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以来，反思似乎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关键词。如果暂且不考虑危机给普通人带来的不便和痛苦，那么危机甚至可以说是有益的。因为不到危机时刻，人们很难认真反思。
　　许多人都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因此近些年来，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似乎成了一种时髦。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之所以大受欢迎，原因也就在这里。
　　 反思之际，我们应先回顾一下历史。安格斯·伯金《伟大的说服：哈耶克、弗里德曼与重塑大萧条之后的自由市场》和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的《宇宙的主宰：哈耶克、弗里德曼与新自由主义的诞生》，为我们回顾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东西方都积极向集体主义靠拢，而自由市场理念思想则成了众矢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政府干预、政府计划和福利国家成了“战后共识”。然而，仅仅在30年之后，以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又重新成了英美两国经济政策的核心，主宰了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甚至改变了全世界的政治生态。
　　 这种情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伟大的说服》和《宇宙的主宰》分别给出了独特答案。
　　 伯金和琼斯不约而同地认定，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因此他们都以这两个人物的思想和活动为主线，来介绍新自由主义的观念史。不过，两本书又各有侧重。《宇宙的主宰》更加侧重“外”，在阐述新自由主义思想历史演变的同时，浓墨重彩地描述了新自由主义从一种批判性的理论观念，转变为一种主宰性的公共政策思想的过程。琼斯认为，这个过程有点像一场橄榄球赛：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开出球，以贩卖思想为生的二三流文人把球传给意识形态企业家和记者，后者再把球通过遍布全球的智库网络传给政治家，再由政治家们利用适当的政治经济形势“达阵得分”。
　　 而《伟大的说服》则更加侧重“内”，它主要关注新自由主义思想本身的发展和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说服大众”的努力。伯金以朝圣山学社的发展为基本线索，讲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在大萧条后重塑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的故事。朝圣山学社自成立伊始，就不是铁板一块，它的成员们在许多问题上都存在分歧（例如，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哪里），但是哈耶克成功地把他们团结到了“新自由主义”这面旗帜之下，并在凯恩斯主义如日中天的大环境下，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作为朝圣山学社“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弗里德曼，其自由市场立场比哈耶克更加彻底，他强调只有自由市场才是符合道德的，认为诸如学校、桥梁和道路等公共设施都应该由私人投资建设运营。而且，与不喜欢扮演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哈耶克不同，弗里德曼热衷于公共事务。他意志非常坚定，极具个人魅力，同时还拥有把自己的信念传递给他人的强大天赋。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弗里德曼提出了一整套更加尖锐和彻底的自由市场主张，并采取了与哈耶克大异其趣的修辞策略，才极大地激起了人们对自由市场的热情，成功完成了这个“伟大说服”的使命。
　　 但是，与人们通常对历史上胜利者的想象不同，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并不是“历史必然结果”。琼斯在剖析了新自由主义公共政策在英国和美国得以实施的过程之后，令人信服地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当新自由主义思想刚刚开始进入政治主流的时候，英国工党和美国民主党的政治领袖们，率先采取了全然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在新自由主义走向胜利的过程中，运气和历史偶然性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假设环境稍有不同，罗纳德·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就不一定能够赢得选举。
　　 类似地，正如丹尼尔·罗杰斯的推荐语所指出的，伯金也告诉我们：新自由主义并不是在某些固定的预设前提的基础上，沿着一条直线从哈耶克发展到米尔顿·弗里德曼，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和竞争的过程，它充满了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从而形成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轨迹。
　　 《宇宙的主宰》和《伟大的说服》这两本书都强调观念的力量。危机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促使人们更加愿意接受新观念。倘若观念真能改变世界，那么拒绝某种观念就相当于拒绝以某种方式改变世界。
　　 作者为浙江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伟大的说服——哈耶克、弗里德曼与重塑大萧条之后的自由市场》，（美）安格斯·伯金著，傅瑞蓉译，华夏出版社201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