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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战火纷飞，以色列这一沙漠小国却能安然创业，创业公司数量超过欧洲总和。美国之外，以色列是在纳斯达克拥有最多上市公司的国家，出口的产品超过一半都是高科技产品。
“当下，中国和以色列这样一个有创新传统的国家推进合作是恰逢其时。”国家信息中心综合部主任蒲宇飞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以色列的资源和周边环境很紧张，苦于有技术、没市场。
而中国在长期快速发展后，已经进入了坡道阶段，需求结构、供给结构也都进入发展方式转变的弯道，中以之间的创新合作由此遇到契机。2010年5月，为推动中国以色列企业间技术创新合作，中以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促进产业研究和开发的技术创新合作协定》。几年间，上海等地纷纷与以色列签订了更为详尽的技术创新合作协议。
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市场换技术”策略，在蒲宇飞看来，中国与以色列之间的技术合作，更加强调建立平等层面的合作。
中国和以色列之间技术创新合作的大门已然互相敞开，从宏观格局而言，经济全球化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技术壁垒，这场技术创新合作有多大障碍？创新资源如何共享？2013年11月中旬，中国及以色列两国的政界、学界、商界代表人物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本刊记者展开对话。
从在中国生产到在中国研发
“原来觉得技术创新就是搞一个研发部，高薪请人过来，再让一个副总负责，结果99%进行不下去，花了钱，为何做不下去？到了以色列才知道，原来搞创新，其实要改变公司的流程、改变公司的思维。”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自从几个月前去以色列考察后，对创新有了新认识。
中粮集团在农业技术领域是航母级企业，而宁高宁依然对以色列现代农业科技的极致发展感到惊叹，“我在以色列希伯尔大学访问的几天里，见到了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自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本土已诞生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以色列何以成为创新的国度？以色列驻华大使Matan Vilnai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以色列处在复杂环境下，其中50%的土地处于沙漠，以色列要想生存就必须创新，不断探索，这种创新精神深植于犹太人的精神当中。
“我们要在人们失败的时候，告诉他们，你能够承受这种失败，并将最终成功”。 Matan Vilnai说，以色列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和年轻人讨论创新，同时，社会对“创业失败”持有宽容开放的心态，政策决策者也着力营造充满企业家精神的社会环境，
生存空间几乎一半被内盖夫沙漠掩盖，以色列所处的地缘政治局势也颇为紧张。宁高宁去以色列之前的消息，差点因为当地可能遭遇导弹袭击而取消行程。在以境内，宁高宁看见不少小女孩背着枪在街道上军训。
“生存是创新之母。以色列在世界很多地区受到歧视，许多技术领域都对以色列实行封锁，以色列周围没有市场，我们没办法卖给周边国家产品，只能开拓更远的海外市场。”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Hovav Ref说。
Hovav Ref说，中国和以色列创新合作的前提是先发展关系，然后再谈生意。彼此需要信任，需要先了解，比如以色列人非常直接，会针锋相对地指出问题，这一点和中国的迂回交流方式，有所不同。“双向了解很重要，想要相互改变不现实，只有互相了解民族特色，才是创新合作的长远之道。”
“中以合作伙伴间的互信是需要时间的。”对以色列Camtek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Rafi Amit而言，最初进入中国展开合作，其初衷是以色列提供创新技术，在中国进行生产。随着几轮发展，Camtek改变了理念，把相关专利技术和设施全部移至中国。
“我们不仅是在中国生产产品，而且也在中国研发产品。以往很多以色列公司认为中国只是生产基地，现在是调整战略的时候了。”Rafi Amit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方正信产集团战略投资部总经理陈中阳是Rafi Amit的中方合作者，他认为，随着不断的研发，中方和以方共同合作实现产业化，成为一种创新。“中方开始真正掌握技术，而不是过去简单的复制。”
创新合作近90%在农业领域
“说到创新合作，现在的以色列人一醒来应该会想到中国。”1990年第一次来中国的Pitango董事长Aaron Mankovski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Aaron Mankovski用一份自制图表向本刊记者展示了中以创新合作的潜在空间：高科技行业占据以色列工作人口的10%，占到GDP的16%。不仅如此，以色列超过41%的工业出口来自高科技行业，对于整体经济起到很大影响。
当以色列的创业家不再将美国作为最大的技术输出地，中国成为新的选择。2003年，英飞尼迪作为以色列在中国跨境投资的成功企业，开始参与中国智慧城市的计划，通过合作建立技术孵化器、收购和技术授权，把世界领先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引入中国，并建立中以智库，集中关注现代农业、水处理、新材料，并聚焦能源领域及工业材料。
