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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掩映下的青石板路,幽静中带着几分厚重与古朴。这里是月湖盛园—宁波人会友、休闲的好去处。2017年12月下旬,《南风窗》记者和亚妮的约访就在这里的一间茶馆进行。
进入茶馆,亚妮“咯噔咯噔”上楼,转了一圈,又“咯噔咯噔”下楼。最后,又回到入口附近的位置坐了下来。
但,不安分的她又一次动起来:伸长脖子,左右张望,不甘心地站了起来。茶馆各角落里, 再次响起一阵“咯噔咯噔”声。
正纳闷时,她回来了,笑着招手,“过来,后边有个好位置”。
这是个包房,透过落地玻璃,可看到青翠欲滴的竹林和潺潺小溪。更重要的是,有明晃晃的阳光照进来,暖洋洋的。
服务员报了个不菲的最低消费,亚妮手一挥,“没关系,我请!我需要阳光”。
每个人的一生都离不开阳光,但没有谁像亚妮这样,为追寻阳光,可以不断折腾自己,甚至为此付出高昂的成本。
上世纪80年初,那部全国公映的影片《丹凤朝阳》,或许早已透出她的本真追求。亚妮是那部影片女主角卢文凤的饰演者,影片中,黑暗里,她多次哀嚎:“光明在哪里?”
突然消失
上世纪80年代,亚妮就红了,一直红到2006年。随后,戛然而止。
过去十年,恰是很多电视台通过各种娱乐节目不断造星和成就明星主持人的十年,但亚妮没再露面。
十年前介绍亚妮,只需“亚妮”二字。现在,向年轻人介绍她,得从她的过去以及她所接触的名人中,寻找标签。
1979年到1984年,亚妮主要做演员。她是中国著名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苏里的关门弟子,曾在苏里的收山之作—《点燃朝霞的人》中,饰演满妮。影片讲述改革开放初期,一群敢闯敢干年轻人致富的故事,满妮是致富带头人金彪的女朋友。
影片中原本没有年轻人的恋情,但苏里看到亚妮在《丹凤朝阳》中饰演的卢文凤和周连教授的爱情故事后,感觉不错,特意叫编剧王东满临时加入恋爱情节,为金彪量身定制了一个女朋友。
后来,亚妮还和斯琴高娃等在其他一些影片中饰演母女。不过,亚妮很快消失。
因为1986年,她以浙江省考区最高分考入北广(现中国传媒大学)学习导演专业。
新生入学班会课上,老师要求每个同学以节目的形式来介绍自己,有唱歌的、跳舞的,但亚妮都不会。讲台上,她挪了挪桌子,噼里啪啦,突然几个前滚翻、后滚翻,同学懵了。亚妮傻笑,“我只会这个”。
在她父亲被划为右派而关牛棚的那些日子,亚妮有幸被父亲曾经的下属选到宁波地区京剧训练班训练8年,什么“前、后滚翻”、“上刀山、下火海”等表演,都不在话下。
在京剧训练班的日子里,快上课时,住在二楼的亚妮才和同学从二楼一跃而下,跳到一楼的草坪上,再翻几个筋斗,然后进教室学习。此后,他父亲一直“猴子、猴子”叫她。
从北广毕业那年,亚妮有两个选择:一是在中央电视台做仓库管理员,二是回到浙江电视台,但有更大的作为空间。亚妮选择了后者。
回到浙江电视台不久,当时日本组织一档《鲁迅与藤野》的节目,要求浙江也出一个主持人。但日本对浙江提供的几个主持人都不满意,最后,台里让当时还不是主持人的亚妮试试。
这一试,日本方面挺满意,节目收视率也很高。从日本回到浙江,浙江省广电厅厅长对台里领导说:“亚妮应该做主持人。”
就厅长一句话,亚妮被台里安排做了《艺苑百花》栏目的主持人,随后还主持《群星广场》等栏目,最后以她的名字开了专栏,叫《亚妮专访》。《亚妮专访》一做就十多年,2006年,这个很火的节目突然停播,亚妮不再活跃于浙江卫视。当时,很多人猜测:出什么问题了?亚妮安在?
