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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除夕之夜，地处祖国西北边境的新疆霍城县境内的兵团农四师61团场礼堂发生了一场惊天大火。火势凶猛，瞬间便夺走了697条活蹦乱跳的生命——其中绝大多数为少年儿童。从此，这个团场的街头几乎见不到孩子们天真烂漫的身影，家家户户与欢乐绝缘。
翌年夏，我来这个团场出差，离着老远就看到横卧在山坡上的密密麻麻的三大片坟茔，人们说，这就是那场惊天大火的遇难者的墓地。眼前的情景令人触目惊心，惨不忍睹。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除夕之夜，团场放映队在礼堂内放电影。在文化生活极端贫乏的当时，看电影的机会也很难得，听到消息，人们纷纷扛着椅子、端着板凳奔向礼堂（那时团场条件差，礼堂没有座椅）。由于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大人们都忙着准备过年的事，来看电影的大多是团部与附近连队的少年儿童。
小孩子好动，放映中间倒片子时不断可听到鞭炮的炸响声。这时，有个小孩跑到舞台上去放“地老鼠”（花炮的一种），而舞台上堆满了为纪念毛主席去世而敬献的花圈。突然间，一只“地老鼠”窜进花圈堆里，转瞬便燃起熊熊烈火。
火焰很快“舔”到了屋顶的苇把——那时缺乏建筑材料，农场盖房子大多采用密集排列的苇把子做椽子，上面覆盖一层红砖，再浇上一层沥青。苇把、沥青都是易燃物，舞台顶部的大火迅速蔓延到大厅顶部。
燃着的苇把失去了支撑力，覆盖其上的砖头噼里啪啦砸了下来，加上被烧化了的温度高达几百摄氏度的沥青雨点般落下，700多人的礼堂内顿时乱作一团。
人们发疯般地涌向唯一的逃生通道——大门，而大门只开了一半，其余半扇据说是为了便于维持秩序早已用砖头堵死，至于那几扇距墙根一米多高的大玻璃窗也早被砖头砌得严严实实。
求生的本能使人们不顾一切地涌向那仅有的半扇逃生之门，而外面闻讯赶来的家长又心急如焚地往里面挤，试图救出自己的孩子，这样，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通道变得水泄不通。
事后，人们发现，死在门前的人垒起足有两三米高的人墙——许多人是被活活压死的。而大厅内的死者，多数是被顶上掉下来的砖头砸死的、被滚烫的沥青烫死的、被沥青燃烧后产生的有毒烟雾窒息而死的。在那些砖头砌死的窗户壁上，到处可看到残留的一个个血手印。
这场惊天大火发生后，据说外电很快就进行了报道，而我们内部却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对外宣称是“苏修搞破坏，阶级敌人放的火”。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没人敢讲真话，更不敢触及火灾的成因。
对于一个只有几千人口的小团场，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不啻于天大的灾难：有的人家全家葬身火海，有的人家所有的孩子一个不剩命丧黄泉。活着的人悲痛欲绝，近乎疯狂，他们睁着发红的双眼四处寻找团场领导，而领导早已躲了起来。不知从哪里找到了团场的政委，愤怒的人群一哄而上，将其打了个半死。那些侥幸没受损失的人家则大气也不敢出，悄悄窝在自己家里。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将心比心，谁家遇到这样的变故能不悲伤，不愤怒！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死者家属做出一些过头的事情原本是应该谅解的，但当时的自治区领导却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发来电报要求团场抓人。
在这关键时刻，有一个人头脑非常清醒，极富人情味，他就是已故的原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广电局局长，一位13岁参加革命的老八路，時任伊犁农垦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61团场大火后被派来兼任团场政委的马骥。他清楚地知道若机械地执行上面的命令必定会引起更大的骚动，这中间若再死人就是新的导火索，局面将越发不可收拾，因为这些失去孩子的人已经不想活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立即面见当时的伊犁地委书记谢高忠陈说利害，又恳切地说：“老百姓太可怜了。现在，他们需要的是我们领导的体谅、帮助、关怀，即使关怀、体谅也弥补不了他们的损失。”
谢高忠听他说得有理，便采纳了他的意见，平息了一场风波。
这是多么难得的情怀！须知在那个非正常的年代，一句话不当便可能导致一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30年后，年过八旬的马骥老人曾用一首七言诗表达自己的心境：
旧事重提泪满腮，
七百儿女入火海。
终生难忘悲惨事，
常闻父老哭声哀。
如今，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虽然已经作古，但他说过的那些掷地有声的话仍言犹在耳，声震如雷。
2007年春节前，为纪念61团场那场惊天大火30周年，悼念死者，伊犁当地一家主流媒体报纸曾以两个版面的篇幅作了长篇报道。记得那天报纸上赫然印着八个大字：以史为鉴，警钟长鸣。然而，读罢报道却令人失望：记者只是就事论事地记叙了事件发生的过程，并没有对火灾的成因及其教训作深层次的剖析。相反，通篇给人的感觉是都怪那个放“地老鼠”的孩子，似乎他才是酿成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难怪那个孩子虽说从里面跑了出来，拣了条活命，但再也不敢回团场。
不错，火是由这孩子放“地老鼠”引发的，但那些堆积如山、一遇火星便迅速燃烧的花圈呢？没有这些花圈，莫说一个“地老鼠”，即使放上十个八个乃至成百上千个“地老鼠”也不会酿成这场夺走697条生命的大劫难啊！再如那防人如防贼的用砖堵门、堵窗户之举，倘门窗不堵，将会有更多的人逃生，火灾的损失也会减小。
