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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后兴起的新科技革命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质的变化，高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全面突破，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出现了全新的政治经济格局。邓小平密切关注着高科技的发展动向和趋势，深刻认识到高科技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军事实力的巨大作用，提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重要论断，作出一系列推动我国高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科技事业和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
“科学研究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
近代历史上，作为一个曾经缔造过辉煌古代文明的伟大国家，中国在西方此起彼伏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大潮中，迅速陷入衰败以致屈辱的境地。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尽快使我们的国家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富裕起来，是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孜孜探索的首要问题。从近代世界和中国历史的沧桑巨变中，邓小平深刻认识到一个真理：没有科技的极大进步，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邓小平特别关心和支持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建国之初，他提出“要像投入基本建设一样，重视科技投入”。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他积极参与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规划即12年科学技术的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在他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大力支持下，很快，我国便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两弹一星”等一系列重大科技成就。
邓小平还特别重视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和军队建设中的重要作用。1961年，他主持制定《国营企业工业条例（草案）》（即工业70条），把企业技术进步作为整顿企业，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文革”后期，他主持全面整顿工作，提出要整顿科技领域中的混乱局面。1975年7月14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他说：“科研要走到前面，不单是尖端武器、常规武器有科研问题，就是减轻战士身上带的东西的重量，同样有科研问题。”同年9月26日，他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和讨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指出：“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现在科研队伍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少务正业，搞科研的很少。”“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
“文革”结束后，在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征途中，邓小平高度重视科学技术，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他把发展和应用科学技术视为关系工业、农业、国防建设的大事，主张科研要走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前面。他领导制定了一系列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使我国科技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1977年5月12日，邓小平提出“要着手搞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在他的提议下，同年底，全国科技规划会议编制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确定了8个影响全局的综合性科学技术领域、重大新兴技术领域和带头学科，并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通过，从而使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高技术研发得以延续，为80年代我国高科技事业的全面复兴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关心、支持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
邓小平一直非常赞成和支持开展高能物理的研究。1975年3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和建造问题的报告》（753工程）。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个报告，并转送周恩来批示。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在病床上审阅并批准了这个报告。
为了发展我国的高能物理，几十年来我国科学家梦寐以求地希望能建造自己的一台高能加速器，先后做过七八个方案，都因经费不落实而束之高阁。当时，很多人对中国搞高能物理研究感到不理解，认为中国经济处于落后状态，没有必要搞。1977年9月26日，邓小平会见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总主任阿达姆斯。阿达姆斯向邓小平提问：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开展高能物理研究，搞高能加速器？这是很花钱的。邓小平富有远见地说：“建造加速器是很花钱的，又很费时间。但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既然要搞四个现代化，就得看高一点，看远一点，不能只看到眼前。”他强调不搞是不行的。
1975年刚刚起步的加速器工程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而未能付诸实施。粉碎“四人帮”后，经历了6次下马的中国高能加速器建设迎来新的发展机遇。1977年10月26日，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向国务院上报《关于加快建设高能物理实验中心的请示报告》，提出建设高能加速器的两步走方案：第一步于1982年建成30GeV的慢脉冲质子环形加速器，第二步于1987建成400GeV的质子环形加速器。这一方案后来又加上第三步，即到20世纪末，建成世界上第一流的高能加速器，出第一流的实验和理论人才成果。这个第一步耗資3亿元、第二步耗资7亿元的方案命名为“八七工程”。