十年后,随着亚妮新书《沒眼人》出版,人们知道亚妮究竟去了哪儿。准确地说,2002年,在山西左权县的一次采访中,当亚妮偶然接触到一群盲人时,就注定她和那些盲人有没完没了的故事。
当初拍摄《点燃朝霞的人》时,亚妮在左权县麻田乡吃住体验了一年的生活。18年后,一次偶然的采访让历史和现实再次耦合在一块。那一刻,亚妮内心仿佛有股强烈的力量,不断拉扯着她,将她和那些盲人的命运,牢牢缠在一块。
盲人,当地人习惯称之为没眼人。采访是以记录的形式进行,当时主要为台里服务。但记录着、记录着,就变成亚妮个人的事了。
亚妮决定自己掏钱,用更长时间记录这11个没眼人。她跟随没眼人走山讨生活,和没眼人同吃同住,并决定投资拍摄这群在市场上普遍被认为是“生冷和小众”的群体。
亚妮告诉《南风窗》记者,她需要阳光,从这些没眼人身上,她看到了久违的“阳光”—就是城市人在“现代化”和“文明”进程中, 丢失了一路的“宝贝”,比如乐观和知足的心态,以及中国古村落的原生态环境,特别是人与人之间那种血浓于水的传统亲情。
长时间接触没眼人以后,这个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一向很有个性的姑娘被震撼和感染了。
寻找阳光
在浙江卫视,亚妮的个性众所周知:一来她从不开会,因为她认为,做好本分,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二来在台里,她的信件,谁都可以拆,因为“我坦坦荡荡,没有什么苟且的事”。
但还是有读者误会。有次,她回到台里,有同事撕开读者给她的来信念道:“亲爱的更生姐夫、亚妮姐姐……”台里,随即一阵哄堂大笑。
彼时,亚妮和更生,王林和舒影,是浙江卫视最火的两对主持人。亚妮和更生经常一起主持节目,就被误会了。 “姐夫事件”发生后,在台里,他们也以夫妻相称,更生在台里的大院就“老婆,老婆”地喊亚妮,亚妮也会“老公、老公”地喊更生。
但2002年以后,这样的称呼在浙江卫视的大院里,越来越少。2006年时,这样的声音消失了。
彼时(2002年),亚妮在主持“中国首届原生态南北民歌擂台赛”时,音乐家田青给他介绍了一个来自山西左权县的羊倌—石占明参赛。
田青是在太行山一次采风活动中,意外发现石占明的。石占明雄浑和淳厚的歌声感染了田青,而且当时这个羊倌,唱的还是几近失传的辽州小调。
田青当时还是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发现石占明后,他就把石占明介绍来参赛。这个羊倌登台后,猛地甩起平时赶羊的羊鞭,运气一吼,原生态的歌声就震住了全场嘉宾。
很快,石占明拿了这次比赛的冠军—歌王奖。石占明不敢相信,他爹也不信,因为他爹认为,如果他儿子这水准都能拿歌王奖,“俺们村里,一抓一大把”。亚妮不信石爹的话,硬是让他带去见识见识。
一天,左权县一个村落的古戏台上,11个中老男人坐在一个打成四方的铺盖上,拉着、吹着、打着各种乐器,他们仰天而歌……那歌声,柔情绵长又肆无忌惮,清清爽爽又天高地阔,不掺任何杂质,亚妮听得泪流满面。
石占明告诉亚妮,那11个人是没眼人、老八路、光棍……这进一步激发亚妮对他们的兴趣。
作为音乐家,田青见过各种各样的音乐,但也被没眼人所展示的音乐魅力感动哭了。2003年,田青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阿炳还活着》的音乐散文,高度赞扬没眼人的音乐水准。
而在田青和亚妮发现没眼人以前,过去的70多年里,他们就已在太行山脚下的村落里,经年累月地走山卖唱。他们后手搭前肩,排成一纵队,一路走,一路唱。人们也延续着解放前的惯例,在太行山,无论他们走到哪个村落,都有人给他们提供吃住。此外,一些家庭遇到喜事或丧事的,也请他们献唱,并给一定费用。
收入分配也延续着解放前八路军定下的规矩:收入的三成留到退休时分,七成是每月月底按工分分配。比如,唱一百句记一分,吹拉弹唱记一分,入队队龄达10年记一分。其他的,如学习好,肯帮人,也记分。最初一工分就是一分钱,后来涨到3毛、5毛、1块……
