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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这两个字，其实蒋介石也说过，宋希濂（国民党名将，1949年被人民解放军俘虏，1959年被赦，后担任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本刊注）亲耳听到的。宋希濂在潜心研究共产党理论时，突然想起蒋介石在南京召集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时间是1948年7月下旬，地点在国民政府国防部大礼堂，与会者有蒋介石、顾祝同、白崇禧、汤恩伯、杜聿明、范汉杰、宋希濂、黄维等共计120人。
主持会议的蒋介石，用黯淡的神色和沮丧的语调说：“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军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也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比过去在江西围剿还要有利。但是抗战胜利后，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失败于接收。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恐怕都成问题。我还是那句话，万一共党控制了中国，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军事上的失败，蒋介石似乎找到了依据，但是作为政治家，他还发现了别的东西。而蒋介石的发现，构成了宋希濂对蒋介石的发现，所以宋希濂在《文史資料选辑》第13辑上发表的《回忆南京最后一次军事会议》里，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蒋介石继续说，对共产党除了军事斗争外，还有政治、经济、文化、宣传各方面的斗争，而最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是个哲学问题。我听了他这段话，好像进入了迷魂阵似的，脑子里总在想，是怎样的哲学问题呢？以我这个仅有初中文化的人，向来把哲学当作一门高不可攀的学问。蒋介石打了败仗，为什么要扯到哲学上面去呢？讲话中他没有讲清楚自己的哲学是什么，共产党人的哲学又是什么。也没有说出在哲学领域内，如何才能应对共产党的方法，这使我更加感到莫名其妙。”
1964年，宋希濂带着困惑，登上南下的列车，随全国政协组织的文史专员参观团，到江南一带访问。随行记者把这个团戏称为“帝王将相参观团”，因为团里有当过皇帝的溥仪，当过亲王的溥杰，还有当过国民党兵团司令的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王耀武，当过国民党军长的郑庭笈、杨伯涛、罗历戎，以及当过国民党天津直辖市长的杜建时和军统系统的沈醉、康泽、董益三。
抵达南京的当日，在邱行湘家里共进午餐之后，参观团直奔位于市郊的中山陵。这天正好是孙中山逝世39周年纪念日，江苏省政协安排他们去谒陵。
宋希濂尾随在队伍后面，在孙中山坐像前面行过礼后，便绕灵一周。他走得很慢，不知怎的，有一个声音老是在他耳边缭绕，他知道，那是他曾主持枪杀的瞿秋白与他在对话。这位共产党人英勇就义已近30年了，可是对话仍在继续，继续到此时此刻宋希濂恍然大悟。
宋希濂对杜聿明说：“我们过去都称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可是直到今天，我才晓得国父为什么要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杜聿明不解其意：“那，你说究竟为什么呢？”
宋希濂提高嗓门道：“是因为孙中山的思想体系与共产党并不矛盾，从而把他的三大政策作为实现民主、民生、民权的前提，你说是不是呀？”
杜聿明点头称是：“有道理，有道理！”
在南京雨花台烈士公园，点头称是的却是宋希濂。那是参观完毕，人们在公园长廊休息的时候，沈醉讲了一位共产党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当年被囚禁在重庆歌乐山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
“抗战胜利不久，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叶挺。”沈醉说，“释放之前，我又特地去白公馆与他见面。当时，我有种非常好奇的心理，想知道共产党的高级将领释放后第一件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因为军统监狱中也囚禁过国民党高级军官和军统要员，他们被释放出去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要么是尽快与家人见面，要么是设宴大会宾客。而叶挺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说：‘我是一个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所以，我出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请求组织恢复我的党籍。’我把叶将军的回答报告给了戴笠，戴笠半晌说不出话来，最后才咬牙切齿地说：‘共产党的可怕，就在这里！’现在看来，我应该把戴笠的话改一个字：‘共产党的可敬，就在这里！’你们说是不是呀？”
宋希濂啧啧连声：“有道理，有道理！”
道理究竟在哪里呢？宋希濂当时没有说。参观团返回北京不久，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邀请宋希濂去给尚未获赦的战犯们作报告，介绍参观团江南之行的所见所闻。在讲到上海时，宋希濂说：“我们现在去上海，多么轻松，从南京出发，两个小时就到了，可是30年前，同样是这个距离，我们去得非常艰难，足足花了几天时间。”
宋希濂告诉大家，那时他担任国民党87师261旅旅长，驻防在南京马标。驻防在上海闸北的19路军受到日军突然袭击后，奋起反抗，英勇杀敌，徐徐拉开了淞沪抗战的序幕。宋希濂于抗战爆发的翌日，便代表全旅官兵去三牌楼军政部见部长何应饮，请求开往上海参战。遭到拒绝以后，宋希濂于当晚率营长以上干部30人，长跪在鼓楼附近何应钦住宅大门，再次请求开往上海参战。见大门紧闭，宋希濂哽咽着说：“国家养兵千日，自当用在一旦，今敌人打进家门，友军浴血抵抗，我们却袖手旁观，难道要中国人当亡国奴吗？”
何应钦迟迟打开宅门，答应从速商议。这样，几天以后，蒋介石终于授意何应钦，將散驻在京沪、沪杭线上的87、88两个师合编为第五军，即赴上海参战，而首先出发的部队，便是宋希濂的261旅。