如今回顾那场让人痛心的大火，可供反思的实在太多了……
摘自《炎黄春秋》
翌年夏，我来这个团场出差，离着老远就看到横卧在山坡上的密密麻麻的三大片坟茔，人们说，这就是那场惊天大火的遇难者的墓地。眼前的情景令人触目惊心，惨不忍睹。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除夕之夜，团场放映队在礼堂内放电影。在文化生活极端贫乏的当时，看电影的机会也很难得，听到消息，人们纷纷扛着椅子、端着板凳奔向礼堂（那时团场条件差，礼堂没有座椅）。由于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大人们都忙着准备过年的事，来看电影的大多是团部与附近连队的少年儿童。
小孩子好动，放映中间倒片子时不断可听到鞭炮的炸响声。这时，有个小孩跑到舞台上去放“地老鼠”（花炮的一种），而舞台上堆满了为纪念毛主席去世而敬献的花圈。突然间，一只“地老鼠”窜进花圈堆里，转瞬便燃起熊熊烈火。
火焰很快“舔”到了屋顶的苇把——那时缺乏建筑材料，农场盖房子大多采用密集排列的苇把子做椽子，上面覆盖一层红砖，再浇上一层沥青。苇把、沥青都是易燃物，舞台顶部的大火迅速蔓延到大厅顶部。
燃着的苇把失去了支撑力，覆盖其上的砖头噼里啪啦砸了下来，加上被烧化了的温度高达几百摄氏度的沥青雨点般落下，700多人的礼堂内顿时乱作一团。
人们发疯般地涌向唯一的逃生通道——大门，而大门只开了一半，其余半扇据说是为了便于维持秩序早已用砖头堵死，至于那几扇距墙根一米多高的大玻璃窗也早被砖头砌得严严实实。
求生的本能使人们不顾一切地涌向那仅有的半扇逃生之门，而外面闻讯赶来的家长又心急如焚地往里面挤，试图救出自己的孩子，这样，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通道变得水泄不通。
事后，人们发现，死在门前的人垒起足有两三米高的人墙——许多人是被活活压死的。而大厅内的死者，多数是被顶上掉下来的砖头砸死的、被滚烫的沥青烫死的、被沥青燃烧后产生的有毒烟雾窒息而死的。在那些砖头砌死的窗户壁上，到处可看到残留的一个个血手印。
这场惊天大火发生后，据说外电很快就进行了报道，而我们内部却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对外宣称是“苏修搞破坏，阶级敌人放的火”。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没人敢讲真话，更不敢触及火灾的成因。
对于一个只有几千人口的小团场，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不啻于天大的灾难：有的人家全家葬身火海，有的人家所有的孩子一个不剩命丧黄泉。活着的人悲痛欲绝，近乎疯狂，他们睁着发红的双眼四处寻找团场领导，而领导早已躲了起来。不知从哪里找到了团场的政委，愤怒的人群一哄而上，将其打了个半死。那些侥幸没受损失的人家则大气也不敢出，悄悄窝在自己家里。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将心比心，谁家遇到这样的变故能不悲伤，不愤怒！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死者家属做出一些过头的事情原本是应该谅解的，但当时的自治区领导却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发来电报要求团场抓人。
在这关键时刻，有一个人头脑非常清醒，极富人情味，他就是已故的原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广电局局长，一位13岁参加革命的老八路，時任伊犁农垦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61团场大火后被派来兼任团场政委的马骥。他清楚地知道若机械地执行上面的命令必定会引起更大的骚动，这中间若再死人就是新的导火索，局面将越发不可收拾，因为这些失去孩子的人已经不想活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立即面见当时的伊犁地委书记谢高忠陈说利害，又恳切地说：“老百姓太可怜了。现在，他们需要的是我们领导的体谅、帮助、关怀，即使关怀、体谅也弥补不了他们的损失。”
谢高忠听他说得有理，便采纳了他的意见，平息了一场风波。
这是多么难得的情怀！须知在那个非正常的年代，一句话不当便可能导致一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30年后，年过八旬的马骥老人曾用一首七言诗表达自己的心境：
旧事重提泪满腮，
七百儿女入火海。
终生难忘悲惨事，
常闻父老哭声哀。
如今，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虽然已经作古，但他说过的那些掷地有声的话仍言犹在耳，声震如雷。
2007年春节前，为纪念61团场那场惊天大火30周年，悼念死者，伊犁当地一家主流媒体报纸曾以两个版面的篇幅作了长篇报道。记得那天报纸上赫然印着八个大字：以史为鉴，警钟长鸣。然而，读罢报道却令人失望：记者只是就事论事地记叙了事件发生的过程，并没有对火灾的成因及其教训作深层次的剖析。相反，通篇给人的感觉是都怪那个放“地老鼠”的孩子，似乎他才是酿成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难怪那个孩子虽说从里面跑了出来，拣了条活命，但再也不敢回团场。
不错，火是由这孩子放“地老鼠”引发的，但那些堆积如山、一遇火星便迅速燃烧的花圈呢？没有这些花圈，莫说一个“地老鼠”，即使放上十个八个乃至成百上千个“地老鼠”也不会酿成这场夺走697条生命的大劫难啊！再如那防人如防贼的用砖堵门、堵窗户之举，倘门窗不堵，将会有更多的人逃生，火灾的损失也会减小。
如今回顾那场让人痛心的大火，可供反思的实在太多了……
摘自《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