抗日时期的左权县,面对日本侵略者在太行山设置的重重封锁,只有这些会歌唱的没眼人获准通行。
这样,一些抗日游击队员趁机混入没眼人队伍,他们通过走山卖唱等形式,宣传抗日并获得敌方情报。
抗战胜利后,没眼人的谍战功能消失了,但走山卖唱一直延续下来。“我没法阻止他们以及附在他们身上的文化消失,但我希望给后人留下一些车辙。”亚妮说,这些没眼人正一个个老去,消失,如不及时介入、记录,那么,辽州小调将伴随着他们一起长眠于地下。因此,她需要一场持久的记录,“否则就是犯罪”。
亚妮说,她尽管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家境优渥,但骨子里还是农村的。为此,她卖掉两套房子,抵押一套房子,并大量举债,只为请来专业团队记录和跟拍没眼人。
亚妮在电视台一干就是15年,而从电视业务中抽身,专职拍摄没眼人,也有十年了。她错过了主持人职业生涯上的黄金十年。
不过,亚妮说:“沒眼人身上有这么多阳光灿烂的东西,付出再大都值得。”
最大的委屈
2006年,辽州小调(左权民歌)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但亚妮知道,民间文艺被“城市化”和“文明”进程淹没只是时间问题,所以,自2002年进行纪录片拍摄后, 她仍感觉“新闻记录远远不够”,需要一场更为宏大的记录—包括但不限于电影记录,这样才能配得上这么美好而阳光的东西。
2006年,亚妮从香港、德国等地请来的专业拍摄和音乐录制团队,陆续到位。亚妮只好把工作重点转到拍摄没眼人一事上。没有来得及告别,《亚妮专访》就戛然而止了。
《没眼人》的电影,是2006年立项的。但困难远超她想象。当初,她决定拍电影时,就有朋友告诉她,那是个无底洞,但她坚持做了,为此,她“头破血流”。
钱对亚妮来说,曾从来不是问题,但拍摄《没眼人》后,钱成了最大问题。亚妮出身革命家庭,父亲何守先获平反后,官至宁波日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母亲是宁波市第一位女工人党员,官至局级干部。亚妮从小衣食无忧,在浙江卫视做主持人期间,2001年她就被破格提拔为正高级职称,获国务院津贴。
在电视台做节目需要采访时,无论飞到哪个国家,也无论花多少钱,“只要和台里说一声就可以了”。亚妮说,以前她没有受过钱的苦,这回轮到自己掏钱拍电影时,才发现自己太缺钱了。
电影正式开拍不久,亚妮就把过往的积蓄全部花光了。所幸,过去在电视台挣钱时,于海南三亚,她买了两套房。这回,派上用场了。
2006年,她把海南三亚的两套房给卖了,其中一套的市场价是500万元,但她急需用钱,对方一次性给全款300万元,她也卖了。当然,她没亏,因为当初买进的时候,才花60多万元。
两套房的钱花完后,亚妮把自己在杭州的房子也抵押了。但钱呼啦啦就花完了。回到家,她一声不吭。父亲看出她有心事,等她和盘托出,并流露打退堂鼓之意后,父亲说了句“有始有终”,就把自己存的20万元稿费给了她。
20万元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亚妮唯一能做的就是发挥她过去认识的很多商界“朋友”。她拼命向他们借钱,但这回,商界上的很多朋友开始“不认识”她。其中一个老板给她打了10万元,第二天就和别人说:“亚妮想钱想疯了,编了很多东西说在拍一个有意义和价值的电影,我知道她骗我,可我没揭穿她,给了10万元打发。”这话传到亚妮那儿,第二天,她把钱退回那个人。 当然,也曾遇到好的老板,比如横店老板徐文荣。徐要在横店建一个“圆明园”,这是一个结合当地山水、通过高科技来演绎圆明园历史的多媒体旅游项目。
徐文荣找到亚妮,让她帮忙。亚妮当时在为拍摄《没眼人》的资金发愁,她说:“老哥,我在找米下锅,实在抽不出时间。”徐文荣问她还缺多少钱,亚妮说150万元。徐文荣沉吟一会,没说话。
第二天,徐给亚妮打了个电话,让她到他办公室一趟。到了办公室,徐指着地上的一个纸箱,纸箱上有几个字:山东烟台苹果。亚妮一打开,全部是一捆捆的钱,160万元!