1977年11月4日，邓小平同意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关于加快建设高能物理试验中心的请示报告》，并批送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这样，就决策在北京昌平建造一台400亿电子伏质子加速器。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根据中美建交协议，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这次访美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建立牢固的中美科技合作关系。访问中，邓小平和卡特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同时还签署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协议。这是中美两国间第一个学科领域的合作协议，它的签订为我国高能物理事业的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也为我国在高能加速器的研究和建造过程中建立广泛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基础。
当时全国上下正在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有关部门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决定停建“八七工程”。中国高能加速器建设经历20多年，几次反复，此时又遇到了新的挫折。
面对这种情况，39位中国高能物理学家于1980年5月22日联名上书中央领导人，恳求高能物理实验中心工程不要下马。对此，邓小平批示：“此事影响太大，不宜下马。”但在科学家和中央高层中仍有不同看法。邓小平谨慎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1981年1月，他指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召集专家会进行论证。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同时广泛征求国内外同行专家的意见。在综合了各方面意见后，大体认为，应该保留剩余的预制研究经费进行规模较小的高能物理研究。 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非常热心帮助中国发展高能物理事业，在“八七工程”预制研究经费余额9000万元的范围内，他和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的专家提出一个建造2×22亿电子伏特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调整方案。这种正负电子对撞机规模虽不算大，技术要求却与巨型高能加速器相仿，涵盖的技术很全面，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建造这样一台电子对撞机是我国经济条件所允许的。建成后不仅可以使我国的高能物理研究进入世界高能研究的前沿，而且还可以大大促进我国相关科学技术和工业水平的提高。
1981年12月22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李昌、副院长钱三强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报告，请求批准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尽管当时仍有不同意见，但邓小平果断决策，同日作出批示：“这项工程已进行到这个程度，不宜中断，他们所提方针，比较切实可行。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3天后，在会见李政道教授之前，邓小平再次指示万里、姚依林和中国科学院领导：“要坚持，下决心，不要再犹豫了。”在谈到工程经费和进度时，邓小平说：“按5年为期，经费要放宽一些，不要再犹豫不决了，这个益处是很大的。”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与支持下，特别是邓小平的亲切关怀下，1983年4月，国务院批准了对撞机工程计划任务书，同年12月中央决定将对撞机工程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邓小平点将，成立以谷羽任组长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整个决策过程不仅体现了邓小平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尊重科学家的民主作风，也体现了他对战略问题的果断决策。正是这一决策，结束了我国高能物理研究领域多年徘徊不前的局面。
1984年10月7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正式破土动工。邓小平亲自来到高能物理研究所参加奠基典礼。这天上午，邓小平一下汽车就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整个工程的模型，边看边听取工程经理、高能所副所长谢家麟讲解对撞机的性能和用途。谢家麟说，在工程的论证过程中，李政道教授付出了艰巨的劳动。邓小平当即对陪同的李政道表示感谢。李政道激动地说：“应该谢谢邓主任的关心和支持。”然后，邓小平同大家一同来到对撞机工地奠基石旁，拿起铁锹，为奠基石培上了第一锹土，并对周围的人说：“我相信这件事不会错！”从而揭开了我国第一个高能加速器建设的序幕。
邓小平始终十分关心工程的进展情况。工程的每一期情況简报他都仔细阅读，并多次听取了有关工程的汇报，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亲自拍板，做出一系列十分重要而又具体的指示，确保了工程优质、高效、顺利进行。邓小平的关怀与支持，极大地鼓舞了高能所和全国上百个单位的近万名工程建设者，他们通力合作，艰苦奋战，终于在1988年10月16日首次实现了正负电子的对撞，提前建成了这一在世界上具有领先水平的高科技工程。中国的高能加速器从无到有，仅仅用了4年时间就建造成功，这一建设速度在国际加速器建造史上也是罕见的。
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又一次来到高能物理研究所，祝贺这一重大成就。邓小平听取了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教授的汇报，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亲切接见了参加工程建设的代表，并即席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讲话。他说：“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他还满怀期望地对科学家们说：“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搞这个工程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其他一些重大项目，中国也不能不参与，尽管穷。因为你不参与，不加入发展的行列，差距越来越大。现在我们有些方面落后，但不是一切都落后。这个工程本身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有李政道和其他国际朋友的帮助，使我们少走弯路。但是这个工程不完全是照搬过来的，中间也还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技术，有自己的创造。”最后，他对中国高科技领域提出了殷切希望：“总之，不仅这个工程，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从项目决策到人事安排、对外合作、组织实施、工程管理等等都是在邓小平直接关怀下进行的。正如李政道教授所说：“没有小平先生就不会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成为中国拥有高科技的重要象征。它的建造成功是中国高能物理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亲自决策启动“863”计划
