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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郝柏林曾在其博客贴出一篇书面发言,批评科学界领导和政府官员的不端行为和不正之风,并列出了一位领导从做博士后以来的20年中,每年发表的SCI论文的统计数字,其中,2003年高达51篇。郝院士认为,在自己没有实质性贡献、甚至没有看过稿子的文章上署名,而且“官”做得越大每年所出文章越多,这是目前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
虽然道理很明白——官做得越大,按理做科学研究的时间和精力越少,所出的文章会越少,而且任何做过真正的学术研究者都知道,全身心投入研究,一年能发表三五篇论文已经相当不错,而领导能一周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但是,要领导们认识并检讨自己的“不端行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领导会认为自己是占据别人的劳动果实吗?今天,写好论文、搞好研究,主动把领导作为第一作者、第一完成人的群体规模不小。这个群体大致包括,领导所带(其实是以领导名义所招,由其他教师所带)的硕士、博士,领导所在学科的教授、副教授,所领导部门的下级研究人员,等等。如果说硕士、博士写的论文,署上指导老师的大名还在情理之中——虽然最近几年揭露出来的多起博士生抄袭事件,导师均纷纷出来表明自己根本没看过论文;在出问题时把职责推到一边,在没出问题时却把成绩归于自己名下——那么,学者、专家把领导没有参与研究的论文、成果,署上领导的大名作为第一作者,就显然等于变相的学术行贿了。
领导会认为自己没有为研究“作出贡献”吗?不,领导都会认为自己对学科发展、学术研究作用巨大,因为正是他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配置权力,为学者、专家获得项目、课题、经费,这不就是贡献么?也正是他利用自己与企业界、科技界的交往,由此为本学科、本部门获得更多的研究资源,这不也是贡献么?至于参加立项会、开题会、座谈会等,那更是直接的研究行为了。
学者、专家会检举领导的“不端”,认为自己的劳动成果被侵吞,人格尊严被践踏么?他们其实深知“靠着大树好乘凉、朝中有人好办事”的道理。得到领导的赏识,树起领导的大旗,可以获得更多的课题,更多的经费,而自己搞研究,不就是为了经费、为了课题。为了领导的好评么?没有领导的支持、不把领导作为项目领军人物、不把领导作为第一负责人,项目立项难,申请课题难,文章发表也难。领导在外通过自己的权力争取资源,学者在内做好研究,把领导放在论文作者首位,实属资源共享、利益均沾了。能攀附一个能量大的领导,已成为不少学者的学术追求。
由此一来,要“鉴定”出领导有没有为论文作出真正的贡献,是不是有不端行为和不正之风实在困难,除非论文被揭露出有抄袭行为,才可能让领导“为难”。而“为难”的结果,也只是把责任归为失察,对论文的其他撰写者进行处分。而本人则安全地置身事外。如此,治理学术腐败也就雷声大雨点小,只捉蚊子(毫无背景的研究者),不拍苍蝇(利益共谋与领导有关系的研究者),更不敢动老虎(领导与官员)了。
很显然,问题的根源在于当前行政导向的学术资源配置体制和学术行政化评价机制,让领导和学者、专家们紧密配合、“各取所需”。在笔者看来,与其批评科学界领导和政府官员的不端行为和不正之风,还不如从根本上铲除滋生以上行为的土壤——如果学术资源的配置权不在行政领导手中,如果学术评价权不被行政领导所掌控,那么,行政领导就不可能在学术圈里左右逢源,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学者、专家放弃尊严,心甘情愿地为他们服务,替他们做学问、写论文。做法很简单,只需要求行政领导不再从事学术研究,专心做自己的行政管理工作,以及把学术资源配置权、评价权交给学者、专家,就可以解决以上问题。
虽然道理很明白——官做得越大,按理做科学研究的时间和精力越少,所出的文章会越少,而且任何做过真正的学术研究者都知道,全身心投入研究,一年能发表三五篇论文已经相当不错,而领导能一周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但是,要领导们认识并检讨自己的“不端行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领导会认为自己是占据别人的劳动果实吗?今天,写好论文、搞好研究,主动把领导作为第一作者、第一完成人的群体规模不小。这个群体大致包括,领导所带(其实是以领导名义所招,由其他教师所带)的硕士、博士,领导所在学科的教授、副教授,所领导部门的下级研究人员,等等。如果说硕士、博士写的论文,署上指导老师的大名还在情理之中——虽然最近几年揭露出来的多起博士生抄袭事件,导师均纷纷出来表明自己根本没看过论文;在出问题时把职责推到一边,在没出问题时却把成绩归于自己名下——那么,学者、专家把领导没有参与研究的论文、成果,署上领导的大名作为第一作者,就显然等于变相的学术行贿了。
领导会认为自己没有为研究“作出贡献”吗?不,领导都会认为自己对学科发展、学术研究作用巨大,因为正是他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配置权力,为学者、专家获得项目、课题、经费,这不就是贡献么?也正是他利用自己与企业界、科技界的交往,由此为本学科、本部门获得更多的研究资源,这不也是贡献么?至于参加立项会、开题会、座谈会等,那更是直接的研究行为了。
学者、专家会检举领导的“不端”,认为自己的劳动成果被侵吞,人格尊严被践踏么?他们其实深知“靠着大树好乘凉、朝中有人好办事”的道理。得到领导的赏识,树起领导的大旗,可以获得更多的课题,更多的经费,而自己搞研究,不就是为了经费、为了课题。为了领导的好评么?没有领导的支持、不把领导作为项目领军人物、不把领导作为第一负责人,项目立项难,申请课题难,文章发表也难。领导在外通过自己的权力争取资源,学者在内做好研究,把领导放在论文作者首位,实属资源共享、利益均沾了。能攀附一个能量大的领导,已成为不少学者的学术追求。
由此一来,要“鉴定”出领导有没有为论文作出真正的贡献,是不是有不端行为和不正之风实在困难,除非论文被揭露出有抄袭行为,才可能让领导“为难”。而“为难”的结果,也只是把责任归为失察,对论文的其他撰写者进行处分。而本人则安全地置身事外。如此,治理学术腐败也就雷声大雨点小,只捉蚊子(毫无背景的研究者),不拍苍蝇(利益共谋与领导有关系的研究者),更不敢动老虎(领导与官员)了。
很显然,问题的根源在于当前行政导向的学术资源配置体制和学术行政化评价机制,让领导和学者、专家们紧密配合、“各取所需”。在笔者看来,与其批评科学界领导和政府官员的不端行为和不正之风,还不如从根本上铲除滋生以上行为的土壤——如果学术资源的配置权不在行政领导手中,如果学术评价权不被行政领导所掌控,那么,行政领导就不可能在学术圈里左右逢源,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学者、专家放弃尊严,心甘情愿地为他们服务,替他们做学问、写论文。做法很简单,只需要求行政领导不再从事学术研究,专心做自己的行政管理工作,以及把学术资源配置权、评价权交给学者、专家,就可以解决以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