亚妮说要给他写借条,徐文荣说不用,你拿去做你的《没眼人》,一年后回来帮我做圆明园项目。这时,亚妮一边给她的团队打电话,“马上开工”,一边抱着一箱钱去工行存。第二天,她就飞往山西拍摄现场了。
但拍电影的开支远比她想象的大,而且很多意外的开支不在她意料之中。为凑钱,亚妮到处走穴,比如酒店开业、企业活动剪彩,再比如人家结婚的活动主持,能挣钱的,她都去。“你不知道,别人都在吃、在喝,你一个人在上面假装很兴奋地主持节目,那是什么滋味?”亚妮说,“何况那些人我都不认识。”
“争夺”亚妮
因资金不足,也因拍摄场景需要,《没眼人》的电影拍摄了7年,但仍然没有拍摄完成,一些没眼人陆续过世。加上2013年8月父亲去世,亚妮也消沉到了极点。2014年的一天,不经意间打开了一个衣柜的亚妮,突然好想放弃—
2014年5月的一天,亚妮在家里挪柜子时,柜门打开了:里面全是那些明晃晃、金灿灿的各式各样礼服—那可是当初设计师专为她设计和裁制的礼服。那一刻,一下子把亚妮勾回到曾风光无限的过去!她有些动摇了,怀疑自己到底值不值得?
但很快,她把柜门拉上,再次飞回山西,来到深山里和没眼人一起生活。那晚,她吹灭了灯,和那群没眼人睡在一起。她睡在炕上的最里头,但总也睡不着,因为总想起白天在衣柜看到的那些礼服。她偷偷起身,披了一件衣服,来到洒满月光的院子里,失意填满内心。
但转身回屋的那一刻,不知什么时候起,没眼人早已为她再次点亮了那盏灯—没眼人可是从来不点灯的,她的内心狠狠地颤抖了。
“那些礼服,我甚至记得哪一件礼服在什么场合下、主持什么活动时穿的,”亚妮说,“打开柜子的那一刻,内心不断提醒自己,我曾多么风光无限,曾多么阳光灿烂地位于舞台中心,但现在我却躲在阴暗角落里,任凭绵绵细雨不断蚕食和吞噬我—这还是我自己选择的。”
那段时间,亚妮不敢回到浙江卫视,她害怕自己反悔。電视台里,很多过去的小角都成了当红主持人。他们请客吃饭时,挥金如土却还觉得是小儿科。他们活得光鲜亮丽,而亚妮灰头土脸,皮肤粗糙,她甚至不知道很多流行的名牌—她完全可以不这样的。
没眼人的单纯是被逼的,亚妮的单纯却是放下和割舍。“奋斗很容易,但放弃和割舍真的很难。”亚妮说,人很容易被侵染,名利场的诱惑很强大,但没眼人的单纯和原生态也很有力量。
这样,没眼人和名利场一直都对亚妮进行“争夺”和拉扯。这种争夺和拉扯在亚妮内心里长期进行,也让她在拉扯中学会妥协并逐渐保持平和心态。没眼人把亚妮当成自己人,亚妮的脑子里也充斥着没眼人的点滴,甚至血液里,都流淌着没眼人的真性情。她就像没眼人的亲戚一样,也出席他们的婚礼、丧礼,以及其他一些重要场合。
《没眼人》书籍出版后,亚妮拿到12万元版税。她跑到山西左权,给每个人发1万元,死去的,就给他们的亲人;剩下的,请大家吃几顿,挥霍了。
现在,《没眼人》拍摄最难的时刻已经过去,电影接近了尾声。亚妮说,围绕着没眼人的生、死和爱,前后共拍三部电影,将在2018至2020年间上映。
到时,没人知道,走出名利场的亚妮,会否再次被卷入名利场?但没眼人已因她的关注和影响力,从过去后手搭前肩的“走山卖唱”, 变成了“包车下乡演出”。政府也给没眼人安排了廉租房,他们全都住到了县城里。退休后,没眼人每月还有1000多元的生活费。
生活上的改善,让没眼人开始有了老婆,有了亲戚的走动和来往,当然,也有了很多现代性的烦恼。
亚妮一步步把没眼人带入“文明”,没眼人一步步把亚妮带回原始和古朴。扔掉“文明社会”给予的诸多名利的亚妮,一步步走向单纯,没眼人却一步步变得复杂,面临和处理着城市“文明人”的各种烦恼。
田青说,一个亚妮和一部电影“害”了没眼人,让他们原生态的艺术过早泯灭,否则,没眼人的艺术还可以较长时间走下去。亚妮说她乐意,因为“和改善没眼人的处境比,艺术算得了什么?”