“今天在座各位，有不少率部参加过淞沪抗战，比如说黄维，还有方靖，我这里回顾自己经历过的往事，只是想阐明一个道理——”宋希濂停顿了一下，他要把心里酝酿已久的结论告诉人们：“不能说国民党军队不能打仗，只能说共产党军队更能打仗，因为他们除了枪支弹药，还有我们无法拥有的思想武器，这就是武装在大脑里的斗争哲学……”
（吴宝河荐自《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主持会议的蒋介石，用黯淡的神色和沮丧的语调说：“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军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也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比过去在江西围剿还要有利。但是抗战胜利后，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失败于接收。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恐怕都成问题。我还是那句话，万一共党控制了中国，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军事上的失败，蒋介石似乎找到了依据，但是作为政治家，他还发现了别的东西。而蒋介石的发现，构成了宋希濂对蒋介石的发现，所以宋希濂在《文史資料选辑》第13辑上发表的《回忆南京最后一次军事会议》里，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蒋介石继续说，对共产党除了军事斗争外，还有政治、经济、文化、宣传各方面的斗争，而最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是个哲学问题。我听了他这段话，好像进入了迷魂阵似的，脑子里总在想，是怎样的哲学问题呢？以我这个仅有初中文化的人，向来把哲学当作一门高不可攀的学问。蒋介石打了败仗，为什么要扯到哲学上面去呢？讲话中他没有讲清楚自己的哲学是什么，共产党人的哲学又是什么。也没有说出在哲学领域内，如何才能应对共产党的方法，这使我更加感到莫名其妙。”
1964年，宋希濂带着困惑，登上南下的列车，随全国政协组织的文史专员参观团，到江南一带访问。随行记者把这个团戏称为“帝王将相参观团”，因为团里有当过皇帝的溥仪，当过亲王的溥杰，还有当过国民党兵团司令的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王耀武，当过国民党军长的郑庭笈、杨伯涛、罗历戎，以及当过国民党天津直辖市长的杜建时和军统系统的沈醉、康泽、董益三。
抵达南京的当日，在邱行湘家里共进午餐之后，参观团直奔位于市郊的中山陵。这天正好是孙中山逝世39周年纪念日，江苏省政协安排他们去谒陵。
宋希濂尾随在队伍后面，在孙中山坐像前面行过礼后，便绕灵一周。他走得很慢，不知怎的，有一个声音老是在他耳边缭绕，他知道，那是他曾主持枪杀的瞿秋白与他在对话。这位共产党人英勇就义已近30年了，可是对话仍在继续，继续到此时此刻宋希濂恍然大悟。
宋希濂对杜聿明说：“我们过去都称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可是直到今天，我才晓得国父为什么要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杜聿明不解其意：“那，你说究竟为什么呢？”
宋希濂提高嗓门道：“是因为孙中山的思想体系与共产党并不矛盾，从而把他的三大政策作为实现民主、民生、民权的前提，你说是不是呀？”
杜聿明点头称是：“有道理，有道理！”
在南京雨花台烈士公园，点头称是的却是宋希濂。那是参观完毕，人们在公园长廊休息的时候，沈醉讲了一位共产党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当年被囚禁在重庆歌乐山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
“抗战胜利不久，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叶挺。”沈醉说，“释放之前，我又特地去白公馆与他见面。当时，我有种非常好奇的心理，想知道共产党的高级将领释放后第一件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因为军统监狱中也囚禁过国民党高级军官和军统要员，他们被释放出去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要么是尽快与家人见面，要么是设宴大会宾客。而叶挺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说：‘我是一个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所以，我出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请求组织恢复我的党籍。’我把叶将军的回答报告给了戴笠，戴笠半晌说不出话来，最后才咬牙切齿地说：‘共产党的可怕，就在这里！’现在看来，我应该把戴笠的话改一个字：‘共产党的可敬，就在这里！’你们说是不是呀？”
宋希濂啧啧连声：“有道理，有道理！”
道理究竟在哪里呢？宋希濂当时没有说。参观团返回北京不久，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邀请宋希濂去给尚未获赦的战犯们作报告，介绍参观团江南之行的所见所闻。在讲到上海时，宋希濂说：“我们现在去上海，多么轻松，从南京出发，两个小时就到了，可是30年前，同样是这个距离，我们去得非常艰难，足足花了几天时间。”
宋希濂告诉大家，那时他担任国民党87师261旅旅长，驻防在南京马标。驻防在上海闸北的19路军受到日军突然袭击后，奋起反抗，英勇杀敌，徐徐拉开了淞沪抗战的序幕。宋希濂于抗战爆发的翌日，便代表全旅官兵去三牌楼军政部见部长何应饮，请求开往上海参战。遭到拒绝以后，宋希濂于当晚率营长以上干部30人，长跪在鼓楼附近何应钦住宅大门，再次请求开往上海参战。见大门紧闭，宋希濂哽咽着说：“国家养兵千日，自当用在一旦，今敌人打进家门，友军浴血抵抗，我们却袖手旁观，难道要中国人当亡国奴吗？”
何应钦迟迟打开宅门，答应从速商议。这样，几天以后，蒋介石终于授意何应钦，將散驻在京沪、沪杭线上的87、88两个师合编为第五军，即赴上海参战，而首先出发的部队，便是宋希濂的261旅。
“今天在座各位，有不少率部参加过淞沪抗战，比如说黄维，还有方靖，我这里回顾自己经历过的往事，只是想阐明一个道理——”宋希濂停顿了一下，他要把心里酝酿已久的结论告诉人们：“不能说国民党军队不能打仗，只能说共产党军队更能打仗，因为他们除了枪支弹药，还有我们无法拥有的思想武器，这就是武装在大脑里的斗争哲学……”
（吴宝河荐自《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中国青年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