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尖端技术被广泛应用，最新科技成果被迅速推广，科技与经济之间，乃至科技与整个社会发展之间的结合越来越密切，引起了国际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1983年美国率先推出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紧随其后，法国及西欧的“尤里卡计划”，苏联、东欧的“科技进步综合纲要”，日本的“振兴科技政策大纲”等高科技发展计划相继出台，引起人们对高新科学技术的进一步重视。邓小平一直在密切观察着世界科技领域的发展动向，思考着中国的对策。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鲜明地指出：“世界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1986年3月3日，一份“关于追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呈送到中南海，这是一封致邓小平、胡耀邦的信。信中建议是由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王大珩、核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王淦昌、航天部空间技术研究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杨嘉墀、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专职委员陈芳允等4位著名的老科学家提出的。他们针对世界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和世界主要国家已制定了高科技发展计划的紧迫现实，向中央提出了全面追踪世界高科技的发展和制定中国发展高科技计划的建议和设想。 两天之后，即3月5日，邓小平就在这个建议上作出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请紫阳同志主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立即组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专家对我国高技术的发展战略进行全面论证，制定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这个计划因是1986年3月提出的，故简称“863”计划。
在研究论证高科技发展项目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高科技发展项目应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应以增强军事实力为主。为此，又报告中央。4月6日，邓小平作出明确指示：“我赞成‘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方针。”
此后，国家科委成立“863”计划编制小组，组织论证，广泛征求专家意见。10月6日，邓小平审阅赵紫阳9月25日关于该计划给邓小平并胡耀邦、李先念、陈云的报告和有关文件，作出批示：“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并立即组织实施（如有缺点或不足，在实施中可以修改和补充）。耀邦、先念、陈云同志审核后，提政治局讨论、批准。”
邓小平对此问题的批复如此迅速和果断，充分反映出了他对于发展中国高科技的紧迫感和坚决态度。10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李政道和意大利学者齐基吉时透露了他的心情和想法，他说：“对于科学我是外行，但我是热心科学的。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比较落后。”“发展高科技，我们还是要花点钱，该花的就要花。”“在高科技方面，我们要开步走，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
在邓小平的支持和推动下，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计划纲要确定从世界高技术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的需要与实际可能出发，选择15个主题项目，分别属于7个领域，包括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一些领域，以此作为突破重点，在几个重要的高技术领域跟踪世界水平。至此，一个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正式公诸于世。这样重大的一个计划，从提出建议到最后决定，只用了8个多月的时间，既认真又迅速，这同邓小平的支持和推动是分不开的。
“863”计划实施后，上万名科学家协同攻关，我国的高技术研究开发取得了重要进展，今天我国在生物、航天、信息、自动化、能源、新材料、海洋等技术领域可以与世界技术前沿直接对话，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自主发展高技术，参与国際竞争的信心。
1988年8月，与“863”计划相衔接的“火炬”计划，即《高技术产业发展计划》开始实施，其目的是促进高新技术研究成果的产业化，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1991年4月，时刻关心着我国高科技发展的邓小平为“863”计划工作会议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为我国高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个题词的经过是这样的。1991年初，有关方面曾向邓小平的女儿邓楠提出，希望邓小平为“863”计划、“火炬”计划题词，以鼓励高技术研究与产业化。但经请示以后，邓小平说自己已经不在第一线工作，不作题词。1991年三四月份，为了宣传国家高新区的发展，有关部门与中央电视台共同制作了5集电视文献片《火炬计划巡礼》，每天晚间在新闻联播中播放一集，大约5分钟，连续播放5天。邓小平看了新闻联播中的这个节目，很感兴趣，就要邓楠对“火炬”计划作了介绍。听后，邓小平说这个计划很好，我愿意为这个计划题词。闻讯此事，大家感到非常振奋，非常高兴，认为邓小平不可能为“863”计划和“火炬”计划分别题词，于是决定把这两个计划的内容合在一起，提了一些建议，送交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看后写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题词。题词时，邓楠还在现场拍了一张十分珍贵的照片，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邓小平正在题词的照片。这个题词是在4月下旬题写的，当时“863”计划5周年纪念会议在皇苑饭店召开，国家高新区第一次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参加这两个会议的代表们，亲眼看到了邓小平的光辉题词，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从“863”计划提出至今，中国的高新技术事业已走过了20多个年头。在邓小平的关怀和具体领导下迅速发展起来的我国高技术产业，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为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竞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也为21世纪我国的高科技发展奠定了基础，积蓄了知识，培养了人才。