“我们不能自身在五星级酒店里吃喝,却要求没眼人继续给我们跳草裙舞看,何况他们老了,也付出很多了,他们应该有体面生活的权利。”亚妮说。
进入茶馆,亚妮“咯噔咯噔”上楼,转了一圈,又“咯噔咯噔”下楼。最后,又回到入口附近的位置坐了下来。
但,不安分的她又一次动起来:伸长脖子,左右张望,不甘心地站了起来。茶馆各角落里, 再次响起一阵“咯噔咯噔”声。
正纳闷时,她回来了,笑着招手,“过来,后边有个好位置”。
这是个包房,透过落地玻璃,可看到青翠欲滴的竹林和潺潺小溪。更重要的是,有明晃晃的阳光照进来,暖洋洋的。
服务员报了个不菲的最低消费,亚妮手一挥,“没关系,我请!我需要阳光”。
每个人的一生都离不开阳光,但没有谁像亚妮这样,为追寻阳光,可以不断折腾自己,甚至为此付出高昂的成本。
上世纪80年初,那部全国公映的影片《丹凤朝阳》,或许早已透出她的本真追求。亚妮是那部影片女主角卢文凤的饰演者,影片中,黑暗里,她多次哀嚎:“光明在哪里?”
突然消失
上世纪80年代,亚妮就红了,一直红到2006年。随后,戛然而止。
过去十年,恰是很多电视台通过各种娱乐节目不断造星和成就明星主持人的十年,但亚妮没再露面。
十年前介绍亚妮,只需“亚妮”二字。现在,向年轻人介绍她,得从她的过去以及她所接触的名人中,寻找标签。
1979年到1984年,亚妮主要做演员。她是中国著名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苏里的关门弟子,曾在苏里的收山之作—《点燃朝霞的人》中,饰演满妮。影片讲述改革开放初期,一群敢闯敢干年轻人致富的故事,满妮是致富带头人金彪的女朋友。
影片中原本没有年轻人的恋情,但苏里看到亚妮在《丹凤朝阳》中饰演的卢文凤和周连教授的爱情故事后,感觉不错,特意叫编剧王东满临时加入恋爱情节,为金彪量身定制了一个女朋友。
后来,亚妮还和斯琴高娃等在其他一些影片中饰演母女。不过,亚妮很快消失。
因为1986年,她以浙江省考区最高分考入北广(现中国传媒大学)学习导演专业。
新生入学班会课上,老师要求每个同学以节目的形式来介绍自己,有唱歌的、跳舞的,但亚妮都不会。讲台上,她挪了挪桌子,噼里啪啦,突然几个前滚翻、后滚翻,同学懵了。亚妮傻笑,“我只会这个”。
在她父亲被划为右派而关牛棚的那些日子,亚妮有幸被父亲曾经的下属选到宁波地区京剧训练班训练8年,什么“前、后滚翻”、“上刀山、下火海”等表演,都不在话下。
在京剧训练班的日子里,快上课时,住在二楼的亚妮才和同学从二楼一跃而下,跳到一楼的草坪上,再翻几个筋斗,然后进教室学习。此后,他父亲一直“猴子、猴子”叫她。
从北广毕业那年,亚妮有两个选择:一是在中央电视台做仓库管理员,二是回到浙江电视台,但有更大的作为空间。亚妮选择了后者。
回到浙江电视台不久,当时日本组织一档《鲁迅与藤野》的节目,要求浙江也出一个主持人。但日本对浙江提供的几个主持人都不满意,最后,台里让当时还不是主持人的亚妮试试。
这一试,日本方面挺满意,节目收视率也很高。从日本回到浙江,浙江省广电厅厅长对台里领导说:“亚妮应该做主持人。”
就厅长一句话,亚妮被台里安排做了《艺苑百花》栏目的主持人,随后还主持《群星广场》等栏目,最后以她的名字开了专栏,叫《亚妮专访》。《亚妮专访》一做就十多年,2006年,这个很火的节目突然停播,亚妮不再活跃于浙江卫视。当时,很多人猜测:出什么问题了?亚妮安在?