中以合作的潜力，在Hovav Ref看来，得益于以色列政府和中国政府实现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13年5月6日至10日，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讨论到很多具体的合作，比如帮助中国的中小城市发展水处理技术，把以色列在节水、水污染处理、提高水质量等很多环境领域的技术提供给中方伙伴，同时在医疗领域也开展创新合作。”Hovav Ref说。
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有非常成熟的创业投资公司，催生了大批高新企业。因而跨国公司在以色列的收购活动非常活跃，2003年到2012年完成了410亿美元的收购。值得一提的是在以色列的高新企业里面，32%的私募资金来自以色列境外，如今也有不少来自于中国，特别是在互联网、医药、清洁能源领域。
尽管中以在广泛的空间中展开多领域的合作，但过去中以之间的合作近90%在农业领域。对以色列而言，农业极具竞争优势，以色列人均水资源可利用量仅为271立方米，年蒸发量达2500毫米。但是，因发展了先进的农业节水技术，“不毛之地”变成 “粮果之乡”。最高水利用率可达95%。
据Hovav Ref透露，近两年，中以建立了资金方面的协议，为中国的五个省市提供5亿美元的农业发展资金支持，主要通过中国财政部来提供资金，以此推广以色列的农业技术。
城市合作是下一个重点
2006年党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务，核心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经过6年多的发展，2013年上半年一组数据统计显示：全球500强企业有470家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中国有68家企业在海外设立了106家研发中心，某种程度上，这证明了中国对技术创新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难题依然存在，2006年到2010年期间，遇到的问题是创新机会成本太高，真正的创新企业会遇到很多诱惑，最大的诱惑是短平快的房地产投机，很多企业打着创新旗号挂羊头卖狗肉。‘十二五’期间又出现一个问题，针对‘十一五’规划未完成的指标，即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政策导向是要提高研究与试验发展的投入，如此导向下，很多企业去反复申请专利，真正的创新企业就面临假创新的干扰。” 蒲宇飞说。
对中国而言，自主创新早已不再是封闭创新，而一定是开门创新。这意味着创新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以色列这样有创新基因的国家展开合作，成为中国由外而内推进创新的契机。在诸多合作层次中，城市间的合作被预估为新一阶段的重心。
4年前，随着中以两国政府签订《关于促进产业研究和开发的技术创新合作协定》。江苏、上海、山东等地分别与以色列政府签署了协议。“该协议不仅是学术层面的合作，也是商业层面上的创新合作。双方政府提供支持并共同完成产品研发对中以创新合作形成很大的激励。”Hovav Ref说。
“中国的城市已经成为创新资源的整合者。”蒲宇飞说。
“当下，中国和以色列这样一个有创新传统的国家推进合作是恰逢其时。”国家信息中心综合部主任蒲宇飞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以色列的资源和周边环境很紧张，苦于有技术、没市场。
而中国在长期快速发展后，已经进入了坡道阶段，需求结构、供给结构也都进入发展方式转变的弯道，中以之间的创新合作由此遇到契机。2010年5月，为推动中国以色列企业间技术创新合作，中以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促进产业研究和开发的技术创新合作协定》。几年间，上海等地纷纷与以色列签订了更为详尽的技术创新合作协议。
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市场换技术”策略，在蒲宇飞看来，中国与以色列之间的技术合作，更加强调建立平等层面的合作。
中国和以色列之间技术创新合作的大门已然互相敞开，从宏观格局而言，经济全球化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技术壁垒，这场技术创新合作有多大障碍？创新资源如何共享？2013年11月中旬，中国及以色列两国的政界、学界、商界代表人物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本刊记者展开对话。
从在中国生产到在中国研发
“原来觉得技术创新就是搞一个研发部，高薪请人过来，再让一个副总负责，结果99%进行不下去，花了钱，为何做不下去？到了以色列才知道，原来搞创新，其实要改变公司的流程、改变公司的思维。”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自从几个月前去以色列考察后，对创新有了新认识。
中粮集团在农业技术领域是航母级企业，而宁高宁依然对以色列现代农业科技的极致发展感到惊叹，“我在以色列希伯尔大学访问的几天里，见到了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自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本土已诞生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以色列何以成为创新的国度？以色列驻华大使Matan Vilnai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以色列处在复杂环境下，其中50%的土地处于沙漠，以色列要想生存就必须创新，不断探索，这种创新精神深植于犹太人的精神当中。
“我们要在人们失败的时候，告诉他们，你能够承受这种失败，并将最终成功”。 Matan Vilnai说，以色列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和年轻人讨论创新，同时，社会对“创业失败”持有宽容开放的心态，政策决策者也着力营造充满企业家精神的社会环境，