“科学研究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
近代历史上，作为一个曾经缔造过辉煌古代文明的伟大国家，中国在西方此起彼伏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大潮中，迅速陷入衰败以致屈辱的境地。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尽快使我们的国家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富裕起来，是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孜孜探索的首要问题。从近代世界和中国历史的沧桑巨变中，邓小平深刻认识到一个真理：没有科技的极大进步，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邓小平特别关心和支持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建国之初，他提出“要像投入基本建设一样，重视科技投入”。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他积极参与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规划即12年科学技术的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在他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大力支持下，很快，我国便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两弹一星”等一系列重大科技成就。
邓小平还特别重视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和军队建设中的重要作用。1961年，他主持制定《国营企业工业条例（草案）》（即工业70条），把企业技术进步作为整顿企业，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文革”后期，他主持全面整顿工作，提出要整顿科技领域中的混乱局面。1975年7月14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他说：“科研要走到前面，不单是尖端武器、常规武器有科研问题，就是减轻战士身上带的东西的重量，同样有科研问题。”同年9月26日，他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和讨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指出：“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现在科研队伍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少务正业，搞科研的很少。”“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
“文革”结束后，在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征途中，邓小平高度重视科学技术，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他把发展和应用科学技术视为关系工业、农业、国防建设的大事，主张科研要走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前面。他领导制定了一系列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使我国科技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1977年5月12日，邓小平提出“要着手搞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在他的提议下，同年底，全国科技规划会议编制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确定了8个影响全局的综合性科学技术领域、重大新兴技术领域和带头学科，并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通过，从而使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高技术研发得以延续，为80年代我国高科技事业的全面复兴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关心、支持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
邓小平一直非常赞成和支持开展高能物理的研究。1975年3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和建造问题的报告》（753工程）。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个报告，并转送周恩来批示。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在病床上审阅并批准了这个报告。
为了发展我国的高能物理，几十年来我国科学家梦寐以求地希望能建造自己的一台高能加速器，先后做过七八个方案，都因经费不落实而束之高阁。当时，很多人对中国搞高能物理研究感到不理解，认为中国经济处于落后状态，没有必要搞。1977年9月26日，邓小平会见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总主任阿达姆斯。阿达姆斯向邓小平提问：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开展高能物理研究，搞高能加速器？这是很花钱的。邓小平富有远见地说：“建造加速器是很花钱的，又很费时间。但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既然要搞四个现代化，就得看高一点，看远一点，不能只看到眼前。”他强调不搞是不行的。
1975年刚刚起步的加速器工程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而未能付诸实施。粉碎“四人帮”后，经历了6次下马的中国高能加速器建设迎来新的发展机遇。1977年10月26日，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向国务院上报《关于加快建设高能物理实验中心的请示报告》，提出建设高能加速器的两步走方案：第一步于1982年建成30GeV的慢脉冲质子环形加速器，第二步于1987建成400GeV的质子环形加速器。这一方案后来又加上第三步，即到20世纪末，建成世界上第一流的高能加速器，出第一流的实验和理论人才成果。这个第一步耗資3亿元、第二步耗资7亿元的方案命名为“八七工程”。