十年后,随着亚妮新书《沒眼人》出版,人们知道亚妮究竟去了哪儿。准确地说,2002年,在山西左权县的一次采访中,当亚妮偶然接触到一群盲人时,就注定她和那些盲人有没完没了的故事。
当初拍摄《点燃朝霞的人》时,亚妮在左权县麻田乡吃住体验了一年的生活。18年后,一次偶然的采访让历史和现实再次耦合在一块。那一刻,亚妮内心仿佛有股强烈的力量,不断拉扯着她,将她和那些盲人的命运,牢牢缠在一块。
盲人,当地人习惯称之为没眼人。采访是以记录的形式进行,当时主要为台里服务。但记录着、记录着,就变成亚妮个人的事了。
亚妮决定自己掏钱,用更长时间记录这11个没眼人。她跟随没眼人走山讨生活,和没眼人同吃同住,并决定投资拍摄这群在市场上普遍被认为是“生冷和小众”的群体。
亚妮告诉《南风窗》记者,她需要阳光,从这些没眼人身上,她看到了久违的“阳光”—就是城市人在“现代化”和“文明”进程中, 丢失了一路的“宝贝”,比如乐观和知足的心态,以及中国古村落的原生态环境,特别是人与人之间那种血浓于水的传统亲情。
长时间接触没眼人以后,这个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一向很有个性的姑娘被震撼和感染了。
寻找阳光
在浙江卫视,亚妮的个性众所周知:一来她从不开会,因为她认为,做好本分,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二来在台里,她的信件,谁都可以拆,因为“我坦坦荡荡,没有什么苟且的事”。
但还是有读者误会。有次,她回到台里,有同事撕开读者给她的来信念道:“亲爱的更生姐夫、亚妮姐姐……”台里,随即一阵哄堂大笑。
彼时,亚妮和更生,王林和舒影,是浙江卫视最火的两对主持人。亚妮和更生经常一起主持节目,就被误会了。 “姐夫事件”发生后,在台里,他们也以夫妻相称,更生在台里的大院就“老婆,老婆”地喊亚妮,亚妮也会“老公、老公”地喊更生。
但2002年以后,这样的称呼在浙江卫视的大院里,越来越少。2006年时,这样的声音消失了。
彼时(2002年),亚妮在主持“中国首届原生态南北民歌擂台赛”时,音乐家田青给他介绍了一个来自山西左权县的羊倌—石占明参赛。
田青是在太行山一次采风活动中,意外发现石占明的。石占明雄浑和淳厚的歌声感染了田青,而且当时这个羊倌,唱的还是几近失传的辽州小调。
田青当时还是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发现石占明后,他就把石占明介绍来参赛。这个羊倌登台后,猛地甩起平时赶羊的羊鞭,运气一吼,原生态的歌声就震住了全场嘉宾。
很快,石占明拿了这次比赛的冠军—歌王奖。石占明不敢相信,他爹也不信,因为他爹认为,如果他儿子这水准都能拿歌王奖,“俺们村里,一抓一大把”。亚妮不信石爹的话,硬是让他带去见识见识。
一天,左权县一个村落的古戏台上,11个中老男人坐在一个打成四方的铺盖上,拉着、吹着、打着各种乐器,他们仰天而歌……那歌声,柔情绵长又肆无忌惮,清清爽爽又天高地阔,不掺任何杂质,亚妮听得泪流满面。
石占明告诉亚妮,那11个人是没眼人、老八路、光棍……这进一步激发亚妮对他们的兴趣。
作为音乐家,田青见过各种各样的音乐,但也被没眼人所展示的音乐魅力感动哭了。2003年,田青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阿炳还活着》的音乐散文,高度赞扬没眼人的音乐水准。
而在田青和亚妮发现没眼人以前,过去的70多年里,他们就已在太行山脚下的村落里,经年累月地走山卖唱。他们后手搭前肩,排成一纵队,一路走,一路唱。人们也延续着解放前的惯例,在太行山,无论他们走到哪个村落,都有人给他们提供吃住。此外,一些家庭遇到喜事或丧事的,也请他们献唱,并给一定费用。
收入分配也延续着解放前八路军定下的规矩:收入的三成留到退休时分,七成是每月月底按工分分配。比如,唱一百句记一分,吹拉弹唱记一分,入队队龄达10年记一分。其他的,如学习好,肯帮人,也记分。最初一工分就是一分钱,后来涨到3毛、5毛、1块……