生存空间几乎一半被内盖夫沙漠掩盖，以色列所处的地缘政治局势也颇为紧张。宁高宁去以色列之前的消息，差点因为当地可能遭遇导弹袭击而取消行程。在以境内，宁高宁看见不少小女孩背着枪在街道上军训。
“生存是创新之母。以色列在世界很多地区受到歧视，许多技术领域都对以色列实行封锁，以色列周围没有市场，我们没办法卖给周边国家产品，只能开拓更远的海外市场。”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Hovav Ref说。
Hovav Ref说，中国和以色列创新合作的前提是先发展关系，然后再谈生意。彼此需要信任，需要先了解，比如以色列人非常直接，会针锋相对地指出问题，这一点和中国的迂回交流方式，有所不同。“双向了解很重要，想要相互改变不现实，只有互相了解民族特色，才是创新合作的长远之道。”
“中以合作伙伴间的互信是需要时间的。”对以色列Camtek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Rafi Amit而言，最初进入中国展开合作，其初衷是以色列提供创新技术，在中国进行生产。随着几轮发展，Camtek改变了理念，把相关专利技术和设施全部移至中国。
“我们不仅是在中国生产产品，而且也在中国研发产品。以往很多以色列公司认为中国只是生产基地，现在是调整战略的时候了。”Rafi Amit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方正信产集团战略投资部总经理陈中阳是Rafi Amit的中方合作者，他认为，随着不断的研发，中方和以方共同合作实现产业化，成为一种创新。“中方开始真正掌握技术，而不是过去简单的复制。”
创新合作近90%在农业领域
“说到创新合作，现在的以色列人一醒来应该会想到中国。”1990年第一次来中国的Pitango董事长Aaron Mankovski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Aaron Mankovski用一份自制图表向本刊记者展示了中以创新合作的潜在空间：高科技行业占据以色列工作人口的10%，占到GDP的16%。不仅如此，以色列超过41%的工业出口来自高科技行业，对于整体经济起到很大影响。
当以色列的创业家不再将美国作为最大的技术输出地，中国成为新的选择。2003年，英飞尼迪作为以色列在中国跨境投资的成功企业，开始参与中国智慧城市的计划，通过合作建立技术孵化器、收购和技术授权，把世界领先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引入中国，并建立中以智库，集中关注现代农业、水处理、新材料，并聚焦能源领域及工业材料。
中以合作的潜力，在Hovav Ref看来，得益于以色列政府和中国政府实现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13年5月6日至10日，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讨论到很多具体的合作，比如帮助中国的中小城市发展水处理技术，把以色列在节水、水污染处理、提高水质量等很多环境领域的技术提供给中方伙伴，同时在医疗领域也开展创新合作。”Hovav Ref说。
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有非常成熟的创业投资公司，催生了大批高新企业。因而跨国公司在以色列的收购活动非常活跃，2003年到2012年完成了410亿美元的收购。值得一提的是在以色列的高新企业里面，32%的私募资金来自以色列境外，如今也有不少来自于中国，特别是在互联网、医药、清洁能源领域。
尽管中以在广泛的空间中展开多领域的合作，但过去中以之间的合作近90%在农业领域。对以色列而言，农业极具竞争优势，以色列人均水资源可利用量仅为271立方米，年蒸发量达2500毫米。但是，因发展了先进的农业节水技术，“不毛之地”变成 “粮果之乡”。最高水利用率可达95%。
据Hovav Ref透露，近两年，中以建立了资金方面的协议，为中国的五个省市提供5亿美元的农业发展资金支持，主要通过中国财政部来提供资金，以此推广以色列的农业技术。
城市合作是下一个重点
2006年党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务，核心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经过6年多的发展，2013年上半年一组数据统计显示：全球500强企业有470家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中国有68家企业在海外设立了106家研发中心，某种程度上，这证明了中国对技术创新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难题依然存在，2006年到2010年期间，遇到的问题是创新机会成本太高，真正的创新企业会遇到很多诱惑，最大的诱惑是短平快的房地产投机，很多企业打着创新旗号挂羊头卖狗肉。‘十二五’期间又出现一个问题，针对‘十一五’规划未完成的指标，即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政策导向是要提高研究与试验发展的投入，如此导向下，很多企业去反复申请专利，真正的创新企业就面临假创新的干扰。” 蒲宇飞说。
对中国而言，自主创新早已不再是封闭创新，而一定是开门创新。这意味着创新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以色列这样有创新基因的国家展开合作，成为中国由外而内推进创新的契机。在诸多合作层次中，城市间的合作被预估为新一阶段的重心。
4年前，随着中以两国政府签订《关于促进产业研究和开发的技术创新合作协定》。江苏、上海、山东等地分别与以色列政府签署了协议。“该协议不仅是学术层面的合作，也是商业层面上的创新合作。双方政府提供支持并共同完成产品研发对中以创新合作形成很大的激励。”Hovav Ref说。
“中国的城市已经成为创新资源的整合者。”蒲宇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