1977年11月4日，邓小平同意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关于加快建设高能物理试验中心的请示报告》，并批送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这样，就决策在北京昌平建造一台400亿电子伏质子加速器。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根据中美建交协议，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这次访美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建立牢固的中美科技合作关系。访问中，邓小平和卡特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同时还签署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协议。这是中美两国间第一个学科领域的合作协议，它的签订为我国高能物理事业的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也为我国在高能加速器的研究和建造过程中建立广泛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基础。
当时全国上下正在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有关部门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决定停建“八七工程”。中国高能加速器建设经历20多年，几次反复，此时又遇到了新的挫折。
面对这种情况，39位中国高能物理学家于1980年5月22日联名上书中央领导人，恳求高能物理实验中心工程不要下马。对此，邓小平批示：“此事影响太大，不宜下马。”但在科学家和中央高层中仍有不同看法。邓小平谨慎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1981年1月，他指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召集专家会进行论证。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同时广泛征求国内外同行专家的意见。在综合了各方面意见后，大体认为，应该保留剩余的预制研究经费进行规模较小的高能物理研究。 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非常热心帮助中国发展高能物理事业，在“八七工程”预制研究经费余额9000万元的范围内，他和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的专家提出一个建造2×22亿电子伏特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调整方案。这种正负电子对撞机规模虽不算大，技术要求却与巨型高能加速器相仿，涵盖的技术很全面，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建造这样一台电子对撞机是我国经济条件所允许的。建成后不仅可以使我国的高能物理研究进入世界高能研究的前沿，而且还可以大大促进我国相关科学技术和工业水平的提高。
1981年12月22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李昌、副院长钱三强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报告，请求批准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尽管当时仍有不同意见，但邓小平果断决策，同日作出批示：“这项工程已进行到这个程度，不宜中断，他们所提方针，比较切实可行。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3天后，在会见李政道教授之前，邓小平再次指示万里、姚依林和中国科学院领导：“要坚持，下决心，不要再犹豫了。”在谈到工程经费和进度时，邓小平说：“按5年为期，经费要放宽一些，不要再犹豫不决了，这个益处是很大的。”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与支持下，特别是邓小平的亲切关怀下，1983年4月，国务院批准了对撞机工程计划任务书，同年12月中央决定将对撞机工程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邓小平点将，成立以谷羽任组长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整个决策过程不仅体现了邓小平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尊重科学家的民主作风，也体现了他对战略问题的果断决策。正是这一决策，结束了我国高能物理研究领域多年徘徊不前的局面。
1984年10月7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正式破土动工。邓小平亲自来到高能物理研究所参加奠基典礼。这天上午，邓小平一下汽车就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整个工程的模型，边看边听取工程经理、高能所副所长谢家麟讲解对撞机的性能和用途。谢家麟说，在工程的论证过程中，李政道教授付出了艰巨的劳动。邓小平当即对陪同的李政道表示感谢。李政道激动地说：“应该谢谢邓主任的关心和支持。”然后，邓小平同大家一同来到对撞机工地奠基石旁，拿起铁锹，为奠基石培上了第一锹土，并对周围的人说：“我相信这件事不会错！”从而揭开了我国第一个高能加速器建设的序幕。
邓小平始终十分关心工程的进展情况。工程的每一期情況简报他都仔细阅读，并多次听取了有关工程的汇报，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亲自拍板，做出一系列十分重要而又具体的指示，确保了工程优质、高效、顺利进行。邓小平的关怀与支持，极大地鼓舞了高能所和全国上百个单位的近万名工程建设者，他们通力合作，艰苦奋战，终于在1988年10月16日首次实现了正负电子的对撞，提前建成了这一在世界上具有领先水平的高科技工程。中国的高能加速器从无到有，仅仅用了4年时间就建造成功，这一建设速度在国际加速器建造史上也是罕见的。
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又一次来到高能物理研究所，祝贺这一重大成就。邓小平听取了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教授的汇报，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亲切接见了参加工程建设的代表，并即席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讲话。他说：“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他还满怀期望地对科学家们说：“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搞这个工程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其他一些重大项目，中国也不能不参与，尽管穷。因为你不参与，不加入发展的行列，差距越来越大。现在我们有些方面落后，但不是一切都落后。这个工程本身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有李政道和其他国际朋友的帮助，使我们少走弯路。但是这个工程不完全是照搬过来的，中间也还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技术，有自己的创造。”最后，他对中国高科技领域提出了殷切希望：“总之，不仅这个工程，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从项目决策到人事安排、对外合作、组织实施、工程管理等等都是在邓小平直接关怀下进行的。正如李政道教授所说：“没有小平先生就不会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成为中国拥有高科技的重要象征。它的建造成功是中国高能物理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亲自决策启动“863”计划