抗日时期的左权县,面对日本侵略者在太行山设置的重重封锁,只有这些会歌唱的没眼人获准通行。
这样,一些抗日游击队员趁机混入没眼人队伍,他们通过走山卖唱等形式,宣传抗日并获得敌方情报。
抗战胜利后,没眼人的谍战功能消失了,但走山卖唱一直延续下来。“我没法阻止他们以及附在他们身上的文化消失,但我希望给后人留下一些车辙。”亚妮说,这些没眼人正一个个老去,消失,如不及时介入、记录,那么,辽州小调将伴随着他们一起长眠于地下。因此,她需要一场持久的记录,“否则就是犯罪”。
亚妮说,她尽管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家境优渥,但骨子里还是农村的。为此,她卖掉两套房子,抵押一套房子,并大量举债,只为请来专业团队记录和跟拍没眼人。
亚妮在电视台一干就是15年,而从电视业务中抽身,专职拍摄没眼人,也有十年了。她错过了主持人职业生涯上的黄金十年。
不过,亚妮说:“沒眼人身上有这么多阳光灿烂的东西,付出再大都值得。”
最大的委屈
2006年,辽州小调(左权民歌)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但亚妮知道,民间文艺被“城市化”和“文明”进程淹没只是时间问题,所以,自2002年进行纪录片拍摄后, 她仍感觉“新闻记录远远不够”,需要一场更为宏大的记录—包括但不限于电影记录,这样才能配得上这么美好而阳光的东西。
2006年,亚妮从香港、德国等地请来的专业拍摄和音乐录制团队,陆续到位。亚妮只好把工作重点转到拍摄没眼人一事上。没有来得及告别,《亚妮专访》就戛然而止了。
《没眼人》的电影,是2006年立项的。但困难远超她想象。当初,她决定拍电影时,就有朋友告诉她,那是个无底洞,但她坚持做了,为此,她“头破血流”。
钱对亚妮来说,曾从来不是问题,但拍摄《没眼人》后,钱成了最大问题。亚妮出身革命家庭,父亲何守先获平反后,官至宁波日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母亲是宁波市第一位女工人党员,官至局级干部。亚妮从小衣食无忧,在浙江卫视做主持人期间,2001年她就被破格提拔为正高级职称,获国务院津贴。
在电视台做节目需要采访时,无论飞到哪个国家,也无论花多少钱,“只要和台里说一声就可以了”。亚妮说,以前她没有受过钱的苦,这回轮到自己掏钱拍电影时,才发现自己太缺钱了。
电影正式开拍不久,亚妮就把过往的积蓄全部花光了。所幸,过去在电视台挣钱时,于海南三亚,她买了两套房。这回,派上用场了。
2006年,她把海南三亚的两套房给卖了,其中一套的市场价是500万元,但她急需用钱,对方一次性给全款300万元,她也卖了。当然,她没亏,因为当初买进的时候,才花60多万元。
两套房的钱花完后,亚妮把自己在杭州的房子也抵押了。但钱呼啦啦就花完了。回到家,她一声不吭。父亲看出她有心事,等她和盘托出,并流露打退堂鼓之意后,父亲说了句“有始有终”,就把自己存的20万元稿费给了她。
20万元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亚妮唯一能做的就是发挥她过去认识的很多商界“朋友”。她拼命向他们借钱,但这回,商界上的很多朋友开始“不认识”她。其中一个老板给她打了10万元,第二天就和别人说:“亚妮想钱想疯了,编了很多东西说在拍一个有意义和价值的电影,我知道她骗我,可我没揭穿她,给了10万元打发。”这话传到亚妮那儿,第二天,她把钱退回那个人。 当然,也曾遇到好的老板,比如横店老板徐文荣。徐要在横店建一个“圆明园”,这是一个结合当地山水、通过高科技来演绎圆明园历史的多媒体旅游项目。
徐文荣找到亚妮,让她帮忙。亚妮当时在为拍摄《没眼人》的资金发愁,她说:“老哥,我在找米下锅,实在抽不出时间。”徐文荣问她还缺多少钱,亚妮说150万元。徐文荣沉吟一会,没说话。
第二天,徐给亚妮打了个电话,让她到他办公室一趟。到了办公室,徐指着地上的一个纸箱,纸箱上有几个字:山东烟台苹果。亚妮一打开,全部是一捆捆的钱,160万元!
