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前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1948年前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经历了从理想追求、群体分化到艰难选择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在世界形成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以及国内国共两党进行着两种前途决战的复杂形势下，自由知识分子持一种所谓的中间立场，把兼取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作为自己的政治诉求。他们曾经作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党”、“第三方”或“中间派”积极活动在政治舞台上，而且是一个重要角色。但是，他们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角色因蒋介石政权的外在压力和自身的某些缺陷等原因，而不断被边缘化，且相应地发生了分化。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国共两党政治、军事决战以及文化争夺战中，自由知识分子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做出关系到自身命运和国家前途的重大选择。
　　
　　(摘自《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作者宋曲霞)
　　
　　试论第四次日韩正式会谈前的预备交涉
　　
　　1957年2月日本岸信介上台后，根据此前石桥湛山内阁与韩国方面达成的谅解，为恢复中断近五年的日韩会谈展开了积极的交涉。双方交涉的结果是，在韩国的强烈要求下，日本最终收回了第三次日韩会谈日方首席代表久保田所做的否认日本对朝鲜殖民统治的错误的“久保田妄言”和日本对韩国的财产请求权主张。日韩双方还就日本释放被收容的韩国人(朝鲜人)、韩国释放被扣留的日本渔民、日本“移交”部分韩国文物、重新恢复日韩正式会谈等问题达成了妥协。第四次日韩会谈之前举行的日韩预备交涉，扫除了长期阻碍日韩关系发展的两大重要障碍，日韩会谈向达成妥协的方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该交涉在二战后长达14年的日韩会谈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摘自《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作者安成日)
　　
　　“文革”前《红旗》杂志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
　　
　　《红旗》杂志作为中共中央主办的政治理论性刊物，《求是》杂志的前身，是“文革”爆发前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树立毛泽东思想权威的主要刊物之一。它主要经历了重提“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和宣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等三个阶段。它虽然在维护政权合法性、维持社会秩序、激发人民大众的政治运动热情和整合大众的思想意识等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其宣传过程中，却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和后果，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重要的启示。
　　
　　(摘自《江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作者杨永兴)
　　
　　“文革”前17年与新时期反腐败的比较
　　
　　在新中国建立后至“文化大革命”以前及新时期，我国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腐败工作。“文革”前和新时期反腐败工作环境的相同之处是，都处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之下，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且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但这两个阶段社会转型的性质、手段以及转型后的效果不同。为此，我国分别采取了相应的反腐败措施。其相同点是：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开展经常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腐败分子严厉惩处。不同之处有：反腐败的组织机构健全程度不同，反腐败的方式不同。“文革”前采取的运动反腐方式，在当时的情况下起了较大作用，成效显著，基本控制了经济领域的腐败现象；新时期的反腐败也取得了重要成果，不同程度地遏制了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蔓延的腐败现象，但在某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比较突出。
　　
　　(摘自《安徽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作者汪谦干)
　　
　　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的国际收支困境与对策
　　
　　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美国的国际收支陷入困境，黄金大量外流。为了改善国际收支，维护美元垄断地位，巩固美国的全球霸权，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增加国际收入、降低国际支出的措施，其中最关键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60年11月16日颁布的总统指令，该指令提出了撤回驻外军事人员家属等改善美国国际收支的措施。但是，由于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因素的束缚，艾森豪威尔政府调节国际收支的努力效果不佳。
　　
　　(摘自《安徽史学》2008年第3期作者齐秀丽)
　　
　　民国时期国民党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制度与实践的脱节
　　
　　民国时期，为对付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实现政权整合和全国统一，国民党在农村政权建设上开始改变传统“皇权止于县”的政权架构。在制度建构上，国民党力图使国家力量由县下移到区、乡层级。在政权实践上，设有军事化性质的防“匪”组织，并采取“寓保甲于自治之中”的措施，来强化农村社会的控制网。从表层上看，国民党政权在管制力度上确实改变了原来国家权力不下县的政权格局。但从湖南省醴陵县的个案来看，国民党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实际上并不成功，它无法也不可能完成乡村社会的动员问题。这样，政权建设的“内卷化”，乡村社会的破败与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摘自《中国农史》2008年第1期作者陈益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