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尖端技术被广泛应用，最新科技成果被迅速推广，科技与经济之间，乃至科技与整个社会发展之间的结合越来越密切，引起了国际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1983年美国率先推出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紧随其后，法国及西欧的“尤里卡计划”，苏联、东欧的“科技进步综合纲要”，日本的“振兴科技政策大纲”等高科技发展计划相继出台，引起人们对高新科学技术的进一步重视。邓小平一直在密切观察着世界科技领域的发展动向，思考着中国的对策。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鲜明地指出：“世界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1986年3月3日，一份“关于追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呈送到中南海，这是一封致邓小平、胡耀邦的信。信中建议是由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王大珩、核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王淦昌、航天部空间技术研究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杨嘉墀、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专职委员陈芳允等4位著名的老科学家提出的。他们针对世界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和世界主要国家已制定了高科技发展计划的紧迫现实，向中央提出了全面追踪世界高科技的发展和制定中国发展高科技计划的建议和设想。 两天之后，即3月5日，邓小平就在这个建议上作出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请紫阳同志主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立即组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专家对我国高技术的发展战略进行全面论证，制定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这个计划因是1986年3月提出的，故简称“863”计划。
在研究论证高科技发展项目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高科技发展项目应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应以增强军事实力为主。为此，又报告中央。4月6日，邓小平作出明确指示：“我赞成‘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方针。”
此后，国家科委成立“863”计划编制小组，组织论证，广泛征求专家意见。10月6日，邓小平审阅赵紫阳9月25日关于该计划给邓小平并胡耀邦、李先念、陈云的报告和有关文件，作出批示：“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并立即组织实施（如有缺点或不足，在实施中可以修改和补充）。耀邦、先念、陈云同志审核后，提政治局讨论、批准。”
邓小平对此问题的批复如此迅速和果断，充分反映出了他对于发展中国高科技的紧迫感和坚决态度。10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李政道和意大利学者齐基吉时透露了他的心情和想法，他说：“对于科学我是外行，但我是热心科学的。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比较落后。”“发展高科技，我们还是要花点钱，该花的就要花。”“在高科技方面，我们要开步走，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
在邓小平的支持和推动下，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计划纲要确定从世界高技术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的需要与实际可能出发，选择15个主题项目，分别属于7个领域，包括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一些领域，以此作为突破重点，在几个重要的高技术领域跟踪世界水平。至此，一个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正式公诸于世。这样重大的一个计划，从提出建议到最后决定，只用了8个多月的时间，既认真又迅速，这同邓小平的支持和推动是分不开的。
“863”计划实施后，上万名科学家协同攻关，我国的高技术研究开发取得了重要进展，今天我国在生物、航天、信息、自动化、能源、新材料、海洋等技术领域可以与世界技术前沿直接对话，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自主发展高技术，参与国際竞争的信心。
1988年8月，与“863”计划相衔接的“火炬”计划，即《高技术产业发展计划》开始实施，其目的是促进高新技术研究成果的产业化，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1991年4月，时刻关心着我国高科技发展的邓小平为“863”计划工作会议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为我国高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个题词的经过是这样的。1991年初，有关方面曾向邓小平的女儿邓楠提出，希望邓小平为“863”计划、“火炬”计划题词，以鼓励高技术研究与产业化。但经请示以后，邓小平说自己已经不在第一线工作，不作题词。1991年三四月份，为了宣传国家高新区的发展，有关部门与中央电视台共同制作了5集电视文献片《火炬计划巡礼》，每天晚间在新闻联播中播放一集，大约5分钟，连续播放5天。邓小平看了新闻联播中的这个节目，很感兴趣，就要邓楠对“火炬”计划作了介绍。听后，邓小平说这个计划很好，我愿意为这个计划题词。闻讯此事，大家感到非常振奋，非常高兴，认为邓小平不可能为“863”计划和“火炬”计划分别题词，于是决定把这两个计划的内容合在一起，提了一些建议，送交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看后写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题词。题词时，邓楠还在现场拍了一张十分珍贵的照片，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邓小平正在题词的照片。这个题词是在4月下旬题写的，当时“863”计划5周年纪念会议在皇苑饭店召开，国家高新区第一次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参加这两个会议的代表们，亲眼看到了邓小平的光辉题词，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从“863”计划提出至今，中国的高新技术事业已走过了20多个年头。在邓小平的关怀和具体领导下迅速发展起来的我国高技术产业，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为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竞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也为21世纪我国的高科技发展奠定了基础，积蓄了知识，培养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