亚妮说要给他写借条,徐文荣说不用,你拿去做你的《没眼人》,一年后回来帮我做圆明园项目。这时,亚妮一边给她的团队打电话,“马上开工”,一边抱着一箱钱去工行存。第二天,她就飞往山西拍摄现场了。
但拍电影的开支远比她想象的大,而且很多意外的开支不在她意料之中。为凑钱,亚妮到处走穴,比如酒店开业、企业活动剪彩,再比如人家结婚的活动主持,能挣钱的,她都去。“你不知道,别人都在吃、在喝,你一个人在上面假装很兴奋地主持节目,那是什么滋味?”亚妮说,“何况那些人我都不认识。”
“争夺”亚妮
因资金不足,也因拍摄场景需要,《没眼人》的电影拍摄了7年,但仍然没有拍摄完成,一些没眼人陆续过世。加上2013年8月父亲去世,亚妮也消沉到了极点。2014年的一天,不经意间打开了一个衣柜的亚妮,突然好想放弃—
2014年5月的一天,亚妮在家里挪柜子时,柜门打开了:里面全是那些明晃晃、金灿灿的各式各样礼服—那可是当初设计师专为她设计和裁制的礼服。那一刻,一下子把亚妮勾回到曾风光无限的过去!她有些动摇了,怀疑自己到底值不值得?
但很快,她把柜门拉上,再次飞回山西,来到深山里和没眼人一起生活。那晚,她吹灭了灯,和那群没眼人睡在一起。她睡在炕上的最里头,但总也睡不着,因为总想起白天在衣柜看到的那些礼服。她偷偷起身,披了一件衣服,来到洒满月光的院子里,失意填满内心。
但转身回屋的那一刻,不知什么时候起,没眼人早已为她再次点亮了那盏灯—没眼人可是从来不点灯的,她的内心狠狠地颤抖了。
“那些礼服,我甚至记得哪一件礼服在什么场合下、主持什么活动时穿的,”亚妮说,“打开柜子的那一刻,内心不断提醒自己,我曾多么风光无限,曾多么阳光灿烂地位于舞台中心,但现在我却躲在阴暗角落里,任凭绵绵细雨不断蚕食和吞噬我—这还是我自己选择的。”
那段时间,亚妮不敢回到浙江卫视,她害怕自己反悔。電视台里,很多过去的小角都成了当红主持人。他们请客吃饭时,挥金如土却还觉得是小儿科。他们活得光鲜亮丽,而亚妮灰头土脸,皮肤粗糙,她甚至不知道很多流行的名牌—她完全可以不这样的。
没眼人的单纯是被逼的,亚妮的单纯却是放下和割舍。“奋斗很容易,但放弃和割舍真的很难。”亚妮说,人很容易被侵染,名利场的诱惑很强大,但没眼人的单纯和原生态也很有力量。
这样,没眼人和名利场一直都对亚妮进行“争夺”和拉扯。这种争夺和拉扯在亚妮内心里长期进行,也让她在拉扯中学会妥协并逐渐保持平和心态。没眼人把亚妮当成自己人,亚妮的脑子里也充斥着没眼人的点滴,甚至血液里,都流淌着没眼人的真性情。她就像没眼人的亲戚一样,也出席他们的婚礼、丧礼,以及其他一些重要场合。
《没眼人》书籍出版后,亚妮拿到12万元版税。她跑到山西左权,给每个人发1万元,死去的,就给他们的亲人;剩下的,请大家吃几顿,挥霍了。
现在,《没眼人》拍摄最难的时刻已经过去,电影接近了尾声。亚妮说,围绕着没眼人的生、死和爱,前后共拍三部电影,将在2018至2020年间上映。
到时,没人知道,走出名利场的亚妮,会否再次被卷入名利场?但没眼人已因她的关注和影响力,从过去后手搭前肩的“走山卖唱”, 变成了“包车下乡演出”。政府也给没眼人安排了廉租房,他们全都住到了县城里。退休后,没眼人每月还有1000多元的生活费。
生活上的改善,让没眼人开始有了老婆,有了亲戚的走动和来往,当然,也有了很多现代性的烦恼。
亚妮一步步把没眼人带入“文明”,没眼人一步步把亚妮带回原始和古朴。扔掉“文明社会”给予的诸多名利的亚妮,一步步走向单纯,没眼人却一步步变得复杂,面临和处理着城市“文明人”的各种烦恼。
田青说,一个亚妮和一部电影“害”了没眼人,让他们原生态的艺术过早泯灭,否则,没眼人的艺术还可以较长时间走下去。亚妮说她乐意,因为“和改善没眼人的处境比,艺术算得了什么?”
“我们不能自身在五星级酒店里吃喝,却要求没眼人继续给我们跳草裙舞看,何况他们老了,也付出很多了,他们应该有体面生活的权利。”亚妮说。