三刚 上海音乐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